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曾是红军创建人之一、高级将领，他是历史的见证人。《龚楚将军回忆录》很有价值，通过这部书，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当年苏维埃政权是怎么回事，红军肃反有多么残酷。
毛泽东死后，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才敢于在小范围内承认龚楚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
红军代总参谋长
龚楚（1901～1995），粤北乐昌长来村人，15岁入广州巿立一中。16岁参加粤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1年任粤军连长。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党，回乡从事农运。宁汉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关任“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率部参加南昌暴动。1928年1月，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发起湘南暴动。1928年5月，指定与朱毛组成前敌委员会，头颅也与朱毛同一价位——捉到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五千。1929年12月参与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历任红七军长、中央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西撤后，任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参谋长。最后一个职务为方面大员：湘粤桂边区中央分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1935年5月2日，只身离队，留下一份“脱离声明”。
红军创建者之一的龚楚，为中共事业历尽艰辛，几入生死，左腿致残，加之身居高位，通缉匪首，按说只能死心塌地跟着走了，怎么会离开革命队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么会自我否定呢？自然，龚楚之叛说来话长，有着主客观复杂因素，须稍展述。
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1928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即任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暴动中杀死，担心林野报复，当地共干要求朱德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朱德不允，痛斥来要人的农会共干。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恋爱”，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尤其阮啸仙是广东农会时期的老同志（后任赣南军区政委），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所谓长征）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更何况，龚楚已有“历史污点”。1933年5月下旬，周恩来主持高干会议宣布：“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随即在红军总部召开思想斗争大会，对龚楚围攻批判，提前经历“文革”。政治保卫局要收拾龚楚，也不是没有“历史依据”。
这一时期被“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红，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1927～1934年间，毛泽东也被清算过“富农路线”，三次开除中委八次严重警告与留党察看。1932年初，萧劲光因“小资产阶级意识”差点不得出任五军团政委，5月又遭撤职与开除党籍处分。革命远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于文革的中共高干流行语），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体与生命，抓住的则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与教条。
人质与绑票
有饭吃，有衣穿，这是一支军队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有胆有识的毛泽东就开创了抓“人质”索钱粮和“借粮款”的经验。这对军队的生存和最终胜利意义重大。这一巨大功绩理所当然的应记在主席的功劳薄上。
根据毛泽东的战友、红军军官龚楚于1954年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其中记述了一桩红军抓人质索取光洋的具体见闻。
一天，龚楚经过瑞金附近的龚房，“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房，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几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缴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们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起头、流泪。龚楚虽然答应替她们想办法，但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她们。“曾有个医生因缴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沦为乞丐了。”
自一九三三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阶级斗争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物全被没收，他以参加革命多年的结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掉转枪头，参加到反共的队伍中去。无产阶级出身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也因不满现实，在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后，也逃出苏区投降国军。其他红军中下级干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干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宁都的赤卫队长，许多县份的村、区赤卫队长，以及大批人民纷纷逃出苏区，走向吉安、赣州一带的国军区域去。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
