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撕裂的东北亚
当以满清后宫为故事背景的宫斗剧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的时候，黄海对岸的韩国却对同一历史时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2011 年，当一部名为《甄嬛传》的清宫剧拿下中国大陆最强收视率的同时，一部名为《最终兵器：弓》的韩国电影也以750万人次的观影人数拿下了韩国票房冠军，前 者描绘了表面上锦衣玉食，歌舞升平的满清宫廷中妃嫔之间尔虞我诈的残酷斗争，后者则以满清入侵朝鲜半岛的“丙子胡乱”为背景，描绘了朝鲜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在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中与满洲强权不屈的抗争。中国观众以吃瓜群众的心态将《甄嬛传》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韩国观众却对影片背后的历史悲情主义感同身受，影 视业作为娱乐产业在整个社会中投下的影子，恰恰是一个被撕裂的东北亚。
韩国电影《最终兵器：弓》讲述了一个身负国恨家仇的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自我救赎韩国电影《最终兵器：弓》讲述了一个身负国恨家仇的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自我救赎
哲学家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剧都是当代社会思潮和现象的投射，北京上海中央CBD的钢筋水泥森林中的小白领Rachel、 Sarah、Vivian走进了横店影视城，摇身一变成了璎珞、明玉、尔晴，但故事情节却不因场景转换而变化，只不过斗争手段从职场穿小鞋变成了各种能使 人流产或慢性中毒而死的伪中医玄学，结局永远是女主争宠忙，贱人被灭亡，毫无违和之感。
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韩国，在20 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在中国的清宫剧从《甄嬛传》发展到《延禧攻略》的时候，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电影也从《最终兵器：弓》拍到了《南汉山城》，其中以日 本侵略朝鲜为的壬辰倭乱为背景两部（鸣梁海战、代立军），以满洲后金政权侵略朝鲜的丙子胡乱为背景的两部（弓、南汉山城），韩国历史悲情主义电影的题材选 择，也有意无意的流露出半岛人身处大国夹缝之中，数百年来从未真正掌握过自身命运，如怒涛中两艘战列舰中间的舢板一般身不由己的无奈。
近年来，韩国历史电影以基本遵循史实的态度，改变了过去抗日抗中神剧荒诞的刻板印象近年来，韩国历史电影以基本遵循史实的态度，改变了过去抗日抗中神剧荒诞的刻板印象
中国观众能够以相当坦然的态度将雍正皇帝的妃嫔之间争夺交配权和生育权的争斗当做奶头乐（布热津斯基语）来欣赏，韩国观众看到南汉山城中被逼上绝路的朝鲜 国王饱含屈辱的泪水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却决然不可能抱有相同的心态。韩国人注定不能理解中国人对中韩之间历史的坦然态度，中国人也注定不可能理解韩 国人深入骨髓的悲情主义，如果再加上中韩共同不能理解日本对二战的晦涩态度，那么三个国家从政府到民间的互不理解，就共同构成了这个被撕裂的东北亚。
《南汉山城》直面战争的残酷与耻辱，忠实的重现了朝鲜君臣陷入绝境，最终向后金投降的《南汉山城》直面战争的残酷与耻辱，忠实的重现了朝鲜君臣陷入绝境，最终向后金投降的
二、他者想象与自我构建
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实质是共同体的重建，而共同体的重建必须依赖共同记忆的重构，正如H.Richard Niebuhr所说的：没有集体记忆, 没有共同体认可的过去, 就没有真正的共同体。要想形成共同体, 必须建立共同记忆……共同记忆的多寡决定我们之间联接的程度。
中日韩三国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迥异的路径和方式，以及彼此之间恩怨交织的关系，决定了三个表面看起来文化类型相似的国家，无法拥有共同的“集体记忆”，也就不可能在远东形成类似欧盟的共同体。
日本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由封建国家脱胎而成为近代民族国家，中国则是通过革命的方式，从中央集权的古老帝国脱胎成为近代的民族国家，然而以孙中山为 首的革命者们中途改变了主义，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决定继承满清帝国的遗产，按照奥斯曼主义的原则构建一个五族共和的新国家，这一改变深刻的影响了中日关系 在近代的走向，使日本从中国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变成了中华民国最凶恶的敌人。这一改变也基本决定了中韩关系此后一个世纪的基本走向。
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遭安重根刺杀，预示了三国半个世纪的仇怨之路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遭安重根刺杀，预示了三国半个世纪的仇怨之路
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前，朝鲜作为清帝国日益瓦解的东亚朝贡体系中所剩无几的藩属国之一，基本是一个衰败的晚明帝国的缩微版，被无能而怯懦的士大夫阶级统治的国家被无休止的党争所纠缠，整个国家从17 世纪开始就陷入停滞的状态，如同一个身患绝症年迈腐儒，仅仅因为其蜗居东亚一隅才得以苟延残喘到19世纪末叶。他的强邻日本始终对他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继 续300年前那次未完成的征服，在那一次征服中，朝鲜因为宗主国的倾国相救而幸免于难，然而300年后，再次跨过对马海峡的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了，君父之国 却早已灰飞烟灭，新的宗主国不但是曾经野蛮入侵过朝鲜半岛的蛮族偕主，而且模仿西方殖民者的派头，在朝鲜设立了租界（清朝在仁川、釜山、元山均设有租界， 并享有治外法权）。这使得朝鲜一度不得不依附于更加野蛮的沙俄，试图在半岛引入俄国势力“以夷制夷”，在清、日、俄三方互相制衡的夹缝之间苟延残喘。
