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到了无人敢提及的地步，究竟债务比例高达多少，而究竟又有多少面临违规风
险。在中国这个习惯性报喜不报忧的官体之下，恐怕仅以官方上报的数据只能是管中窥豹。从法律上讲，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允许向银行借贷的，但开展市政建设和
基础设施需要大笔资金，政府就通过设立融资平台公司的方式，以政府财政为担保向银行借钱，这个模式在2009年政府采取4万亿元刺激措施时，被几乎所有地
方政府效仿。也正是在4万亿大投资期间，为支持经济投资项目的开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幅扩张，数量从08年的两千个左右，上升至目前的1万个左右。可以
认定，在中央政府实行“4万亿”刺激政策后，引发了地方债务爆炸式增长。历史上，地方债务增速最快的时间就是1998年和2009年，这两年债务余额分别
比上年增长48%和62%。
债务危机有很多种，其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像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他们的债务危机来源于“高福利”，可称其为“高福利债”。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和欧 债危机。另一种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他们的债务来自于这些国家的举债投资，叫“高投资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将逐渐面临过去几年间“高投资 债务”的还债期的来临。比如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爆发的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 危机。
以前从来没有人担忧过中国的债务问题，那是因为：其一、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外债占比相对较低。国内的经济投资所需要的债务，更类似于 日本的自产自销型的债务格局。也正是因此，不少国内学者认为，中国不会爆发债务危机。其二、中国地方债务以银行信贷为主，这意味着地方债务违约就会引发银 行信贷危机。不过，这种担心有点杞人忧天，因为中国没有政府破产机制，银行也为政府所有。其三、中国有其特殊性。地方债券由中央财政担保，和国债信用几无 区别。而且没有预算约束，发新债还旧债不成问题。既然银行受政府控制，那么借新款还旧款就是顺理成章。其四、无论有多少债务，政府完全自由主导货币发行 权，政府永远都不怕缺钱。
为了平复高举的债务已经催生了另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货币超发。中国为了满足投资需求和抑制债务爆发，选择了最简单却又是最粗暴的方式—-使用政府 掌控的铸币权。国内的M2与GDP比值直接从2000年的135%飙升至了2007年的173%。而中国特殊的流动性偏好使得膨胀出的M2迅速涌入投资品 市场，这也成为了中国常年高房价的主要诱因之一。现在，中国的M2已经越过100万亿，远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币供应大国。
与货币超发对应的，货币价值的缩水也就是通货膨胀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换言之，严重的通货膨胀迟早会爆发，到那时，屁民们可就真惨了）。加上刚刚起步尚未完善的社保制度，中国构建在庞大M2数额之上的，是一旦危机 爆发便会因为货币购买力崩盘而全民皆伤的潜伏的社会问题。如果把这个当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隐性负债，那么中国的债务比例恐怕将难以估计。另一方面，缺少强 有力的社保支援，意味着债务未爆发之际，中国公民的大量民生工作要靠自身力量完成，这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这同样意味着，一旦危机爆发，国 内消费将受到进一步打压，中国缺少社保支援，缺少消费的有力保障，就是缺少了在债务与经济之间的最后一条缓冲带，铸币权并非债务危机的解决之道，而只是把 它“束之高阁”，但放得越高摔得越惨。
以铸币对付债务危机，那只是中国经济的一杯鸩酒。而且，地方债务的问题在未来还会越滚越大，比想象要夸张很多。之所以这么说，是与中国投资项目的 “巨舰大炮”情节有着很大的关系。次贷危机以来，所有提振经济而上马的大多是所谓的“大投资”“大项目”，2008年国家4万亿投资中，有30%流入铁 路，中国铁路负债已高达2.6万亿，负债率高达70%以上，如果不继续融资，相关建设将进入烂尾。类似铁道部的骑虎难下，恐怕已经成为了大多地方政府和国 企央企的感受。
其实债务危机的传导，已经在几个不同的地区展开了。继温州民间高利贷链条断裂后，鄂尔多斯、安阳等地也相继出现了跑路的现象。而在民间高利贷的大潮 里，除了民间资本外，权钱结合的“官银”也大批量介入，企业从银行低贷再社会高息转贷，担保公司及小额贷款公司的加盟，让这一债务链增加了复杂性和系统蔓 延。与此同时，国内热钱外流在2011年呈现极速增长趋势，个人资产超亿元的中国民间企业主，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这对于加剧债务问题的 爆发和资本泡沫的破裂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衡量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否负债适度，国际上一是看上这个政府的债务余额是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二是看这个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否占其国内生产 总值的3%以上。