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的根源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许多人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那么强大的苏联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为什么执政了74年的苏共会迅速崩溃，在1991年8月苏共被停止活动，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无论是民众还是苏共党员都没有站出来表示抗议。对于这些疑问的解答也是各种各样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约请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左凤荣教授撰写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编者

　　人们总是追问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源在哪里。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苏共在执政的74年时间里没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所声称的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新制度实质上是在倒退，苏共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违背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这说的也是中国共匪的德性，把‘苏共’换成 ‘中共’，同样成立，所以中国共匪的结局可想而知）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总的趋向是进步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联系的紧密，人逐渐从神和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自己和社会的主人。俄共(布)也正是打着给人民“土地、面包、和平、自由”的旗帜走上历史前台并得到民众拥护的，并声称无产阶级政党要实行比虚伪的资产阶级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让广大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

　　但是，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劳动人民始终没有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甚至也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苏联曾不遗余力地宣传“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和谐，建立起了各民族的兄弟情谊，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许多世界上的进步人士也曾把苏联当成人类社会的希望，特别是在西方发生大危机时，苏联在快速实现工业化，但是，当他们有机会亲自看看苏联的实际情况时，却令他们失望，最典型的例子反映在1935年访问过苏联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所写的《莫斯科日记》和1936年访问苏联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所著的《从苏联归来》。他们都谈到了苏联的个人崇拜、特权、个人专政和恐怖、没有思想自由、与外界隔绝等问题，并对苏联的命运表示担忧。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的问题越来越明显，苏联社会主义形象日益褪去了光环，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质疑和指责。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逐渐失去了在世界上的道义优势，人权状况、不民主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苏联的经济也只有军工企业一枝独秀，农业和轻工业几乎陷于崩溃，轻工业的工艺水平还停留在1930年代实行工业化时期的水平上，这个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是苏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宗旨，建立了没有民众地位的政治体制。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无产阶级国家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巴黎公社在政权组织形式上是立法与行政合一的政权，这倒是被苏共继承了，苏共成了立法与行政合一的机关。但是，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体制是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上的，苏共的议行合一体制是建立在任命制基础上的。巴黎公社有两条重要原则：一是公职人员普选产生;二是消灭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建立为民众利益服务的廉价政府。但它们都被苏共抛弃了。

　　苏联没有实行普选制，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可以用人民文化水平低来解释。列宁当时强调，由于人民的文化水平低，本应由人民掌握的政权只好由俄共(布)来代表;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苏联成了世界上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一理由就难以成立了。长期以来，苏共自认为他们最理解民众的所需所想，他们所做的就是民众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决定一切，不相信民众自己有判断是非和选择的能力。党和国家的干部由苏共组织部门挑选和任命，为此，建立了专门的干部名册。斯大林还不恰当地提出“干部决定一切”这一片面的口号。由于民众没有权利选举干部、也没有权利监督他们，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分离，民众只是社会主义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一切都是干部决定的。苏联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长期只停留在字面上，人民主权原则没有落实。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才开始重视公民权的落实，但是，长期没有经受民主训练的苏联国民，实际上已经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一权利，他们被叶利钦等人的蛊惑宣传所左右，成了推动国家解体的重要力量。德国革命家卢森堡曾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警告俄国布尔什维克：“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历史的发展被卢森堡不幸言中了。

　　因为民众没有权利，对国家的决策没有影响，才使政府明显侵犯民众利益的政策长期坚持不改。如：过分发展军事力量，不给农民以耕种土地的自由、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政策，不允许知识分子自由思考和创作，等等。苏联虽然是世界上超级大国之一，但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却远不及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劳动也没有积极性，消极怠工、酗酒越来越普遍。

　　正因为政府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人民，民众没有权利监督政府，因此，机关越来越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干部处于优越地位。在斯大林时期就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如建立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干部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的工资补贴、住房、医疗照顾以及其他的福利补贴。这一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并不断加强。官贵民贱，官员们体会不到民众的疾苦，民众感觉党政机关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干部特权是机关追求自己利益的主要表现，因为他们享受的待遇并不是由民众决定的，而是自行确定的。正如俄国学者阿尔巴托夫所说，“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党政军领导干部害怕失去特权，并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权是保证服从和上层保持一致的十分有效的办法。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权的人的嫉妒和仇恨”，从而造成苏联人“所得不是按劳动、按劳动的质量，而是按一个人的职位高低”。权力私有化的问题也发展起来了：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1940年从航空学院毕业，当时只有20岁，便被授予上校军衔。1946年，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瓦西里成了空军少将，1年后，尽管他由于酗酒过度不能驾驶飞机了，仍被晋升为空军中将、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实际上他根本不胜任自己的工作。卫国战争期间，瓦西里完成了 27次战斗飞行，只击落了1架敌机，却荣获了2枚红旗勋章，1枚亚历山大 涅夫斯基勋章，1枚苏沃洛夫二级勋章和许多奖章。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副部长，连襟领导着机器制造部。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当政 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

