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披露的浙江温州立人集团借贷数字越来越令人惊讶，从起初传说的几个亿、20个亿扩大到45亿，一位代理债权人权益的律师则认为其融资规模高达 80亿元，立人集团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作为一个主要立足温州市贫困县泰顺（2011年全县财政收入不到6亿）的民营企业，这一借贷规模及其将引发的后续问题，显然是极为惊人而可怕的，同时，立人借贷案透露出的信息，对于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极具价值。
立人集团的创业和借贷从1998年开始，至借贷危机爆发时延续了13年之久。1998年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等六名股东创办泰顺育才高中，后陆续开办初中、小学和幼儿园，虽然学校逐渐形成了在当地较高的教学质量，学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这样的民办教育显然没有为董顺生带来预想中的利润，甚至一直亏损，于是在2003年之后，董顺生利用办学积累的名声和信用资源，并借助浙江民间融资环境宽松的有利条件，扩大民间借贷规模，然后将这些资金投入房地产、矿业开发经过13年的滚雪球式运作，终于打造了一个负债几十亿却看上去很强大的企业集团。而借贷规模的扩大离不开高息引诱，部分借款年息甚至超过100%.
这种以高息吸收资金创业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满足两个条件，风险并不一定会马上转化为危机，这两个条件是：1，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民间资金对社会未来充满乐观预期；2，高息吸收的资金用于高利润行业。无论如何，董顺生起初从事的教育行业不可能为他创造足以支付高额利息的利润，但在房地产泡沫飞速膨胀，矿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时期，投资这些行业的高利润显然给了董顺生更大的借款胃口和胆量。从行业发展轨迹来看，2003年至2011年正是投资房地产的黄金时期，而大量的基础设置建设也为矿业资源的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看来，董顺生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办学者，也是一个极具商业眼光的投资者，基本上可以说，他把借来的资金使用到了最有可能产生暴利的民营行业。但即使如此，在滚雪球式的借款规模压力之下，董顺生的庞氏骗局的破产也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没有国家政策对房地产业的降温，董顺生能做的也只能是将这一骗局延长更久一点而已。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任何企业的发展都要对利润和风险进行综合考虑，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在中国经济领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企业家并不以创造利润为主要考量，而是用尽一切手段，不停地扩大企业规模，通过各种复杂的〝资本运作〞(主要是想方设法从银行获取贷款），甚至短短几年就由小作坊式的企业演变为巨无霸式的大型集团，借到巨款的企业家则会成为各级代表、委员，坐上百万的豪车，喝〝几千块钱一瓶〞的红酒，一副成功人士的形象和做派。显然，这是一种不顾死活的企业扩张，是注定要破产的赌博式〝经济发展〞。
企业的快速膨胀可以为企业带来规模效益，但畸形发展也可以使之累积更大的风险乃至危机，这个道理，董顺生未必不懂，可是，依靠高息吸收资金〝创业〞的企业家根本无法停止这种扩张的脚步，因为，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而不是企业利润（民营企业盈利的困难是普遍问题，本文暂不做讨论）才是支撑企业运转的关键，这样的企业只能靠越来越大的生产规模（或者说借款规模）维持，一旦停止借款就难以为继，所以几乎不可能实现盈利模式的改变，只能一条路走到黑，直到危机爆发，一切归于毁灭。
