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的两张面孔

一 赵武灵王的武与灵

三家分晋时，赵大概吃了点亏，所以虽然本来是晋的首卿，但在战国初期，却毫不起眼。走国的地理位置，也注定了它压力很大：夹在秦、齐两大国之间，北方面临胡人的侵扰，在赵的疆域内，又有个白狄建立的中山国。中山国说不上有多强，但是也着实不弱，尤其是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很致命，对赵而言，是所谓心腹之患。

走国的崛起，是因为赵武灵王。

中原诸夏本来都习惯车战，但这种战法，只适合在华北大平原上进行，拿到山西山区，就不免水土不服。所以早在春秋中期，晋国就已经大力发展所谓徒兵，即各类步兵兵种。到赵武灵王的时代，就又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法子。和学习骑射同时进行的，是推广胡服。为什么要穿胡人的衣服，一般解释是：既然要骑马，则穿裙子是不方便的，诸夏的传统服装上衣下裳，裳其实就是裙子。而宽袍大袖随风飘逸固然看起来潇洒，但不利于做动作，[1]所以这些也都得跟着改。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有说法是这标志着中国骑兵的出现，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骑兵出现不可能这么晚，因此对胡服骑射的军事意义和内涵，有许多其他的解释，我们不管了，总之在这之后，赵军的战斗力提升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于是，中山国被赵武灵王灭了，走国的领土，向北疆的胡地一再开拓。尤其被人称道的是，赵武灵王有一个极具创意的攻打秦国的思路：就是不必千辛万苦的跟秦国在函谷关死磕，而可以取道云中、九原，直接南下进攻咸阳。这个构想，赵武灵王自己不曾有机会真练上一回，但后来却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匈奴人就往往采用这条进兵路线，秦始皇修建工程浩大的直道，从甘泉宫到九原郡，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就是为了防御这种攻势。

谥法上说，“威强敌德曰武”，以上是赵武灵王谥号中有一个“武”字的原因。

但“灵”则不是个好字眼，“乱而不损曰灵”，这是说赵武灵王惹了乱子，但所幸对走国国力，并没有发生重大影响。

赵武灵王有一个大儿子赵章（史书上也称为公子章），后来宠爱一个美女吴娃，又生了一个小儿子赵何。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传位给赵何，也就是赵惠文王。他自称主父，然后跑到代地去，专心开拓疆土。

赵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看大儿子向做了国君的弟弟朝拜，又感到于心不忍，于是想把走国分成两部分。也就是说，把走国的代地独立出去，让赵章在那里当王。当然，这个构想和从云中郡打秦国一样，也没有实行。

就在这一年，赵武灵王父子三人一起去沙丘的别宫游玩，于是发生了政变。《史记》说，赵章想谋杀弟弟，结果反而被走国贵族李兑和公子成所杀。这二位害怕赵武灵王要为长子报仇，就乘势把他的住处包围，不让他出来，也不给他吃的。最后，英雄半生的赵武灵王就被关了整整一百多天，终于活活饿死了。

二 赵地与代地

从历史渊源上说，秦国和走国关系比较亲近。上溯到商纣时代，两国国君的家族，就能找到共同的父亲（其余国家之间，往往就得上溯到半神话性质的五帝时代）。据《秦本纪》最后司马迁的议论：秦国的老祖宗诚然是姓嬴，但以下分出来的各支派，却是赵氏最先牛叉起来的，因此秦国国君也腆着脸，是很想姓赵的。[2]

众所周知，从血缘上讲，秦国是戎狄成份很高的，那么赵人身体里戎狄的血，当然也少不了。但中原诸夏，对赵却没有什么文化上的攻击，这自然是因为赵的风俗已经华夏化了。赵的都城邯郸，不但是冶铁中心，也是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唯一一个大型商业都市。不妨引用《货殖列传》里关于赵地风俗的一段：

