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的韩秀
1948年9月，一艘美国的军舰行驶在茫茫的太平洋上。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手牵着儿子John和一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远方。他们从纽约出发，前往上海，希望劝说在那里做传教士的父母赶快离开充满危险与动荡的中国。在中国大陆，中共军队在苏俄的帮助下，正在中国东北的战场上和政府军激烈争夺。
战火中上海投亲
这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是受一位中国女子的托付，送到上海交给从未谋面的外婆。
对于Teresa的未来，他们心中并不乐观。在登船前，他们就知道那个中国女子并不在乎她的两岁女儿，只想尽早甩脱这个包袱；而Teresa的外婆是否还会留在战火中的上海，等待自己的小外孙女，他们更没有把握。
船到码头。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他们找到了Teresa的外婆。她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满头卷发的小外孙女。她看起来是位极有教养又很沉稳的女士。那对美国夫妇放了心。
直到上中学后，Teresa韩秀才从外婆那里知道，自己出生在纽约，父亲韩恩（Willie Hanen）是一位高大、英挺的美国外交武官。1943至1945年，他曾被派驻重庆，协助中国抗日。母亲是留美的中国学生。父亲只在纽约的医院中匆匆看过她一眼，之后母亲便和他离异。而在中共即将取得大陆政权之前，韩秀外婆原本要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却为了要等她，而留在了上海，于是一生再不能离开……
“此生不宜录取”
生就一副洋娃娃脸与满头卷发，可是无论韩秀多么清秀可爱，多么懂事有礼，多么出类拔萃，她依然不可能被那个社会所接受。韩秀说，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她一直是一个“外人”。还好，有外婆的细心呵护，让这个被视为敌人的小孩儿，在可能的范围里健康的长大。出身大家闺秀、在日本帝国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的外婆，也给了她最早的传统文化启蒙，《三字经》、《千字文》，并教导她基本的做人道理。
韩秀的外婆是位特别的女子。她三十几岁时先生就去世了，独自一人生活，她曾在交通银行和国民政府里做事，1949年以后定居在北京。当时当局人员就跟她讲：“你还可以出来做事呀！”可她说：“我是旧式的女人，一辈子只嫁一个男人，只给一个政府做事。”于是后来，她就靠祖传的修订善本书手艺为中国书店修书。
韩秀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从女十二中到北大附中，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家庭背景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她。外婆告诉她说：“好好念书，谁也拿你没办法。你得相信你自己，只要自己做对了，别人说什么，就只当没听见。”她牢牢地记住了。
转眼，她已经十七岁，即将高中毕业。优异的成绩，让她得到了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报考志愿表上，她一口气填了八个志愿都是清华大学。老师觉得她疯了，特别是她的家庭出身并不好，能有大学上就不错了，怎有把握一定上清华？她觉得有道理，就修改了志愿表，加上了几所她原本看不上眼的学校。可是，录取单下来，却根本没有她的名字。一向宠爱她的数学老师特别到招生办公室去问，只见卷子被封着，上面盖着“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原来，她的考试卷连被批改的机会都没有。
真的没有希望了吗？校党委书记把她叫去，问她能否写一个声明，表示和她父亲断绝一切关系，划清界限，只要一、两百字就行，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不写就要马上去山西插队。
十七岁的她，看了看书记，淡淡地说：“既然这样，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还没收拾行李。”说完便转身走了。于是，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中学生。那是1964年。
谈到当年她为何能够有如此毅然决然的态度，韩秀说：“当时想的只是绝对不能背叛父亲。我很清楚地知道，父亲在中国的时候，就是1943年到1945年，那时候是美军在帮助中国，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都是站在一起抵抗日本，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
“绝对不能背叛”，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可是，在那个年代，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面对一个不对的，但是非常强大、非常残暴，要来决定你一生命运的这么一个政权，那样柔弱的十七岁女孩子，到底要什么？那时候我觉得，只有守住我的原则，可以送我到乡下去，要怎么苦、受什么样的罪都不要紧，但是人不可以把自己心里头那块净土都丢出去了。”韩秀这样说道。
亡命天涯
1964年，在赫鲁晓夫下台与中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日子里，作为第一批“集体插队”试点人员的北京市中学生，韩秀和北京其他四十三名知青被下放到山西曲沃凤城公社临城（村）大队插队落户。这里是棉麦区，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
