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街的江湖与庙堂
包叔生于船运世家。据他描述，其祖上在香港开埠时便开始经营船运生意。此后百年代代承袭祖业，到其父亲这辈，包氏商船已遍布从香港到日本、印尼、英国、美国的航线及码头，家世显赫一时。 每年英国女王都会宴请其父亲及一批杰出港人，以感谢他们为英殖香港做出的贡献。
包叔出生这年，李嘉诚依靠省吃俭用积蓄的7000美元，在筲箕湾创办了长江塑胶厂。 李兆基开始做黄金及外汇交易，尚未崭露头角。 “船王”包玉刚到香港一年，与人从事物资贩卖生意，尚未涉足船运。 用包叔的话来说就是，我父亲纵横四海时，还没包玉刚什么事。
包叔的母亲，王氏，“北平”人，出自大户人家，“毓秀名门，端庄雅致，温良聪慧”（包叔语）。 初见包叔母亲，老人家已过八旬，但依然精神饱满、雅惠持重，不愧为“大家闺秀”。 抗战爆发，北平沦陷，王氏家遇不测，双亲离世，十几岁的她跟着哥哥带上家里所有的盘缠，从北平一路颠簸逃到香港。
刚入港，一路奔波且感染风寒的哥哥便去世了。 此时，已是身无分文的包叔母亲，遵照父亲的信函以及嘱托，找到了包氏家族并请求予以收留。 包叔父亲收留了王氏，并根据《大清律例》将王氏纳为二房太太。
当年，港英政府为了更好地治理香港，一直沿用了《大清律例》，直到1972年才彻底废止。 根据这部法律，香港男人可娶妻纳妾，可有多位合法妻子。 “赌王”何鸿燊亦遵照《大清律例》才娶了四位太太。
不幸的是，包叔尚未入学，其父亲便离世。 父亲刚走，包氏家族便上演“豪门争斗”，包叔叔伯与包氏遗孀们争权夺财。 最终，无依无靠的王氏被扫地出门，包家只留给王氏一间小屋——位于港岛皇后大道西段，今招商局大厦后面——供其下包氏子孙居住。
离开豪门深似海，从此，王氏带着四个孩子成了真正的“港漂”。那年包叔7岁，下面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不过，包叔母亲勤快能干，凭借拿手的日本料理、泰国菜以及缝缝补补的手艺，她很快在庙街学会了如何营生。
庙街，位于九龙油麻地，因后天庙而得名，是最具香港特色的夜市街道，被称为香港的平民夜总会。
但是，这里长期混乱不堪、鱼龙混杂，流民、赌鬼、嫖客、妓女、古惑仔、非法移民、摆摊小贩大量聚集于此。 香港著名的“一楼一凤”（香港半合法卖淫场所，因一个住宅单位内只有一名妓女而得名）藏匿于破旧的唐楼之中。“凤姐”、“北姑”、马来妹、泰国妹、台湾妹，在密密麻麻的老式广告牌下“企街”拉客。
香港警匪影片常取景于此，如古惑仔系列。 电影《金鸡》很好地给展现了“一楼一凤”、唐楼文化以及香港底层混乱的市井生活。 剧中，吴君如饰演的“老鸡”阿金在庙街银行柜员机前，遭遇曾志伟饰演的阿邦持刀抢劫。
在电影中，庙街俨然是一种独特的香港城市文化。 但现实中，庙街却是最底层人的生存方式，甚至是唯一的苟且的生存方式。 这里，最体面的工作或许是摆地摊。 包叔母亲在庙街以摆地摊营生。 有意思的是，这里长期以来，都是由古惑仔管理并收取保护费，摊贩不需要向政府缴纳税收。
1975年，港英政府承认庙街的摊贩经营，并划定了“小贩认可区”，规划了600多个摊位。 从此，庙街摊贩合法化，并成为香港独具特色的市井文化。
2016年大年初一晚至初二早上旺角爆发严重的警民暴力冲突，因庙街小贩问题而引发。 就在两天前，我与包叔正在庙街买年货。 包叔跟我说，以前是有规矩的，不敢乱搞。
当时，作为老大，包叔经常在庙街帮母亲打下手。 一次，庙街古惑仔按例来收月“毛诗”（利是，实为保护费），包叔与古惑仔砍价，一位“堂主”觉得这小孩挺机灵，就让其在“大档”（赌场）做事。 包叔，记忆力出众、心算能力强，在大档帮人跑腿换钱，干得有声有色。
“堂主”在油麻地有几家赌场和夜总会，算是一个排得上号“话事人”。 包叔说，一次他去当时的高级场所——重庆大厦（位于尖沙咀，今为南亚裔聚集地）办了一件好差事，“堂主”很开心遂即收他为干儿子。
奇怪的是，干爹并没有让包叔拜堂入社团，而是资助他读书，严禁其沾染黄赌毒。 作为一名香港警匪片“堕落者”，我非常喜欢听包叔给我讲述他混迹九龙城寨的故事。
九龙城寨，位于九龙、启德机场的北面，属于香港政府、英国与大陆之间的三不管地带，是一座深不可测的围城。 城内居住着两三万人，通行《大清律例》和黑道规则，毒贩、罪犯、古惑仔混迹于此。 周星驰的《功夫》就以九龙城寨为背景拍摄。 电影《追龙》中，“跛豪”（甄子丹饰）舍命救雷洛的那场经典打斗戏就发生在九龙城寨。
我曾问包叔，是否见过真正的“跛豪”和“五亿探长”雷洛。 包叔说，韩森、颜雄先后在油麻地警署当过探长，干爹与他们两个比较熟，“乐哥”（吕乐，雷洛的原型）比较少出面。 “阿豪”（吴锡豪，跛豪的原型）兄弟比较多，经常来庙街。 包叔说，九龙城寨藏龙卧虎，其实有很多“豪哥”，但凡能在城寨混的皆为人中凤。 李小龙、周润发、周星驰儿时都常去城寨。
此时，包叔母亲在庙街生意也做得稳当，一家五口虽不富足但日子过得安稳。 包叔母亲一辈子念叨自己是北平人，但令人奇怪的是，她自始至终都没回过北平，甚至这几十年隔壁的深圳发生了什么她全然不知。 或许，包叔母亲的北平早已梦碎； 亦或，与大多数香港人一样，他们对内地、深圳知之甚少。
1967年5月，位于九龙的新蒲岗塑胶花厂，罢工工人与防爆警察正面冲突，“五月风暴”爆发。 港岛、九龙陷入混乱，罢工、游行、暴力、纵火、枪战、暗杀、炸弹袭击愈演愈烈。 当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收到死亡威胁而一度离港避难。 7月开始，英港政府实施宵禁，警方以火力压制暴力，访港英军航母启动直升机袭击据点乔冠大厦。
这起暴力事件共造成51人死亡，其中10名警员，800多人受伤，其中200多名警员，接近两千人被检控，查处一千多枚炸弹。 此时的包叔正就读于皇仁书院，对暴力事件兴奋不已。 但是，干爹严厉压制他某些极端的想法，督促其好好读书。
皇仁书院，位于铜锣湾、靠近维多利亚公园，是香港最早的官立学校，孙中山曾在此就读。 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曾在皇仁书院学习，我推算他应该是包叔上一两届师兄。 皇仁书院，英语授课，包叔的纯正英式英语就出自于此。
包叔出自江湖，跟着干爹混迹于庙街、九龙城寨，但干爹却将其推向“庙堂”之路。
1968年，年仅48岁的总探长吕乐蹊跷退休。 这一年，包叔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香港大学。