西方有句谚语：只有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房地产业的调整让董顺生和立人集团展示了没穿内裤的身躯，但这不是唯一被发现裸泳的富翁。去年以来，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内蒙等地的民间借贷危机连连，富翁跑路屡见不鲜，更严重的借贷危机爆发可能还在后头。也许，此起彼伏的富翁破产、跑路能让人们对高利贷问题形成理性的认识，但政府的默许以及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在这一危机累积中的作用能否得到足够充分的暴露和讨论，并不令人乐观。事实上，政府及政府内部的官员对于辖下企业的问题并非没有了解，在温州泰顺，早在两年前，就有政府官员劝亲友退出立人集团的集资，但这样的劝告显然不能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否则就有〝传播谣言，破坏社会秩序〞的危险，不仅如此，政府官员、官方媒体还会出面为这些企业站台，实际上提升了企业的形象和信誉。政府监管的缺失和新闻不自由导致立人集团的借款黑幕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以至于立人在发生利息支付危机的时候还可以利用〝余威〞继续扩大借款规模，直到最后一头栽倒，再也爬不起来，而成千上万的借债人基本上血本无归。
而就在温州立人集团等浙江企业发生利息支付危机的同时，以邹平县为主要集散地的山东民间借贷也显示出了危机来临的迹象，目前已有很多借款人跑路（高利贷泡沫的破灭还给一些地区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如舜耕名筑老板刘城负债约8个亿跑路，借款建房的三联房产项目停工，长期无法向购房者交房，资金危机使山东最大的本土家电销售企业前景堪忧。
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去年下半年起的〝富翁〞跑路不仅发生在温州，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我们就会明白这种击鼓传花式的经济发展的隐患所在，而且，这种靠举债维持运转的经营模式并不限于民营企业，最可怕的是很多地方政府形同企业，也在靠各种资本运作维持当地的经济繁荣和好看的政绩，城市越摊越大，楼房越建越高，繁华背后的真实一面究竟如何，在权力操控和媒体监督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得到所需的数据、真相。
现在，民间借贷泡沫的破灭已经让许多假富翁现了原形，那么，政府呢？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相信生活的常识和观察，我怀疑，立人集团的长期〝成长〞和突然倒下，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无论如何，我想提醒某些乐观人士：如果你只看到一个企业或机构的强大和华丽，并且除了强大和华丽之外无法获得另外的信息，请对无法了解到的一面保持足够的兴趣和警觉，以免被突如其来的倒塌砸伤。不要忘记，几个月前立人还在依靠巨资支撑的广告宣传向人们展示一个成功企业的形象，转眼间就彻底崩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潜在的风险肯定大于外界的了解，立人集团的崩溃再次向我们提示了这一点。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
开始自90年代的这些所谓“中国企业家“，称之为骗钱（圈钱）高手更合适。
立人集团的创业和借贷从1998年开始，至借贷危机爆发时延续了13年之久。1998年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等六名股东创办泰顺育才高中，后陆续开办初中、小学和幼儿园，虽然学校逐渐形成了在当地较高的教学质量，学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这样的民办教育显然没有为董顺生带来预想中的利润，甚至一直亏损，于是在2003年之后，董顺生利用办学积累的名声和信用资源，并借助浙江民间融资环境宽松的有利条件，扩大民间借贷规模，然后将这些资金投入房地产、矿业开发经过13年的滚雪球式运作，终于打造了一个负债几十亿却看上去很强大的企业集团。而借贷规模的扩大离不开高息引诱，部分借款年息甚至超过100%.
