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明崇祯十七年。
这是一个天崩地坼，山河巨变的动荡时代。
外有满清虎视眈眈，内有“流贼”攻城略地。《明史》称“溃烂而莫可救”，两百七十多年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
是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一个新政权的成立意味着敲响旧政权的“丧钟”。
从飘忽不定的“流贼”到建立政权，从无政治主张的农民到明确“争天下”的集团，李自成已经向崇祯亮明了“掘墓人”身份。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开始渡过黄河进攻山西，所向披靡，官民迎降。下一个目标十分明确：将革命进行到底！进京赶考去！
摆在崇祯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死守京师，号召天下兵马“勤王”，不成功则成仁；二是南迁，做战略性转移，迁都南京，重振旗鼓再图一战。
无论是崇祯，还是群臣，其实内心都很明白，第一个方案无异于痴人说梦。
继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民军克星”孙传庭潼关兵败身亡后，最后一支“听指挥，能打仗”的明军主力已经不存在了。
分镇各地的左良玉、刘泽清、吴三桂等将领虽然掌握有兵马，但朝廷实际上已指挥不动，他们已经成了各怀鬼胎，有奶就是娘的地方军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后路。
后来的事实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李自成逼近北京时，山东总兵刘泽清公然拒不奉诏出兵，反而说：“天下变，山东不为他人有耳！”后来，清军一南下，他立即投降。
与死守北京的方案相比，“南迁”方案显然更具可行性。
明朝实行“两京”体制，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保留了全套的中央国家机构。平时看起来是安排闲职官员的清闲之地，若一旦北京有失，就可以发挥政权“备份”作用。
而且，南京所处的南直隶所辖区域相当于现在上海、江苏、安徽，是大明帝国最富庶繁荣的地区，赋税居全国之冠。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估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税率要高于其他地区通行税率的五六倍。南直隶松江府3个县的田赋加在一起与整个广东省持平，而广东省有75个县、1个州。”
此外，在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还有大量明军，仅盘踞武昌的左良玉部就达20万人。
一句话，“南迁”有钱、有粮、有兵，有现成的政府班子，如果不能东山再起，最不济也可划江而治，保住半壁江山，不至于亡国亡天下。
02
“南迁”虽然好，对于崇祯而言，却隐含着一个巨大的道德风险。
堂堂一国之君，大明天子，竟然弃都城而逃，丧师失地，置黎民于水火，而且很可能一去不回，如南宋一样偏安一隅。这既需要痛下决心，更需要群臣的配合，给个理由先，给个台阶下。纵观中国历史，正常的表演程序应该如下：
群臣进谏：“形势危急！奔跑吧，皇上！”
皇帝大义凛然：“不走，天子守国门，国君死社稷！”
群臣再次进谏：“有一种失败叫占领，有一种胜利叫撤退。奔跑不是逃跑，是为了拯救国家和苍生！”
皇帝若有所思：“这真的不是逃跑？而是利国利民的战略转移？”
群臣反复进谏：“绝对是。如果不是，黑锅我们背，就说陛下是被我们蒙蔽南迁的－－说好去郊游，结果一下游到南京了。”
皇帝面露喜色：“那就别磨叽了，咔咔的赶紧走啊！”
这是正常的剧本，可悲的是，崇祯朝的群众演员从来不按剧本来演，反而像陈佩斯一样抢正面人物的戏。
明朝末年，文官集团已经彻底沦为“精致利己主义”群体，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无论是东林党与阉党，还是浙党、楚党与齐党，大家都只看立场站队，不问是非对错，挥舞着“道德”与“正义”的大棒互相攻讦。不少人一开口就是“民族大义”“国家兴亡”“仁义道德”，实际却是为一己一小团体的私利，更没有人愿意为皇帝背黑锅。
比如，面对辽东后金（清）、国内李自成“两线作战”被拖垮的困境，明廷务实的选择是“攘外先安内”，与后金和谈，集中精力先对内。
但每次一准备和谈，群臣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群情激奋：和谈就是“汉奸卖国贼”，宁愿大明不长草，也要收复辽东半岛！
但真要派人上辽东前线担任蓟辽督师时，这些人又怂了。
03
对于南迁，两三年前，崇祯其实就动过念头，并让阁臣们研究，但因各种因素影响，未能决断。
1644年二月，山西陷落，李自成兵锋已近京畿。火烧眉毛之际，左谕德李明睿、都御史李邦华、户部尚书倪元璐等一批人先后上疏南迁。
崇祯很动心，绕着宫殿边读奏疏边考虑南迁。《明史》记载：“帝得疏意动，绕殿行，且读且叹，将行其言。”
但是，在崇祯召集的御前会议上，一个官职仅七品的“处级干部”却拍案而起，“大义凛然”地痛斥这种逃跑主义、投降主义行为，认为扰乱了大明人心，应当杀李明睿以安天下。