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
司马迁说，走国投机者多，奢侈品多，男人往往是流氓阿飞，抢劫和盗墓是家常便饭。女子们则从事娱乐业，擅长音乐和舞蹈，喜欢傍大款或高官。所以，各国君主的后宫里，都有走国女人。

这一点，在其他书里，也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比如李斯《谏逐客书》里，也特别提到秦王的后宫里面有“随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赵女。“随俗雅化”，是说她们能根据时尚的潮流，精致的地给自己化妆；“佳冶窈窕”则是特别强调了身材好，这大概跟爱穿高跟鞋（跕屣）有关。而正因为邯郸人行动时姿态高贵，所以有外地人专门来这里学习走路，于是就有了邯郸学步的掌故。

照这个说法，走国是一个相当淫糜腐化的地方。大概高度城市化之后，社会上总难免出现诸如此类的弊病。此类现象该算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还是不可宽恕的堕落，这里不讨论，问题是，这样的环境氛围，通常很难孕育出好士兵，那战国后期唯一能跟秦军正面抗衡的强大赵军，竟是哪里来的？

答案大体明确：赵军强在骑兵，骑兵来自代地。

代地的范围，大体是霍山以北的山西北部，以及其附近的河北、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代是走国领土，但走国人自己对这块土地，好像不大有认同感，经常觉得你也配姓赵，不把这里当作走国的一部分。[3]后来的秦楚之际，项羽做西楚霸王，分封天下诸侯，把原来的赵王改封为代王，大家就都觉得这也太欺负人了。项羽失人心，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不认同的原因，正是因为这里仍然高度胡人化，和作为典型的中原文明一部分的走国，整体氛围有点不搭。——《货殖列传》里，也是把邯郸周围地区才称为“赵”，而把“代”单独另算，不过是“其谣俗犹有赵之风”而已。

这里本来有一个狄人建立的代国，——因此代地的象征，是一只翟犬[4]。三家分晋之前，赵襄子用欺诈手段，把代国灭了。赵襄子的姐姐嫁给了代王，于是襄子请代王吃饭。他命令厨子们把舀水用的铜枓的柄加长，变得可以当武器使用，于是进献食物时奋力一击，就把代王杀死。然后赵军大举进攻，灭了代国。

代是穷地方，本地的农业和商业都微不足道。这里的优势，一个是剽悍的民风，一个是优良的马场。

当时马镫还没有发明，但马在战争中已经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秦军令人闻风丧胆，战马的优势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秦先祖本是周天子的牧马人出身，当初能弄到大夫的地位，就是因为马养得好。秦国的战马，号称是“探前趹后，其蹄间三寻”，就是说马后腿一蹬，就出去两丈多。其余国家没法在这一点上和秦军抗衡，但走国拥有了代地，也就成了例外。

代地已经迫近北方的大漠，所以时常会受到胡人的侵扰。当地百姓为了生存，自然就养成了骁勇善战的性格。一般说来，老百姓总是比较务实的，趋利避害而已，对胡人军事上的长处，不会拒绝学习。赵武灵王要胡服骑射，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创意，而是到了代地考察之后，才提出了改革规划。大概，穿胡服而跨马弯弓，在这里早已经是相当的普遍的现象。

三 胡服意味着什么？

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理解赵武灵王推广胡服，则他的有些作为是很奇怪的。比如他坚决要求宗室大臣们穿胡服出席朝会之类的正式场合，就似乎毫无必要。第一，仅为作战，士兵穿胡服足矣，贵族不一定都要穿；第二，即使要贵族穿胡服，戎装改为胡服也就可以了，大可各类礼服仍保持传统样式。这样变革的阻力，也就可以小很多。

