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被称作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是十年一遇反思文革的机会。目前我所看到的反思文章，多数是从毛泽东个人的极权与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方面来揭示文革发生的原因和过程，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都是在中国人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如果反思文革不谈中国人的因素，就谈不上是全面的反思。我愿意在此向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们提供另一个视角：没有愚昧残暴的中国人，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海外研究文革的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宋永毅教授，比任何人都更早揭示中国人在文革中表现的愚昧与残暴。他主编的、美国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出版发行的三十六卷、七百万字的电子书《广西文革机密档案》，有大量篇幅记述文革期间中国广西人吃人的事实。一九六七年初到一九六八年底，广西有三分之二的县发生人吃人现象，有名有姓被杀死然后吃掉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四百二十一人，吃人者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依靠的基本力量：基层党员干部、民兵、贫下中农骨干，有男人、有女人、有长者、有青年，包括未成年的中学生，他们把自己的校长吃掉。这些人最爱吃的是人的心、肝、青壮男子的生殖器、青年女子的乳房。毛泽东在文革中发出很多“最高指示”，但毛泽东没有指示人吃人，人吃人是投身文革的基本群众实践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自发的行为。毛泽东的理论只是把这他们身上潜在的兽性激发出来，让他们逾越了人与兽本来不可逾越的界限，为他们的吃人行为赋予了革命的意义。
广西文革人吃人是中国人愚昧残暴的极端事例，杀人的情形文革期间全国随处可见。湖南道县几天之间把全县数千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家人杀得干干净净；北京市大兴县把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人杀害殆尽，八九十岁的老人和三岁的小孩子都没放过。文革期间我在流经广西、广东的珠江上游西江岸边，看见尸体漂浮江面，那是被沿江革命群众杀死后扔进江中的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人。
文革期间我在广东的新闻单位工作，一年夏天我和我的同事们到广州市郊区农村一个学毛著先进大队，白天帮助贫下中农夏收夏种，晚上接受贫下中农阶级教育。有一场阶级教育在小学的操场上进行，大会开始，只听得主持会议的贫下中农一声吼叫，十几名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家人被押上台，其中有不到十岁的孩子。主持会议的贫下中农喊了几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一群贫下中农便抄着扁担、棍子蜂拥上台，朝那十几名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家人轮番暴打，直到把十几人全部打死。尸体被拖下台去，台上留下一滩滩人血。我看见有老人护着孩子，贫下中农把老人拉开，先把孩子打死。而我们这些受教育者就一直在台下狂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为台上杀人者助威。在毛泽东思想和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教育下，我们像似也有杀人的快感。我是平生第一次看见人把人活活打死，打人的贫下中农白天在田头教我们如何割稻子，他们和中国亿万贫下中农一模一样，是天然的革命者。
文革时，我还去采访过全国学毛著先进典型广东省博罗县黄山洞大队。遵照记者革命化的要求，采访到哪儿，就要和那里的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一位学毛著积极分子家里。他的家连一张象样的板凳都没有，墙上贴满了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每顿饭下饭的菜是一碟萝卜干，萝卜乾上爬满苍蝇，吃饭时，手一挥，驱走菜碟上的苍蝇，赶紧夹一块萝卜干，等把萝卜干夹到饭碗里，苍蝇又回到菜碟上。这一家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每顿饭前向着毛主席像跳忠字舞。不可思议的是，我跟着这家人下农田劳动，见到田里的男人都光着膀子，所有男人的乳头上都别着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乳头是人体敏感的部位，他们是怎样把像章别进乳头上去的？我不敢问。我敢问的是：怎么不见批斗四类分子？他们回答：同志，你来晚了，我们队里的四类分子早就被我们贫下中农消灭了。我听了吓出一身冷汗，立即想起广州市郊区农村的那场血腥的批斗会。