清朝在朝鲜的拥有租界和治外法权，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并无二致清朝在朝鲜的拥有租界和治外法权，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并无二致
19世纪末的朝鲜仿佛一个被强盗觊觎的少年，亲爹早已死去多时，唯一可以仰仗的后爹正是当年杀死亲爹的凶手。朝鲜就是在这样一种任人摆布的绝望境遇中， 第一次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1895年4月，清帝国在《马关条约》中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承认朝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1897年，“大韩帝国”成立，不 出所料，这个“帝国”仅仅存在了13年便被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吞并掉了。在日本吞并韩国的前一年，发生了著名的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件，1909年 10月26日，朝鲜民族主义者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明治政府立宪派元老、亚细亚主义者伊藤博文，这一鲁莽的举动非但没有延缓朝鲜被吞并的速度，反而铲 除了明治政府中立宪派的重要力量，使日本加速进入军国主义阶段，在次年就急不可耐的吞并了朝鲜，伊藤博文在死前迫切的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刺杀他，在得知 刺客是朝鲜人之后，他说出了临终前的倒数第二句话
朝鲜人.............杀我...........马鹿（笨蛋）......唉
这件20世纪初东亚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预示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日韩三国的仇怨之路，韩国的民族主义史观就在这样的悲惨境地中诞生了，因此它从初生开始 就带着对千年来操纵其命运的大国深深的恨意和不信任，半岛民族主义史学家的鼻祖申采浩第一次提出了重新发明朝鲜民族的主张，他认为必须抛弃朝鲜自古以来的“事大主义”，打破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认知，利用历史来构建（发明）全新的朝鲜民族，最终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独立。
在这一民族和历史再发明的过程中，除了“自 我”（朝鲜）的重构，更重要的是“他者”的塑造，法国哲学家Emmanuel Levinas认为，“自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相异又相邻的关系，是一种“无关系的关系”，“他者”作为与“自我”相对立的概念，既与“自我”保持着 密切的联系，又与自我截然对立，正是“他者”的存在，才彰显了“自我”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朝韩二国把安重根奉为民族英雄，然而实际上安重根的刺杀并没有减缓朝鲜被吞并的速度朝韩二国把安重根奉为民族英雄，然而实际上安重根的刺杀并没有减缓朝鲜被吞并的速度
很显然，对于半岛的民族发明家来说，朝鲜种族、历史和文化和西方没有“关 系”，这一点一目了然，根本无需证明，而朝鲜与中国和日本没有“关系”才是需要证明的论点。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操纵着朝鲜命运又长期与朝鲜保持着密切 联系的中、日两国，自然而然的成为与“朝鲜”相对立的“他者”，可以说，朝鲜民族自我构建，或者说再发明，是建立在对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恨”的基础上 的。
1925年，流亡北京的申采浩出版了现在被朝鲜和韩国共同奉为神书的《朝鲜上古史》，该书的第一大标志性观点是基本上抛弃了真实存在的“箕子朝鲜”和 “卫满朝鲜”，而是丰富了神话人物檀君，并确立了“檀君朝鲜”（公元前2333-公元前238)，这一历史发明的作用在于从民族和国家起源上斩断朝鲜与中 国的历史联系，从而确保朝鲜民族起源的独立性。
朝鲜民族的精神国父申采浩朝鲜民族的精神国父申采浩
该书的第二大标志性观点是把朝鲜民族的起源与扶余人联系起来，从而使朝鲜和曾经的东北亚强权高句丽建立联系。而高句丽是曾与隋唐等中原王朝在东北亚争霸的势力，是“中国”的对立面，这样才能确保“朝鲜”的主体性。
该书的第三大标志性观点是强烈的批判“事大主义”，申采浩认为，中古以来朝鲜的“慕华之风”使朝鲜人自甘附庸，沦为奴仆，丧失了独立性。
该书的第四大标志性观点是最为当代中国人所熟知和厌恶的腔调，就是把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文化遗产说成是朝鲜起源的，或是在朝鲜民族的帮助下完成的，申采浩丝毫不以此为耻，反而在1909年12月16日的《大韩每日新报》上撰文鼓吹“为了自己的国家偷窃他国东西的人不是小偷而是世界英雄”，书中甚至对中国提出了领土诉求，主张恢复“高句丽旧疆”，同时认为中国山东、浙江等地曾是百济的殖民地，福建的漳、泉等地曾是新罗的殖民地。
这种历史发明中的拿来主义态度，经申采浩首创之后，经朴殷植、郑寅普、李丙焘、李基白等人传承百年，终于在网络时代发酵，在中日两国引发轩然大波，网民常以为这种态度是韩国经济发展后民族自信心膨胀的产物，殊不知这种态度恰恰起源于“大韩帝国”内外交困濒临绝境的灭亡前夜。至今已逾百年，只是到了网络时代信息流量陡增，才为中日两国网民所熟知罢了。