韩秀每天和农民们一起下地，后来又当了广播员及小学老师。她也赶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扫盲、送字上门这些活动。这段生活让她开始了解中国的农民。他们是那么纯朴、善良，特别是农村的妇女，她们的生活又是那样的艰难。乡村的种种陋习依然存在，但她们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还能够活得很精神，很有生趣，非常有生命力。这让她由衷地赞佩。
然而，文革开始了，这相对的一点点平静也保不住了。北大聂元梓发表了攻击政府的大字报，毛泽东随后发表《炮打司令部》表示支持，矛头直指刘少奇。北京的红卫兵要冲到山西，把彭真老家窝藏的狗崽子揪出来。县里不断传来谁已被抓、某位自杀的消息。韩秀的学校也出现大字报，隐晦的指出该校隐藏着一个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特嫌”。情况显然不妙。听说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招人，韩秀咬咬牙，决定亡命新疆，碰碰运气，再苦也比坐以待毙要好。
如同一粒小小的种子，随着时代的风云，她又被吹到了茫茫戈壁。手握支边建设的路条，她被纳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总部在接近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的麦盖提，而她的连队在巴楚。
南疆一待就是整整九年。那是一个异常偏远、艰苦的地方。风沙大的时候，人和人撞上，都看不清彼此的模样。别说走路，大风来时，人被吹得只能在地上爬。
住在潮湿的地窝子里，每天吃着盐水煮白菜，啃着窝头，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常让她腰痛欲断。但不论再苦再痛，她也得咬牙忍着。她说：“我自己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活着离开这个地方。这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标。”
在那里，她和当地的维族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说自己的祖先是从麦加以西来，而得知韩秀来自麦加以西更远的地方，他们自然产生了好感，被当成“自己人”。对当地人宗教信仰的尊重和流利的俄语，让她赢得维族人的信任。她也有了几个来学汉语的维族学生。
难以应付的倒是兵团内的人。文革开始后，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每个人都噤若寒蝉。虽然韩秀并没有被揪出来，但做个看客也不容易。一次，兵团召开批斗大会，台上血肉横飞，台下口号声声，真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坐在马扎上的韩秀实在看不下去了，想找个藉口溜出去。她的身体刚离开马扎，旁边的人马上大叫：“我可不会帮你拿凳子回去！”其实，那人是有意提醒在场的民兵有人要走。于是，就在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站直的时候，一个枪托狠狠地砸在她的后脑上。眼前一黑，她失去了知觉。等她苏醒过来，已经是三天以后了。她发现自己被人扔在茫茫戈壁滩上，大半个身体都被埋在沙子里。忍着伤痛，她一点点地爬出沙堆，一直爬回到营房。
卫生员给她涂了些红药水，就了事了。那一枪托所造成的病痛，直到数十年后还一直折磨着她。
她说：“这九年中，我也目睹了很多非常有志气有思想的人被发配到这大漠边陲，很多人就葬身在戈壁滩上。”
下决心返回美国
1971年7月，一架在中国十分罕见的波音707飞机从新疆的天空掠过。在这架从西往东飞行的飞机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正在筹划如何与中国关系解冻。他当然不知道，在他飞机之下一万米的地面上，一位美国的孤儿正在苦苦挣扎。
自从上初中时，韩秀就从外婆那里知道了自己出生在纽约，是美国人。外婆也把她的出生证明和她的护照交给她自己保管，还有父亲的一张小照片。从那时起，她就想办法用一切机会了解美国——她的“祖国”。因为外婆的背景，家中往来的都是些文艺界、知识界名人，包括很多50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从他们那里，她渐渐认识了西方文明，对于美国这个培养了大批中国科学家的国家也有了一定了解。在新疆的艰苦日子里，她利用做广播员的机会，也常常偷听“美国之音”。她隐约感觉到，回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从1974年开始，各地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1976年的一天，忽然从邓小平办公室传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这张纸条让韩秀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变化，她很快登上了返京的列车。当时她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晓得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解冻，情况有所改善。
回到北京，她被分配在大集体工厂。这又给了她了解中国工人的机会，这也是群善良的百姓。他们生活在北京的社会底层，工资很少，家庭负担很重，住房条件也很差。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自家的老房子没啥问题，工人朋友的家中却都房倒屋塌。于是她主动替厂里年长的师傅们加班，让他们能回家照顾家人，收拾破瓦残垣。