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徐滇庆教授表示，60%的国际警戒些只是一个笼统的提法，但并不等于说到了或超过60%就出问 题;60%的国际警戒线是多年前提出的一个说法，在国际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衡量公共债务的60%国际警戒线应当适度向上调整，现在，日本的负债率已 经达到240%，希腊是180%多，美国也超过了100%。徐教授强调，一个政府负债的总量固然需要关注，但负债的上升速度和结构更需考虑：“这个结构分 为两种：一种是债务的时间结构，一种是债务的国境分布情况。比较危险的债务是短期债务和外债。国内债务比较让人心定，因为这一债务一旦无力偿还，政府可以 通过印钞票的通胀的办法解决。然而，外债则必须老老实实地偿还。另外，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不一样。短期债务三个月六个月必须还，偿还不了要命，长期债务 10年20年，到期还早，现在只是还利息。从中国的债务结构看，长期债务多，短期少;国内债务多，外债少。相比而言，在世界个大国之中，虽然中国的负债情 况是比较好的，但负债上升的速度太快。原来中国的负债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多，但从2009年以后短短的两三年中猛增。中国负债上升的速度让人非常担 忧。如果以此速度上升，中国的负债过不了多久就可与希腊并驾齐驱。”
广东经济学者孔善广表示，中国公共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9%究竟是高还是低，这要看中国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有没有如实也计算在内：“因为中国 地方政府有很多融资平台，他们借贷很多。我所了解的数据是地方政府有15万亿人民币左右的债务。如果加上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中国实际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例不只59%”
不过，孔善广认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目前处于可控范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要说将来有可能出问题，问题肯定出在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的融 资平台是隐形的。中国一般人不清楚地方政府如何借钱，因为中国有关法律规定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为了融资，地方政府成立诸如城市开发投资公司之类的融资平 台，从银行贷款和融资，进行城市建设和基本建设.有些地方政府负债由此很高，有违约的危险。云南有些地方已经发生的事就是例子。”
早在2009年中国就有学者警告，中国地方政府负债违约恐怕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杀手，因为地方政府在膜拜经济发展的驱使下，借债的“雪球“越滚越大，有许多地方政府的负债早已超过自己国内生产总值的100%。
想要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中国的债务问题归根结底，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中国必须转变投资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尽快转型为服务型政府，而将投资的大 旗转交民众和企业完成。只有加速投资的血液流动，才能避免在边际效益递减的漩涡中，投资效率低下的进一步推波助澜。也只有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 的还富于民，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除却政府定位的长期改革目标外，当下的政府债务问题之下，中国亟待提高的是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并对政府宏观决策加以约束。
第一，宏观调控应建立审慎评估制度。特别是在经历了次贷危机之后，大起大落的投资、债务管理之后，中共政府应该在长期的发展目标，与项目审批上体现出更加审慎而全面的规划。这也是是避免政府开支扩张的重要前提。
第二，地方融资应有市场化制度安排。在中央动辄几万亿元投资拉动下，地方政府需提供相应配套资金。但巨量的资金需求却并没有有效地疏散渠道，信贷、 卖地等单项的融资渠道等于更加集中了风险爆发的危害性。因此，逐步放开信用等级较高的地方债市场，也是解决当下地方债务问题的有效途径。
最后，建立预算硬约束制度。地方债务高企，除了中央的宏观刺激之外，好大喜功的地方冲动投资也成为了推波助澜的主要因素。这与地方投资缺少预算约束的制度缺陷有着直接关系。因此，改革财税转移制度安排，建立财政预算硬约束，是避免地方债务无限增长的制度保障。
从以上三点上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恐怕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中国不仅需要经济转型，更需要改革。中国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所追求的增长，是以何为代价得到的，这才是当下的重中之重。
中国靠旧模式实现经济高增长已经不可持续，弱化政府投资倾向，防范债务风险，必须从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开始。无论人们愿不愿意面对，全球正在进入 “还债期”，发达国家要还“高福利债”，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要还“高投资债”，因为“高福利”和“高投资”都会加剧一国的债务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给我们最大的警训就是高杠杆率所引发的信用危机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一轮加杠杆趋势。