更为黑色幽默的是，申采浩这位民族发明学的始祖在日韩合并之后沦为亡国奴，长期流亡中国，在中国的庇护下继续进行着他的民族发明学。
相比之下，日本人对他一点也没客气，1928年，申采浩因伪造外汇兑换券在基隆被日本人逮捕，1936年死在日本人在旅顺的监狱里。
半岛民族发明学的圣经《朝鲜上古史》，现在还能轻松的买到中文版半岛民族发明学的圣经《朝鲜上古史》，现在还能轻松的买到中文版
以现代史学的观点看，申采浩的著作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神话，除朝鲜和韩国外，国际史学界甚少将其作为信史。
三、“三重国恨”与民族大义
因此，半岛民族一开始就是由“恨” 的意识构建的想象共同体，这种“恨”是针对三个对象的三重意向，第一重是对千年来不断侵略朝鲜半岛的日本的恨，这种恨意支撑着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兴起的 韩国独立运动。第二重是对数千年来操纵半岛命运的大国势力的恨，这种恨意直接导致了半岛民族的再发明，也导致了半岛民族主义史学变成了一门以证明朝鲜和中 日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关系”的玄学。第三重是对朝鲜民族自身懦弱和衰败的恨，这种恨意直接催生了对“事大主义”的批判，也构成了半岛民族延绵百年敏感而脆 弱的神经， 2008年12月，中国驻韩国大使宁赋魁曾邀请李明博总统在就职前派遣特使访华，一周之后，韩国 《中央日报》就以“无礼的中国外交”为题，发表评论称 “这会让人想起向中国统一王朝朝贡并接受册封的朝鲜王朝的样子。”足可见这穿越世纪的恨意延绵至今。
韩国学者许宇成在韩国民族主义学者李丙焘所著的《韩国史大观》中文版的译序中，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三重恨意：
“我韩今日之‘民族主义’，尚未脱离掉新生之兴奋，在久为事大主义所浸渍以及刚由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中获得解救之如我韩，这种兴奋，非仅势所难免，且自有其过渡性之政治意义”
在朝鲜战争中，北方政权基于“民 族大义”的而发动的道德攻势使韩国在战争中常常陷入舆论被动，北方政权指责韩国是美国人的傀儡这一点并不致命，因为当时大部分的朝鲜民众对美国并无明确的 概念和特别的仇恨，指出韩国军队的本质是殖民地时期的朝鲜裔旧日本军队，在民族大义上对韩国是一种致命的打击，这一论调直接将朝鲜战争定义为“朝鲜民族解 放者与日本殖民时期二鬼子之间的战争”，这种说法让北方在舆论战上占据了道德高地，也让北方政权在战争初期获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
韩国总统朴正熙（高木正雄）为代表的旧日本帝国军人构成了南方政权军队的基干韩国总统朴正熙（高木正雄）为代表的旧日本帝国军人构成了南方政权军队的基干
南方政权（韩国）意识到朝鲜的道德攻势使韩国军队士气低落，且处于舆论不利的境地之后，痛定思痛之后以同样的方式发动了反击，1945 年前后，震檀学会开始为编纂大规模国史进行资料准备。1955年， 该学会“委托”一批当时全国一流历史学者开始编纂七卷本《韩国史》，作为国史的该书基本采取了自申采浩以来的民族主义史观和民族发明学概念，编纂指导思想 是：“一、强调朝鲜民族独立存在的历史条件，论述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活动所依据的制度、秩序。二、注重本国各个时期制度、法律、宗教、伦理、产业、艺术、文 学等方面的演变及其相互的影响。三、反映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接触’与‘交涉’，这基本是申采浩民族主义史学的延伸，贯穿始终的还是绵延百年的三重国 恨。
朝鲜报纸庆祝日军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朝鲜报纸庆祝日军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基于这种“恨 意民族主义史观”，韩国在签订停战协议后迅速开始因战争而中断的民族发明学进程，其一是清除日本殖民时期对朝鲜的影响，特别是清除殖民时期日本灌输给朝鲜 民族的日鲜史观（宣扬日本、朝鲜民族同源）、满鲜史观（宣扬日本、朝鲜、满洲、蒙古同源）、停滞史观（认为朝鲜是劣等民族，社会永远停滞，只有经日本人帮 助才有能力进入近代社会）。其二是清除“事大主义”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宗藩体制和朝贡体系的批判，清除中原王朝在半岛历史上的影响力，同时将朝鲜民族与 高句丽等地区霸权联系起来，塑造一个能够与中原王朝对抗的半岛民族形象。其三是继续进行民族发明，将“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等“外来政权”的历史地位 淡化，将基于神话和想象的“檀君朝鲜”作为半岛民族的起源，同时大力拔高在历史上“维护半岛民族独立地位”的人物的历史地位，其中有李舜臣这样抵抗日本侵 略的民族英雄，自然也少不了乙支文德、崔莹、渊盖苏文这样对抗中原王朝的“民族英雄”。
带有“李世民被射成独眼龙”的荒诞情节的神剧不但被中国网民诟病，也被日本网民嘲笑带有“李世民被射成独眼龙”的荒诞情节的神剧不但被中国网民诟病，也被日本网民嘲笑
韩国在编纂国史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历史为民族服务、历史为政治服务、历史为统一服务”的概念和原则，在编纂历史的过程中史实性越来越弱，发明性越来越强，为中日两国所诟病且厌恶的“韩国起源说”也逐渐从民间被“抬旗”到了官方正统史学的位置。
如成书于20 世纪初的伪书《揆园史话》、《桓檀古记》，宣称古代朝鲜是一个以贝加尔湖为统治中心，疆土西到美索不达米亚，东到日本列岛，南北跨度4万里的巨大国家。诸 如檀君派遣太子扶娄教大禹治水之类荒诞不经的记述更是数不胜数，这种造假水平很低的伪书却被韩国政府和民间当做信史，并以此为依据作了大量的“研究”。
