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勢在我」到「東升西降」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黨校開辦「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習近平在會上表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所在」。他又說，中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機遇和挑戰之大前所未有，但「機遇大於挑戰」。
在三月的「兩會」期間，習近平的「制度自信」更是信心十足，臻於爆棚，他宣稱，「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他在談到國際形勢時，作出「西強東弱」是存量、是歷史，而「東升西降」是增量、是未來的政治判斷。在談到中美戰略博弈時，他更發出毛澤東時代之後對美國最為嚴厲的攻擊——「當今世界最大的亂源在美國」、「美國是我國發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脅」。難道毛澤東期盼的「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終於降臨了？
那麼，習近平為何如此篤定地認為「時勢在我」和「東升西降」？
首先，就中國國內局勢而言，中共成功將病毒氾濫的危機轉化為極權控制的良機，將其統治打造成比「一九八四」還要牢固的「鐵桶的江山」。如今，中國民眾一出門就要掃「健康碼」，還要核查身份證。而健康碼從中央到地方名目繁多，數不勝數：全國通用的健康碼有馬雲的支付寶健康碼，還有馬化騰的微信健康碼，然後各省還有自己的健康碼和信用碼等等，比如安徽的安康碼、蘇州的誠信碼，都是通過智慧手機碼查驗，人走到哪裡，就查到哪裡，層層加碼，重複檢查，勞民傷財。然而，大部分普通民眾對此毫無怨言，很多人認為政府嚴格管理是好事，對照西方各國疫情氾濫，中國是防疫措施最成功的國家，由此充分顯示出中共統治模式的優越性，而這一切都要歸功於共產黨和習近平。在這場疫情中，中國人「活著就是一切」的人生哲學展現得淋漓盡致，即便中共將百姓當做「牲畜蓄之」，人們也安之若素。
浙江評論人昝愛宗日前在海外社交媒體上發文譴責杭州警方對他的騷擾：他在杭州市內乘坐地鐵，掃了健康碼，還要核查身份證資料，他的身份證號碼一輸入電腦，員警立即說，要對他進行進一步核查。員警將他帶到離地鐵入口處數十米遠的一間警務工作室，室內原有一名員警，兩名員警押送他過去，後來又增援兩名，共有五名員警處理此事，如臨大敵。直到他們聯繫上國保部門的負責人，昝愛宗才被放行，如此已折騰了數十分鐘。昝愛宗質疑說：「我的身份資訊上並沒有任何刑事犯罪記錄，為什麼在杭州市區內出行都要如此過度核查？卻如此消耗警力和時間，又有何益？」
後來，昝愛宗讀到《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的一篇文章，才恍然大悟。胡錫進文章的標題是《社會主義中國是如何耗死一撥撥盼著它垮的人的？》。文章說，他們這撥人對中國的瞭解太膚淺了，又說「顏色革命」等詞幾乎成了「政治傻冒」的代名詞。中共當局完全有能力將這些異見人士「耗死」。反對者越發弱小和孤獨，而共產黨越發強大和穩固。
就國際局勢而言，中國通過無孔不入的大外宣，對全球洗腦。在短短一年間，中共從千夫所指的病毒來源地，搖身一變成為抗疫典範和用疫苗拯救世界的英雄。中共官方宣傳機構報道，世界各國爭搶中國疫苗，「中國以實際行動促進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和使用，為眾多國家和地區抗擊疫情提供助力、注入信心」。
印尼總統佐科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相繼帶頭接種中國科興公司的克爾來福疫苗，然後中國疫苗在這兩個國家大規模接種。
中國的疫苗輸出，有的是出售，有的乾脆是白送——如果是中國的「鐵哥們」，就能享受白送的待遇。二月一日，中國首批對外援助疫苗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附近的努爾汗空軍基地正式移交巴基斯坦。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農融在交接儀式上表示，這是中國政府對外提供的第一批疫苗援助，也是落實中國領導人關於將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重要宣示的具體舉措。
其他國家則只能高價購買，即便如此，這些國家也對中國感恩戴德、山呼萬歲。非歐盟成員國塞爾維亞從中國購買了一百萬劑疫苗，成為首個使用中國疫苗進行大規模接種的歐洲國家。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甚至親自到機場迎接疫苗，宛如迎接天使。緊接著，匈牙利藥品監管機構也批准了中國國藥的疫苗，是歐盟國家中第一個這樣做的。匈牙利總理奧爾班稱，他最信任中國疫苗。
第三，病毒肆虐讓西方國家的民主體制受到劇烈衝擊。尤其是美國二零二年年大選的所造成的嚴重的憲政危機和政治對立，使得川普被迫離開白宮，其「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計畫遭遇頓挫。美國國內社會問題的僵持與惡化，使得美國在未來數年之內難以建立一套長遠持久的外交政策，美國作為「世界員警」的地位大大下降。而歐洲已經被中國牢牢鎖定，不可能對中國「說三道四」，甚至是自身難保——歐盟的高級官員承認，歐盟無力應對中國的「大外宣」和「大滲透」。
總而言之，習近平是武漢肺炎疫情的最大收益者。他的信心和底氣建立在全球數百萬死難者和數千萬感染者的悲劇之上，對於病毒蔓延全球的責任，他無知無覺，更無半點羞恥之心。他靠吃人血饅頭來延年益壽，他真的能萬壽無疆嗎？