干爹在庙街大摆宴席，堂口所有弟兄都来给干爹和包叔庆贺。 干爹端起酒杯大喊： “谁说庙街都是混混，今天我们出了一个状元。 干！ ”那晚，干爹烂醉如泥……
进入香港大学后，包叔开始展露出头，他帅气俊秀，长发飘飘，口才出众，积极组建社团，是港大明星式的“意见领袖”，也惹得众多女生倾慕。 下一届的一个学妹最终和包叔走在了一起。 但是，很少听包叔说起他的妻子。
用包叔的话来说，他是当年港大的激进分子。包叔 非常热衷于发表所谓的“政见”，在学校，在街头，在报社，积极表达自认为很成熟的主张。
包叔讲得最多的就是逃港潮。
可能是母亲从北平逃到香港的经历深深地影响着包叔，他对逃港者无比同情。 五六七十年代共爆发了三次逃港大潮，迫于生存，上百万内地人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梧桐山，途径沙头角翻过边防铁丝网逃往香港； 或从蛇口偷渡深圳湾，从罗芳村偷渡深圳河，进入香港。 无数人葬身山崖或大海。 广州人把从水路偷渡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
少部分幸运到达香港后逐渐扎根下来，并取得成功。 其中包括金利来创始人曾宪梓、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期货教父”刘梦熊、“金牌编剧”的梁立人等。 据说，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当年的逃港者。
当年很多香港市民掩护逃港者以防止被警察逮捕。 我曾向包叔求证过此事。 包叔说， 1962年那次逃港潮规模很大，几万逃港者聚集于香港华山上。十几万市民前往华山给逃港者送去衣食，甚至与逃港者相拥而泣。但是，干爹给堂口立了规矩，不问政治。他那时还小，也不敢去华山。
港府调集数千名警察前往驱逐和抓捕。 当时几十万港人反对警察的粗暴做法，几乎所有娱乐场所都关闭灯光以示抗议。 第二天，警察将逃港者拖上数百辆汽车，车队向北驶去将他们遣返内地。 此时，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中间，躺在地上拦下车队，他们大呼： “快跳车啊”，一部分机警者成功逃脱。
在港大时，包叔经常上街发放传单，告知市民保护、收留逃港者，给逃港者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他经常号召同学一起给逃港者送去衣物和饮水。 通过逃港潮，他开始关注内地，对一河之隔的小镇有着莫名的好奇。
港大毕业时，所有同学都认为，这位优秀的学霸、“激进分子”应该进入政坛，成为一颗“政治新星”。 而当时的港英政府中，所谓的港人最高的政治成就便是之前吕乐的总探长一职。
中环的金权与精神
当时，包叔确实慎重地考虑过进警署成为一名警员，但最后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知道此事后，干爹大为不快，或许包叔顾忌干爹的身份。 我曾经开玩笑地跟包叔说，如果你当时进入警署，你可能就是《无间道》中的刘建明（刘德华饰），你干爹可能是韩琛（曾志伟饰）。 包叔也开玩笑说，他应该是第二个“乐哥”，但干爹成不了“豪哥”。
当时，香港的政坛极为微妙，吕乐退休，传言港府要整顿警署系统。 但古惑仔依然大行其道，没有人相信，港府能够抓完所有的问题警员。
事实上，包叔毕业的那一年，1972年，是香港历史的转折点。 这一年，李嘉诚、郑裕彤二人的公司同时在香港上市，从此香港开启“四大家族”、房地产与金融雄起的大时代。
1972年，李小龙在嘉禾公司推出第二部电影《精武门》，一举打破了亚洲票房纪录，李氏武打轰动全球。 同年7月29日，李小龙举家迁入新购置的私人别墅——九龙塘金巴伦道41号“栖鹤小筑”。
这一年，金庸宣布封笔，退出侠坛。 作为一位顶尖的金庸迷，金庸在明报上连载小说，包叔如饥似渴地读完后，还经常“自大”地写信到明报，跟金庸切磋。 最终，他得到了金庸亲笔签名的武侠全集。 我没有看过他这部签名套装，但见过包叔与金庸的合影。
为什么说包叔生在香港的大时代？
从包叔毕业开始，香港政治开始转向，经济开始腾飞，股市、楼市、金融、商业、航运、贸易开启了长达25年的大牛市，直到九七金融风暴。 这25年，香港从屌丝之城一跃而上，成功晋级为发达经济体行列，令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乃至全球刮目相看。
这种大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百年难遇一次。 与之媲美也只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美国镀金时代以及西方国家二战后的大繁荣。
1973年，吕乐偕八名子女和妻子逃亡加拿大，一起逃避追捕的还有曾志伟的父亲曾启荣（曾任探长）。 次年，新任港督麦理浩，决定成立香港廉政公署。 后来，香港全体警员与港督斗争多年，港督不得不“大赦天下”，以彻底剥离“不良资产”。
1973年，这一年，香港电视台开始播放一部单元剧《狮子山下》，轰动全港。 至1994年，这部剧播出跨度达21年，讲述了香港普通市民逆境自强的励志故事。
“同处海角天涯，携手踏平崎岖”，《狮子山下》，这首由黄 霑作词的金曲，书写了香港200多年的艰辛历程。 罗文演唱出几百万香港市民的奋斗故事，诠 释了一种不屈不挠、同舟共济的热血精神——狮子山精神。
人生中有欢喜
难免亦常有泪
我地大家
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
人生不免崎岖
难以绝无挂虑
既是同舟
在狮子山下且共济
抛弃区分求共对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誓相随
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
携手踏平崎岖
我地大家
用艰辛努力写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狮子山下》
至此，香港的时代，已经不再是“雷洛”、“跛豪”的时代，而是“四大家族”的时代，狮子山精神的时代。 在大时代面前，每个人都只是恒河沙数，无比渺小。 一个似乎不经意的选择，或许就与大时代擦肩而过。
