最近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在《关于公正的首要问题》一文中,谈到中国公正问题时,说到了赢者通吃是破坏我国交易公平与市场公正的首要问题。其实,赢者通吃,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与价值取向中最可怕的弊病之一。而且这个赢者,常常是特权的掌握者或者是战争的胜利者。比如,两党战争,一方占优势的时候,就务必“宜将剩勇追穷寇,切莫沾名学霸王”,霸王仁慈,因此丢了江山与美人。这是中国人最为心痛的一幕。
因为,这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头,凡只有残忍到顶,才会有活路。此后,中国人一直生活在残酷无情之中而难以自拔。如果抛开这样的民族文化背景来谈市场交易公正的问题,就难以说清楚后面深藏着的深刻原因。
赢,这是中国文化价值与制度设计时所要考虑的第一生存法则,至于手段、方法与方式是远远不重要的。中国有数以千年的“成王败寇”的历史。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不共戴天,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此外,还有像,一国不容二主,一山不容二虎。都是表明中间没有合作与妥协的余地的,这种除恶务尽,赶尽杀绝,不留余地的思想,真是害苦了中国人。
中国即使出现了类似于美国的两个党派,也是合作不了,或者说合作不久的。像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战败的一方的将军居然也是国家的精英,而且还可以继续当大学校长,甚至国会议员,这真是中国人所不能够理解与容忍的。
象后来的“文革”,两个“主席”争霸,其结局也只能够是赢者通吃。即使后来败者一方提出退出竞争,带领一家老小,回老家种几亩薄地,了却余生都没有退路了,那时候,“赢家”必须让“输者”死无葬地之地。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的。中国这种唯一真龙天子的价值观,非常可怕。表现在帝王那里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说透了,就是赢者通吃。
再比如,中国的官本位思想价值观,也是这样。本来,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是多元共存的。每一行业,都有每行业的专家与行业权威,都有每一行业的行规与职业道德要求,每一行业中都有按照自己的规则产生出来的精英与领袖人物,各个领域是不可以互相代替的,这才符合人类分工合作,互补互惠的社会幸福最大化原则的。
但是,在中国,利出一孔,赢者通吃,一切都在官本位的掌控之中。一人升天,仙及鸡犬。这使得中国人的生活枯燥乏味,价值追求单一。选择完全一元化了。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读书高,也不过只是后面通过科举成功之后的做官高。
所谓“贫与不富斗,富不与官斗”法则,就是如此。这种情况在美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前几天,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的狂妄的所言所行,恰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一个活生生的表现。其实,林嘉祥的所言所行在中国是大有市场的,不仅仅是官场如此认识,即使是普通百姓那里,这种认识也是深入骨髓的。大家之所以会对这种说法感觉气愤,不是因为他所持的价值观出了问题,而是,自己作为一弱者所受到的威胁。如果一个普通的中国百姓处于林嘉祥那样显赫的位置上,其实绝大多数也是要那样发狂的。
中国人一旦当官,就自认为可以突破社会规则,是能够有资格走后门的人,而且特权越特,越说明自己了不起,越有成就感。比如林语堂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写的《吾国吾民》中,就例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做了大官的人,坐飞机,以为自己是可以特殊的人物,因此,飞机在起飞后,命令飞行员绕着整个城市飞一圈。结果就是在这个时候,飞机失去控制,失事了。
在思想知识领域也是如果。如果一个人官当到一定程度,那么,就几乎没有他不会的东西了。我记得“文##革”时期,那时无论出版什么书籍,甚至是医学、农学与象棋棋谱之类的书,也是要在前面的扉页上印上几条毛语录的。
那时,只要身份到了一定级别,就等于他什么都懂了一样。其实我们现在仍然有这样的情况。一个领导似乎能够对任何领域指手画脚一样。一切重大决策,都是领导先拍脑袋定基调,然后再来找专家按照所定的基调来论证。这种的论证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就是在学术研究上的“赢者通吃”。通吃于官,通吃于特权。
因此,不要小看那个“赢者通吃”,它其实在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社会,数千年来,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至的。垄断与特权的存在,其实就是赢者通吃的最具体最生动的表现。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才能够讲交易成本与交易公平与市场公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