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以“智造中国：新制造、新变革、新驱动”为主题的2016年中华工商时报年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经济转型中民营经济、实体经济遇到的困难及供给侧改革对策成为经济学家、民营企业家们热议的话题。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辜胜阻在论坛上表示，民间投资占新增就业的90%，存量就业的80%，GDP的60%，社会投资的三分之二，在国民经济当中非常重要，但近年民间投资急剧下行。下行的原因，他总结了4个原因，缺能力、少动力、缺资金、少空间。
他还讲到这和金融、实体经济的本末倒置有关。经济的过度金融化，特别是脱离了实体经济，造成扭曲的财富观：辛苦十年办个厂，不如京沪买套房。他表示，中国金融业在经济中占比过高，而且越来越高。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9%，而且还在继续上升；美国和英国是服务于全球的两个金融大国，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也就是7%左右。目前我国实体性财富的总价值大约380万亿元左右，而金融资产的规模已经达到了近450万亿元（不含衍生品），差不多是GDP的7倍；近年来每年以新增30-40万亿元的速度在增长。造成的结果就是实体经济面临“钱多”与“钱紧、钱贵”并存的局面。
他认为，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营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投资环境，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建立行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变民资被“挤出效应”为政府、国企和民企投资的“协同效应”，形成投资合力，逐步消除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领域设置的各类显性或隐性门槛，做到“法无禁止即可入”。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则重点讲了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及中国制造业应当怎么样应对的问题。
他首先比较了中美的制造业成本。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因此制造业回归美国已成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
他认为，应对美国特朗普对制造业的争夺摧战，减税减费和降低成本是核心。他用数据展示，中国自身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干到36%了，2015宏观税负率36.9%将近37%了。
因此，中国制造业“内有死亡税率，死亡成本，房地产的夹击，形势堪忧”。什么是死亡税率？最近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研究了中国的税负，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他认为，这是必须要解决的，否则企业全跑了。
但他同时表示，减税的阻力太大，更直言不讳道，“财政部去年营改增减5000个亿，其实是假减，去企业问一圈，都没减。现在一些部门，欺骗总书记、欺骗总理，哄着他们高兴，实在是要命。企业都倒光了，他们还说减税5000亿。”赢得了在场的民营企业家的满堂掌声。
他认为，真正实施减税/减费政策，最关键和最有用的是：将增值税降低5个百分点；将社保费率降低到工资的30%左右；小规模企业纳税起征营业额月标准提高到10万元；人大颁布特别法令停止绝大多数政府和事业单位的税外行政性收费；将全国政府全部收入规模法定并牢牢控制在GDP的30%以内，不得突破；以及降低运输高成本、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能源高成本、降低房地高成本的配套性改革。否则应付不了特朗普发动的制造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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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中民营经济、实体经济遇到的困难及供给侧改革对策成为经济学家、民营企业家们热议的话题。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辜胜阻在论坛上表示，民间投资占新增就业的90%，存量就业的80%，GDP的60%，社会投资的三分之二，在国民经济当中非常重要，但近年民间投资急剧下行。下行的原因，他总结了4个原因，缺能力、少动力、缺资金、少空间。
他还讲到这和金融、实体经济的本末倒置有关。经济的过度金融化，特别是脱离了实体经济，造成扭曲的财富观：辛苦十年办个厂，不如京沪买套房。他表示，中国金融业在经济中占比过高，而且越来越高。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9%，而且还在继续上升；美国和英国是服务于全球的两个金融大国，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也就是7%左右。目前我国实体性财富的总价值大约380万亿元左右，而金融资产的规模已经达到了近450万亿元（不含衍生品），差不多是GDP的7倍；近年来每年以新增30-40万亿元的速度在增长。造成的结果就是实体经济面临“钱多”与“钱紧、钱贵”并存的局面。
他认为，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营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投资环境，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建立行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变民资被“挤出效应”为政府、国企和民企投资的“协同效应”，形成投资合力，逐步消除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领域设置的各类显性或隐性门槛，做到“法无禁止即可入”。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则重点讲了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及中国制造业应当怎么样应对的问题。
他首先比较了中美的制造业成本。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因此制造业回归美国已成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
他认为，应对美国特朗普对制造业的争夺摧战，减税减费和降低成本是核心。他用数据展示，中国自身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干到36%了，2015宏观税负率36.9%将近37%了。
因此，中国制造业“内有死亡税率，死亡成本，房地产的夹击，形势堪忧”。什么是死亡税率？最近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研究了中国的税负，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他认为，这是必须要解决的，否则企业全跑了。
但他同时表示，减税的阻力太大，更直言不讳道，“财政部去年营改增减5000个亿，其实是假减，去企业问一圈，都没减。现在一些部门，欺骗总书记、欺骗总理，哄着他们高兴，实在是要命。企业都倒光了，他们还说减税5000亿。”赢得了在场的民营企业家的满堂掌声。
他认为，真正实施减税/减费政策，最关键和最有用的是：将增值税降低5个百分点；将社保费率降低到工资的30%左右；小规模企业纳税起征营业额月标准提高到10万元；人大颁布特别法令停止绝大多数政府和事业单位的税外行政性收费；将全国政府全部收入规模法定并牢牢控制在GDP的30%以内，不得突破；以及降低运输高成本、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能源高成本、降低房地高成本的配套性改革。否则应付不了特朗普发动的制造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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