港大毕业时，包叔幸运地跳进了金融大洪流之中，成为了美资银行、香港最大银行的一员。 从此，开启了他最为光辉的“中环人生”。
在这家卓越的美资银行，包叔的英语天赋派上用场，更为绝妙的是他非常懂得与老外打交道。 有时我会问他，这是否是包氏家族的经商基因。 不过，包叔并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提起包氏家族，他只仰慕其父亲的商业才能，与包氏家族无关。
事实上，包叔选择金融并非偶然。 包叔曾经跟我说过，被包氏族人扫地出门，刚到庙街最艰难时，他就“天真”地跟母亲许诺，要努力将他们失去的一切夺回来。 这种带有仇恨的情感一直根植于包叔内心深处，毕业时他明白只有从事金融才能实现当初对母亲的许诺。
所幸的是，包叔赶上了香港金融大时代，从入职开始，整个香港金融业与房地产、港口航运、制造业一起起飞。 包叔完全以美资职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每天忙于办贷款，跑客户，开会，查资料，无暇休息。
纵然工作繁忙，但在这期间，他还是多次往返内地。 包叔来内地主要是想满足一下多年的好奇心——看看逃港而来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母亲的老家北平是否还是她心中的那个模样。
包叔回忆，他每次到内地，都有两位军人扛着枪一直跟着他，目的是监视这位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不速之客是否搞间谍活动。
他分别去了北平、广州、上海、西安、云南、山西等地。 包叔经常会带一些礼物送给内地的小朋友，最多的就是他多年收集的麦当劳玩偶。 每次给小孩之前，军人都要上前先对玩偶做个检查。 孩子们没有见过麦当劳玩偶，拿到后都无比开心。 收集麦当劳玩偶、邓丽君海报、日本动漫卡片以及各种邮票钱币，是这一代香港人的爱好。
与弹丸香港不同，内地有着辽阔的疆域和丰富的自然景观，这让包叔无比惊喜。 在游历完内地的名山大川后，他已对地质探险痴迷不已。 后来，包叔实际上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地质探险爱好者。 他曾经多次用英文撰稿，寄送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介绍中国的地质地貌。 我不知道，包叔是不是建国后第一位这么做的华人。
工作六年后，即1978年，包叔已升任信贷部门的小主管，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金融高富帅。 可以这么说，港人在外资银行的地位，就是包叔这代人打下来的。 香港职业经理人的素养及标杆，也是这代建立的。
正是这一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香港北面建起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撤原深圳镇，建深圳市。 从此，逃港潮戛然而止。
在办公室得知这一消息，包叔无比兴奋。 当晚，他约上几个同事，在距离公司不远的上坡小径——威灵顿街上，找了一家西餐厅，一边喝着洋酒，一边讲述自己在内地的见闻， “同事们都竖起耳朵听”。
几年后，一位名叫盛智文的老外这条狭窄的上坡小径开了几家酒吧。 中环的“优皮士”下班后喜欢在此地喝上两口，谈天说地，逐渐这里成为了上班族的“欢乐时光”。 后来，香港人给这里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兰桂坊。
盛智文一手缔造了兰桂坊，也打造了香港海洋公园。 前者是创造了成年欢乐，后者创造了童年欢乐，因此盛智文被形容为“快乐的制造者”。 内地人喜欢去香港迪士尼，而香港人中意海洋公园，或许它更符合这座海洋城市的味道。
不过，包叔却固执的认为，兰桂坊是他们“喝出来”，没有他们每夜买醉于兰桂坊，就没有蔡卓妍、钟欣潼（在兰桂坊被星探看中）什么事。 包叔是兰桂坊最早一代酒友，很多明星都曾在此地“出道”，时至今日每到深夜后，便有明星来此消遣或碰运气。
包叔喜欢强调的是，香港的小费习惯就是他们这代人开启的，且盛行于兰桂坊。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小费是买方形成的差异化定价，有助于福利最大化。 但从现实来说，小费源于西方文化，更根植于经济实力。 包叔这代人为这座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小费盛行一时。
但是，每当看到今日之香港小费文化丧失，包叔总是无比惆怅，感慨于他们一手培养的卓越文化流失，忧心于这座城市的未来前途。 包叔总是能够从这些细节中，感知一个城市、一种文化、一个时代的变迁。
到了八十年代，包叔在银行赚到了首付款，面对涨势凶猛的房价，他果断出手在葵涌买了一套1000呎（大约93平方米）“豪宅”。 在这里，他与之前港大的小学妹结婚了，并生下一个儿子。 包叔过上了三口之家的标准中产生活。
当时的葵涌蒸蒸日上，靠近码头，物流运输便利，大量工业厂房及库房兴建，香港制造业快速崛起。 后来，龚如心女士在包叔住宅不远处盖起了著名的如心荃湾海景酒店。 如今，这座酒店屹立于美丽的海湾之畔，但香港制造工厂早已荡然无存，这里很多厂房已都改装成办公室用于出租，价格比深圳福田CBD稍贵一些。
1989年，包叔升任银行信贷部负责人。 他无比忙碌，除了来内地，更多时候出差去东京、纽约和伦敦。 其中，东京让他非常难忘。 包叔曾经回忆说，他一度与日本人一样认为，日本会超过美国，东京无可替代。
或许是港英殖民的缘故，包叔常说，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是亚洲人、黄种人的骄傲。 他们证明了，西方人能做好的银行、制造、航运、民主政治，亚洲人也能做到。 当时，日本大有超越美国的势头，这让他很兴奋。
但是，一年后，日本泡沫经济崩盘。 作为一名资深银行人，出现如此严重的误判，他深感恐惧。 幸好，日本泡沫危机并未波及香港。 但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日本的繁荣是封闭市场中的泡沫堆积，与开放的香港、纽约有着本质的区别。