那么，赵武灵王为什么要选择一种把阻力最大化的方式？

《战国策》里，赵武灵王和走国宗室群臣辩论是否该穿胡服的内容连篇累牍，照例，基本上都是伦理学层面的探讨。所以柏杨先生翻译《资治通鉴》翻译到这里，忍不住大发感慨：

利益这么明显的一件改革，而又不伤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都这么困难。使中国停滞的力量，似乎永远超过使中国进步的力量，正是中国人苦难的源头。
柏杨以写《丑陋的中国人》知名，但我觉得他这里的说法，对中国的国民性，真是怀有极大的善意。似乎中国有很多坚持传统的理想主义者，可以不问利害，死守过去。其实至少赵武灵王的这一次变革，伤害谁的利益，是很明显的。

赵地区和代地区尽管同属走国，但实际上构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圈。贵族们当然是集中在邯郸的，本来他们在走国绝对居于主导地位。而胡服骑射，则必须完全以代地为基础。战马都在代地，要把邯郸步态优美的舞蹈家改造成罗圈腿的骑兵，也远不如训练从小和马打交道的代地人来得方便。更何况，赵武灵王有意直接引用胡人为自己作战[5]，也只有在代地，才可以比较便捷的联络、吸纳胡人武装。

要贵族穿胡服，是要他们对代地的重要性表示认可。但是，代与邯郸就好像天平的两端，代这一端上升，邯郸则不得不下降。

然后，代地与邯郸之争，大概也可看作王权与贵族权力之争。——赵武灵王少年即位，史称其时他“未能听政”，则那时走国的政治权力，显然掌握在宗室贵戚们的手里，后来赵武灵王虽然年长，但行动决策，仍然要受到贵族的诸多限制。只有贵族势力薄弱的代地，赵武灵王才能获得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力量。提升代地的地位，当然也是王权扩张的表现。

大抵，代地的力量团结在赵武灵王本人周围，我们可以称之为“代党”或者“保王党”；邯郸则是贵族派的大本营，那里活跃的是“赵党”或者叫“共和党”（“周召共和”意义上的共和）。

赵武灵王在位的前十六年，走国无所作为，只见在秦的攻势下连连失败而已。这种充满危机的局势，使得走国君臣同时感到加强军事实力的必要。在这种情势下，贵族们愿意做出一定让步，保王党、共和党可以通力合作。但一旦国势稍振，冲突则不可避免。

最能体现这种态度转变的，大约是公子成[6]。此人显然也忧心走国的危局，所以在骑射强兵，洗雪国耻的说辞下，选择了接受胡服，但最终沙丘之变时，他却又成了杀死赵武灵王的凶手之一。

四 吴娃的魅力有多大

照《史记》的描述，赵武灵王之死，是因为废长立幼而引发的政变，这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剧情，似乎犯不着多说。但考察此事的前因后果，也有较使人惊讶的地方：

第一，赵武灵王宠爱小儿子，不是立他为太子，而是一步到位的让他当了赵王；

第二，赵武灵王为了平衡两个儿子的关系，竟然想出了一个把走国一分为二的办法。赵武灵王也算是一代英主，就算老来昏聩[7]，何以竟会想出这么一个自杀式的方案？

司马迁谈到赵武灵王在两个儿子之间的态度摇摆，有过如下的概括：

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
新得一个美女，君王从此不早朝或几年不出门，情理上自然是可以说通的。但问题是，这么评价赵武灵王，却与《史记》自己所提供的事实不符。看《赵世家》：

赵武灵王十六年（公元前310年），娶了这位吴娃。

十七年（公元前309年），赵武灵王离开邯郸，去考察齐国和中山国的形势。

十八年（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死了，赵武灵王派人去接了当时还在燕国做人质的秦昭襄王，护送他回国登基。——这是很高明的外交策略，因为赵要专心消灭中山和开拓北疆，必须保证和秦国之间友好的关系。不然自保之不暇，哪里来的余力扩张。

十九年（公元前307年），开始胡服骑射的改革。

二十年（公元前306年），一边派人巩固和秦、韩、楚、魏、齐五大国的关系，一边招募胡人的军队，大力攻打中山国。

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到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持续不断的地对中山发动猛攻。这期间的二十五年（公元前301年），吴娃死，而赵武灵王用兵的势头仍然继续，似乎连伤心的功夫都没容出来。