本图较为保守，将朝鲜疆域仅限定为从鄂霍次克海到巴尔喀什湖的跨度本图较为保守，将朝鲜疆域仅限定为从鄂霍次克海到巴尔喀什湖的跨度
比如，20 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民间学者组织成立各种协会，经办杂志，发表文章，举行免费的民族史讲座，宣传当时根本很少为人所知的“檀君起源说”，到20世 纪90年代时，“檀君起源说”已经成为韩国从官方到民间的一种共识，1993年10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称在江东郡文兴里发现檀君陵，陵墓出土遗 骨两具，分别是活了1908岁的檀君和他的妻子，因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拒绝任何外国考古学家对陵墓进行考古，因此其真实性普遍受到怀疑，唯一对此坚 信不疑的是同朝鲜高度敌对的韩国，两个表面互为仇敌的国家基于共同的民族主义史观默契配合的一场闹剧，为半岛的民族发明学之路平添了一丝荒唐。
位于平壤附近的檀君墓，朝鲜政府不允许任何外国考古学家接近这座神秘的陵墓位于平壤附近的檀君墓，朝鲜政府不允许任何外国考古学家接近这座神秘的陵墓
四、尴尬的敌我与他者
然而，在朝鲜之后，朝鲜半岛被一分为二成为冷战的前沿，始终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全民族的共同体重构，外国军队长期驻扎，被迫以“部分主权让渡”的方式换取大国的经济援助、政治支持和安全保护，在大国政治博弈的夹缝中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求生。似乎再次让半岛回到了甲午战争之前的状态，只不过由美国代替了战败的日本帝国，由苏联代替了早已灭亡的满清帝国。
自信完成了民族发明的过程，已经清除了“日 本帝国主义殖民影响”和“事大主义浸渍”，并创造了“汉江奇迹”的半岛民族，再次陷入了命运被大国所摆布的境地，这不禁让韩国的民族主义者们陷入一种尴尬 的境地，一方面为自己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就而骄傲自大，一方面又为自己实际上受制于人，主权不完整的境地而感到自卑和愤怒，这两种情绪 共同使半岛的民族主义者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使得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民族独立和复兴的自豪和祖国分裂并受制于人的残酷现实之间，产生了半岛民族强烈的不安全感、历史悲情主义、以及对外部强权的猜疑和抵触，根植于半岛民族骨髓里的恨意开始萌生，这种恨既是悲伤，也使愤怒。
北纬38度线的存在让半岛的民族发明学找到了万能甩锅器，也注定让自己没法逻辑自洽北纬38度线的存在让半岛的民族发明学找到了万能甩锅器，也注定让自己没法逻辑自洽
这种情绪在韩国的内部，悄悄的滋生着一种共同体意识，即朝鲜并不是敌国，而仅仅是受制于人，身不由己的兄弟之国，真正可恨的是操纵半岛局势，阻碍半岛统 一的大国，这种情绪在韩国表现的尤其明显，越来越多的韩国人认为，朝鲜穷兵黩武是因为美国威胁和孤立的结果，美国根本不是韩国盟友，而只是把韩国像棋子一 样操弄的大国棋手，朝鲜才是韩国需要帮助的可怜兄弟。因此，无论朝韩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峙到何种程度，韩国民间的援助始终都能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的进入朝 鲜，且规模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历经五十年的韩美同盟也越来越多的受到这种半岛共同体意识的冲击，对驻韩美军的意见日益增多，迫使美国不断的调整在亚太 的军事战略，以安抚韩国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
韩国国内一个更为危险的观点认为，朝鲜所进行的核试验对韩国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威胁，也是一个重大的机遇，由韩国主导的统一进程能让新生的半岛国家自然而然的继承朝鲜的核武器，成为拥有核威慑力的地区大国，这种危险的思潮让半岛周边国家感到不安。2005 年，一部名为《天军》的韩国电影加重了这种不安，影片虚构了朝鲜和韩国共同制造的核武器“飞激震天雷”被美国强制“没收”，深感愤怒的朝鲜军人江吉民少校 夺回了核武器，在对峙中与追捕的韩国军人一起意外回到古代，共同帮助民族英雄李舜臣抵抗女真侵略的故事，最终朝韩军人如兄弟般共同战死沙场，核武器也作为 朝韩军人用生命换来的“民族共同遗产”回到了祖国。影片本身荒诞不经的情节乏善可陈，但流露出的民族意识非常值得玩味，在电影中，本该互相敌对的朝韩军人 成为了共同作战的兄弟，本该是韩国盟友的美国却成了妨碍半岛统一的“他者”，这种敌我和他者之间的转换，透视出半岛民族主义的微妙变化。
韩国电影《天军》第一次在银幕上大胆表达了半岛民族发明学构想：朝韩一体对抗大国操控韩国电影《天军》第一次在银幕上大胆表达了半岛民族发明学构想：朝韩一体对抗大国操控
相对美国来说，中国是让半岛民族主义者感情更为复杂的“他 者”，在2017年上映的电影《南汉山城》中，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陷入绝境的朝鲜仁祖依然在清军的炮口下举行祭礼，遥拜远在北京，无力相救的明朝崇祯 皇帝，最终屈辱身着青衣步行出城，向皇太极行了三跪九叩之礼，成为满清的藩属。除了一贯的“弱国无外交，弱国无尊严”的半岛历史悲情主义情绪外，影片中流 露出的晦涩不明的“中国观”也耐人寻味，究竟是那个远在北京，曾经在壬辰战争中力挽狂澜，拯救过朝鲜民族的“君父之国”是中国呢，还是这个近在眼前，蹂躏 朝鲜三千里江山，杀掠朝鲜五十万人民，并迫使朝鲜国王跪在脚下受尽屈辱的“暴虏”才是中国呢，恐怕在纠结的半岛民族主义者眼里，二者都是。
《南汉山城》中，仁祖被后金重兵包围在一座孤零零的山城中，依然主持了对崇祯的祭礼《南汉山城》中，仁祖被后金重兵包围在一座孤零零的山城中，依然主持了对崇祯的祭礼