城市里国人的愚昧与残暴比农村分毫不少。文革期间全国的大规模武斗都发生在城市，人杀人毫不手软。广西南宁解放军支持的群众组织“联指”把造反派“四二二”逼进地下防空洞，然后打开水闸，把人活活淹死。在广州市，有天早上我从工作单位骑自行车回家，穿过半个城市，一路上看见路旁的榕树和电线杆子上每隔不远就吊着一个人。路上人来车往，人们视而不见。那一天广州市有多少人被吊死？我看有数百上千，他们都是什么人？谁把他们吊死的？至今没个说法。
文革中，愚民、暴民不但杀人、吃人，还杀自己的文化、杀自己的祖宗。大量的文献典籍被付之一炬不必说，愚民、暴民们还捣毁了黄帝陵、炎帝陵、伏羲庙、孔庙、关帝庙、岳飞庙。所幸的是，兵马俑、马王堆、三星堆和多处史前文化遗址，是文革后发掘出来的，如果是文革前，定然逃不出文革愚民、暴民之手。
毛泽东之所以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除了经过刘少奇、林彪的造神，他确信自己的最高指示已经“一句顶一万句”，就是看准、看透了中国人的愚昧与残暴可以为他驱使利用。中华民族，出过为中共史学家所颂扬的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太平天国、义和团，他们不但杀人，还吃人。也出过争相生吞抵御外敌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的袁崇焕人肉的北京百姓，出过用馒头蘸反清烈士的人血给儿子治病吃的华老栓。文革中，只要一条最高指示发出，便有一场人斗人、人杀人的高潮。我单位一位美丽的女文学编辑，就是在广播喇叭播送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革命群众准备揪斗她之前，为免于受辱从楼上一跃而下自杀。愚昧残暴的中国人，是文革十年浩劫的受害者，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帮凶。像中国的文革愚民暴民这样在一种意识形态驱使下做出杀人、吃人、毁文化、毁祖宗的事情，我没听说过外国也有发生，如果有，也是在中世纪或者是远古人类处于蛮荒状态时，而中国的杀人吃人却是发生在文明早就开化了的20世纪60年代，那个年代，电脑已经发明，人类正要登上月球。
文革发动50年了，文革结束40年了，中国人完全没有自省能力，中共也不准中国人反思文革。这四五十年来，人类文明又进了一步，中国人却愚昧依旧、残暴依旧，与义和团、红卫兵相比，毫无二致，甚至更无良知、更无道德、仍然不懂得自己与禽兽有何区别。薄熙来一声“唱红打黑”，重庆有人就为了唱红歌老娘死了也不回家吊孝。习近平一句“把学党章当作必要课”，中国有人就新婚之夜不干夫妻俩该干的事去抄党章。别看中国人已经用上了手机，开上了汽车，走遍了世界观光旅游，如果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他们照样是愚民、暴民，杀人、吃人、毁文化、毁祖宗毫不含糊。如今的中国，社会充满暴戾之气，血腥味四处蔓延，人与人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有人说文革已经回潮，文革随时重演，其实文革还没有结束...
海外研究文革的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宋永毅教授，比任何人都更早揭示中国人在文革中表现的愚昧与残暴。他主编的、美国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出版发行的三十六卷、七百万字的电子书《广西文革机密档案》，有大量篇幅记述文革期间中国广西人吃人的事实。一九六七年初到一九六八年底，广西有三分之二的县发生人吃人现象，有名有姓被杀死然后吃掉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四百二十一人，吃人者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依靠的基本力量：基层党员干部、民兵、贫下中农骨干，有男人、有女人、有长者、有青年，包括未成年的中学生，他们把自己的校长吃掉。这些人最爱吃的是人的心、肝、青壮男子的生殖器、青年女子的乳房。毛泽东在文革中发出很多“最高指示”，但毛泽东没有指示人吃人，人吃人是投身文革的基本群众实践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自发的行为。毛泽东的理论只是把这他们身上潜在的兽性激发出来，让他们逾越了人与兽本来不可逾越的界限，为他们的吃人行为赋予了革命的意义。
广西文革人吃人是中国人愚昧残暴的极端事例，杀人的情形文革期间全国随处可见。湖南道县几天之间把全县数千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家人杀得干干净净；北京市大兴县把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人杀害殆尽，八九十岁的老人和三岁的小孩子都没放过。文革期间我在流经广西、广东的珠江上游西江岸边，看见尸体漂浮江面，那是被沿江革命群众杀死后扔进江中的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人。