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让位给赵何，自己做赵主父，专心经营代地去了。

这位吴娃夫人生育的儿女不少[8]，受宠大概是事实，但其魅力显然远不能和强国强兵的诱惑相提并论。赵武灵王不但没有为她“数岁不出”，反而是该干嘛干嘛，一点没耽搁。传位给赵何，是吴娃死后两年多的事，这跟“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云云，更是自相矛盾。

英雄为美人误了江山的故事，老百姓喜欢，觉得这里面有“人性”。可惜，要在政治家身上找这种“人性”，结果往往是失望，上述两个问题，也许还是应该从代地和邯郸的矛盾来理解。

五 主父的妥协

赵武灵王当然最看重代地的。胡服骑射，完全就是一个代地战略。

他的长子赵章，也是代党。对中山国发动进攻时，赵章统帅中军主力，与代地、胡人的军队，有协同作战的经历。灭中山后，他的封地在代，赵武灵王后来又想让他做代王，则照情理论，他在代地应该本来就有较深厚的基础。

而赵何即位时，年纪最大也大不过十岁，还没有决策能力，而且一个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的小孩子，他爱繁华的邯郸应该会胜过寒苦的代地。尽管赵武灵王给他安排了一个穿胡服的老师，但老师对学生的影响，通常是敌不过孩子的生活环境的。

从走国宗室贵族的角度出发，他们会觉得赵何是一个更符合自己需要的赵王。

下面说一点猜想。

中国历史上，皇帝退位当太上皇的例子，也颇有一些。其中著名的如唐高祖李渊、唐玄宗李隆基这几例，都不是心甘情愿的。赵武灵王未必不和他们有可类比之处。传位给幼子，很可能是当时走国的贵族派还占上风，这是赵武灵王对反对力量做出的让步。

当然，贵族派也不会无视代地的军事意义，所以不为已甚，赵武灵王既然退位，就没有进一步限制他的行动。成了赵主父的赵武灵王，也许反而拥有了更多自由（他曾经亲自到秦国考察，并以使者身份见了秦昭襄王一回，如果他还是走国国君，就很难想象能这么干），可以更加全力以赴的地经营他的代地战略。

接下来的三年里，代地战略完全取得成功。赵武灵王得到了胡人同盟，军事实力更加强大，多年来顽强抵抗的中山国终于被灭，代地和赵地之间畅通无阻。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赵武灵王不可能继续原先的让步姿态，代党和赵党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就很难维持，矛盾更加无可回避。

那个要把走国分割为走国和代国的构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当然，这意味着赵失去了代的军事屏障，代失去了赵的经济基础，绝对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所以，在赵武灵王，是这个计划“计未决而辍”；在公子章，是想杀死赵王，全面由代党掌权而自己即位；在李兑、公子成等贵族们，则是要置赵武灵王和公子章于死地，仍然维护邯郸贵族派的主导地位。

于是就有了沙丘宫的那场政变。结果是贵族派获胜，政变策划人之一的李兑，后来更是长期在走国专权，所以也许可以推测，司马迁所依据的走国史料里[9]，这段历史是按照李兑的意愿来写的。所以赵武灵王不得不晚年昏聩，公子章不得不“贪而欲大，内得主而外为暴”，而李兑、公子成的所作所为，则不得不被誉为“灭其党贼而定王室”了。

六 走国的结局

赵武灵王之后，走国直到灭亡，也不曾再出现一个强势的国君，保王与共和之争，是不再有了，但代地与赵地的矛盾，仍不免继续存在。其表现，就是邯郸城里的走国君臣，对代地的名将往往不能信任。