他叫光时亨，安徽桐城人，时任兵科给事中。虽然品级很低，但“光处长”官微言不轻，因为他代表了明朝最具杀伤力的“言官”群体。
明朝官制中，负责“谏言、监察”六科给事中虽然品级很低，但权力很大，从监督六部百官到政务运行，甚至有权“封驳”奏章。
最重要的是，他们牢牢掌握大明舆论话语权，占据着道德制高点，骂人是本职工作，骂的人级别越高越有成就感，皇帝越恼羞成怒越证明我敢于“舍身以诤”，越容易青史留名。
尤其到了明末，言官群体往往以“诤谏”为名谋取政治资本，或者挥舞着“道德”的大棒冲锋在党争第一线。皇帝如果惩罚“喷子”只会让其一举成名，自己反而落个不能纳谏的恶名。
因此，“光处长”的发言把崇祯逼到了死角。不仅没给皇帝找台阶，反而把梯子抽了。
进入三月，李自成就快到北京了。李邦华等又提出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即：崇祯不跑，送太子到南京监国，以免被一锅端。
关键时刻，“光处长”又站了出来，一脚把大明最后的星火彻底踩灭。《明史纪事本末》等记载：“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大声曰：‘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
唐肃宗李亨是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安史之乱爆发，李隆基西逃入蜀。马嵬坡之变后，李亨北上朔方军大本营灵武（今宁夏灵武），直接登基继位，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后李隆基被迎回长安，完全丧失权力，实际上被软禁起来，父子相互防备，玄宗郁郁而终。
光时亨这一招太狠，直接点中崇祯死穴：“你不怕你儿子到了南京直接抢班夺权？”同时，还恶狠狠地捅了南迁派一刀：“你们南迁是想迎立新君，用心险恶！”
崇祯彻底无路可走，唯有向群臣表示：“国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
通俗地说，谁也不准跑，那就大家抱着一块死吧！
04
崇祯君无戏言，吊死煤山，殉国大明。
被光时亨痛斥为“投降派”的李邦华自杀殉国，死前题词于阁门：“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之死靡他。”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痛斥别人不爱国的光时亨不仅没有殉国，反而极可能投降了李自成。
后来，安徽桐城籍文人和地方史纷纷给光时亨叫屈，称其性刚直，绝对没有投降，而是自杀未遂被尼姑救了，遂南下投奔南明。但这种出自老乡的文章，形象越高大越有“洗地”嫌疑。
在诸多史料中，散落着大量“光处长”的生动故事。《甲申传信录》记载，光时亨投降后继续干老本行，被李自成任命为“兵谏议”。
最精彩的是，他写信给在南方的儿子：“诸葛兄弟，分仕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以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赵，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也。”
余每次读史于此都不禁感叹，“光处长”真是大明朝精致利己主义者中的极品，善于从天下大势的缝隙中，寻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空间。
明末清初，政治形势云诡波谲。崇祯吊死煤山后，中国大地上同时并列四个政权，北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关外东北的满清政权，南方的南明弘光朝廷，还有西面四川的张献忠大西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台，谁主浮沉一时很难看清。
“光处长”的精明之处在于多方下注，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自己投降李自成继续做官，教育自己的儿子改名换姓，在南明朝廷中谋个一官半职，不管谁上台，光氏一族都是赢家。
05
“诸臣误我。”
“文臣个个可杀！”
“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
据史书记载，崇祯最后的岁月对臣下充满怨恨，估计“光处长”在这份咒怨名单里排名靠前。
后来，光时亨南下投奔了南明弘光政权，结果被马士英弹劾论罪，最终被斩首，罪名是“力阻南迁，致使先帝殒命社稷”。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哪怕你打着“爱国”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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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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