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在中国提出的时间不算长，中国严格意义上推动军民融合是在21世纪才开始，本世纪初开始提倡“军民结合”，“寓军与民”发展军民两用技术；2006年提出深化国防科研体制改革，建设国防科技创新新体系。2015年3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从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将军民融合升格为国家战略，与当前中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有关——中国要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希望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时，需要确保全球资源与能源利益，要维护“一带一路”战略，还要面临日益增多的国际性地缘政治博弈……这一切都需要中国购买更多的“大炮”（注：“黄油”与“大炮”是形容经济与国防的一对比喻）——航母、军舰、卫星、军用飞机等等。如果这时候不改革中国的科技与军事工业体制，无异于有一条腿还陷在旧体制的泥潭，并未摆脱前苏联式的体制陷阱。
有人认为，中国强调军民融合与军改、与国企改革有着密切联系，甚至也有人认为，这仅仅是在为解决问题提供某种出路。不过，从历史逻辑来看，这样的认识未免低估了军民融合的未来发展前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军民融合问题的重要性。
当时的德国与俄国分处大战的两个阵营，德国军工体系完整，依赖军民融合，军事装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俄国，在东线取得了坦能堡战役的辉煌胜利。与德国的军民融合所不同的是，俄罗斯是国有的军工体系，这个体系在开战初期仅为俄军提供了40门重炮，德军则拥有960门重炮。即便是战争后期，而俄罗斯的军工体系也缺乏生产重型火炮的能力，1914年，俄罗斯不得不从自己的宿敌日本紧急进口了一大批150毫米口径的38式榴弹炮。
走军民融合之路的德国，不但拥有当时世界最强的军工体系，后来同样的体系也运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俄罗斯却不汲取教训，始终坚持自己的国有独家军工体系，不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吃了大亏，后来这个“国有独家”体系，还因为国防经济的竞争，汲取了过量的社会财富，实际还让苏联最后走向了崩溃。
当年的德国，威廉二世为了支持军民融合是下了重本的。克虏伯公司原本就是一个制造汤匙和叉子的小工厂，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崛起成为欧洲最大的军火公司。当克虏伯公司老板弗里茨去世之后没有合适的继承人管理公司，威廉二世甚至亲自干预，安排当时德国的一位外交官古斯塔夫入赘到克虏伯家族，改姓克虏伯，接手公司管理。据说，当时的订婚仪式犹如内阁全体会议，威廉二世亲自出席，鼎立支持，德军总参谋部全体军官出席，海陆军全体将官举杯祝酒。
克虏伯这家民营企业也不负德军众望，战争全面爆发后，古斯塔夫•“克虏伯”在自己的日记本里面写下，“敌人越强，荣誉越大”。到一战的第三年，克虏伯已经可以做到每月交付德军900万发炮弹和300门各型火炮，包括420毫米口径的巨型工程榴弹炮。战争也让克虏伯公司发了财，在一战末，克虏伯公司的盈利已经达到4.32亿德国马克。
那个时候的沙皇俄罗斯就几乎完全没有走军民融合的道路，俄罗斯的民营企业最多也就提供点军服、鞋帽之类的东西，俄罗斯靠的主要是国有军工体系。虽然早有战争物资储备，但在剧烈的战争消耗面前，这些战争储备迅速消耗殆尽。原来准备打一年的76毫米口径火炮的1000发炮弹，实际只打了16天就用完了。原计划每月生产20万枝步枪，实际每月喊着口号，加班加点也就生产了3万枝，这就导致大量俄军的后备军根本没有装备可用，只能等着前线阵亡士兵的武器来装备。一战打到激烈的时候，沙皇御驾亲征也不顶事。这是体系的竞争，俄罗斯因为自己的“国有独家”完全败给了“军民融合”的体系。
中国的军民融合刚刚开始，这是一场体系性的革命，不是弯道超车，而是变道超车。客观来看，在这场体系性的革命中，我们现在连1%的事情都还没做到。美国原本就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军民融合体系，一大批世界知名企业，军民兼备，实打实地“两条腿”走路。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明确提出联合部队的概念，这个联合部队不但将原有的军工制造商囊括在内，而且将一大批的服务业、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人才和机构也打包进来，组成了前所未有的“联合部队”。由此可见，他们的壮大，就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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