这种以高息吸收资金创业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满足两个条件，风险并不一定会马上转化为危机，这两个条件是：1，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民间资金对社会未来充满乐观预期；2，高息吸收的资金用于高利润行业。无论如何，董顺生起初从事的教育行业不可能为他创造足以支付高额利息的利润，但在房地产泡沫飞速膨胀，矿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时期，投资这些行业的高利润显然给了董顺生更大的借款胃口和胆量。从行业发展轨迹来看，2003年至2011年正是投资房地产的黄金时期，而大量的基础设置建设也为矿业资源的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看来，董顺生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办学者，也是一个极具商业眼光的投资者，基本上可以说，他把借来的资金使用到了最有可能产生暴利的民营行业。但即使如此，在滚雪球式的借款规模压力之下，董顺生的庞氏骗局的破产也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没有国家政策对房地产业的降温，董顺生能做的也只能是将这一骗局延长更久一点而已。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任何企业的发展都要对利润和风险进行综合考虑，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在中国经济领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企业家并不以创造利润为主要考量，而是用尽一切手段，不停地扩大企业规模，通过各种复杂的〝资本运作〞(主要是想方设法从银行获取贷款），甚至短短几年就由小作坊式的企业演变为巨无霸式的大型集团，借到巨款的企业家则会成为各级代表、委员，坐上百万的豪车，喝〝几千块钱一瓶〞的红酒，一副成功人士的形象和做派。显然，这是一种不顾死活的企业扩张，是注定要破产的赌博式〝经济发展〞。
企业的快速膨胀可以为企业带来规模效益，但畸形发展也可以使之累积更大的风险乃至危机，这个道理，董顺生未必不懂，可是，依靠高息吸收资金〝创业〞的企业家根本无法停止这种扩张的脚步，因为，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而不是企业利润（民营企业盈利的困难是普遍问题，本文暂不做讨论）才是支撑企业运转的关键，这样的企业只能靠越来越大的生产规模（或者说借款规模）维持，一旦停止借款就难以为继，所以几乎不可能实现盈利模式的改变，只能一条路走到黑，直到危机爆发，一切归于毁灭。
西方有句谚语：只有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房地产业的调整让董顺生和立人集团展示了没穿内裤的身躯，但这不是唯一被发现裸泳的富翁。去年以来，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内蒙等地的民间借贷危机连连，富翁跑路屡见不鲜，更严重的借贷危机爆发可能还在后头。也许，此起彼伏的富翁破产、跑路能让人们对高利贷问题形成理性的认识，但政府的默许以及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在这一危机累积中的作用能否得到足够充分的暴露和讨论，并不令人乐观。事实上，政府及政府内部的官员对于辖下企业的问题并非没有了解，在温州泰顺，早在两年前，就有政府官员劝亲友退出立人集团的集资，但这样的劝告显然不能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否则就有〝传播谣言，破坏社会秩序〞的危险，不仅如此，政府官员、官方媒体还会出面为这些企业站台，实际上提升了企业的形象和信誉。政府监管的缺失和新闻不自由导致立人集团的借款黑幕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以至于立人在发生利息支付危机的时候还可以利用〝余威〞继续扩大借款规模，直到最后一头栽倒，再也爬不起来，而成千上万的借债人基本上血本无归。
而就在温州立人集团等浙江企业发生利息支付危机的同时，以邹平县为主要集散地的山东民间借贷也显示出了危机来临的迹象，目前已有很多借款人跑路（高利贷泡沫的破灭还给一些地区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如舜耕名筑老板刘城负债约8个亿跑路，借款建房的三联房产项目停工，长期无法向购房者交房，资金危机使山东最大的本土家电销售企业前景堪忧。
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去年下半年起的〝富翁〞跑路不仅发生在温州，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我们就会明白这种击鼓传花式的经济发展的隐患所在，而且，这种靠举债维持运转的经营模式并不限于民营企业，最可怕的是很多地方政府形同企业，也在靠各种资本运作维持当地的经济繁荣和好看的政绩，城市越摊越大，楼房越建越高，繁华背后的真实一面究竟如何，在权力操控和媒体监督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得到所需的数据、真相。
现在，民间借贷泡沫的破灭已经让许多假富翁现了原形，那么，政府呢？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相信生活的常识和观察，我怀疑，立人集团的长期〝成长〞和突然倒下，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无论如何，我想提醒某些乐观人士：如果你只看到一个企业或机构的强大和华丽，并且除了强大和华丽之外无法获得另外的信息，请对无法了解到的一面保持足够的兴趣和警觉，以免被突如其来的倒塌砸伤。不要忘记，几个月前立人还在依靠巨资支撑的广告宣传向人们展示一个成功企业的形象，转眼间就彻底崩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潜在的风险肯定大于外界的了解，立人集团的崩溃再次向我们提示了这一点。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
开始自90年代的这些所谓“中国企业家“，称之为骗钱（圈钱）高手更合适。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