中共打着革命的旗帜，其目的，若从正常的路线来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份。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呜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冶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胡为了。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榨勒索的手段。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藉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而一生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有一个时期，中共也觉得这种情势非常严重，曾发出：“反贪污、反腐化、反保守报复的农民意识”的指示，在党内展开思想斗争，进行思想教育，企图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可是，这些流氓地痞的本质太坏，任你如何斗争、教育，都无法改过纠正。他们已变了新兴的统治阶级，成为苏维埃的骨干，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苏区内统治阶级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贪污腐化、卑鄙龌龊的魔鬼在狂舞！像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不令纯洁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农人民受尽磨折呢！
当红军主力突围走了之后，这班流氓地痞，知道来日无多，有的是窃取公家财物逃出苏区，有的是拥着娇妻潜匿深山逃避斗争，有的更原形毕露，带着手枪藉借粮筹款供应红军之名，向稍有存粮存款的红军家属抢掠，甚至强奸红军家属妇女。这时，乡、区政府多数已找不到一个负责人，苏区社会已陷入无政府的恐怖状态。项英曾严饬各省级党政负责人消除这极严重现象，迅速恢复苏区秩序，但结果毫无办法，这就是最后苏区的状况。
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龚本人于1990年90岁高龄时回国定居。毛死后，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才敢于在小范围内承认龚楚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
另据陈毅回忆，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摘自《陈毅军事文选》，陈毅著，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再读龚楚
龚楚被称为中共第一叛将，他当时在井冈山的排名仅在朱毛之下，“朱毛龚”更是当时中共公文里常出现的名字。他不但是红军的缔造者，一手创建了红四军和红七军，而且长于政治，是中共早期罕见的文武全才。
在读了他的《我与红军》后，又读了他的《龚楚将军回忆录》，后者比前者叙述得更详细些，但都到他脱离红军嘎然而止，对以后的身世经历没有一点交待。
龚楚的回忆录比较难得的是，因为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无论当时高层的人事关系，还是作战经历都以最原汁原味的方式曾现出来，比如毛的聪明绝顶与骄横跋扈，比如朱的温厚隐忍与笼络手段，比如周的刻薄寡恩与唯上是从，比如彭德怀的刚愎自负与推诿责任等等。
读了龚楚的回忆录，就可对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更深的理解，比如毛的讨厌知识分子，并不是因为他在北大图书馆受人奚落，更重要的是他在井冈山作山大王作得风生水起好不得意时，来搅局的先是那些大城市跑来的知识分子，后来是从苏联跑来的知识分子，他受这些知识分子的打压和鸟气比北大时的奚落更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是激情有余才干不足，败事有余成事不足，而这又恰恰被中国革命所证明了的。
彭德怀是一个好呈匹夫之勇的人，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非常自负，但他统筹规划，战场调控的能力很差，打了败仗还要推诿给人，也是龚在红军时期唯一与之有过摩擦闹过不愉快的人。彭的这种好呈能的性格也是促使他当年发起百团大战，勇挑抗美援朝重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周恩来唯上是从的个性也从最早的紧跟共产国际到最后的紧跟毛都没一点变过，可能唯一改变的就是本来冷酷嗜血的性格变得温和圆滑。
读龚楚的回忆录最大的感慨是，命不大的人不要去干革命，一干命就会没有。龚楚在红军的那段日子里，可谓九死一生，每次都差不多死了又给他逃过来，一次比一次惊险，他曾坐船仅仅因为没有和同行的人在一个船舱就逃过一劫，而另一个船舱的同志被捕后就被杀了，他曾和一队士兵被敌人俘虏，就在敌人要枪决他们时，他用广东话喊了一句“没想到我今日要命丧于此”，没想到同是广东人的国军营长就此给了他一条生路。
龚楚的叛变绝不是官方所说的意志薄弱受到诱惑，而是他的信仰和当时苏区执行的共产国际政策越行越远。周恩来到苏区后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三光政策，不但把地主杀掉还把富农杀掉，苏区经济在重重盘剥之下迅速走向崩溃的同时，周对内部人也展开比毛更疯狂的清洗，大批中下层干部被杀，一点不亚于张国焘在四川搞的清洗。
龚一方面看到苏区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更加悲惨，苏区政府干部的流氓化更加深了这种悲惨的生活，一方面看到优秀的部下被保卫局杀掉而无法阻止，再加上他曾因发展根据地经济而对地主富农采取温和态度背上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这种种都使他对中共革命产生失望以致于绝望，他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共产主义不讲人道，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下和项英陈毅一同支撑残局，他主管军事。此后中央要他带最精干的24师去鄂赣粤创立根据地，他任军政一把手，他到了那里后找机会脱离了红军。
龚楚脱离红军，先回了老家乐昌，后加入余汉谋的部队负责剿共，若不是陈毅谨慎，项英陈毅差一点被他抓住。1949年龚楚在家乡向解放军投诚，后经叶剑英举荐去海南当说客，但他没去海南而在香港定居下来，蒋介石曾委派他在香港收编残部，但也被他所拒，从此远离政治。
1990年年逾90的龚楚重返故乡，1995年在故乡去世。
龚楚的一生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他一系列的选择很值得现代的我们再回顾一下，同时也对中国那段历史有更深的体会和认知。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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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就是这德性，你斗我，我斗你。
