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真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第一次入獄，成為「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依然是獨裁者的第一信號；而他的第二次入獄，乃是中共逼克林頓將人權與貿易脫鉤，釋放的信息是﹕中美兩個後冷戰超強之間互相利用的曖昧關係，涵義更廣而長期令人迷惑。
我清晰記得，九三年九月某日，車禍後的我，在水牛城一家醫院的大廳里，等侯妻子去做覆建時，聽到廣播新聞里說，坐牢十八年的魏京生被釋放了，不久他再次入獄，然而最終他將是中美貿易媾和中的一個關鍵角色，他自始至終是一個強烈的反對者，他說美國讓中共賺大錢，鑄成了大錯。
一、韜光養晦
這種媾和，起點在中國的一場血泊中。
1992年9月中共外長錢其琛發于黨內的「關於國際形勢問題」報告中稱﹕“面臨這樣巨大的變化，我們對外工作的基本方針是冷靜觀察、穩住腳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經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沖擊和風暴，可以說我們站穩了腳跟。”
錢其琛特別談到「打破西方制裁」的有計劃部署，其第一步就是海灣危機時沒有在聯合國安理會使用否決權，頗有深意幫了美國一個忙。有趣的是，美國政治家對這種中國式的韜晦之計全然沒有感覺。李潔明接受香港『開放』雜誌訪問中，列舉四個事件證明“中國願意成為國際社會一員”的看法，第一個提到的就是這件事。可是，你聽錢其琛是怎麼描述的﹕“我巧妙利用美在海灣問題上有求于我，去年（1990年）底實現了外長對美的正式訪問，會見了布希總統，打破了美不許兩國部長級官員互訪的禁令，是中美關係的一個突破。”
進一步撕開這個口子的辦法，是說服美國不再堅持西方國家在世界銀行對華貸款上保持制裁的一致立場，當年就拿到了七個億。他們對此叫做「分化瓦解」，「充分利用西方各國之間的矛盾和美國統治集體內部的矛盾」，其中又特別利用美日之間的矛盾，最先使日本放棄制裁，第一個去投資，給于充分優惠，讓西方各大財團和公司急得直跺腳，自然會去游說國會。到這個火候儿上，中國便組織赴美采購團，一次就簽了十二億的合同。
「六四」後成功地打破西方對華制裁，乃是頗有研究價值的一段中國外交史，三十年來被寫進任何一本美中關係史了嗎？
主導這個時期中共對外政策的最高準則，是鄧小平面對「六四」事件和接踵而來的蘇聯東歐巨變所提出的兩個方針﹕“韜光養晦”和“絕不當頭”。前者主要應對西方制裁的壓力；後者則是應對蘇聯解體所引起的「社會主義陣營」坍塌局面，鄧小平的話叫做“我們不抗大旗，誰願扛誰扛去”。兩者的基本精神都是避開鋒芒，不當「出頭鳥」，以爭取喘息的機會。稍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會由此聯係起類似越王句踐「臥薪嘗膽」、韓信「胯下之辱」乃至稍近一些的林彪對毛澤東的「韜晦之計」。這種淵源極長的中國「光棍」傳統的權術，是否可以用現代政治學去研究？我不知道它可以歸入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所擅長的哪一類「分析模式」。
二、「偽君子跳華爾茲」
布希時代駐北京大使李潔明（James R Lilley）對克林頓頗有批評，形容克江兩個政府的關係猶如「偽君子跳華爾茲」，是虛情假意地共舞，言外之意似乎外交也是有著某種「道德標準」的。其實，最早同鄧小平跳「偽君子華爾茲」的正是布希，若再往前追溯，跑到北京去跳華爾茲的始作俑者則是尼克森。尼克森1967年曾在『外交事務季刊』撰文說﹕“以長遠眼光來看，我們根本承擔不起讓中國永遠處于國際大家庭之外的後果，因為它會滋生幻想、心懷怨恨而威脅臨國”，可是他的晚輩克林頓卻面對了一個不僅依然「心懷怨恨」、「威脅鄰國」，而且在外交上已經「洋為中用」了的難纏對手。這種當面打哈哈、背後各自想拳經的外交模式最近愈演愈烈，漸次形成後冷戰時代一種新的大國關係﹕在敵意的合作中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常常以對方的讓步換取內部民意，不顧犧牲基本準則，競相墮落而毫無道德標準。外交本來就是實力較量的遊戲，有規則而無「道德」可言，但這種遊戲玩到今天，美國試圖「訓練」中共乖乖回到「國際大家庭」的目的並未如愿，以致「圍堵」中國的輿論又甚囂塵上，這樣的「對華政策」是輸是贏便不難窺見。