戰狼出征，干涉美國內政
既然習近平如此有「定力和底氣」、「決心和信心」，中共的大小官員尤其是外交官，紛紛化身戰狼，一片殺氣騰騰、鬼哭狼嚎。
二月二日，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應親中的、頗有影響力的美國民間組織「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邀請，通過視頻方式就中美關係發表講話。
楊潔篪指出，美國政府「必須」取消「滋擾中國在美留學生、限制中國駐美媒體、關閉孔子學院、打壓中國企業等錯誤和不得人心的政策措施」，搬掉阻礙兩國各界交往合作的「絆腳石」。他幾乎將美國當成中國的殖民地，他本人如同上國欽差大臣，居高臨下地對美國指手畫腳。在冷戰的高潮期，蘇聯力量的巔峰時刻，赫魯曉夫也不敢如此放肆。
這是赤裸裸地干涉美國的內政——雖然楊潔篪忘不了補充說，「中國從不干涉包括大選在內的美國內政，從不對外輸出發展模式，從不搞意識形態對抗，從不尋求挑戰或取代美國的地位，無意劃分勢力範圍」，但此地無銀三百兩，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楊潔篪的講話大致可歸納為四點：第一，美國的對華外交應當回到綏靖主義時代，對中國百依百順，比如嚴格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切實尊重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第二，美方應停止插手香港、西藏、新疆等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停止試圖通過干涉中國內政來牽制阻撓中國發展。第三，美方不要濫用國家安全這一概念來為兩國關係製造麻煩，美國應當任由中國竊取情報和技術以及對美國進行全面的滲透和顛覆。第四，中美之間的地位已然發生巨變，中國不再是尼克森時代美蘇中棋局中的「小弟」，美國必須認清這一事實，必須接受中國才是亞太地區老大的地位。
楊潔篪的講話，不是向美國拋出的橄欖枝，而是向美國發出的聲討書——如果美國乖乖認錯、俯首稱臣，那麼中國就可以放美國一馬，繼續跟美國做生意、發大財；如果美國一意孤行，將中國當做敵人看待，那麼中國就會讓美國大吃苦頭，資本家們將失去中國市場，這就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的道理。
隨即，在外交領域權力僅次於楊潔篪的外長王毅，於二月二十二日以「撥亂反正、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主題，在中美藍廳論壇開幕式上發表講話。
王毅指出：「過去幾年，中美關係脫離了正常軌道，陷入建交以來最為困難的局面。其根源在於美國前政府出於自身政治需要，對中國的走向和政策作出了嚴重誤判和歪曲解釋，借此出臺的各種遏制打壓行徑，給兩國關係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傷害。」那麼，如何挽救中美外交的困境，王毅提出了條件：美國必須「放棄對中國產品加徵不合理關稅，放棄對中國企業和科研教育機構實施各種單邊制裁，放棄對中國科技進步進行無理打壓」等「三個放棄」，才能「在新冠疫情等國際問題上進行合作」。
同時，王毅堅持，中國在若干重要問題上不會讓步：「希望美方能夠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民族尊嚴和發展權利，停止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治制度的抹黑詆譭，停止縱容甚至支持『台獨』分裂勢力的錯誤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國內部事務上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王毅的話翻譯成大白話就是：我可以干涉你的內政，你不能干涉我的內政。
如今的中美關係，宛如一九五零年代末至一九六零年代中期的美蘇關係。一九五七年，蘇聯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使美國陷入深深的憂慮之中，這標誌著蘇聯在導彈技術領域走在前頭。U-2飛機被擊落事件，進一步證明蘇聯在火箭技術方面取得進展。艾森豪威爾時代的一份國家安全委員會檔（蓋瑟報告）指出，蘇聯的經濟明顯比美國的經濟增長快，由於投資集中在重工業和武器生產上，蘇聯的軍費開支在十年內有可能比美國多一倍。蘇聯生產的裂變物質足夠製造一千五百枚核彈頭，蘇聯在大力發展近程空軍的同時白手起家創建了一支遠程空軍部隊，研製了一系列近程和中程彈道導彈、潛艇載巡航導彈、現代化防空與警戒系統。更有甚者，蘇聯有可能在洲際導彈的研製上也超過了美國。由此，美國開始大幅度調整國家安全戰略，直至雷根時代啟動「星球大戰」計畫，終於拖垮蘇聯的經濟、促成蘇聯的解體。
如今，中國對美國的威脅，早已超過當年的蘇聯。這種威脅不僅僅是軍備競賽的意義上的威脅，而且已經滲透到美國的心臟地帶。楊潔篪之所以敢於如此高調地恐嚇美國，絕非打腫臉充胖子，而是手中確實有牌。美國必須意識到中國的危害已到了戳心灌髓之地步，必須奮起反擊，乃是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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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总是喜欢高看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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