书记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就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想要回文革时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书记二话没说，帮她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居然顺利要回了这些在保险柜里躺了十年的档案。
紧接着，她又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希望确认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要求返国。这下可把外事科的人搞愣了。在1956年的华沙谈判中，中国再三强调：“没有一个美国人非自愿地留在中国大陆。”一段时间后，答覆下来了，结论是“无论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认为，你的档案已经过期、无效了。”
拿回自己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后，她不死心——美国是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尸体他们都非要不可，何况她这么个大活人呢？骑着自行车，她直奔北京建国门使馆区。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交，但是尼克松访华后有一个美联处（美国驻京联络处），她要自己去闯闯看。
果然，在日坛公园的西南角，她一眼就看到了寒风中飘扬的美国国旗，也看清周围的武装警察、以及周围的各国大使馆。于是，她默默地回到家，开始她的“行动计划”。
闯关：“我是美国人！”
1977年2月21日，一个她永生难忘的日子。她身着自己专门做的时髦喇叭裤和紧身夹克，散开一头长发，迳自来到友谊商店西门。存了车，她像没事人一样，慢慢走向不远处的美联处。快接近时，她故意走向美联处对面的非洲某国大使馆。守门武警看着她笑，以为是哪个国家的使馆秘书走错了路。还没等武警开口，她猛然转身，向另外一侧的美联处冲过去。
她的脚刚踏上美联处的白线，一名武警已经端着枪向她冲过来。“你干什么？你快出来！”
“我是美国人！”手握自己的护照和出生证明，韩秀一动也不敢动。“我护照过期了，来申请延期或换一本新护照。”
“你肯定不是美国人。”武警的嘴角有一丝嘲讽的笑意，“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今天是假期，这里根本没人上班。”
韩秀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冒着生命危险来闯关，却赶上人家假日，还有比这更倒楣的吗？她站在那里发呆，心里默默琢磨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忽然直驶过来，跳下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年轻美国人。他一眼就看到了韩秀手中绿色的40年代美国护照，跑过来问道：“这是你的护照吗？”
“是的。”
“我可不可以看一眼。”
“当然可以。”
“请你千万不要离开这条白线，我马上找人来！”后来知道，他就是在美联处里工作的万乐山。他手拿韩秀的文件，大叫着冲进了楼里。很快，一位年龄较大的美国领事和万乐山一起走了出来。他就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滕祖龙。虽然是假日，里面几位主要负责人却都在。
万乐山与滕祖龙来到门口，看过了她的出生证和护照，便要求武警放韩秀进去，“她确实是美国人，只是进去办个手续。”武警当然不敢作主，只好用电话叫来了他的领导。核对了韩秀的所有证件，最后那位领导想想说：“根据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精神，我们不反对美国人进入美联处。”
万乐山与滕祖龙一听都乐了，忙说：“我们都认为她是美国人。”
那位领导做了个手势，“请吧！”于是，韩秀就这样被“请”进了美联处。
盖茨主任、丁大卫副主任等主要负责人都在。在办公室里，滕祖龙拨通了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国务院又联络纽约。根据韩秀的护照号码和出生证明，五分钟内，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就被确认了！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滕祖龙告诉她，她需要重新申请护照，因为旧的那本早已过期。机警的韩秀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几张二寸脱帽照。但丁大卫说，这里只是联络处，不能签发护照。她必须要等一个月，才能再到这里来领新护照。而他也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闹大了，走出这里，等待韩秀的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估计回去后，她的所有东西都可能被抄走，于是他让韩秀马上背下五个电话号码，以备联络。那是美联处五位领事、包括他自己的办公室电话。
半小时后，韩秀走出了美联处。
再闯美联处
回去后，倒是风平浪静。可是，当临近她回美联处取新护照的日子，她被警告她犯了“私闯美联处的错误”，并向她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不许去美联处，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美联处官员联络；第二，即使在街上碰到他们，也不许以任何方式接触。”如果违反，后果当然可想而知。随后，每天都有人在厂里看着她，比她到得早，并每天“护送”她回家。
一个月到了。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
眼看该回去取护照的日子已经过了。韩秀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到公用电话处去拨那五个背得滚瓜烂熟的电话号码。可结果却令人绝望，因为听筒里永远是忙音。原来，北京普通的市内电话与使馆区的是两个系统，根本不相连。她只好耐心等待。