「偽君子華爾茲」始之于一項價值不匹配的政治交易﹕人權與最惠國待遇。人權是美國的立國之本，是不可討價還價之物，卻偏會被政客們自作聰明地作為「外交武器」去使用。在對中共這個暴戾政權搞外交時加入這種武器，竟弄成了一種荒誕﹕中共忽然發現「政治犯」乃是換取西方投資和貸款的最佳籌碼，于是從方勵之開始，他們坐收「通洋之利」，放完了人再抓，反正「資源」是無窮無盡的，只要你西方肯「換」；而每「換」一次，中共的人權記錄就被「改善」了一次，以致近幾年「六四」屠殺及其後的大逮捕已不再成為「人權記錄」，西方政府無人問津了。由此，美國的「人權」制裁漸漸替中共建立起龐大的「人質儲備」，還專挑你想要的人抓，拿來換你不想給的東西，魏京生不過又是一例。將人權與最惠國待遇「掛鉤」就更妙了，每年春天華府這里討論一次，北京那邊還得查一查監獄里有沒有「可換」的人犯了。「人質危機」本是國際恐怖組織同西方人玩的遊戲，在華盛頓的培訓之下，中共竟坦坦蕩蕩作了世界上最大的「人質綁票國」。這里暗含的邏輯是﹕人權、人質、避難這些概念的背後，是抽象化的西方人道主義精神，不講現實利害關係。可是恐怖主義的目標，正是利用這種精神所給出的妥協，並充分地搾取這種妥協。
誰都清楚，這場交易里中共最大的資本是大陸的市場，它對美國商人的誘惑是總統也不能掉以輕心的，這用不著白宮的政客用“打開中國市場有助于中國改革”一類虛情假意的說辭來掩飾，克林頓斷然「脫鉤」之舉倒是爽快。可是，「打開中國市場」的後果真的僅至于此嗎？其實，中國正取代前蘇聯成為美國的下一個勁敵，才是美國耿耿于懷的隱憂，而使中國能夠「強盛」的唯一途徑，就是向西方開放市場。這里便出現一個弔詭﹕中國的對外開放並非西方期待的「和平演變」，而是另一個「霸主」的臥薪嘗膽。于是，當江澤民在紐約“高峰”了克林頓、又到大阪宣布削減主要關稅百分之三十以謀取世貿「入關」卻遭美國梗阻以後，便拿魏京生出氣。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以外交目的而抓政治犯，意味著當初西方的人權制裁已經被它徹底「消化」為對西方的「報復」模式。人權與市場的「交換」既然開始，就由不得美國單方面撤出，除非它找到足以扼腕中共的另一種籌碼。
三、看中共，經濟、社會、政治都不如歷史
美國學術界的中國政治分析，一向以結構功能主義、官僚精英政治和利益團體等分析模式，預測中國高層政治事務和變數，作為白宮對華政策的參考。這種微觀取向二十多年來處于主流地位，較著名的如前麻省理工學院的白魯恂(Lucian Pye)結合延安作風、列寧主義、毛澤東模式和世代派系來分析預測中共的所謂「克里姆林宮學」，以及奧森伯格（卡特時期白宮中國問題顧問）以短期預測中共領導人言行的官僚政治分析模式。但它因未能預測天安門事件和「六四」屠殺這些巨大變動而倍受質疑，漸次衰微。從最近六年的情形來看，似也未見哪位策士提醒白宮注意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之計，而這是最典型不過的“以言行作短期預測”。
一種宏觀取向在1991年春的亞洲學會第42屆年會上出現，主張跳出官僚政治模式的巢臼，擺脫以「國家」為唯一分析單元的偏見，多作非國家因素（地方、社會、民意、文化）研究和比較（與東歐和前蘇聯）研究。可是，我們依然未能見到對中國政經形勢的準確把握。
比如，中共在後冷戰時代的重大戰略變更，並未引起西方的注意。基本上，中共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較量，從冷戰形態轉換成另一種經濟競爭的形態，嘗試極權制度以市場經濟改革而存活下去的途徑。他們卻正是通過西方的經濟學觀點，看到了相當大的可能性﹕經濟生活的國際化、區域集團化（西歐、北美、東亞三個「經濟圈」的出現）使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矛盾叢生；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對世界經濟和貿易的控制，是超制度超國界的，其利潤第一的本質決定了中國巨大市場在國際事務中的舉足輕重；全世界居民不分國籍都更喜歡泊來品，使勞動力低廉的中國對西方具有長期的競爭優勢，等等。因此，他們認為﹕
——世界經濟處于低潮，發達國家在衰退和滑坡，“我們所處的東亞地區，又經濟最活躍，發展最快”，“我們可以利用矛盾，趨利避害”，“盡快調整產業和產品結構，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國際上資金短缺將會長期存在，但我們週邊的日本和四小龍卻有剩余資金提供”，“我們有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只要不斷大力改善投資環境，特別是加快體制改革，我們在引進外資上仍有較大活動余地”；