就在这一年的一天晚上，干爹拿着一份文件来家里找包叔，并强硬地要求他办理一笔数额巨大违规贷款。 包叔断然拒绝了干爹的要求。 在此之前，干爹已被包叔拒绝了三次，这次干爹非常恼怒，二人吵得很凶，最终干爹撕掉文件夺门而出。 至此，包叔与干爹的关系渐行渐远，往日情分虽在但感情已有裂痕。
在包叔看来，干爹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争论时，包叔多次跟干爹说同一句话： “香港已经係法治社会，你知唔知？ ”
此时，法治精神、契约精神，依然成为香港精神的核心。 对于包叔来说，庙街的江湖日子已远去，立足于中环靠得不再是打打杀杀、潜规则和小聪明，而是法治、契约以及狮子山精神。
包叔洞明，但干爹不明。 那天晚上，包叔打开香港亚视消遣解闷，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是这一年最为火爆的节目《今夜不设防》（Celebrity Talk Show）。 这档节目，由香港四大才子之三： 黄霑、倪匡和蔡澜共同主持，节目嘉宾包括张国荣、周润发、许冠文、罗大佑、成龙、关之琳、林青霞、王祖贤、黄百鸣等当红明星。
时至今日，看过《今夜不设防》都意犹未尽。 这档节目，言论开放自由，上下纵横无所不谈，常涉及性爱话题，三大才子不时在节目中喝酒抽烟，爆粗口，讲段子，才情横溢，信手捏来，出口成章，引得观众爆笑连连。
在包叔看来，《今夜不设防》是香港最美好时代的标签。 它代表着香港这座市民城市的才华、自由、开放、激情、幽默以及富足。
确实，那时的香港汇聚天下英才，各个激情澎湃，才情荡漾，热血拼搏。 “逃港者”倪匡曾在金庸的明报上班，奋笔疾书，每小时手写八千繁体字，各类小说、散文、杂文、剧本无所不能，一生产量高达两百多部，还代金庸连载《天龙八部》，自己亦有代表作《六指琴魔》。
黄霑，填词填出了一个“江湖”。 《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倩女幽魂》、《上海滩》随便一首词足以让人跪着听完。 蔡澜，真正诠释了“风流才子”，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无所不通，皆成果斐然。
四大才子中，包叔最欣赏金庸和蔡澜，一个严谨痴迷，一个放纵潇洒。
我一直无比羡慕包叔生在那个才情纵横的时代。 不过，作为80后，我是还赶上了这波潮流的尾巴。 那时，金庸、古龙、李小龙、张国荣、梅艳芳、周润发、张学友、刘德华、周星驰、王祖贤、周慧敏、李嘉欣、朱茵的作品涌入内地，我无力反抗，照单全收。 港剧和粤语歌曲，统治了我整个童年和青少年。
九七的金迷与拐点
进入九十年代后，香港的房价开始迅猛上涨，1991年涨幅36.4%，1992年再涨39.4%，这波涨势一直延续到九七金融风暴前，1997年甚至还涨了39.5%。 1989年，吴君如凭借“丑角”演出在TVB赚得第一桶金，随即花300万港币在油麻地后天庙买了一套80平米的房子。 仅仅三年后，即1992年，他又砸下800万港币，在三公里外的大坑买了一套200平米的大宅。
这个时候，包叔上班的中环以及小小港岛沦为一个个大型工地，一座座高楼都在这些年前后拔地而起。 八十年代，郭德胜的新鸿基已经成为香港地产五虎将之一，1987年，他与信合集团以33.5亿港元的天价拿下湾仔的一块地皮。 五年后，即1992年，这块地上一座亚洲最高的大楼——中环广场屹然矗立在维多利亚港。
在此之前，具有建造学意义的香港汇丰银行于1985年落成。 同年，紧邻这栋大厦，多面刀锋设计的中银大厦开始动工，四年后威风八面地屹立于中环。 同时，郑裕彤的新世界在湾仔填海兴建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也已经落成。 继中环广场之后，73层的中环中心于1998年落成。 1999年，李嘉诚在汇丰银行大厦与中银大厦之间，建起了长江中心大厦。
一次，我和包叔在维多利亚港散步，他指着对面的港岛说，在90年代中环的建筑群就已经落成，除了IFC（国际金融中心）。 包叔接着说，真正的变化是中环裙楼的广告牌里，之前的英文广告和繁体字，如今逐渐被简体文字取代。
说话间，包叔表情有些凝重，语气略显低沉。 停顿片刻后，他又指着另外一栋相对老旧的圆顶高楼说，在八十年代，这栋楼上的旋转餐厅非常受欢迎，当时他经常约客户到上面“饮茶”。
包叔所指的这栋楼叫合和中心，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合和实业主席兼建筑师胡应湘的经典作品。 合和中心于1980年建成，共66层，是当时亚洲最高的大楼。
1982年，深圳罗湖筹建国贸大厦，目标是建设一座地标性建筑以激励改革士气。 最终，设计者学习了合和中心，不仅将国贸大厦建成全国第一个高楼，还在大厦顶层设计了一个与合和中心类似的旋转餐厅。
1984年，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在罗湖人民南路建成，轰动全国，风靡一时。 包叔说，国贸大厦落成后，他与同事特意从罗湖入关到国贸旋转餐厅体验了一把。 他们还按照合和中心的服务标准，给餐厅经理提了不少刁难性意见。 据我父亲介绍，我爷爷在八十年代也特意来深圳“观摩”过旋转餐厅。
不过，随着中环高楼群相继落成，炒房者趋之若鹜，国际资金蜂拥而至，港岛房价应声大涨。 当人们反应过来时，香港已经变成了“李嘉城”。1994年，《狮子山下》停止连载，是否意味着狮子山的奋斗精神是否在消退，投机主义、“食利主义”开始蔓延？
这些年，包叔忙得不可开交，不是给人办理贷款，就是在办贷款的路上。 兴旺的楼市和信贷，也让包叔赚了不少钱。 不过，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包叔除了之前在葵涌买了一套房外，在香港尤其是港岛并未置业。
九七临近，香港迎来了一波移民潮，少部分精英去了英国、美国，多数移民者选择澳洲和加拿大。 包叔的老婆吵着要移民，但包叔不肯走。 考虑到孩子的教育，包叔最终在加拿大给买下一个大House，母子二人移居加拿大，包叔一人留在了香港。
香港一共爆发过几次移民潮，最近的有五月风暴后、九七前夕还有前几年。 每次移民潮起，香港的社会矛盾都集中爆发，移民潮牵扯到很多家庭的孩子、教育、婚姻、抵押、卖房、就业、收入等，每个问题都足以改变一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