文革期间我在广东的新闻单位工作，一年夏天我和我的同事们到广州市郊区农村一个学毛著先进大队，白天帮助贫下中农夏收夏种，晚上接受贫下中农阶级教育。有一场阶级教育在小学的操场上进行，大会开始，只听得主持会议的贫下中农一声吼叫，十几名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家人被押上台，其中有不到十岁的孩子。主持会议的贫下中农喊了几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一群贫下中农便抄着扁担、棍子蜂拥上台，朝那十几名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家人轮番暴打，直到把十几人全部打死。尸体被拖下台去，台上留下一滩滩人血。我看见有老人护着孩子，贫下中农把老人拉开，先把孩子打死。而我们这些受教育者就一直在台下狂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为台上杀人者助威。在毛泽东思想和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教育下，我们像似也有杀人的快感。我是平生第一次看见人把人活活打死，打人的贫下中农白天在田头教我们如何割稻子，他们和中国亿万贫下中农一模一样，是天然的革命者。
文革时，我还去采访过全国学毛著先进典型广东省博罗县黄山洞大队。遵照记者革命化的要求，采访到哪儿，就要和那里的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一位学毛著积极分子家里。他的家连一张象样的板凳都没有，墙上贴满了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每顿饭下饭的菜是一碟萝卜干，萝卜乾上爬满苍蝇，吃饭时，手一挥，驱走菜碟上的苍蝇，赶紧夹一块萝卜干，等把萝卜干夹到饭碗里，苍蝇又回到菜碟上。这一家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每顿饭前向着毛主席像跳忠字舞。不可思议的是，我跟着这家人下农田劳动，见到田里的男人都光着膀子，所有男人的乳头上都别着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乳头是人体敏感的部位，他们是怎样把像章别进乳头上去的？我不敢问。我敢问的是：怎么不见批斗四类分子？他们回答：同志，你来晚了，我们队里的四类分子早就被我们贫下中农消灭了。我听了吓出一身冷汗，立即想起广州市郊区农村的那场血腥的批斗会。
城市里国人的愚昧与残暴比农村分毫不少。文革期间全国的大规模武斗都发生在城市，人杀人毫不手软。广西南宁解放军支持的群众组织“联指”把造反派“四二二”逼进地下防空洞，然后打开水闸，把人活活淹死。在广州市，有天早上我从工作单位骑自行车回家，穿过半个城市，一路上看见路旁的榕树和电线杆子上每隔不远就吊着一个人。路上人来车往，人们视而不见。那一天广州市有多少人被吊死？我看有数百上千，他们都是什么人？谁把他们吊死的？至今没个说法。
文革中，愚民、暴民不但杀人、吃人，还杀自己的文化、杀自己的祖宗。大量的文献典籍被付之一炬不必说，愚民、暴民们还捣毁了黄帝陵、炎帝陵、伏羲庙、孔庙、关帝庙、岳飞庙。所幸的是，兵马俑、马王堆、三星堆和多处史前文化遗址，是文革后发掘出来的，如果是文革前，定然逃不出文革愚民、暴民之手。
毛泽东之所以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除了经过刘少奇、林彪的造神，他确信自己的最高指示已经“一句顶一万句”，就是看准、看透了中国人的愚昧与残暴可以为他驱使利用。中华民族，出过为中共史学家所颂扬的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太平天国、义和团，他们不但杀人，还吃人。也出过争相生吞抵御外敌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的袁崇焕人肉的北京百姓，出过用馒头蘸反清烈士的人血给儿子治病吃的华老栓。文革中，只要一条最高指示发出，便有一场人斗人、人杀人的高潮。我单位一位美丽的女文学编辑，就是在广播喇叭播送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革命群众准备揪斗她之前，为免于受辱从楼上一跃而下自杀。愚昧残暴的中国人，是文革十年浩劫的受害者，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帮凶。像中国的文革愚民暴民这样在一种意识形态驱使下做出杀人、吃人、毁文化、毁祖宗的事情，我没听说过外国也有发生，如果有，也是在中世纪或者是远古人类处于蛮荒状态时，而中国的杀人吃人却是发生在文明早就开化了的20世纪60年代，那个年代，电脑已经发明，人类正要登上月球。
文革发动50年了，文革结束40年了，中国人完全没有自省能力，中共也不准中国人反思文革。这四五十年来，人类文明又进了一步，中国人却愚昧依旧、残暴依旧，与义和团、红卫兵相比，毫无二致，甚至更无良知、更无道德、仍然不懂得自己与禽兽有何区别。薄熙来一声“唱红打黑”，重庆有人就为了唱红歌老娘死了也不回家吊孝。习近平一句“把学党章当作必要课”，中国有人就新婚之夜不干夫妻俩该干的事去抄党章。别看中国人已经用上了手机，开上了汽车，走遍了世界观光旅游，如果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他们照样是愚民、暴民，杀人、吃人、毁文化、毁祖宗毫不含糊。如今的中国，社会充满暴戾之气，血腥味四处蔓延，人与人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有人说文革已经回潮，文革随时重演，其实文革还没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