毛泽东死后，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才敢于在小范围内承认龚楚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
红军代总参谋长
龚楚（1901～1995），粤北乐昌长来村人，15岁入广州巿立一中。16岁参加粤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1年任粤军连长。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党，回乡从事农运。宁汉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关任“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率部参加南昌暴动。1928年1月，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发起湘南暴动。1928年5月，指定与朱毛组成前敌委员会，头颅也与朱毛同一价位——捉到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五千。1929年12月参与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历任红七军长、中央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西撤后，任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参谋长。最后一个职务为方面大员：湘粤桂边区中央分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1935年5月2日，只身离队，留下一份“脱离声明”。
红军创建者之一的龚楚，为中共事业历尽艰辛，几入生死，左腿致残，加之身居高位，通缉匪首，按说只能死心塌地跟着走了，怎么会离开革命队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么会自我否定呢？自然，龚楚之叛说来话长，有着主客观复杂因素，须稍展述。
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1928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即任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暴动中杀死，担心林野报复，当地共干要求朱德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朱德不允，痛斥来要人的农会共干。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恋爱”，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尤其阮啸仙是广东农会时期的老同志（后任赣南军区政委），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所谓长征）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更何况，龚楚已有“历史污点”。1933年5月下旬，周恩来主持高干会议宣布：“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随即在红军总部召开思想斗争大会，对龚楚围攻批判，提前经历“文革”。政治保卫局要收拾龚楚，也不是没有“历史依据”。
这一时期被“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红，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1927～1934年间，毛泽东也被清算过“富农路线”，三次开除中委八次严重警告与留党察看。1932年初，萧劲光因“小资产阶级意识”差点不得出任五军团政委，5月又遭撤职与开除党籍处分。革命远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于文革的中共高干流行语），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体与生命，抓住的则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与教条。
人质与绑票
有饭吃，有衣穿，这是一支军队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有胆有识的毛泽东就开创了抓“人质”索钱粮和“借粮款”的经验。这对军队的生存和最终胜利意义重大。这一巨大功绩理所当然的应记在主席的功劳薄上。
根据毛泽东的战友、红军军官龚楚于1954年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其中记述了一桩红军抓人质索取光洋的具体见闻。
一天，龚楚经过瑞金附近的龚房，“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房，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几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缴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们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起头、流泪。龚楚虽然答应替她们想办法，但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她们。“曾有个医生因缴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沦为乞丐了。”
自一九三三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阶级斗争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物全被没收，他以参加革命多年的结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掉转枪头，参加到反共的队伍中去。无产阶级出身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也因不满现实，在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后，也逃出苏区投降国军。其他红军中下级干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干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宁都的赤卫队长，许多县份的村、区赤卫队长，以及大批人民纷纷逃出苏区，走向吉安、赣州一带的国军区域去。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