包叔说，很多家庭被这个大时代撞得支离破碎。 当然，也包括包叔自身。 妻儿移居加拿大后，开始每年还会回港团聚，久而久之，由于聚少离多、各自忙碌，便不很少相聚，甚至拿起电话也不知从何说起。 之后，包叔与妻儿逐渐没有多少联系。 我曾经问他，是否后悔当初没有一起走。 包叔没有回答，只是说，他这种悲剧在香港极为普遍。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第二天），和往常一样，包叔早早地来到位于中环的新办公室，开启一天忙碌的工作。 突然，包叔的电脑上接连收到三份来自美国总部的紧急邮件。 三份邮件都简短地写着： “Suspension of credit business”（暂停信贷业务），要求所有信贷职员盯紧自己的客户，尽快催收到期账款。
这三份邮件让整个办公室气氛立即紧张起来。 半个小时后，他得到消息，泰国政府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
包叔说，他们银行的风控反应是最快的，第一时间收紧了信贷闸门。 随即泰铢狂跌20%，很多银行及金融机构还没来得及反应。 一个星期后，菲律宾汇率保卫战失利，比索大幅度贬值。 此后，亚洲金融风暴迅速蔓延，很快波及马来西亚、印尼、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
几个月后，香港楼市大幅度下挫，股票接连下跌，大量国际资金撤离香港，港币汇率危在旦夕。 包叔说，当时很多客户找上门央求他放贷，但实际上银行已自身难保。
香港金管局拿出压箱底的美元不断地砸向外汇市场，但市场就像黑洞般吞噬了大量美元后，依然频频触及弱方兑换保证。 无奈，香港政府北上求援，北京携百亿美元南下救市。 最终，香港金管局一共调集了630亿美元，成功击退索罗斯及空方，稳住了港币，守住了联系汇率制度。
这段故事，被演绎成各种不同的版本。 我曾经问过包叔，如果当时朱总不出手，香港守得住吗？
包叔引用了朱总的话，“不要小看联系制度”。 包叔说，七十年代末，香港信贷泡沫比较严重，港币贬值幅度比较大，金融风险重重。 到了1983年，香港政府实施了联系汇率制度，从此港币就钉住了美元，确保了香港金融稳如泰山。
联系制度是一种钉住美元浮动的固定汇率。 香港发行多少港币，就要有对应的美元作为抵押。 港币是美元本位货币，港币上写着四个字“憑票即付”。 香港一定程度上出让了货币主权，维持了资本自由流通和固定汇率，这符合“蒙代尔三角”。
上个世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不少拉美、亚洲国家都实施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但大多数最后都崩溃了。 实际上，想要钉住美元，本币必须足够强硬，本质上就是本国经济要能够跟上美国的节奏。 这就好比，与博尔特携手赛跑，至少得有加特林的速度，否则容易被“扯蛋”。
当时香港实施了十多年的联系制度，说明香港经济具有相当的底蕴。 在包叔看来，即使没有北上资金，香港也可以度过难关，因为凭借香港的实力可以在西方国家借到美元。 他说，即使联系汇率崩溃，香港也可以度过危机。 原因是，当时同样受到冲击、经济还不如香港的新加坡、韩国最后也涉险过关。 这或许就是一个国际自由市场的生命力。
包叔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地产。
香港保住了汇率，但房价却在短短一年内拦腰斩半。 这轮房价大熊市持续了将近六年，2003年非典爆发，香港房价触及最低点，次年才逐渐回升，直到2012年，香港房价才回到1997年的高位水平。
在此轮房价暴跌中，大量炒房者严重巨亏，一些人走投无路选择自杀，更多人从此堕落成穷人。 最惨的是，一部分炒房者还不起房贷出现信用违约，破产之后又没法再贷款，或者申请公屋、居屋。 这部分人如今不少已经年迈，依然蜗居在所谓的“棺材房”中。
虽然包叔每天都帮客户办理贷款，但他没有炒房，经济上没有过多的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只是业务收入少了大半。
对于九七金融风暴，作为一名老银行人，他的观点极为独到。 在他看来，香港金融和银行系统都没有问题，甚至是亚洲最领先的，问题出在房地产。如果当时香港房价没有这么高，外溢性风险对香港打击没有那么大。 实际上，房地产过度繁荣对香港金融业不利。 原因是，金融城市都是高房价城市，但是如果金融抵押物都是房产就容易出问题。 这样，金融城市甚至一国经济就会被房地产所绑架。
痴迷于炒房，导致香港精神的沦丧，是包叔最为痛心疾首的。 几十年来，他们这一代人用行动建筑的勤劳、勇敢和共患难的狮子山精神，在房产投机面前灰飞烟灭。 九七风暴之后，香港俨然已经成为几大家族以及一群食利阶层所控制。
1998年，第一任特首董建华雄心勃勃地推出“八万五”房屋计划，决定在天水围北部建设13000套居屋（相当于经济适用房）。当时， 包叔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计划居然成为他晚年的归宿。
虽然九七风暴对包叔打击不大， 但是包叔的妹妹却因炒房几近破产。
包叔妹妹自己开公司做外贸生意，收入一直不错，加了不少杠杆买了一些房产。 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贸生意一再萎缩，最终难以支撑房贷。
此时，妹妹找上包叔，希望能够帮她打理公司，重振业务，以度过难关。 虽然遭遇金融危机，但是包叔不想离开银行，一方面是他希望通过银行实现自己当年对母亲的许诺，另一方面银行的生果金（相当于退休金）很高。
不过，最后母亲出面希望包叔帮助妹妹。 经过一个星期的思量，包叔做出了改变人生的重要决定。 他在九七风暴中离开了银行业，从此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帮助妹妹打理外贸生意。
刚接手公司，包叔就意识到，公司必须赶紧拓展欧美市场，而不是局限于日益缩小的亚洲市场——受金融危机冲击。 包叔利用了他在美资公司的资源，频繁飞往美国拓展业务。
这个过程中，他开拓了一些新的业务——登山及防身装备。 过去20多年，包叔经常去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做地质考察，对登山及防身装备颇有研究。