一天，外婆让她到西单去买只酱鸭。韩秀排在长长的队伍里，一抬眼，忽然看到厨房的墙上有个老式的分体式电话。心里一动，她跑了过去。
“四分！”看电话的老太太大喝一声。她毫不犹豫地付了钱，拿起听筒，拨了电话号码。通了！不但通了，而且传来滕祖龙先生的声音。“你的护照已经好了。”
“我明天早上八点会出现在美联处附近。”她简短地说。
第二天清晨四点，韩秀就爬起来，穿着普通的工装，登上了开往密云的火车。到了密云，又转上从密云直达日坛医院的一趟长途车。到了日坛医院，她随着来看病的人在医院转了一圈，美联处就在五十米远的地方。
于是，她紧随着一批来看病的人出了医院，穿过马路。远处，她已经看到了滕祖龙的身影，手里举着她的护照。看到她，滕祖龙大步走过来。
“她是来取护照的。就在这儿！”他手指着护照。
看门的武警看了看，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经大步走进了美联处。
“我们一早上就在盯着监视器，只要你一出现，我们就出去接应你。”滕祖龙非常得意。的确，上天护佑，她又顺利地闯了进来。
“快签字，签了字，这本护照才真正生效！”韩秀签下自己的名字。
“好了，你现在就是持有合法护照的美国公民了。我们要全力以赴，为争取你的返国而努力。”此时，滕祖龙又显得忧心重重了。韩秀当然没有想到，未来等待她的是更加困难的返国之旅。
绝不妥协
回到工厂，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直到晚上回到家，把那本新护照和出生证明放到枕头底下。但是护照和出生证明再次被抄走。
在随后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她早就横下心，她要把事情尽量变小。
与此同时，滕祖龙也每星期到外交部要人，要求允许韩秀返国。那时，滕祖龙说，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声明对韩秀“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77年夏天，美国国务卿范钦访华，中美建交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于被迫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中美之间进行了一场非常复杂的从战略到战术的谈判。结果是“我被放在一个蛋糕盒子里，送给了美国。”韩秀幽默地说。
她终于被允许“返国探亲”，也就是要拿着中国护照离开大陆，返回美国。不管怎样，只要能够离开中国，美国政府才不在乎你用哪本护照，只要入关用美国护照就好了。
她顺利地抵达香港，然后在美国驻港领事葛睿毅的协助下，她当天就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飞往西雅图再转华盛顿的航班。
“我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这里是韩秀出国前后的一个小插曲。
1978年1月，中共已经决定放她走，但是只付她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费，然后从香港到美国的费用由美国来付。在公安局办理最后的手续时，一位领导模样的人递给韩秀一百三十元人民币。那是她的火车票费。
“这可是中国政府给你的。你领这些钱，不怕美国政府追究吗？”他不怀好意地说。
韩秀再也无法忍受，三十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我在中国住了28年，还没成年就开始做苦力，足足工作了13年。这130元人民币不是太少了吗？还有什么不好交待的！”
“算了，一笑泯恩仇吧！不愉快的就都忘了吧！”
“恐怕不容易，我可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限你24小时离开北京！”对方已经气急败坏了。
“没问题，我马上就走！”
“别忘了，你的外婆还在北京！”
“我才不担心外婆。她是个最不怕死的人。”对方无话可说了。
通过罗湖口岸抵达香港，她马上见到了美国驻香港的葛睿毅领事。他带她到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拿出450美元，对服务人员说，要订一张当天飞往华盛顿的机票。
“You must bring her home today.”（你必须今天把她送回去）
韩秀很过意不去地说：“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么好，要用这么多钱帮我的忙？”
葛睿毅领事笑着说：“这是你借的钱。如果你愿意，将来可以还给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的，不要想这些！你赶快回国，这比什么都重要。”
怕她不懂英文，发生意外，葛睿毅还细心地为她准备了五封信，让她收好，一封交给西北航空公司的空姐，一封交给机长，一封给入境处海关官员，一封抵达华盛顿后给计程车司机，一封在发生意外时给警察。每封信里都叮嘱他们要好好照顾她，因为她不懂英文。
韩秀说：“……在出国前后非常短的时间内，我也对美国这个以人权立国的政府有了清楚的了解。”在丁大卫、滕祖龙、葛睿毅这些领事们的身上，她感受到了美国政府对于在本国外侨民的重视与关切。
意外的重逢
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美国也张开双臂，欢迎她这个历尽磨难的孤儿回到故国的怀抱。凭着手上的几封信，她顺利抵达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她说：“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确实如此，每个遇到的人都尽心尽力地帮助她。国务院为她安排了学校学英文，阿灵顿政府给她三个月的生活费。不久，她又被介绍到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国务院官员特别给外交学校的校长打电话，要他务必录用韩秀。
不过，没想到校长很不高兴，因为从来没人敢说要他“务必录用”某某人。他坚持要亲自面试这位特别的中文老师。