中共打着革命的旗帜，其目的，若从正常的路线来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份。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呜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冶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胡为了。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榨勒索的手段。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藉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而一生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有一个时期，中共也觉得这种情势非常严重，曾发出：“反贪污、反腐化、反保守报复的农民意识”的指示，在党内展开思想斗争，进行思想教育，企图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可是，这些流氓地痞的本质太坏，任你如何斗争、教育，都无法改过纠正。他们已变了新兴的统治阶级，成为苏维埃的骨干，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苏区内统治阶级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贪污腐化、卑鄙龌龊的魔鬼在狂舞！像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不令纯洁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农人民受尽磨折呢！
当红军主力突围走了之后，这班流氓地痞，知道来日无多，有的是窃取公家财物逃出苏区，有的是拥着娇妻潜匿深山逃避斗争，有的更原形毕露，带着手枪藉借粮筹款供应红军之名，向稍有存粮存款的红军家属抢掠，甚至强奸红军家属妇女。这时，乡、区政府多数已找不到一个负责人，苏区社会已陷入无政府的恐怖状态。项英曾严饬各省级党政负责人消除这极严重现象，迅速恢复苏区秩序，但结果毫无办法，这就是最后苏区的状况。
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龚本人于1990年90岁高龄时回国定居。毛死后，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才敢于在小范围内承认龚楚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
另据陈毅回忆，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摘自《陈毅军事文选》，陈毅著，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再读龚楚
龚楚被称为中共第一叛将，他当时在井冈山的排名仅在朱毛之下，“朱毛龚”更是当时中共公文里常出现的名字。他不但是红军的缔造者，一手创建了红四军和红七军，而且长于政治，是中共早期罕见的文武全才。
在读了他的《我与红军》后，又读了他的《龚楚将军回忆录》，后者比前者叙述得更详细些，但都到他脱离红军嘎然而止，对以后的身世经历没有一点交待。
龚楚的回忆录比较难得的是，因为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无论当时高层的人事关系，还是作战经历都以最原汁原味的方式曾现出来，比如毛的聪明绝顶与骄横跋扈，比如朱的温厚隐忍与笼络手段，比如周的刻薄寡恩与唯上是从，比如彭德怀的刚愎自负与推诿责任等等。
读了龚楚的回忆录，就可对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更深的理解，比如毛的讨厌知识分子，并不是因为他在北大图书馆受人奚落，更重要的是他在井冈山作山大王作得风生水起好不得意时，来搅局的先是那些大城市跑来的知识分子，后来是从苏联跑来的知识分子，他受这些知识分子的打压和鸟气比北大时的奚落更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是激情有余才干不足，败事有余成事不足，而这又恰恰被中国革命所证明了的。
彭德怀是一个好呈匹夫之勇的人，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非常自负，但他统筹规划，战场调控的能力很差，打了败仗还要推诿给人，也是龚在红军时期唯一与之有过摩擦闹过不愉快的人。彭的这种好呈能的性格也是促使他当年发起百团大战，勇挑抗美援朝重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周恩来唯上是从的个性也从最早的紧跟共产国际到最后的紧跟毛都没一点变过，可能唯一改变的就是本来冷酷嗜血的性格变得温和圆滑。
读龚楚的回忆录最大的感慨是，命不大的人不要去干革命，一干命就会没有。龚楚在红军的那段日子里，可谓九死一生，每次都差不多死了又给他逃过来，一次比一次惊险，他曾坐船仅仅因为没有和同行的人在一个船舱就逃过一劫，而另一个船舱的同志被捕后就被杀了，他曾和一队士兵被敌人俘虏，就在敌人要枪决他们时，他用广东话喊了一句“没想到我今日要命丧于此”，没想到同是广东人的国军营长就此给了他一条生路。
龚楚的叛变绝不是官方所说的意志薄弱受到诱惑，而是他的信仰和当时苏区执行的共产国际政策越行越远。周恩来到苏区后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三光政策，不但把地主杀掉还把富农杀掉，苏区经济在重重盘剥之下迅速走向崩溃的同时，周对内部人也展开比毛更疯狂的清洗，大批中下层干部被杀，一点不亚于张国焘在四川搞的清洗。
龚一方面看到苏区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更加悲惨，苏区政府干部的流氓化更加深了这种悲惨的生活，一方面看到优秀的部下被保卫局杀掉而无法阻止，再加上他曾因发展根据地经济而对地主富农采取温和态度背上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这种种都使他对中共革命产生失望以致于绝望，他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共产主义不讲人道，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下和项英陈毅一同支撑残局，他主管军事。此后中央要他带最精干的24师去鄂赣粤创立根据地，他任军政一把手，他到了那里后找机会脱离了红军。
龚楚脱离红军，先回了老家乐昌，后加入余汉谋的部队负责剿共，若不是陈毅谨慎，项英陈毅差一点被他抓住。1949年龚楚在家乡向解放军投诚，后经叶剑英举荐去海南当说客，但他没去海南而在香港定居下来，蒋介石曾委派他在香港收编残部，但也被他所拒，从此远离政治。
1990年年逾90的龚楚重返故乡，1995年在故乡去世。
龚楚的一生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他一系列的选择很值得现代的我们再回顾一下，同时也对中国那段历史有更深的体会和认知。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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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就是这德性，你斗我，我斗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