另外，他早已发现，香港大量的工厂已经迁移至内地，公司不应该只在香港本土以及台湾找供应商。 更何况，当时香港基本上没有登山及防身装备方面的工厂。 香港制造业的衰落，预示着这座城市及很多人的命运无形地被改写。
于是，包叔将目光转移到内地，他的人生开始向北进发。
深圳的光辉与惨败
此时，包叔对内地其实并不陌生，他经常去深圳、东莞与广州。
改革开放之后，大量港商包括部分逃港者回内地投资，不少香港制造工厂迁移到东莞和深圳。 由于包叔较早了解内地，不少客户及朋友都托他一起前往内地考察投资。
八十年代初，内地第一个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开建时，他就去了蛇口考察。 蛇口工业区的投资公司叫香港招商局——这是大清李鸿章一手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股份公司，现代总部坐落于包叔儿时的家门口——干诺道中信德中心。
之后，越来越多港商和台商在水系发达、土地广阔的东莞设厂投资，越来越多香港货车穿行于105国道。
第一家168蒸品店（真功夫的前身）就在105国道东莞长安段开张了，同时餐饮、娱乐、健身等场所不断地在此地兴旺。 八九十年代，包叔的那些同事，经常在周末晚上从罗湖口岸入关，寻找各种娱乐项目。 当时的港币值钱，他们出手自然也阔气。 一些香港人还将他们梦寐以求的“春姑”娶回了香港（香港男人的春姑情结）。
与深圳、东莞相比，包叔钟爱广州。 包叔母亲说，包氏祖上来自广州。
1983年，霍英东投资的广州白天鹅酒店开业后，他就常来广州，喜欢到沙面上喝酒。 广州沙面在民国时期聚集了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几十家银行和洋行以及各类高档娱乐场所。 之后，白天鹅酒店在此落成后，逐渐兴起了一条酒吧街。 包叔说，沙面的酒吧街没有兰桂坊的豪气，但很有民国风——沙面现在有家名为“兰桂坊”的酒吧。
包叔对广州的了解远胜于我。 八十年代，除了白天鹅酒店，港商李兆基也在广州兴建了广东中国大酒店（越秀公园附近）以及花园酒店（淘金附近）。 当时，大部分香港人都会选择这几家港资酒店住宿，然后在广州酒家“饮茶”。
广州酒家，民国老牌酒店，粤菜经典代表，素有“食在广州第一家”的美誉。 在外贸兴旺的年代，广州酒家每晚都是人山人海，桌台看不到尽头。
九十年代初，番禺祈福新村建成并在香港销售，包叔没有看房就买下了一栋小别墅。 包叔说，当时的价格实在太便宜。 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包叔的广州情结。 与很多香港人一样，他们对紧邻的深圳无感，但钟爱广州。这或许就是文化认同的力量。
但是，若要找供应商，包叔不得不跑东莞、深圳两地。 2000年前后，他在这两座城市，找到了一些相对稳定供应商。 他的外贸生意逐渐稳定并慢慢扩大，包叔的妹妹也得以度过难关。
2001年，包叔妹妹举家移民美国。 为了感谢包叔，临走前她将公司的所有股份赠送给了包叔。 包叔妹妹刚到美国，纽约便发生“911”恐怖袭击。年底，急于反恐的布什政府答应了中国入世的所有条款。 从此，中国进入WTO时代。
包叔刚刚接过公司所有股权，便赶上了中国的大时代。 香港和内地的两个大时代，包叔这辈子都赶上了。
他经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人具体做的时候要反过来。 你们这代人错失了大时代，这是天注定的。 但是，只要勤苦读书，多积阴德，善改风水，人的运势自然变好，正所谓好命不如好运。 小时代下，好的运气比大时代糟糕的命要好得多。
50多岁的包叔在内地正在爆发第二春。 之后几年，乘着中国外贸出口的大潮，包叔的公司业务规模大幅度扩张，收入也越来越多。 用他的话来说，当时他已经摆脱了香港中产，晋升到富人行列了。
2004年，为了免于两地来回奔波，包叔在皇岗口岸附近买了一套住宅。 包叔这个时间点踩得特别好，在此之前深圳房价持续了十年横盘； 这一年恰恰是深圳房价开始启动大牛市的前夜，此后深圳楼市连续11年上涨，关内房价翻了几番。
常在深圳居住，包叔对这座经常匆匆而过的城市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他喜欢将深圳的关内类比成港岛。 当时深圳关内是特区，关外则不是。 登上深圳塘朗山就会很明显地发现，关内罗湖、福田、南山不过方寸之地，就像港岛。 香港享受了全球人才和资本的红利，而深圳享受的是全国人才和资本的红利。
从这点上说，他看好深圳。 但是，他买房子并非为了投资，而是满足一种爱好——古玩。
“小时候，我家的饭桌都是古董”，或许是一种传统，亦或是一种报复性消费，包叔对儿时家里的古玩字画、陶瓷、木艺都极为怀念。 经过20多年的收集和研究，包叔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杂项”玩家。
葵涌的房子里堆满了他收来的东西。 这些年，他在内地走访了很多地方，也买了不少古玩，但是不方便带回香港，他不得不买一套房子来存放。 紫砂壶、砚台、铜佛、青铜器、白玉、翡翠、木器、钱币、青花瓷，他都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准，其中最为精通属铜佛。 不少鎏金铜佛是他亲自从尼泊尔带回来的，雕工精细，形态俊奇。
包叔是我见过最为博学又不空谈的人，他一生精通金融、地质考察以及风水学。
风水，几乎是所有香港人的信仰，包叔也不例外。 香港很好地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包叔说，香港是中华文化的“弃儿”，但却是最争气的一个；澳门是西方文化的私生子，且过得很富足。
在澳门有多少赌台，就有多少教堂，教堂是这座赌城的稳定器。 香港，则人人信仰风水。 除了风水，香港很好地传承了道家五术（山、医、命、卜、相）。 包叔从他一位幼稚园（幼儿园）的、长期在黄大仙祠的同学那里学到了山（风水）和相。
在内地的这些年，他的公司蒸蒸日上，学问长进不少。 他对《麻衣神相》做了不少批注，并试图将其翻译为英文发表， 但终因日益忙碌的生意而搁浅。
2006年，中美贸易总额创下新高，包叔一举拿下几个大单，其中包括美国最大的登山装备公司。 但是，包叔立即就面临稳定货源的瓶颈。 由于美国公司对产品质量及交货时间都极为苛刻，包叔不得不提高供应商的采购标准。 美国客户之所以会选择香港贸易公司，而不是直接在中国内地采购，主要是考虑到香港这几十年建立的口碑及契约精神。