　　国家仍是镇压人民的工具，苏联的法律都是治民不治官，民众不能有私有财产，不能有思想自由，不能自由发表意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有人提出应该建立农民协会，被否决。斯大林为了实现“大转变”，改变了行之有效的新经济政策，重新剥夺农民，搞全盘农业集体化，遭到了农民的抵制。斯大林则用残酷的办法推行这一政策，出动正规军无情镇压农民的反抗，把新经济政策下富裕起来的农民迁到偏远地区。苏联农民重新回到过去，国家不发给他们身份证，他们无法自由离开村庄。斯大林破坏生产力、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和质疑，他便用“大清洗”来巩固自己的成果，搞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暴行。至今学者们都无法研究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大清洗”中丧生。在1930年代有大项目的地方都建立了多个劳改营。修建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伏尔加河—莫斯科河运河、莫斯科地铁，在北方伐木，在科米共和国采煤和开采石油等，都大量使用犯人的无偿劳动。由于饥饿、劳动强度过大、遭受非人待遇等，1930—1940年古拉格有50多万人死亡。修建227公里长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有2.5万人死亡，为了修建伏尔加河—莫斯科河运河，1934年关押了20万人，为了修建贝阿大铁路关押了18万人，死了许多人。在五年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增长最快的是被关押的人数。从1929年至1939年监狱和劳改营里的人数增加了11倍，达到200万人。这成为苏联肌体上难以痊愈的伤口，在苏联解体中起了重要作用。

　　列宁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让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列宁全集》中文第 2版，第33卷，第16页)但是，苏联人民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苏联人民，总体上并没有掌握苏联体制。权力滞留于党―国制度的最高层。从拟订经济计划，直到做个人生意，工人们都无权制定涉及该制度应如何运行的经济决策。正因为没有主人意识，在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破坏国家、国家分崩离析之时，没有人站出来维护它。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为自己争得了许多权利：普选权、建立自己政党的权利、集会游行向资本家抗争的权利、出版刊物宣传和阐述自己主张的权利，等等。在俄国这个落后的国家，民众享受不到这些权利，争取自己的权益也是布尔什维克和民众奋斗的目标。列宁说：“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同上，第 305、306页。)但是，列宁的理论没有变成现实，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政党逐渐被取缔。苏维埃政权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形式，如三权分立、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等，虽然苏联自己宣称，“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页)，但是，苏联的民主没有被民众认可，长期存在着实际上的总书记个人集权。苏联的实践表明，没有这种外壳的民主是不能实现民主内容的。

　　苏共没有建立起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农民长期被看成是落后的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斯大林强制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因为农民没有表达意见的正常渠道，也没有代表他们的政治组织，农民只得用武力反抗，农民反抗全盘集体化的斗争又被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的力量过于强大，他们的武力反抗注定要失败。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破坏劳动纪律，不出工或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很普遍，尽管土地肥沃，但他们并不珍惜，不可能生产出国家需要的东西，结果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落到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地步。知识分子长期被置于工人和农民之后，在现实生活中，“司机、清洁工比记者入党更快，因为他们被列入工人之列”。苏共对知识产品严格监督，与知识分子的要求产生了严重矛盾。知识分子收入不高，又没有像在实际物质利益部门的工人那样有实惠，造成社会最具创造性的这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疏远。

　　社会主义本是人民大众生机勃勃的事业，是为民众谋福利的事业，但由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没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久而久之，人民就对自身判断力丧失了信心，也就再懒得思考、不会思考了。苏共变成了向民众发号施令的机关，追求自身利益的代表。作为议行合一机关的苏共，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只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侵犯和违背民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如果苏共能够指导人民运用民主权利，在做决策、办事情时，能听取和尊重民众的利益诉求，苏联就不会长期固守没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制度，不会把钱财毫无节制地浪费在发展军备和支持世界革命上。集权僵硬的政治体制使民众丧失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经济危机，到1990年落到了满世界乞讨购粮款的地步，苏联自然难以为继了。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之时，没有民众起来抗争，这一教训足够深刻。邓小平在评价苏联时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333页)这一评价切中苏联问题的要害，值得后人认真思考。“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社会主义者更应该研究苏共的前车之鉴，防止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