一早，韩秀穿着整洁，准时出现在校长室的门口，用刚学会的英语问候道：“Good morning，Mr. Sweft.”
老校长带着金丝边眼镜，白色的西服，银色领带，头发银白，一副学者风范。他抬头打量了一番韩秀，忽然摘下眼镜，热泪盈眶。韩秀吓坏了，猜想是自己的英文太差，让老人很生气。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韩秀又被吓了一跳。
“就是我和我太太、还有儿子John和你一起去中国的。”校长激动地说。“我的天！原来就是您！”韩秀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人生是如此奇妙。三十年的时光，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他们再次重逢在美国。校长告诉韩秀，当年他和夫人在船上就已经决定，如果见不到韩秀的外婆，就要把她领养。
“你终于回来了！对，我当然‘务必’要聘用你！”校长兴奋地说。
生命的归宿
1982年春天，韩秀和自己的学生、一位美国外交官结婚了。婚后，韩秀随先生曾在台北派驻一年、北京又派驻了三年、又到南台湾的高雄派驻三年，也派驻过希腊等国家。在先生派驻北京时，她终于又见到了外婆，可以尽心地照顾老人家了。1986年夏天，就在韩秀和先生正准备返回美国前，给她无限呵护的外婆平静安详地走了。
从1982年开始，韩秀开始写作，发表了自传体小说《折射》，一发而不可收，目前她已是著名海外华文作家，已出版了二十九本书籍、主持了数个专栏，发表了无数文章。她和先生现居住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座小城，靠近阿灵顿国家公墓，那里埋葬着她从未见过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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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和她的中国母亲
美籍作家韩秀的自传体小说《多余的人》，描述了她，一名中美混血儿在中国出生后三十余年中传奇而惨痛的经历，尤其是和她那不可思议的母亲的关系。她以青春的代价在一个专制社会维护人的尊严和爱心。
这本书在我心里激起一种深沉、震撼而又真切的感觉，让我想起西方作家的一个著名的比喻：“小说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用石头建筑他小说的房子。”
在韩秀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这是她第一次，写出自己生命中从未碰触过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这是一种奉献式的创作，她将自己心中深藏的隐痛坦诚告知读者。这也是一种自我疗伤和自我丰富的写作，拆掉生命房子构建出来的精湛作品，辉映并丰盛了作家本人的生命殿堂。
记忆之树从阿灵顿墓园展开
故事开始时，已经是一九七八年了。三十二岁的韩秀瘦骨嶙峋，带着身心的痛楚从中国回到了美国。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任教时，她经常捧着一束红色的郁金香，走向绿草茵茵的阿灵顿国家墓园。那里埋葬着她早逝的父亲韩恩（Willie Hanen），一位曾在四十年代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美国外交武官。
记忆之树从那里展开。那是一株繁茂、枝丫旁逸斜出、树根盘虬交错的大树。在孤独中写作，韩秀面对她生命中无数断砖碎瓦式的素材。回味过往生活的种种酸甜苦辣，她淡定而从容地梳理一切记忆与材料，以文学的张力和精炼成熟的文字，穿插倒叙的手法，浓缩她人生的传奇，构建她富于人性的艺术小屋。
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和环境都塑造得很成功。最令我难忘的，是小说所展现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作者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父女、母女、外婆和外孙女、以及师生、夫妻之间的情感关系，展现了中国专制社会下令人触目惊心的亲情异化的现实，也书写了亲人之间不可磨灭的永恒之爱。
例如，只在韩秀婴儿时见过一面的美国父亲，与女儿之间存在着一条刻骨铭心的精神纽带；韩秀和中国母亲之间异乎寻常的厌憎交加的关系；智慧而慈爱的外婆一手抚养韩秀成长，她和外孙女之间相依为命的关系。此外，韩秀与她的学生乔的好友知己关系，与丈夫J先生的相遇以及命运与共的夫妻之情。
因为有了千帆过尽的阅历，韩秀在叙述中，既能真切体会人物之间的关系，也能不因关系贴近而放弃冷静观察。她忠实地展现人物的本来面目，精妙地书写特定时代下的人际关系。她笔下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冲突，推动了小说情节，深化了作品的思想。
专制统治下母女关系的悲剧
这本自传体小说名为《多余的人》，是因为在韩秀两岁半时，给她看病的德国医生曾想带这个混血儿离开中国，说：“这个孩子在这块土地上恐怕是个多余的人。”一语成谶。
在西方哲学家例举的诸多人生悲剧中，有的是时代、社会和命运造成的悲剧，有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造成的悲剧。留在中国的韩秀，因为她的中美混血儿的外貌和身份，遭受了想象不到的歧视、欺凌和侮辱。最令这个女孩难以承受的，是身为舞台剧演员的母亲将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顾一切地虐待她、陷害她。
尽管写母亲的篇幅不是很多，但从韩秀笔下的一些回忆看，已经令人瞠目结舌。例如，小女孩被仇视她的母亲用烟头烫伤、孩子高烧时不准他人去请医生。母亲还用一把大剪刀，恶毒地将少女韩秀只穿过一次的郁金香花裙剪成碎片。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文革疯狂的政治运动中，这位母亲竟然多次写材料，向有关部门揭发和诬陷女儿，称女儿是“美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意欲致女儿于死地。