2006年上映的韩国电影《汉江怪物》中，因为驻韩美军的停尸房违规向汉江大量倾倒化学试剂，导致水体污染，原本渺小的水生生物变异成为庞大的怪物，影射 了大国插手半岛事务，最终造成了怪物（朝鲜），引发了一系列悲剧的现实。其实就笔者看来，与其说这个大国势力干预下产生的怪物是朝鲜，倒不如说是饱含着恨 意的半岛民族主义本身，这个变异怪物确实是大国之间在东北亚反复博弈的悲剧产物，但它也确实时刻准备着，给自己和他者之间制造灾难。
来自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02735041255934
当以满清后宫为故事背景的宫斗剧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的时候，黄海对岸的韩国却对同一历史时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态度，2011 年，当一部名为《甄嬛传》的清宫剧拿下中国大陆最强收视率的同时，一部名为《最终兵器：弓》的韩国电影也以750万人次的观影人数拿下了韩国票房冠军，前 者描绘了表面上锦衣玉食，歌舞升平的满清宫廷中妃嫔之间尔虞我诈的残酷斗争，后者则以满清入侵朝鲜半岛的“丙子胡乱”为背景，描绘了朝鲜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在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中与满洲强权不屈的抗争。中国观众以吃瓜群众的心态将《甄嬛传》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韩国观众却对影片背后的历史悲情主义感同身受，影 视业作为娱乐产业在整个社会中投下的影子，恰恰是一个被撕裂的东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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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剧都是当代社会思潮和现象的投射，北京上海中央CBD的钢筋水泥森林中的小白领Rachel、 Sarah、Vivian走进了横店影视城，摇身一变成了璎珞、明玉、尔晴，但故事情节却不因场景转换而变化，只不过斗争手段从职场穿小鞋变成了各种能使 人流产或慢性中毒而死的伪中医玄学，结局永远是女主争宠忙，贱人被灭亡，毫无违和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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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韩国历史电影以基本遵循史实的态度，改变了过去抗日抗中神剧荒诞的刻板印象近年来，韩国历史电影以基本遵循史实的态度，改变了过去抗日抗中神剧荒诞的刻板印象
中国观众能够以相当坦然的态度将雍正皇帝的妃嫔之间争夺交配权和生育权的争斗当做奶头乐（布热津斯基语）来欣赏，韩国观众看到南汉山城中被逼上绝路的朝鲜 国王饱含屈辱的泪水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却决然不可能抱有相同的心态。韩国人注定不能理解中国人对中韩之间历史的坦然态度，中国人也注定不可能理解韩 国人深入骨髓的悲情主义，如果再加上中韩共同不能理解日本对二战的晦涩态度，那么三个国家从政府到民间的互不理解，就共同构成了这个被撕裂的东北亚。
《南汉山城》直面战争的残酷与耻辱，忠实的重现了朝鲜君臣陷入绝境，最终向后金投降的《南汉山城》直面战争的残酷与耻辱，忠实的重现了朝鲜君臣陷入绝境，最终向后金投降的
二、他者想象与自我构建
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实质是共同体的重建，而共同体的重建必须依赖共同记忆的重构，正如H.Richard Niebuhr所说的：没有集体记忆, 没有共同体认可的过去, 就没有真正的共同体。要想形成共同体, 必须建立共同记忆……共同记忆的多寡决定我们之间联接的程度。
中日韩三国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迥异的路径和方式，以及彼此之间恩怨交织的关系，决定了三个表面看起来文化类型相似的国家，无法拥有共同的“集体记忆”，也就不可能在远东形成类似欧盟的共同体。
日本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由封建国家脱胎而成为近代民族国家，中国则是通过革命的方式，从中央集权的古老帝国脱胎成为近代的民族国家，然而以孙中山为 首的革命者们中途改变了主义，他们在革命胜利之后决定继承满清帝国的遗产，按照奥斯曼主义的原则构建一个五族共和的新国家，这一改变深刻的影响了中日关系 在近代的走向，使日本从中国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变成了中华民国最凶恶的敌人。这一改变也基本决定了中韩关系此后一个世纪的基本走向。
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遭安重根刺杀，预示了三国半个世纪的仇怨之路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遭安重根刺杀，预示了三国半个世纪的仇怨之路
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前，朝鲜作为清帝国日益瓦解的东亚朝贡体系中所剩无几的藩属国之一，基本是一个衰败的晚明帝国的缩微版，被无能而怯懦的士大夫阶级统治的国家被无休止的党争所纠缠，整个国家从17 世纪开始就陷入停滞的状态，如同一个身患绝症年迈腐儒，仅仅因为其蜗居东亚一隅才得以苟延残喘到19世纪末叶。他的强邻日本始终对他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继 续300年前那次未完成的征服，在那一次征服中，朝鲜因为宗主国的倾国相救而幸免于难，然而300年后，再次跨过对马海峡的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了，君父之国 却早已灰飞烟灭，新的宗主国不但是曾经野蛮入侵过朝鲜半岛的蛮族偕主，而且模仿西方殖民者的派头，在朝鲜设立了租界（清朝在仁川、釜山、元山均设有租界， 并享有治外法权）。这使得朝鲜一度不得不依附于更加野蛮的沙俄，试图在半岛引入俄国势力“以夷制夷”，在清、日、俄三方互相制衡的夹缝之间苟延残喘。
