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目前已基本开放，保留限制的主要是汽车、船舶、飞机等少数行业。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此前称，下一步扩大开放的方向很明确，就是要实现全面开放。然而，在中国拟完全放开制造业的同时，外资企业却在撤离中国。市场与政策貌似出现了背离，不过研究发现，目前撤离的外资仍属于已经开放的领域。
但是，外资对中国即将开放的制造业的担心也在增加。一个典型例子是，在中国决定逐步放开汽车投资股比限制后，戴姆勒、大众和福特等跨国汽车商在北京车展上都表示，他们计划保持合资企业不变。福特汽车高管称，“在一个如此不同的市场，认为全凭自己就能做到太疯狂了。”面对中国进一步开放大门，跨国汽车制造商却宁愿维持现状。背后的问题值得深思。
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曾说过，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事实上，外资伴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发展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投资区域来看，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大致分为三类：制造类的外资，大多投资于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以及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部地区；服务类的外资，大多立足于城市；总部类的外资，则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如北上广深。目前撤离中国的外资企业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
根据安邦咨询的跟踪，越来越多的外资在关闭中国的工厂。2018年才刚刚拉开序幕，世界500强之一的日本日东电工公司，宣布关闭苏州工厂，撤离中国。2018年3月10日，据路透报道，日本松下正在考虑出售旗下的一家中国生产厂，该公司希望能从这项交易中获得超过4.5亿美元收入。据报道，这家生产厂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主要生产安防摄像头。松下预计可以从这项交易中获得500亿日元的资金，它计划将这笔钱用于公司其他的关键业务比如汽车电池等。一个多月之后，在准备撤离中国市场的外资中，又增加了一家三星电子。4月18日传出信息，深圳三星电子通信公司将被撤销，除6位韩籍高层外，所有员工将于4月底全部遣散，遣散人数约320人左右。这意味着，三星“抛弃了”其在中国唯一一家生产网络设备的公司。裁撤深圳工厂，预示着三星在中国市场的业务转移。看似是“逃离”，实则是三星在中国的整体布局“有心乏力”。据透露，本次遣散主要源于生产基地已经转移至越南，业务生产随之也转移到越南。
最新的信息显示，又一家外资宣布撤离中国。继三星后，日本电子巨头奥林巴斯宣布撤离深圳。5月7日下午3：10，深圳奥林巴斯最高负责人小松享，通过广播向全体员工正式宣布：深圳工厂于5月7日起停产停工！目前深圳奥林巴斯主要有三大块业务，分别是相机、车载和显微镜。据公司内部人士透露，相机业务将转移至越南；车载业务不确定，有可能不做了；显微镜业务，高端的迁回日本，其余业务转至奥林巴斯（广州）工业有限公司。
容易看到，外资接二连三地撤离中国市场。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成本原因，还是有其他原因？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通过梳理这几家企业披露的撤离理由发现，经营成本高昂正是促使它们被迫撤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其他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内部产业布局的调整，也可能是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奥林巴斯就表示，受世界范围内相机市场缩小，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等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目前公司经营前景严峻，集团内部不得不进行业务调整。
在我们看来，单就经营成本而言，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人力成本。日东电工东京总部的一位干部曾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苏州工厂难以为继。苏州工业园区的网友算了一笔账，工人税后基本上到手工资，平均大约是5000多元，若算上五险一金，公司供养一个员工，每个月大约需要12000元。而越南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1000多元，如此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不逼着外资制造企业离开苏州奔越南才怪。
二是用房成本。深圳奥林巴斯位于南山科技园北区，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是整个深圳科技企业最密集的一个区域，周边名企林立，有多家上市公司，与腾讯大厦仅相距3公里，周边房价在8万元/平左右，地块价值惊人。在深圳，许多原特区内的工业厂房都变身成为了商业综合体。据悉，深业上城目前涵盖了商务公寓、商业以及写字楼，其中部分商务公寓价格已经突破每平方米10万元。最近一些外资迁出北京朝阳区CBD也是因为高涨的租金。根据中原地产的数据，国贸三期的租金最高已达到了1500元人民币（每平米每月），财富金融中心与环球金融中心的均价是580元，京广中心均价630元。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越来越多的外资在关闭中国的工厂。就微观而言，单个的企业撤离都有各自的原因。不过，从宏观角度看，如果外资制造业一批批地从国内市场撤离，那就很严重了！若果真如此，中国的制造业将面临严重损失，实体经济将更弱化，对中国市场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外资的持续撤离值得中国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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