最戏剧性的情节是，韩秀到美国后两年，怀着宽恕之心把母亲接去享受美国的自由。而联邦调查局的干员却找上门来，他们注意到这位母亲经常在韩秀上班时跑中国大使馆，并在韩秀的电话机里面赫然发现一个窃听器。
这些故事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母亲”这个词的认识。被称为韩秀的“母亲”的那个女演员，不仅没有传统母亲慈爱的光环，她甚至是自私、变态、恶毒的象征。与一般自私变态的母亲不同的是，中共统治下大搞阶级斗争的特殊时代背景，是导致这位“革命母亲”恶毒虐待女儿的根本原因。
现已走向晚年的韩秀终于能够总结这个悲剧的原因。韩秀这个混血儿的存在，是这位母亲曾嫁给一个美国军人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四十年代时，这个女演员曾在重庆为中共效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以女色把一位美国左派外交官拉下水。她本应受到中共的奖赏，却因为和另一个美国军人——“中国人民的敌人”生下这个多余的孩子，因此无法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红色中国飞黄腾达。
因为至亲的母女之情，母亲成为韩秀一生受伤至深的痛点。我们因此不能要求伤痕累累的韩秀在她的小说中，对这位女演员的所作所为作更多的书写。作为读者，我的问题是：这位曾被中共利用做诱惑工具、被人始乱终弃的女演员，是否也应被视为受害者？是怎样的人性缺陷、情感缺失、社会环境压力下产生的怨恨心理，导致这位毕生忠诚于中共的女演员狠心残害自己的孩子？
小说的光亮是永不放弃个人尊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穆克认为，小说的中心是一种光亮，“有一些瞬间，置身于小说丛林中的他会感觉自己正在被一束来自高处的奇异而深沉的光照亮，光源尽管模糊难定，但却照亮整座森林，而他自己也得以在这样的光中慢慢地改变。”
在韩秀这部山高水深、峰回路转的自传体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一束奇异的光，那是她在任何惨境下都不放弃的个人尊严。在中国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涯中，韩秀赖以自立的是她的智慧、勇气和尊严。每一次面临命运的抉择时，韩秀都让尊严守卫着她，不在权势者的淫威之下屈服，
一九六四年，韩秀十七岁，在读高中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然而她的考卷上盖着“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学校党委书记把她叫去，问她能否写一个声明，表示和她父亲断绝一切关系，划清界限，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不写就要马上去山西插队。韩秀淡淡地说：“既然这样，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还没收拾行李。”转身就走。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乡的中学生。
因为又遭母亲打小报告陷害，一九六七年，韩秀从山西亡命到了新疆，进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在中苏两国交恶时期，她和一些出身成份不好的贱民一起，被安排在中苏边界最前沿的战壕里，面对苏军的炮口，为身后的中国解放军做“炮灰”。在漆黑寒冷的夜晚，当苏军点起篝火拉起手风琴，那边的男中音唱起《卡秋莎》等俄罗斯民歌，韩秀和她这一线被人践踏的“人肉盾牌”，不顾中国军人持枪威胁，一齐加入苏军的歌唱。那一晚，奇特而美妙的大型混声合唱响彻夜空。
在偏远而艰苦的茫茫戈壁生活了九年，韩秀这位汉人眼中的“异族”，很幸运地和南疆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建立了友谊，那些善良的维族人给予她很多温暖和关爱。二十年后，韩秀在美国国会为维吾尔人的苦难作证，为他们被剥夺的自由和被侵占的家园发声。
这是韩秀人生交响曲中的华彩乐章，是她获得自由后不辜负自由的人生要义。新疆给她留下了长期折磨她的病痛，但遍体鳞伤、肝肠寸断的韩秀既捍卫自己的尊严，也捍卫维吾尔人的尊严。她以行动实践自己的信念：“写作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一部好小说是我们通向精神世界的途径，它会令痛苦不安的人感到安慰，令生活安逸的人感到不安。分享韩秀拆掉生命的房子建筑起来的小说，是我们感同身受地体验他人命运的过程。岁月沉淀，给韩秀小说留下深沉的意蕴，我们在那里看到人与世界的摩擦、冲突与和解，在那里找回人类本来的尊严和温馨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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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我是1949年以后滞留在中国大陆的美国公民里回到美国的第一个人。
韩秀（Teresa Buczacki），美籍华文作家，1946年出生于曼哈顿，1948年至1977年间在红色中国度过了30年，1977年初历尽千辛返回美国。
韩秀：我回到美国，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英文，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国务院，因为是国务院帮我回来。