清朝在朝鲜的拥有租界和治外法权，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并无二致清朝在朝鲜的拥有租界和治外法权，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并无二致
19世纪末的朝鲜仿佛一个被强盗觊觎的少年，亲爹早已死去多时，唯一可以仰仗的后爹正是当年杀死亲爹的凶手。朝鲜就是在这样一种任人摆布的绝望境遇中， 第一次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1895年4月，清帝国在《马关条约》中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承认朝鲜为主权独立的国家。1897年，“大韩帝国”成立，不 出所料，这个“帝国”仅仅存在了13年便被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吞并掉了。在日本吞并韩国的前一年，发生了著名的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事件，1909年 10月26日，朝鲜民族主义者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明治政府立宪派元老、亚细亚主义者伊藤博文，这一鲁莽的举动非但没有延缓朝鲜被吞并的速度，反而铲 除了明治政府中立宪派的重要力量，使日本加速进入军国主义阶段，在次年就急不可耐的吞并了朝鲜，伊藤博文在死前迫切的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刺杀他，在得知 刺客是朝鲜人之后，他说出了临终前的倒数第二句话
朝鲜人.............杀我...........马鹿（笨蛋）......唉
这件20世纪初东亚史上最大的黑色幽默，预示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日韩三国的仇怨之路，韩国的民族主义史观就在这样的悲惨境地中诞生了，因此它从初生开始 就带着对千年来操纵其命运的大国深深的恨意和不信任，半岛民族主义史学家的鼻祖申采浩第一次提出了重新发明朝鲜民族的主张，他认为必须抛弃朝鲜自古以来的“事大主义”，打破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认知，利用历史来构建（发明）全新的朝鲜民族，最终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独立。
在这一民族和历史再发明的过程中，除了“自 我”（朝鲜）的重构，更重要的是“他者”的塑造，法国哲学家Emmanuel Levinas认为，“自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相异又相邻的关系，是一种“无关系的关系”，“他者”作为与“自我”相对立的概念，既与“自我”保持着 密切的联系，又与自我截然对立，正是“他者”的存在，才彰显了“自我”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朝韩二国把安重根奉为民族英雄，然而实际上安重根的刺杀并没有减缓朝鲜被吞并的速度朝韩二国把安重根奉为民族英雄，然而实际上安重根的刺杀并没有减缓朝鲜被吞并的速度
很显然，对于半岛的民族发明家来说，朝鲜种族、历史和文化和西方没有“关 系”，这一点一目了然，根本无需证明，而朝鲜与中国和日本没有“关系”才是需要证明的论点。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操纵着朝鲜命运又长期与朝鲜保持着密切 联系的中、日两国，自然而然的成为与“朝鲜”相对立的“他者”，可以说，朝鲜民族自我构建，或者说再发明，是建立在对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恨”的基础上 的。
1925年，流亡北京的申采浩出版了现在被朝鲜和韩国共同奉为神书的《朝鲜上古史》，该书的第一大标志性观点是基本上抛弃了真实存在的“箕子朝鲜”和 “卫满朝鲜”，而是丰富了神话人物檀君，并确立了“檀君朝鲜”（公元前2333-公元前238)，这一历史发明的作用在于从民族和国家起源上斩断朝鲜与中 国的历史联系，从而确保朝鲜民族起源的独立性。
朝鲜民族的精神国父申采浩朝鲜民族的精神国父申采浩
该书的第二大标志性观点是把朝鲜民族的起源与扶余人联系起来，从而使朝鲜和曾经的东北亚强权高句丽建立联系。而高句丽是曾与隋唐等中原王朝在东北亚争霸的势力，是“中国”的对立面，这样才能确保“朝鲜”的主体性。
该书的第三大标志性观点是强烈的批判“事大主义”，申采浩认为，中古以来朝鲜的“慕华之风”使朝鲜人自甘附庸，沦为奴仆，丧失了独立性。
该书的第四大标志性观点是最为当代中国人所熟知和厌恶的腔调，就是把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文化遗产说成是朝鲜起源的，或是在朝鲜民族的帮助下完成的，申采浩丝毫不以此为耻，反而在1909年12月16日的《大韩每日新报》上撰文鼓吹“为了自己的国家偷窃他国东西的人不是小偷而是世界英雄”，书中甚至对中国提出了领土诉求，主张恢复“高句丽旧疆”，同时认为中国山东、浙江等地曾是百济的殖民地，福建的漳、泉等地曾是新罗的殖民地。
这种历史发明中的拿来主义态度，经申采浩首创之后，经朴殷植、郑寅普、李丙焘、李基白等人传承百年，终于在网络时代发酵，在中日两国引发轩然大波，网民常以为这种态度是韩国经济发展后民族自信心膨胀的产物，殊不知这种态度恰恰起源于“大韩帝国”内外交困濒临绝境的灭亡前夜。至今已逾百年，只是到了网络时代信息流量陡增，才为中日两国网民所熟知罢了。
更为黑色幽默的是，申采浩这位民族发明学的始祖在日韩合并之后沦为亡国奴，长期流亡中国，在中国的庇护下继续进行着他的民族发明学。
相比之下，日本人对他一点也没客气，1928年，申采浩因伪造外汇兑换券在基隆被日本人逮捕，1936年死在日本人在旅顺的监狱里。
半岛民族发明学的圣经《朝鲜上古史》，现在还能轻松的买到中文版半岛民族发明学的圣经《朝鲜上古史》，现在还能轻松的买到中文版