对此，包叔不敢有丝毫怠慢。 经过大量考察和走访，最终包叔选择与一家深圳的供应商合作。 包叔负责去德国采购一批最先进的设备，然后以设备入股该供应商公司，供应商负责保质保量且相对低价地为其提供产品。 这批设备，一共花费了包叔3000多万港币。 这大概是他过去25年银行工作和9年外贸创业的所有积蓄。
就在第一批货即将交付时，包叔接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供应商工厂被人洗劫一空。 当时，身在美国的包叔立即回国，等他赶到工厂时，他的3000多万设备一台都没剩，成品及半成品一箱也没留下。
原来，这家供应商一位黄姓老板，在澳门赌博巨亏，欠下几千万的债务。 他一直拆东墙补西墙地维持着体面的生活以安抚债主，这也把包叔给蒙蔽了。 这次不知为何，债主们担心黄老板赖账，一夜之间把工厂洗劫了。
包叔觉得难以置信，不过他已顾不了那么多了，得赶紧找到合适的供应商，以按时交付订单。 但是，此时包叔已支付不起货款定金。 他跑遍了整个珠三角和江浙一带，结果是愿意合作的小厂无法保证质量和交货时间，大规模的工厂则需要支付较高的货款定价，而且也无法按时安排生产——当时的外贸出口太过火爆。
最终，包叔的贸易公司没能按时交货，美国几家公司分别将其告上法庭。
接下来两年，包叔忙于应诉和追回设备，无暇经营公司。 2008年，包叔恶补了不少法律知识，在法庭上用流利的英文与对方唇枪舌战，但几场官司都相继败诉，包叔需要赔付的违约金高达2000多万港币。
几个月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外贸出口急剧萎缩，香港和深圳房价暴跌。 包叔仿佛看到了九七金融风暴的情形，他果断关闭了贸易公司，快速低价卖掉了香港葵涌、深圳福田和广州祈福新村的三套房子。 不过，售房款加起来不够支付全部违约金，还差200万左右。
包叔决定出售他收藏了半辈子的古玩，由于紧急处理，大部分古玩都低价贱卖。 200万缺口最终补上了，古玩也所剩无几，此时，58岁的包叔，一贫如洗。
不过，当时包叔还没有这么悲观，深受香港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熏染的他，天真地认为，可以追回被人洗劫走的设备——毕竟这批新设备还值几千万。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执着的包叔努力了三年，但无果而终。
时至今日，我都认为，包叔被人“套路”了。 后来，包叔才知道，其实很多港人外出做生意都吃过这样那样的亏。 他总结说，香港法治环境下教育出来的人，遇到了干爹那个时代的“套路”。 当年说干爹的时代过去了，其实还远远没有。
2012年，包叔回到了香港。 从1972年港大毕业到2012年返港，包叔在香港、内地奋斗了40年，62岁的包叔却重新回到了起点。 人生有多少个40年啊，当年从港大毕业的包叔是高材生，以梦为马，意气风发； 此时的包叔，已没有了青春，没有了体力，没有了当年的那头乌发青丝。
而此时的香港，也不是当年的香港。 2012年，香港房价重回1997年的高位，很多人以为香港房价又要下跌。 但是，令他和很多港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价位只是开始。 此后，香港房价一路高歌猛进。
包叔明白，他在香港再也买不起房了。
更麻烦的是，包叔之前有购房记录且受案件影响，他暂时不能申请公屋，只能租房。 不过，包叔心想，在香港比他年级大都还在开出租车，经营餐饮，他也可以重头再来。 很快，他去了一个朋友的装饰公司上班，为避免上班过于奔波，他在庙街唐楼租了一个局促的房子。
庙街，这里有他童年及少年的全部回忆，那个跑堂的少年，还有干爹喝酒的样子，以及母亲摆摊的身影。 这两年，干爹、母亲相继离世，整个庙街他再无熟人，他成了这座熟悉城市的陌生人。
2015年，包叔身体不好，无法坚持上班，“光荣退休了”。
由于当年离开银行，包叔只领取不多的生果金。 自从开通自由行后，内地游客越来越多，大批水客在尖沙咀、旺角、上水等地扫货，香港物价也逐年上涨，像包叔这种普通市民感觉生活越来越吃力。 关于两地的矛盾及争论屡屡爆发，包叔每次都说，香港是亚洲最包容的城市，不排外，只会排斥不文明。
当时，我侧面问包叔，是否打算去加拿大与妻儿团聚。 他回避了这个话题，然后说了一句比较莫名的话： “香港，已经不再是我这代人的香港”。
天水围的夜与雾
一次，我从深圳湾出关，途径元朗天水围，我才知道包叔已搬到此地居住。
第一次在天水围停留，我觉得这里是香港的世外桃源。 在嘉湖海逸酒店俯瞰这片安静的土地，车流人流稀少，与密集的中环、九龙完全不同； 一列列轻轨缓缓驶过，宛如欧洲小镇般安详恬淡； 后靠大公园，邻近湿地公园，又有西铁线直抵尖东。
包叔在此颐养天年，令人羡慕。 但是，包叔却告诉我，天水围是“悲情新市镇”。
当年，港府雄心勃勃的“八万五”房屋计划，最终因金融风暴扩大化而受阻。 大量居屋停建，原有单位遂改建成位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公屋（相当于廉租房）。 2001年后，大量公屋陆续完工，将近10万低收入者迁移进入天水围。 其中不少家庭是新移民，妻儿本在内地，后以亲属团聚的方式移民至此，不少都是老夫少妻，家庭收入低下。
根据香港扶贫委员会2006年9月公布的数据，全港入息（薪水收入）低于平均综援（个人福利基金）金额有103万人，当中以天水围所属的行政区域元朗的人数最多。 据社会福利署资料显示，2004年元朗区领取综援个案近30000宗，天水围约占一半。
早些年，富有狮子山精神的香港人不屑于综援金，反以此为耻； 这些年，随着新移民的加入，综援金日渐紧张。
包叔可能一辈子都没想到，他会住在这座“悲情新市镇”。
包叔与一位“亲人”居住在一个不到300呎（28平方米）小屋里。 这位亲人，是包叔当年帮助过的一位逃港者的儿子。 包叔资助过很多逃港者和内地小孩，但是大多失去了联系， 而这位逃港者一直与包叔保持着联系。几个月 前，他得知包叔身体不好，无人照顾，便让其搬来与他的儿子一起住，好歹有个照应。
这次搬家，为了不给对方带来麻烦，他将仅剩的古玩放到一个朋友的砵兰街店里处理掉了。 只留下了一套邓丽君的纪念册——邓丽君在香港利舞台及红磡所有演唱会的门票。