研究显示，中国全社会杠杆率相比2000年上升了40个百分点，这里投资加杠杆是推升全社会杠杆率和债务风险的主要原因。当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市 场找不到实际有效需求就会促使企业加大出口，形成出口导向和资本密集导向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凸显粗放型特征。因此，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 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然而，高投资不仅造成投资消费失衡，加剧产能过剩，也不可避免地与高风险相伴，“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 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
近两年投资迅速增长，资金来源主要来自银行信贷，导致银行贷款规模急剧扩张，带来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同时银行体系的货币创 造功能衍生的巨额流动性，也成为滋生房地产资产价格膨胀、通货膨胀和债务膨胀的诱因。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稳增长”政策指引下，一时间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贷 款、企业债券、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加杠杆”的态势再度卷土重来。
地方融资平台从2008年的2000个左右，上升至目前的1万个左右，扩张速度惊人，或使债务风险加大。未来一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一个台阶，政府偿债能力不足以及债务隐患就会逐步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过度投资也让企业债务风险开始逐步显露。截至9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81595亿元，同比增长16.5%，应收账款回收和资金 回笼困难，许多企业不得不通过增加负债来弥补资金缺口，这又使得企业债务率出现进一步上升。根据GK Dragonomics数据统计，中国企业债务从去年占GDP的108%上升至2012年的122%，创出近15年新高。问题在于，国有企业大部分上马的 都是“大项目”、“大工程”，投资回报的周期相对较长，而银行信贷的期限较短，存在期限不匹配的问题，近两年快速增长的信贷，未来很快迎来偿债的高峰，部 分高负债的企业可能面临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的风险。
控制不了政府投资扩张和项目投资冲动，就很难控制银行信贷。目前，包括高速公路、高铁等在内的在建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高达50多万亿元，投资的粗放 扩张必然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膨胀，高速增长的投资贷款，各地方融资平台沉淀的巨额债务，以及通过银信合作流向“表外”的信贷，都可能潜藏较大的不良资产 风险。
债务危机有很多种，其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像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他们的债务危机来源于“高福利”，可称其为“高福利债”。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和欧 债危机。另一种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他们的债务来自于这些国家的举债投资，叫“高投资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将逐渐面临过去几年间“高投资 债务”的还债期的来临。比如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爆发的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 危机。
以前从来没有人担忧过中国的债务问题，那是因为：其一、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外债占比相对较低。国内的经济投资所需要的债务，更类似于 日本的自产自销型的债务格局。也正是因此，不少国内学者认为，中国不会爆发债务危机。其二、中国地方债务以银行信贷为主，这意味着地方债务违约就会引发银 行信贷危机。不过，这种担心有点杞人忧天，因为中国没有政府破产机制，银行也为政府所有。其三、中国有其特殊性。地方债券由中央财政担保，和国债信用几无 区别。而且没有预算约束，发新债还旧债不成问题。既然银行受政府控制，那么借新款还旧款就是顺理成章。其四、无论有多少债务，政府完全自由主导货币发行 权，政府永远都不怕缺钱。
为了平复高举的债务已经催生了另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货币超发。中国为了满足投资需求和抑制债务爆发，选择了最简单却又是最粗暴的方式—-使用政府 掌控的铸币权。国内的M2与GDP比值直接从2000年的135%飙升至了2007年的173%。而中国特殊的流动性偏好使得膨胀出的M2迅速涌入投资品 市场，这也成为了中国常年高房价的主要诱因之一。现在，中国的M2已经越过100万亿，远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币供应大国。