到了（国务院）中国科的当天，卡特总统就指示美国国务院向中国政府发出一个强烈的通知，说你们有100多次在华沙的谈判当中欺骗我们，说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公民。现在Teresa活生生地站在那里，在华盛顿。有一个Teresa，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有多少你们给我们交出来。
我父亲是1943年到1945年驻重庆的美国武官。他那个时候的工作是负责滇缅边境的通畅，支持国民政府和中国老百姓抵抗日本。
我母亲和我父亲认识是在重庆。我父亲的工作结束之后就渡船到纽约。
1946年9月19日，韩秀在美国曼哈顿出生。不久，父亲派驻新西兰，母亲去了耶鲁大学读书，把她留给一对日本老夫妇照料。
1948年，母亲又把一岁半的韩秀托付给一对陌生的美国夫妇，要他们带她去上海，见她未曾谋面的外婆。
在旧金山，他们登上一艘美国军舰，驶向国共内战炮火弥漫下动荡不安的中国。
韩秀：那艘军舰是最后的一艘船到上海。正好是1948年的9月18号。我是9月19号生的。9月18号就抵达了上海。然后这条军舰要去台湾，带走国民政府的很多人。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政权，美中之间开始了长达30年的隔绝。韩秀在那片土地上一陷就是30年。回首往事，她说，那“真正是遍体鳞伤，肝肠寸断”。
韩秀：50年代的时候，美国是中国的敌人。所有的人都说美国是帝国主义，连米老鼠都是意大利来的。所有的好的东西都跟美国没有关系，所有坏的都是美国的。而我父亲又正好是一个美国的军人、美国的外交官，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非常孤立的处境。
我这个小孩子是一个靶子。当时社会对美国的愤怒也好，不满也好，抗议也好，都可以宣泄到这个小孩子身上。
我第一次尝到很厉害的滋味是八岁那年。1954年，也不知道美国政府做了些什么事情，中国要抗议，闹得不得了。在天安门有集会，中学小学都参加，很多很多人。艾森豪威尔的头像被画成漫画，还有美国国旗。他们就围了一个圈，让我站在中间。然后他们就点火，烧那些国旗，高呼口号什么的。所以我是站在那个圈里面的。
身为“异类”的孤单感始终伴随着韩秀。她从没想过有一天可能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美国。直到小学毕业前的一天，一位长辈的话让回家这个念头闯入了她的心扉。
韩秀：有一些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他们多半都是被骗回来的。其中有一位潘良儒，他是航空方面的专家。政府骗他，说他的太太重病。他回来了，实际上只有坟墓，太太早就死了。潘先生有时候就会要我到中关村他的公寓去，去跟他的小孩玩一会儿，帮他做功课。在他的茶几上，有Life magazine（《生活》杂志），封面是曼哈顿的高楼大厦。
潘先生跟我说：“小慧（韩秀原名赵韫慧）啊，你是从那来的，那里是纽约，纽约是个伟大的城市。迟迟早早有一天你要回到纽约去。”
他是很严肃地跟我讲的。我要回到纽约去——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念头。但是，那条路不知道有多长多远。
1964年，成绩优异的韩秀从北大附中毕业。因为家庭背景关系，她的高考试卷根本无人批改，直接被盖上了“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
教导主任对她说，只要写几句话，和父亲，和美国划清界限，清华大学的校门就向她敞开着。
韩秀：我说，如果我不写呢？她说，你不写，今天下午你就去山西。我说，那我得回家打包了，我就走了。
我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想法：人不可以背叛你相信的东西。人如果开始背叛，将万劫不复。我17岁就明白这是真理。你一旦开始，之后你就是一个传声筒，你就是他们的一个样板，跟家庭划清界限的样板。你看看这些跟家庭划清界限的样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这些样板们，今天他们是什么下场！他们如何能够承受他们良心的谴责？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要那个。我就真的下乡了。
山西农村三年，新疆兵团九年，韩秀的青春在日复一日的艰苦劳作和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度过。
韩秀：兵团在那里没干什么好事，绝对没干什么好事。大力地破坏资源，比如说塔什拉玛干大沙漠，周围本来有千年的胡杨林，密密麻麻，等于是包住了塔什拉玛干大沙漠，让这个大沙漠不会再继续扩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十万人在那砍树，砍十年，连根挖掉，所谓屯垦戌边。
生产建设兵团本来已经又苦又穷，一塌糊涂，生活水准在零下，就是这样，他们也得搞运动，而且非常残酷。集会，大家坐在小板凳上，他们就把人揪上去，当场打死。
21岁的我，看人当场被打死毕竟在心理上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东西。所以我就想站起来，我想我是不是能够溜出去？我旁边的人马上就说话了：“哦，你要走了，我可不给你带板凳啊。”很大声。
她这样一说，后面民兵马上就听见了。民兵都是武装民兵，手里有枪的，拿着那个步枪，枪托直接照我头上就招呼。我一下就倒下去了。两个民兵一拖就把我丢到戈壁滩上。
这样九死一生的经历还有很多。但是，相比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韩秀说，新疆带给她最刻骨铭心的回忆，是维吾尔人对她的友善。
韩秀：他们说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西边来。他们说，多远的西边？比麦加还往西吗？我说，比麦加还往西。他们说，从西边来的都是好的，从东边来的都是不好的。
今天的新疆就更糟糕了。维吾尔人是千年以前从中东到新疆这个地方来的。曾经，那里是绿洲啊！新疆兵团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已经把那些绿洲搞得都不见了，生活的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然后你们还要欺负人家，还要人家放弃宗教信仰，还要人家相信那些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我是非常地同情，非常非常地同情在新疆的这些少数民族他们所遭受的一切。