以现代史学的观点看，申采浩的著作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神话，除朝鲜和韩国外，国际史学界甚少将其作为信史。
三、“三重国恨”与民族大义
因此，半岛民族一开始就是由“恨” 的意识构建的想象共同体，这种“恨”是针对三个对象的三重意向，第一重是对千年来不断侵略朝鲜半岛的日本的恨，这种恨意支撑着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兴起的 韩国独立运动。第二重是对数千年来操纵半岛命运的大国势力的恨，这种恨意直接导致了半岛民族的再发明，也导致了半岛民族主义史学变成了一门以证明朝鲜和中 日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关系”的玄学。第三重是对朝鲜民族自身懦弱和衰败的恨，这种恨意直接催生了对“事大主义”的批判，也构成了半岛民族延绵百年敏感而脆 弱的神经， 2008年12月，中国驻韩国大使宁赋魁曾邀请李明博总统在就职前派遣特使访华，一周之后，韩国 《中央日报》就以“无礼的中国外交”为题，发表评论称 “这会让人想起向中国统一王朝朝贡并接受册封的朝鲜王朝的样子。”足可见这穿越世纪的恨意延绵至今。
韩国学者许宇成在韩国民族主义学者李丙焘所著的《韩国史大观》中文版的译序中，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三重恨意：
“我韩今日之‘民族主义’，尚未脱离掉新生之兴奋，在久为事大主义所浸渍以及刚由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中获得解救之如我韩，这种兴奋，非仅势所难免，且自有其过渡性之政治意义”
在朝鲜战争中，北方政权基于“民 族大义”的而发动的道德攻势使韩国在战争中常常陷入舆论被动，北方政权指责韩国是美国人的傀儡这一点并不致命，因为当时大部分的朝鲜民众对美国并无明确的 概念和特别的仇恨，指出韩国军队的本质是殖民地时期的朝鲜裔旧日本军队，在民族大义上对韩国是一种致命的打击，这一论调直接将朝鲜战争定义为“朝鲜民族解 放者与日本殖民时期二鬼子之间的战争”，这种说法让北方在舆论战上占据了道德高地，也让北方政权在战争初期获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
韩国总统朴正熙（高木正雄）为代表的旧日本帝国军人构成了南方政权军队的基干韩国总统朴正熙（高木正雄）为代表的旧日本帝国军人构成了南方政权军队的基干
南方政权（韩国）意识到朝鲜的道德攻势使韩国军队士气低落，且处于舆论不利的境地之后，痛定思痛之后以同样的方式发动了反击，1945 年前后，震檀学会开始为编纂大规模国史进行资料准备。1955年， 该学会“委托”一批当时全国一流历史学者开始编纂七卷本《韩国史》，作为国史的该书基本采取了自申采浩以来的民族主义史观和民族发明学概念，编纂指导思想 是：“一、强调朝鲜民族独立存在的历史条件，论述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活动所依据的制度、秩序。二、注重本国各个时期制度、法律、宗教、伦理、产业、艺术、文 学等方面的演变及其相互的影响。三、反映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接触’与‘交涉’，这基本是申采浩民族主义史学的延伸，贯穿始终的还是绵延百年的三重国 恨。
朝鲜报纸庆祝日军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朝鲜报纸庆祝日军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基于这种“恨 意民族主义史观”，韩国在签订停战协议后迅速开始因战争而中断的民族发明学进程，其一是清除日本殖民时期对朝鲜的影响，特别是清除殖民时期日本灌输给朝鲜 民族的日鲜史观（宣扬日本、朝鲜民族同源）、满鲜史观（宣扬日本、朝鲜、满洲、蒙古同源）、停滞史观（认为朝鲜是劣等民族，社会永远停滞，只有经日本人帮 助才有能力进入近代社会）。其二是清除“事大主义”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宗藩体制和朝贡体系的批判，清除中原王朝在半岛历史上的影响力，同时将朝鲜民族与 高句丽等地区霸权联系起来，塑造一个能够与中原王朝对抗的半岛民族形象。其三是继续进行民族发明，将“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等“外来政权”的历史地位 淡化，将基于神话和想象的“檀君朝鲜”作为半岛民族的起源，同时大力拔高在历史上“维护半岛民族独立地位”的人物的历史地位，其中有李舜臣这样抵抗日本侵 略的民族英雄，自然也少不了乙支文德、崔莹、渊盖苏文这样对抗中原王朝的“民族英雄”。
带有“李世民被射成独眼龙”的荒诞情节的神剧不但被中国网民诟病，也被日本网民嘲笑带有“李世民被射成独眼龙”的荒诞情节的神剧不但被中国网民诟病，也被日本网民嘲笑
韩国在编纂国史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历史为民族服务、历史为政治服务、历史为统一服务”的概念和原则，在编纂历史的过程中史实性越来越弱，发明性越来越强，为中日两国所诟病且厌恶的“韩国起源说”也逐渐从民间被“抬旗”到了官方正统史学的位置。
如成书于20 世纪初的伪书《揆园史话》、《桓檀古记》，宣称古代朝鲜是一个以贝加尔湖为统治中心，疆土西到美索不达米亚，东到日本列岛，南北跨度4万里的巨大国家。诸 如檀君派遣太子扶娄教大禹治水之类荒诞不经的记述更是数不胜数，这种造假水平很低的伪书却被韩国政府和民间当做信史，并以此为依据作了大量的“研究”。
本图较为保守，将朝鲜疆域仅限定为从鄂霍次克海到巴尔喀什湖的跨度本图较为保守，将朝鲜疆域仅限定为从鄂霍次克海到巴尔喀什湖的跨度