——世界軍備競賽下降，各國都在調整戰略，九零年代是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經濟轉型時期，“這對我們也是一個重要機會”，“可利用他們轉型的時機，引進設備，填補空缺”……。
總之，1992年以前中國充分認識到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的有利性，並且強調“危機感和緊迫感，決不再喪失這次有利時機了”。鄧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在國際間決不取代前蘇聯挑頭與美國抗衡，而是偃旗息鼓，開放市場，養精蓄銳（增強綜合國力），待以時日。不錯，中共的確是在「走進」國際市場和「大家庭」，可它不是來當「乖孩子」的，不信你等著瞧。
對一個傳統破碎無以維係民間社會和價值體系的東方大國，只作政治和經濟的研究，終究是浮面性的。尼克森那種以為「接觸」就能誘導中共同他一道玩西方「遊戲規則」的幻想，反映了他在文化層面上根本不懂中共這個特殊的政治集團。
亞洲學會第42屆年會上出現的比較研究，一般都傾向于同蘇俄和東歐的比較，如拿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比，以致在華盛頓的政治圈子里，至今弄不清江澤民和喬石誰更“戈爾巴喬夫”一點。威斯康星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傅禮門(E Friedman)提出一種「後現代封建專制體制」來命名列寧主義國家，也是拿二百年前西歐封建制崩解後英、法、德三國的不同道路，來比附中共政權系統性危機。這種研究自然是新的分析模式，但仍嫌離中國太遠。為什麼不能從中國自身歷史的演變中來分析中共呢？取這種研究角度的學者，我只見到一位﹕普林斯頓大學歷史教授余英時。
四、邊緣人集團
余英時始終只從中國傳統興衰的內在邏輯去分析中共和它的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逐漸形成一套迥異于美國「中國通」的思考模式。這從他對中國研究泰斗費正清的評價中，可以看到一些脈絡﹕
——費正清和他同時代的「中國通」都有一個致命傷﹕認為中國歷史上的王朝體系、儒家正統，是與當代出現的一黨專政、馬列主義一脈相承的，無視了中國傳統與中共最本質的區別﹕後者摧毀了整個民間社會，獨佔全部社會和生活的資源，卻不代表任何階層人民的利益；
——費正清所了解的帝制中國，只有士農工商，而不包括「邊緣人」這一範疇，以及另一種中國傳統﹕社會邊緣人的造反傳統，其最大特色之一就是鄙視社會上共同遵守的一切規範和價值，行事肆無忌憚，奪權和保權都不擇手段；二十世紀出現的「邊緣人集團」更形複雜，其拒絕常規化、迷戀權詐、好斗否定性格均登峰造極，令中外帝王梟雄望塵莫及（對毛澤東的分析尤為具體）；
——徹底的現實主義，即美國利益第一，是費正清討論美國對華政策的最高原則，由此衍生雙重標準，認為民主並不適合中國，「在中國維持有效的統治」才符合美國利益因而也符合中國利益。
沒有比這更一針見血的描述了。至今美國的中國研究走出費正清多遠，也還難說。不過，我最感興趣的，不是美國學者如何，而是余英時提出的這種「邊緣人性格」，一語道出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本質，也揭示了自尼克森以來同中共打交道的一個誤區﹕向一個鄙視一切規範和價值的對手，你能教給它什麼「遊戲規則？這六年來究竟美國改變中國什麼？一個「最惠國待遇」，變成了美國總統派去的各種助理國務卿們，手把手地教會了他們「玩弄」美國制度的訣竅。
對中國，從文化上會比從其它角度看得更透徹。余英時從中國文化的視角，進一步分析中共統治對中國人精神資源摧毀的嚴重後果，借顧炎武評曹操“毀方敗常”之語移用毛澤東，更點出了當代中國超政治超經濟的深刻危機。研究中國如忽略這個層面，則永遠是霧里看花。比如無規則無誠信，決非几個中共領袖的人格問題，而已蔓延成普遍的社會性格，這樣的社會，治亂興衰都不會在西方哪個學派的分析模式之內，始終是不可預測的一個異數。于是，我們又只好回到費正清的現實主義﹕在中國維持有效的統治，便對大家都好╴╴這是不從中國歷史自身的內在邏輯去研究中國所能得出的唯一輕松的結論。
(28-Dec-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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