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致丽大火二十五周年祭

深圳致丽大火25周年纪念日，送上5年前写的《深圳致丽大火20年祭》。谨以此纪念那些逝去的和受伤的工友们。

须臾之间，时光已经流过了二十年。

然而，二十年前的致丽大火以及由此大火所引发的心灵震撼，不仅在我心中永远无法忘却，而且还直接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和人生轨迹。从那桩事件后，劳工权益和劳工法律的研究，便成为我终身的工作和事业。而今，再一次回忆起二十年前的那场大火、回忆起我在火灾废墟中搜集到的打工妹那些信件，我的心绪仍然悲愤不已……

1993年11月19日——这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港商独资企业深圳致丽玩具厂一场大火，致使84个打工妹命丧火海、50多人留下了终身残疾和创伤。是时正在深圳调研的笔者，作为研究劳工问题的学者，参加了事件调查组的工作，并能有机会进入已经严密控制起来的火灾现场。

火灾后的厂区一片狼藉，一片死寂，一片劫后废墟的凄凉景象。三层的车间大楼，已被大火烧得斑驳陆离、满目疮痍。唯一能够逃生的楼梯口，结果成为八十多个年轻生命的死亡之处。浓烟和拥挤使惊惶的逃生者堆积在楼梯的拐角处谁也动弹不了。毒气的窒息和烈焰的焚烧，使那些刚刚从农村来到现代城市的花季女孩们的灵魂，随着滚滚升腾的浓烟，通过楼梯上方的天窗融入蓝天而杳杳西去。她们不甘就此而去，她们的生活还刚刚开始。楼梯内，似乎还回响着她们那哀切的求生呼喊和人生艰难与不幸的悲痛诉说。我站在楼梯中间，心底震颤着，仰天长叹，热泪横流……我向天发问：是谁夺走了她们宝贵的生命？调查表明，此次事故的根本原因是老板为了赚钱而将打工者的生命视作儿戏，致使酿成一场人寰惨剧。天无情乎？人无情！事故所反映的是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关于现代社会的劳工保障。

我希望能在现场发现一些死伤工友留下的东西。然而，在车间，唯一的遗留物就是逃生者拼命挣扎往外拥挤时留下的鞋子，各式各样计有200多只。就是说，现场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是穿着两只鞋逃出去或被抬出去的。当时逃命争夺之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我又来到打工妹的宿舍寻觅。而今，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那些幸存逃命的人们，卷走了自己的小铺盖卷。那些遇难工友的行李和杂物则无人收敛。人已去，她们的亲人们不愿再睹物伤情。一些纸片、饰物和女孩们喜欢的小玩意，堆积和散落在床板、地面和走廊上，随着阵阵的西风，在杂乱不堪的地面上轻轻地飘浮、缓缓地滚动，使得这座本已森森然的建筑物更加满目凄凉。我不经意弯腰捡起脚下的几张纸片，原来是几封打工妹的信件，稚嫩的笔迹还夹杂着错别字。然而，信中的内容却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姐姐，我累得实在受不了了……‌‌”，这种质朴和真实的关于打工妹的生活和感情的描写，是我在任何书籍、文件或座谈会上都没有看到或听到过的。曾读过大学历史系的我，立刻本能地意识到这些信件的史料和文献价值。于是，我开始拼命地搜寻这些遗弃和散落在各处的信件，被褥底下、床铺下面、垃圾堆里，凡是写有字迹的纸片——包括书信、日记、工资单、请假条、歌篇、证件，我都统统敛起。我迅速把整个宿舍区扫荡了一遍，足足装了两个大塑料口袋。

回到宾馆，我将这些资料简单地作了清理，主要是信件，大约有230多封，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字资料。信件绝大部分是其他厂的打工妹寄给致丽厂的遇难工友的，也有一些是致丽厂工友写完尚未来得及发出的信件。他们都是一起出来打工的同乡或亲戚。在二十年前的当时，这是打工妹们在现代城市进行社会联系和信息交往的主渠道。这些信没有雕饰、没有作秀，写的都是实情和实话，生动和真实地记录了打工妹们由农村转到现代工厂后的工作、收入、生活、感情等具体情况。