在包叔搬来之前，他早已知道天水围的一些故事。 因为自杀，已成为了这座“悲情新市镇”的标签。 贫穷、蜗舍、前途迷茫、两地文化冲突困扰这座表面安详的小镇。
2004年4月11日，天水围天恒邨一名无业汉斩死妻子及两名年幼女儿后，用刀自杀身亡。 这宗灭门惨案震惊全港，天水围伦常问题引人关注。 根据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的数据，2005至2006年，天水围的自杀求助个案也冠绝全港，多达70多宗。
李克勤在2006年发布了一首歌曲《天水·围城》，歌词说： “围住了血汗，围住了当初厚望”，“气候太凉，像残酷得天生等天养”。 有人曾建议政府停封此歌曲。
2007年10月14日，天水围再度爆发伦常惨剧。 一名领取综援的新移民家庭，丈夫患上鼻咽癌在医院留医，患精神病的妻子将一对12岁及9岁的子女，用绳索捆绑从24楼掷下，自己随后亦跳楼，3人当场死亡，事件再度震惊香港。
明报社论说： “天水围已沦为悲情新市镇，是香港之耻，更是特区政府之耻。 以香港社会今日的富裕程度，以香港人的爱心，以特区政府的财力物力，特区政府完全有能力加强天水围高危家庭的支援，关键只是，政府有多大的决心而已。 ”
六天后，即2007年10月20日，周润发出席香港湿地公园（天水围北部）举行的“世界湿地日2008香港区庆祝活动”启动礼时，首次提出天水围应“改名”。 他表示： “天水围城，不应围住人，改名就天下太平。 这样就不用这边好，另一边便死人塌楼，不如将天水围与湿地公园两边的字拼在一起。 ”
2008年，香港导演许鞍华拍摄了《天水围的日与夜》，这部电影讲述了天水围一对母子平凡而刻板的日常生活，折射出淡淡的人情味，试图展现天水围温情的一面，以挥别“悲情城市”的阴影。
但是，这部电影的成功反而让人回想起2004年那宗灭门惨案。 第二年，许鞍华以这一悲剧故事为蓝本拍摄了《天水围的夜与雾》。 剧中，任达华暴力血腥的演出、张静初绝望的神情，以及极度压抑的情节，让人感到不适。
电影播出后，引发香港人对新移民、家暴、老龄化以及港人前途命运的讨论。 他说： “香港人不喜欢打探别人的家长里短，天水围很多问题积压在公屋里方寸之间，偶发爆发便港人皆知。 香港的电影和TVB展现了香港不为人知的一面，甚至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
九七风暴似乎香港“城运”之拐点，兴建于此时的这座“悲情新市镇”，似乎是香港沦落与忧伤的最好注脚。 从狮子山精神到坐等综援金，从李嘉诚“出逃”到新移民涌入，从《天水围的日与夜》到《天水围的夜与雾》，一座围城，一个时代。
天水围的对岸便是深圳湾，与此悲情截然不同的是，南山区贵为“全国第一区”，深圳湾更是“王者荣耀”，高楼拔地起，房价破15万一平，科技巨头聚集于此，网红常来打卡，人才公园每晚星光熠熠。 登临春笋，天水围尽收眼底。
所谓双城记，一座失落，一座亢奋。
“香港精神的沦丧，这座城市注定走向悲剧。 ”
包叔用无奈的语气说道，眼神中透露出对那个时代的怀念。
住在天水围，距离深圳更近，乘坐巴士过深圳湾大桥不过半个多小时，因此，我经常邀请包叔来深圳聚。 七八十年代从罗湖口岸入关，之后从皇岗口岸和福田口岸入关，再到这些年从深圳湾入关，包叔走过的关口，诠释了他的命运变迁，也折射出深圳的历史变迁。
深圳南山在房产价格、科技创新上都在全国名列前茅。 但包叔对这个区没有太多感觉，一次在海岸城饮茶时，我问包叔，你觉得深圳可能超过香港吗？
包叔果断地说： “可能性不大。 旱鸭子没法跟白天鹅比。 ”
其实，包叔一直认为深圳无法超过香港，他的一些理由有时会显得“强词夺理”，比如“不修边幅的城市永远超不过讲究的城市”。
但是，作为一名老银行人，包叔给出的其中一条理由让我无法反驳——香港是一个国际市场，所有的好与坏都经过国际市场风浪的考验，而深圳是一个封闭市场，没有经过国际市场的压力测试。 他举的例子是，八十年代末，他去东京时，也认为东京会超过纽约，日本人也这么认为，但……这就是旱鸭子与白天鹅的区别。
去年下半年，深港高铁通车，我在福田站乘坐高铁去香港，包叔在西九龙站等我。 原本，我们计划一起坐高铁去云南旅游，但包叔说身体有些不适，怕是折腾起。 遂即我们取消了出行，二人来到红磡体育馆附近的一家餐厅休息。
这是包叔老友开得一家餐厅，以前包叔常来。 餐厅不大，但位置极佳，与港岛隔海相望。 包叔老友上前招呼，寒暄几句后，让我们自便点餐。
餐厅里一直在播放金庸武侠剧的经典歌剧，主要是纪念几天前刚刚去世的金庸先生。 这些金曲将包叔带回到了过去，那个属于狮子山精神的时代。
吃饭间，包叔指着东边的启德邮轮码头说，当年那里是启德机场。 飞机降落时低空略过尖沙咀、庙街、九龙城寨，那是一种奇观，可惜后来机场搬到大屿山了。
说到大屿山，包叔突然问我： “你知道，前段时间，为什么这么多市民骂华仔（刘德华）吗？ ”
我说有所了解，港府计划填海开发大屿山岛，建设一大批公屋，但一些市民反对。 华仔因给这一计划的宣传片配音而遭到反对者谩骂。
说完，包叔又问： “为什么香港的房价这么高啊？ ”
包叔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交往将近十年的默契是，香港的事，我问他答，深圳及内地的事，他问我答。
但我还是很认真回答了他。 我深思之后，试图给出专业的回答：
“问题的关键是香港土地国有化制度，港府控制土地供给，导致市场配置不充分，房产及财富集中也就成了必然。 这样房价容易抄高，抄高之后，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矛盾就极为尖锐。 港府试图拿出财政为低收入者新建房屋，就必然会遭到有产者反对。 港府拿着钱却陷于两难，这是市场不起作用的结果。 ”
“另外，一旦炒房投机兴起，这座城市只剩下金融与房产了。 但我依然看好香港，因为一个城市与一个国家不同，这座城市只要有金融、地产、港口、航运便可兴旺，但是市民会很艰难……”
我一口气说到此时，突然发现，包叔眼神呆滞地望着窗外的维多利亚湾。此时，“依稀往梦似曾见，心里波澜现，抛开世事断愁怨……”
后记
去年冬天，包叔在天水围公屋里去世。
加拿大的妻儿收到讯息，但未回港奔丧。
在我心中，香港的一个时代谢幕了！
谨以此文纪念包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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