70年代，美中关系进入转折之年。1971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飞抵北京。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华盛顿和北京打破坚冰，开始商讨邦交正常化。
韩秀从“敌台”的电波中偷偷听到这些消息，然而这一切和远在西北边陲的她似乎还隔得很遥远。
韩秀：尼克松也好，基辛格也好，他们的飞机可能都飞越新疆，但是他们不会看见这底下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人。兵团的各级领导觉得我反正大概就得死在那了。
在那些似乎永无止境，看不到光亮的日日夜夜里，有那么一个瞬间，回家的希望在韩秀面前闪过。
韩秀：我和维吾尔人曾经在中巴公路上收尸体。这中间有非常野蛮的作业，爆炸，死了很多年轻人，需要把尸体从巴基斯坦运到中国境内。
有那么一个时刻，国境线就在那里。那边有一辆美国的推土机，因为美国在帮巴基斯坦修铁路，上面有一面美国国旗，一面星条旗。
维吾尔人跟我说，那是你们自己人，你就走过去就好了。我们帮你走过去。我说，不可以啊，我凭什么说我是美国人？我的出生纸和护照都被红卫兵抄走了，我拿什么来证明我是我是美国人呀？我说，不行，我还得再熬着。
就这样熬到了1976年。4月的一天，邓小平办公室出人意料地送来一纸文件。
韩秀：他们只给我看见那一条，上面剪掉了，下面也剪掉了。那一条上面几个字，说“此人不宜留在新疆”。所以上面就跟我讲，你准备走吧。
我说，好啊。我二话没说。我的生活经验已经多到足够让我绝对不会去问为什么。我有机会走，我还啰嗦什么？
30岁的韩秀回到阔别的北京，成为一家小服装厂的女工。上班第一天，就赶上了唐山大地震。她为工厂忙里忙外，工厂党支部书记看在眼里，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她想到了自己被红卫兵抄走的出生纸和早已过期了的护照。
韩秀：他说：“红卫兵把你家里东西抄走了没还？我去问。”他就真的去问了。公安局的人说，这东西我们有。红卫兵看到这是外国的东西，就交给我们了。我们锁在保险箱里也十年了。
拿出来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在塑胶口袋里套着，就还给我了，还是当着党支部书记的面就还给我了。我有了这个，那我就知道我该干嘛了。
一条喇叭裤、一件瘦瘦小小的夹克，韩秀穿着自己缝制的行头，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探路。
韩秀：我先走到美联处对门的一个非洲国家的大使馆。走到那儿的时候，那个武警就笑了，说你一定走错了，你大概迷路了。我说没有没有，我找得着路。从那儿到美联处就是穿过马路啊，所以我直接地就过去了，一下就站在那条白线上了。
你知道那条白线是什么意思？白线外面是中国，白线里面是美国啊。我等着那武警开抢呢。他开枪我就倒到里面去。我手里头就捏着我的护照和我的出生纸。我那时候根本没想活着离开那个地方。
一辆车直接地冲到我面前。那是我们的领事万乐山（Franklin P. Werdlaw）。他在车里就看见了有一个人站在白线这儿，而且手里头拿着一本绿色的护照。绿色的护照是40年代的。他知道这个人绝对是美国公民。所以他的车子就开一直开到我面前，从车子里跳出来说，我可不可以看你手里的文件。我说当然可以，我就给他看。
他打开一看，说我马上进去叫人。他说你站在这，千万不要动。他就冲进去，运气要多好有多好，滕祖龙（Jerome C. Ogden）在里面，我们的总领事。
美联处仅用了六分钟便确认了韩秀的公民身份。不过，她需要一个月后才能来这里领取新护照。很快，“私闯美联处”的罪名就把韩秀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
韩秀：当天晚上警察就来了。公安局的，先在房顶上，堵住各门口，然后进来搜。护照、出生纸、还有所有的美国外交官的名片全部都抄走了。
每天车间门口都有警察。车间里的人都知道我出事了。车间里还得派人监督我。有一天我在那做一点活，监督我的女孩子就用一张纸写。她不敢说话，知道说话一定会有人听见。她说，你一定得走，不走你就死定了。
我冲她点点头，赶紧把字条放在火炉子里头烧掉了。我知道那些工人师傅都明白，这孩子要不是不走就非死不可。
一个月中，韩秀到处想办法打电话，可是全北京的电话都不通美联处。终于有一天，她在西单看到一部旧式电话机，拿起来一拨，滕祖龙总领事的声音传了过来。
第二天，为了甩掉眼线，韩秀凌晨4点就出门了。等她再次来到美联处时，滕祖龙已经等在大门口了。
韩秀：滕祖龙手里拿着我的新护照，他把手指头压在照片上，那下面不是得签名嘛。他说，你来你来，把你的护照拿走。我就一直跟着他进去了。那个武警在亭子里面打电话，什么都来不及了。
我进去了以后，他说你先签字。我签字后，他说，你现在是一个有有效护照的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美国政府、我们美联处所有的人都要帮助你回家，不惜代价！
这之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络，整整八个月。我是连番地被审。但是我就咬定了一个，我只是要回家而已。我就是那一根筋，我就是要回家。他们那边说，你是抛弃社会主义，投奔资本主义，你跟那些间谍混在一起，诸如此类的一堆。
但是那个时机是再好也没有了。我回到美国才完全明白，就是我们的卡特总统坚持，要建立外交关系，首先要解决人权问题，把我们的美国公民还给我们，其它的我们再谈。
终于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政府就让我离境，要我三天之内离开北京。
1978年1月，在美中两国正式建交一年前，韩秀回到美国。这条漫漫归家路她走了整整30年。
那之后的两三年里，又有300多名滞留在红色中国的美国人陆续离开，返回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