与货币超发对应的，货币价值的缩水也就是通货膨胀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换言之，严重的通货膨胀迟早会爆发，到那时，屁民们可就真惨了）。加上刚刚起步尚未完善的社保制度，中国构建在庞大M2数额之上的，是一旦危机 爆发便会因为货币购买力崩盘而全民皆伤的潜伏的社会问题。如果把这个当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隐性负债，那么中国的债务比例恐怕将难以估计。另一方面，缺少强 有力的社保支援，意味着债务未爆发之际，中国公民的大量民生工作要靠自身力量完成，这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这同样意味着，一旦危机爆发，国 内消费将受到进一步打压，中国缺少社保支援，缺少消费的有力保障，就是缺少了在债务与经济之间的最后一条缓冲带，铸币权并非债务危机的解决之道，而只是把 它“束之高阁”，但放得越高摔得越惨。
以铸币对付债务危机，那只是中国经济的一杯鸩酒。而且，地方债务的问题在未来还会越滚越大，比想象要夸张很多。之所以这么说，是与中国投资项目的 “巨舰大炮”情节有着很大的关系。次贷危机以来，所有提振经济而上马的大多是所谓的“大投资”“大项目”，2008年国家4万亿投资中，有30%流入铁 路，中国铁路负债已高达2.6万亿，负债率高达70%以上，如果不继续融资，相关建设将进入烂尾。类似铁道部的骑虎难下，恐怕已经成为了大多地方政府和国 企央企的感受。
其实债务危机的传导，已经在几个不同的地区展开了。继温州民间高利贷链条断裂后，鄂尔多斯、安阳等地也相继出现了跑路的现象。而在民间高利贷的大潮 里，除了民间资本外，权钱结合的“官银”也大批量介入，企业从银行低贷再社会高息转贷，担保公司及小额贷款公司的加盟，让这一债务链增加了复杂性和系统蔓 延。与此同时，国内热钱外流在2011年呈现极速增长趋势，个人资产超亿元的中国民间企业主，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这对于加剧债务问题的 爆发和资本泡沫的破裂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衡量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否负债适度，国际上一是看上这个政府的债务余额是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二是看这个政府的财政赤字是否占其国内生产 总值的3%以上。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徐滇庆教授表示，60%的国际警戒些只是一个笼统的提法，但并不等于说到了或超过60%就出问 题;60%的国际警戒线是多年前提出的一个说法，在国际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衡量公共债务的60%国际警戒线应当适度向上调整，现在，日本的负债率已 经达到240%，希腊是180%多，美国也超过了100%。徐教授强调，一个政府负债的总量固然需要关注，但负债的上升速度和结构更需考虑：“这个结构分 为两种：一种是债务的时间结构，一种是债务的国境分布情况。比较危险的债务是短期债务和外债。国内债务比较让人心定，因为这一债务一旦无力偿还，政府可以 通过印钞票的通胀的办法解决。然而，外债则必须老老实实地偿还。另外，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不一样。短期债务三个月六个月必须还，偿还不了要命，长期债务 10年20年，到期还早，现在只是还利息。从中国的债务结构看，长期债务多，短期少;国内债务多，外债少。相比而言，在世界个大国之中，虽然中国的负债情 况是比较好的，但负债上升的速度太快。原来中国的负债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多，但从2009年以后短短的两三年中猛增。中国负债上升的速度让人非常担 忧。如果以此速度上升，中国的负债过不了多久就可与希腊并驾齐驱。”
广东经济学者孔善广表示，中国公共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9%究竟是高还是低，这要看中国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有没有如实也计算在内：“因为中国 地方政府有很多融资平台，他们借贷很多。我所了解的数据是地方政府有15万亿人民币左右的债务。如果加上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中国实际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例不只59%”
不过，孔善广认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目前处于可控范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要说将来有可能出问题，问题肯定出在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的融 资平台是隐形的。中国一般人不清楚地方政府如何借钱，因为中国有关法律规定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为了融资，地方政府成立诸如城市开发投资公司之类的融资平 台，从银行贷款和融资，进行城市建设和基本建设.有些地方政府负债由此很高，有违约的危险。云南有些地方已经发生的事就是例子。”
早在2009年中国就有学者警告，中国地方政府负债违约恐怕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杀手，因为地方政府在膜拜经济发展的驱使下，借债的“雪球“越滚越大，有许多地方政府的负债早已超过自己国内生产总值的100%。
