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贫富差距在发展中国家比较明显，发达国家拥有一个大比例的中产阶级群体，较小的贫富差距和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成为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主要标志。不过，贫富差距问题目前在发达国家开始变得突出。
全球资管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达里奥（Ray Dalio）日前在一份观察报告中，提供了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证据：最富有的40%群体的平均财富是最贫穷60%的10倍，这一比例在1980年代还是6倍；在最贫穷的60%中，三分之一的人都没有存款，他们没有现金或者金融资产。根据美联储的研究，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面对紧急情况时根本拿不出400美元来应急。至于两极分化加剧的原因，主要是“富人们从其持有的资产的价值变动中获益匪浅”。而资产价值最近数年大幅走高，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这要“归功于”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央行们大肆撒钞票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贫富差距问题更加复杂化。美国最富有的40%人群在教育上的花费是最贫穷60%的4倍。这就导致了一个螺旋形问题：有钱的人花费越多的钱提升自己，从而有能力赚到更多的钱。而没钱的人因为收入减少，就会压缩教育开支，继而愈加无力赚钱。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情况更加糟糕。达里奥表示，在缴纳社保和税款之后，美国中产们的“收入和财富的恶化状况超过了其他群体”。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自1997年以来，大约有30%的制造业岗位减少。达里奥警告，美国正面临1937年以来最严重的分裂，“目前美国的贫富差距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上的分裂已经显而易见了，另一场全球性的冲突或许难以避免。
达里奥的警告并非泛泛而谈，更不是危言耸听。从现实看，贫富差距问题开始重新成为全球面临的严峻挑战。与过去不同的是，当前全球性的贫富差距问题不只是生产不足造成的基本生存问题，全球制造财富方式的变化，也成为导致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要原因。在现代世界，富有阶层更多依靠资产来获取财富，而不是靠传统的实业来创造财富。而资本过剩加剧了这一分化，资本越过剩，资本市场的泡沫就越多，富裕阶层通过资本市场赚取的财富也就越多。与之相反，穷人们则没有可供获得财富收入的多余资产，他们与这个资本过剩的世界中的财富聚集相去越来越远。
以财富来获取财富的“马太效应”加剧贫富差距，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里对此有过分析。实际上，皮凯蒂对资本与收入问题、财富分配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反思，之所以在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刮起一阵风潮，与当前全球贫富差距加大和财富创造模式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要强调的是，贫富差距问题的新变化影响深远，它不仅是西方国家的一个经济问题，还会变成社会问题并进一步演化为政治问题。美国“另类”总统特朗普能够上任，与美国中产阶级在贫富差距加剧中的际遇不无关系。反全球化、“美国第一”、保守主义的兴起，也与全球贫富差距问题恶化有重要关系。
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要指出的是，贫富差距问题对中国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消除贫富差距在中国具有若干重大意义：（1）消除贫困，实现全面小康。这是中国在十三五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的初步发展目标。（2）中国过去的快速发展中，积累了较大的贫富差距，尤其是在“底限型”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方面存在重大缺陷。中国对贫困问题的安全网建设还很不够。此外，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和人群还缺乏有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也是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一部分。（3）中国过去的财富积累，一方面与劳动和科技进步带来的财富创造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权力和资源控制有关，与权贵资本主义相关，这在城市化、金融业的发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财富积累的公平性问题，在中国留下了不少潜在问题。（4）贫富差距在中国还表现为比较明显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太相同的地方。
还要指出的是，贫富差距对社会的影响还表现在消费转型方面。虽然各国经济在保持增长，居民收入也在增加，甚至高于GDP的增幅，但由于社会的消费结构在变化——物质型的消费减少，服务型、体验型的消费在增多（如旅行、医疗、教育等）。由于服务型消费的价格上涨很快，这就带来一类新问题：中产阶级的收入不能跟上服务消费的价格上涨，他们的“相对贫困”在增加。这是另一种中产阶级的贫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况。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贫富差距加大正在重新成为全球性的问题，除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供给不足导致的绝对贫困，发达国家因财富创造模式变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加大，正在制造新的问题。这种格局不仅是经济问题，还会演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进而影响全球经济和政治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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