读着这些文字，我仿佛在看一部中国版的《野麦岭》——那是我40多年前看过的一部描写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工人生活的日本影片。在宾馆幽幽的灯光下，我进入到了打工妹的生活和内心世界。中国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给这些打工妹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然而，作为代价，她们必须付出血汗、付出青春，甚至付出生命。早期原始积累的血与火，又在中国大陆上悄悄地重复演示着。生活在这一境况中的年轻的女孩们，她们痛苦着、悲伤着、希望着、奋斗着。她们用那种农村孩子特有的韧性，构筑了一个区别于所谓城市新生代的边缘群体，这个群体不仅用她们那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她们自己的人生，而且作为工业社会的最基础的结构群体，她们用自己的青春，托起了一个辉煌的特区经济。可是，主流和上层社会，对于这一边缘群体又给予了多少关心和关爱？我随着信中的内容，兴奋着、叹息着、感慨着、愤怒着……我流着泪，一直看到凌晨三点多钟。

调查结束回到北京，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呼唤我必须要把这个事件如实写出来，要把我的感受如实写下来。于是结合调查中所了解到的相关材料和信息，开始撰写一篇纪实报告，题为《废墟上的凭吊————深圳‌‌“11·19‌‌”特大火灾事故记事与反思》，将近四万字的文章，不到一周的时间便完成。文章对于火灾的现场和原因进行了如实的报道和揭露，并引用部分书信资料，对于火灾发生的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原因进行了分析和反思。然而，由于文章涉及的劳工权益、资本盘剥、官员渎职等诸多敏感问题，投寄多家报刊，不是不感兴趣，就是怕惹麻烦。不过，总还是有对此既有兴趣又不怕惹事的——《中国工人》杂志的副主编张援朝先生一副义不容辞、在所不惜的气概：‌‌“要打官司，咱俩一起出庭！‌‌”援朝以特稿头条的位置，在该刊1994年第5、6期分两期将文章发表。文章发表时用的是‌‌“一夫‌‌”的笔名。后来，澳大利亚劳工学者陈佩华博士又将这篇文章译成英文，刊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杂志1998 年夏季号上。这篇文章使得致丽事件在英语学术界广为传播。但由于诸多的原因，那些打工妹信件，除《天涯》杂志在2000

年时刊载一少部分以外，其大部分至今也没有正式发表。

尽管这场大火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这场大火所提出的劳工问题至今仍有着现实的意义。当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有了重大的改观，中国的劳工阶层也开始用团结起来的方式在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利益。然而在中国，规范的劳资关系法律框架尚未形成，劳资力量仍然处于一种极端不平衡的状态。劳动者阶层也尚未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社会力量。回过头来看看《废墟中的凭吊》关于大火背后深层社会原因的追问，以及打工妹信件中所涉及的劳工生存状况描述，仍然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废墟中的凭吊》一文中的文章小标题，仍然适用现今中国各种劳工事故中的反思和发问：

我们的官员该负啥责任？

火灾废墟上飘扬着安全生产的奖旗

工人政府，还是老板政府？

腐败与事故同行

深圳舆论静悄悄

严惩腐败：追到谁算谁！

重倡‌‌“劳工神圣‌‌”

打工妹价值几许？

天涯沦落淘金梦

托起特区的太阳方阵

青春部落的青春奉献

—盘没有串起的珠子

劳工保护——特区发展的当务之怠

中国的劳工保护问题仍然任重道远，中国的劳工运动前途仍需艰巨跋涉。在深圳致丽大火二十周年之际，笔者将二十年前《废墟上的凭吊》为能够顺利发表而删去的题头语，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正式公之于众。

谨以此文

献给在致丽火灾中逝去的年轻的工友们；

献给为深圳特区发展贡献青春的打工者们；

献给为经济改革作出牺牲的全中国劳动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