想要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中国的债务问题归根结底，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中国必须转变投资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尽快转型为服务型政府，而将投资的大 旗转交民众和企业完成。只有加速投资的血液流动，才能避免在边际效益递减的漩涡中，投资效率低下的进一步推波助澜。也只有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 的还富于民，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除却政府定位的长期改革目标外，当下的政府债务问题之下，中国亟待提高的是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并对政府宏观决策加以约束。
第一，宏观调控应建立审慎评估制度。特别是在经历了次贷危机之后，大起大落的投资、债务管理之后，中共政府应该在长期的发展目标，与项目审批上体现出更加审慎而全面的规划。这也是是避免政府开支扩张的重要前提。
第二，地方融资应有市场化制度安排。在中央动辄几万亿元投资拉动下，地方政府需提供相应配套资金。但巨量的资金需求却并没有有效地疏散渠道，信贷、 卖地等单项的融资渠道等于更加集中了风险爆发的危害性。因此，逐步放开信用等级较高的地方债市场，也是解决当下地方债务问题的有效途径。
最后，建立预算硬约束制度。地方债务高企，除了中央的宏观刺激之外，好大喜功的地方冲动投资也成为了推波助澜的主要因素。这与地方投资缺少预算约束的制度缺陷有着直接关系。因此，改革财税转移制度安排，建立财政预算硬约束，是避免地方债务无限增长的制度保障。
从以上三点上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恐怕只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中国不仅需要经济转型，更需要改革。中国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所追求的增长，是以何为代价得到的，这才是当下的重中之重。
中国靠旧模式实现经济高增长已经不可持续，弱化政府投资倾向，防范债务风险，必须从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开始。无论人们愿不愿意面对，全球正在进入 “还债期”，发达国家要还“高福利债”，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要还“高投资债”，因为“高福利”和“高投资”都会加剧一国的债务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给我们最大的警训就是高杠杆率所引发的信用危机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一轮加杠杆趋势。
研究显示，中国全社会杠杆率相比2000年上升了40个百分点，这里投资加杠杆是推升全社会杠杆率和债务风险的主要原因。当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市 场找不到实际有效需求就会促使企业加大出口，形成出口导向和资本密集导向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凸显粗放型特征。因此，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 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然而，高投资不仅造成投资消费失衡，加剧产能过剩，也不可避免地与高风险相伴，“投资-债务-信贷”正在形成 一个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
近两年投资迅速增长，资金来源主要来自银行信贷，导致银行贷款规模急剧扩张，带来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同时银行体系的货币创 造功能衍生的巨额流动性，也成为滋生房地产资产价格膨胀、通货膨胀和债务膨胀的诱因。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稳增长”政策指引下，一时间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贷 款、企业债券、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加杠杆”的态势再度卷土重来。
地方融资平台从2008年的2000个左右，上升至目前的1万个左右，扩张速度惊人，或使债务风险加大。未来一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一个台阶，政府偿债能力不足以及债务隐患就会逐步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过度投资也让企业债务风险开始逐步显露。截至9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81595亿元，同比增长16.5%，应收账款回收和资金 回笼困难，许多企业不得不通过增加负债来弥补资金缺口，这又使得企业债务率出现进一步上升。根据GK Dragonomics数据统计，中国企业债务从去年占GDP的108%上升至2012年的122%，创出近15年新高。问题在于，国有企业大部分上马的 都是“大项目”、“大工程”，投资回报的周期相对较长，而银行信贷的期限较短，存在期限不匹配的问题，近两年快速增长的信贷，未来很快迎来偿债的高峰，部 分高负债的企业可能面临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的风险。
控制不了政府投资扩张和项目投资冲动，就很难控制银行信贷。目前，包括高速公路、高铁等在内的在建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高达50多万亿元，投资的粗放 扩张必然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膨胀，高速增长的投资贷款，各地方融资平台沉淀的巨额债务，以及通过银信合作流向“表外”的信贷，都可能潜藏较大的不良资产 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