秦王政即位之后，秦国愈益强大，六国愈益衰弱，这个时侯，李牧将军看来几乎是走国乃至整个山东最后的希望。

秦军的攻势犹如惊涛骇浪，李牧指挥的赵军，则像一块矗立的礁岩。多少次，礁岩似乎已经被风浪吞没，但终于，它还是顽强的地露出了水面。

当然，谁都知道，再坚固的礁石也早晚有被摧毁的那一天。但，总可以指望它坚持得更久一些。

赵王迁七年（公元前228年），秦国名将王翦率领大军直下井陉，扑向邯郸。李牧率军迎战，眼看即将出现的，是战国末期最耀眼的两位将星的对决。

然而这时，赵王迁像一个脑残一样，轻易相信了秦国的反间，认为李牧谋反，派人将之处死。于是赵军迅速崩溃，走国灭亡。

当然，朝廷与军方的矛盾，自来难以避免，但地缘因素，确实也不能小视。

《史记》介绍李牧的第一句话：李牧，是走国北方边境上的良将，常年生活在代地的雁门。

iiiiiiiiii
[1] 我从小牢记袁阔成老师的比喻：“古人袖子都宽大，搁今天，能改八条超短裙。”现在讲历史的，好像都害怕跟说书的发生牵连，我没这个避忌，特在注释中插一句，以示怀旧之意。

[2] 商纣有臣子叫飞廉，飞廉的一个儿子恶来是秦的祖先，另一个儿子季胜则是赵的祖先。《秦本纪》说：“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但实际上造父是季胜之后，和秦的关系有点远，秦自居造父之后，是想冒充我祖上也很阔。

[3] 这在古代是正常现象。如西汉时，四川、江西、湖南等地均已纳入王朝版图，但关中、河南的人则可能拿出一副傲慢的嘴脸来，凭你也算中国？到明朝，江西、湖南当然算中国了，但他们看云贵地区的人，那态度多半也会赵老太爷起来。

[4] 狄与翟，这两个字可以同音互通。据《赵世家》说，走国的先祖赵简子有一回进入假死状态，在这个状态里，他见到了上帝（当然是中国人的上帝，跟耶和华没关系），遭遇了很多有象征意味的事，其中之一，是上帝说要把一只翟犬送给了他的儿子（即赵襄子）。醒来后，有人跟赵简子阐释这些怪事的伟大意义，认为“翟犬者，代之先也”，送翟犬给赵襄子，就意味着赵襄子将灭代。

[5] 《史记》和《战国策》写赵武灵王和肥义的对话，都提到“计胡、翟（狄）之利”的话。不少书都把这句理解为消灭胡人而获益。实际从赵武灵王的举措看，引用胡人而获益，他是一样重视的。赵武灵王十九年，“胡服招骑射”（注意“招”字）；二十年，“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代地的相赵固主管胡人的事务，招致他们的军队）；二十一年攻打中山国时，“赵希并将胡、代”；惠文王二年，“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凡此种种，都是明显的例证。

[6] 公子成的年纪似乎比赵武灵王要小，大概是赵武灵王之弟。赵武灵王称他为“叔”，是按伯仲叔季的排行称呼，等于是喊“老三”，而并不是叔父的意思（徐中舒先生的说法）。

[7] 《赵世家》说他即位时“少，未能听政”，大概还不满二十岁，此时也不过就过去三十一年，其实也不是很老。

[8] 除了赵惠文王赵何之外，至少还有个平阳君赵豹。此外，平原君赵胜和一个公主可能也是吴娃所生。

[9] 司马迁写六国的历史，一般是只有秦国方面的记载和一些策士游谈（后来编成《战国策》）可以利用，而没有该国的史料做依据，但走国的情况似乎有点例外。《魏世家》、《田世家》里常见编年错乱，语焉不详的现象，《赵世家》这种问题就要少得多，恰恰相反，它的问题是有很多美化（甚至神化）走国创业发展史的内容。前一个问题显然是史料残缺导致的，后者则很像是本国史官的谀辞。有学者推测，可能是秦始皇烧六国史时，走国这份没烧干净，所以司马迁写《赵世家》时可利用的材料要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