比如，20 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民间学者组织成立各种协会，经办杂志，发表文章，举行免费的民族史讲座，宣传当时根本很少为人所知的“檀君起源说”，到20世 纪90年代时，“檀君起源说”已经成为韩国从官方到民间的一种共识，1993年10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称在江东郡文兴里发现檀君陵，陵墓出土遗 骨两具，分别是活了1908岁的檀君和他的妻子，因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拒绝任何外国考古学家对陵墓进行考古，因此其真实性普遍受到怀疑，唯一对此坚 信不疑的是同朝鲜高度敌对的韩国，两个表面互为仇敌的国家基于共同的民族主义史观默契配合的一场闹剧，为半岛的民族发明学之路平添了一丝荒唐。
位于平壤附近的檀君墓，朝鲜政府不允许任何外国考古学家接近这座神秘的陵墓位于平壤附近的檀君墓，朝鲜政府不允许任何外国考古学家接近这座神秘的陵墓
四、尴尬的敌我与他者
然而，在朝鲜之后，朝鲜半岛被一分为二成为冷战的前沿，始终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全民族的共同体重构，外国军队长期驻扎，被迫以“部分主权让渡”的方式换取大国的经济援助、政治支持和安全保护，在大国政治博弈的夹缝中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求生。似乎再次让半岛回到了甲午战争之前的状态，只不过由美国代替了战败的日本帝国，由苏联代替了早已灭亡的满清帝国。
自信完成了民族发明的过程，已经清除了“日 本帝国主义殖民影响”和“事大主义浸渍”，并创造了“汉江奇迹”的半岛民族，再次陷入了命运被大国所摆布的境地，这不禁让韩国的民族主义者们陷入一种尴尬 的境地，一方面为自己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就而骄傲自大，一方面又为自己实际上受制于人，主权不完整的境地而感到自卑和愤怒，这两种情绪 共同使半岛的民族主义者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使得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民族独立和复兴的自豪和祖国分裂并受制于人的残酷现实之间，产生了半岛民族强烈的不安全感、历史悲情主义、以及对外部强权的猜疑和抵触，根植于半岛民族骨髓里的恨意开始萌生，这种恨既是悲伤，也使愤怒。
北纬38度线的存在让半岛的民族发明学找到了万能甩锅器，也注定让自己没法逻辑自洽北纬38度线的存在让半岛的民族发明学找到了万能甩锅器，也注定让自己没法逻辑自洽
这种情绪在韩国的内部，悄悄的滋生着一种共同体意识，即朝鲜并不是敌国，而仅仅是受制于人，身不由己的兄弟之国，真正可恨的是操纵半岛局势，阻碍半岛统 一的大国，这种情绪在韩国表现的尤其明显，越来越多的韩国人认为，朝鲜穷兵黩武是因为美国威胁和孤立的结果，美国根本不是韩国盟友，而只是把韩国像棋子一 样操弄的大国棋手，朝鲜才是韩国需要帮助的可怜兄弟。因此，无论朝韩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峙到何种程度，韩国民间的援助始终都能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的进入朝 鲜，且规模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历经五十年的韩美同盟也越来越多的受到这种半岛共同体意识的冲击，对驻韩美军的意见日益增多，迫使美国不断的调整在亚太 的军事战略，以安抚韩国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
韩国国内一个更为危险的观点认为，朝鲜所进行的核试验对韩国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威胁，也是一个重大的机遇，由韩国主导的统一进程能让新生的半岛国家自然而然的继承朝鲜的核武器，成为拥有核威慑力的地区大国，这种危险的思潮让半岛周边国家感到不安。2005 年，一部名为《天军》的韩国电影加重了这种不安，影片虚构了朝鲜和韩国共同制造的核武器“飞激震天雷”被美国强制“没收”，深感愤怒的朝鲜军人江吉民少校 夺回了核武器，在对峙中与追捕的韩国军人一起意外回到古代，共同帮助民族英雄李舜臣抵抗女真侵略的故事，最终朝韩军人如兄弟般共同战死沙场，核武器也作为 朝韩军人用生命换来的“民族共同遗产”回到了祖国。影片本身荒诞不经的情节乏善可陈，但流露出的民族意识非常值得玩味，在电影中，本该互相敌对的朝韩军人 成为了共同作战的兄弟，本该是韩国盟友的美国却成了妨碍半岛统一的“他者”，这种敌我和他者之间的转换，透视出半岛民族主义的微妙变化。
韩国电影《天军》第一次在银幕上大胆表达了半岛民族发明学构想：朝韩一体对抗大国操控韩国电影《天军》第一次在银幕上大胆表达了半岛民族发明学构想：朝韩一体对抗大国操控
相对美国来说，中国是让半岛民族主义者感情更为复杂的“他 者”，在2017年上映的电影《南汉山城》中，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陷入绝境的朝鲜仁祖依然在清军的炮口下举行祭礼，遥拜远在北京，无力相救的明朝崇祯 皇帝，最终屈辱身着青衣步行出城，向皇太极行了三跪九叩之礼，成为满清的藩属。除了一贯的“弱国无外交，弱国无尊严”的半岛历史悲情主义情绪外，影片中流 露出的晦涩不明的“中国观”也耐人寻味，究竟是那个远在北京，曾经在壬辰战争中力挽狂澜，拯救过朝鲜民族的“君父之国”是中国呢，还是这个近在眼前，蹂躏 朝鲜三千里江山，杀掠朝鲜五十万人民，并迫使朝鲜国王跪在脚下受尽屈辱的“暴虏”才是中国呢，恐怕在纠结的半岛民族主义者眼里，二者都是。
《南汉山城》中，仁祖被后金重兵包围在一座孤零零的山城中，依然主持了对崇祯的祭礼《南汉山城》中，仁祖被后金重兵包围在一座孤零零的山城中，依然主持了对崇祯的祭礼
2006年上映的韩国电影《汉江怪物》中，因为驻韩美军的停尸房违规向汉江大量倾倒化学试剂，导致水体污染，原本渺小的水生生物变异成为庞大的怪物，影射 了大国插手半岛事务，最终造成了怪物（朝鲜），引发了一系列悲剧的现实。其实就笔者看来，与其说这个大国势力干预下产生的怪物是朝鲜，倒不如说是饱含着恨 意的半岛民族主义本身，这个变异怪物确实是大国之间在东北亚反复博弈的悲剧产物，但它也确实时刻准备着，给自己和他者之间制造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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