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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5 January 2013

红朝权贵对命运的感叹会是真诚的吗?

法国从路易十五时代开始的大量军事开支,法国所参与的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都使政府债台高筑,国家财政无法负担,不合理的税制更是雪上加霜。为 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政府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陷入恶性循环,陷入严重的信贷危机。法国当时还盛行卖官,贵族头衔可以买卖,并且封爵的价钱 越来越高。从1700年到1789年,法国就增加了五万新的贵族。没落的旧贵族和爆发的新贵族之间矛盾很大,贵族大量投资并垄断了商业、房地产、和矿业, 平民和贵族间的冲突日益严重。税制的不公,体现在贵族和神职人员享受着许多税务豁免。当时为提高税收,政府推出了新税法,包括地价税,它直接导致了社会矛 盾的激化。
中国大陆目前也正面临着与法国当时相同的经济危机。路易十六面临的经济危机,与中国大陆目前面临的危机,从危机的发生原因及其表现形式看,都有惊人 的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大陆当前的通胀也在日益恶化,社会购买力急速下降,国内各省区之间的关卡和贸易壁垒,严重限制了国内的经贸。当年法国穷 人家庭收入的一半花在面包上,今天中国大陆低收入民众收入的一半,也花在食品上。为支付到期的债务和利息,法国政府大举借债。目前中国大陆也出现了财政危 机,各级政府债务总额惊人,中央和地方免债谈判破灭,国家财政陷入危机。中国大陆社会的商品滞销、产能过剩,与当年的法国如出一辙。中国大陆农民也在大量 涌入城市,推高城市的失业率(虽然官方并不报导)。但中国大陆每年18-20万起的大规模群体抗暴,比法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陆官方加强军备的努力,类似于路易十五的穷兵黩武。如果钓鱼岛和南海争端演变成战争,就更类似法国参加的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路易十五卖贵族 头衔,而大陆官方则卖官鬻爵,官方最上层的200家族,也跟法国贵族一样垄断了商业、房地产、和矿业,再额外加上金融、能源、交通和通讯等产业。
18世纪的法国,有三级的等级制度。第一等级是王室和天主教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两者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第三等级包括新 兴的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既得利益集团无疑是中国大陆的第一等级,信奉的是马列;中国大陆的第二等级应该算是新生的垄断资本家、 裙带关系体系内的人们,和依附于官方的知识分子;中国大陆的城市平民、农民、农民工等,相当于被统治的第三等级。法国当时第一、第二两个等级的人数不过 20多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3%。在当今中国大陆,如果中国大陆统治集团也占总人口2-3%的话,那就是2000-4000万人,亦即党员数目的一 半。
1789年5月,路易十六企图向第三等级征收新税,巴黎人7月起义攻占巴黎市中心的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正式爆发。中国大陆的“巴士底”不在北京,秦城也算不上,而是遍布各地的劳教所、洗脑班、和劳改营。
这么一分析,回头再看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关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给中国大陆官方的官员们看,也就不奇怪了,因为一向崇拜“革命”的中国大陆官方这时最怕革命的爆发。
最近发生在高层的故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样引发外界热议的,就是衣俊卿事件。因为,没有什么比衣俊卿的事情更能 说明中国大陆官方意识型态和道德的困境了。衣俊卿的职务是中央编译局局长,被手下的一个女博士后揭露出来他和女下属有广泛的性交易。前几天处理意见出来 了,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说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已免去其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
大陆官方自称是马列主义政党,并写进了党章和宪法。可马列都是西方人,他们写的东西没有人懂,所以就需要一个权威机构来组织翻译、审定。这个官其实 是掌控了中国大陆官方意识形态正统性的解释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原来它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后来官方自认为是发展马列主义, 需要把中国大陆发展的这一套理论介绍给世界,于是就有了翻译中国大陆领导人的文章成外文的任务,所以现在正式名称就叫“中共中央编译局”。
新华社的报导没有提到是什么生活作风的问题,和这女博士后的曝光有没有什么关系。但从这里有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即在中央编译局,权力和性的交易是个 常态。也就是说从局长到打工的博士后们,没有人认为这和他们所研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什么冲突。《钱江日报》就有一篇文章,它描述衣俊卿是“满嘴马列,满 腹盗娼”。不知道这个原作者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一般来说,这个句子是一个对比句,也就是说前面和后面是对立的,也就是把马列和盗娼作为对立的东西提出来 的。问题是,马列和盗娼真的是对立的吗?还是马列是因,盗娼是果。
假设马列主义本身并不造成道德的败坏。中国大陆官员是声称信仰马列的,其广泛的腐败就可以证明信仰马列确实有造成双重人格的作用,讲的是一套,做的 是一套,这是普遍现象。否则人们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官员都可以不脸红的在台上大谈精神文明,而到台下去就大搞物质腐败和性腐败。
但其实,共产主义的道德不是人类的道德。共产主义这个理论体系里面的道德观和人类的道德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共产主义是要摧毁现存人类所有的制度, 所有现存的社会结构,包括维系了几千年人类道德的道德体系和人类的传统。人类的道德是神给人的规范,不是人规范的,而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消灭了人对神的信 仰,建立起了一套“阶级斗争”的邪说,连它所提出来的所谓道德都是有阶级划分的,跟神给人类规定的人类的道德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所以“衣俊卿作风问题 不合适编译局的职位”,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这衣俊卿在这个位置上所作所为正好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回到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国大陆社会酝酿着法国革命前的风暴,政治局常委传看《旧制度与大革命》,而世界各国的电影院目前正上演法国大 革命时期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不信命运的人,只会惊讶于事件发生时机上的“巧合”;相信天命的人,会对天理安排的玄妙,露出会心的微笑。
《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是犯人第24601号。电影里,国王的军队问家具堆成堡垒的街头反抗者是什么人,答曰“法国大革命”。看到巴黎人呼喊“这一天会来的”、“再有一天”,人们不禁会联想起中国大陆的街头抗争。
21世纪中国大陆局势和18世纪法国局势最大的共同点,是善良的人们在遭罪;而悲惨世界的格局,则必须结束。国王的警长说冉·阿让一旦是小偷,永远 是小偷。但冉·阿让革新洗面、以德报怨,让警长无地自容,投身塞纳-马恩省河。电影的核心,是“善”的胜利;人们由“恨”变“善”,来结束世界的悲惨。 冉·阿让本人,也在悔罪和救赎中,最后对神发出“带我回家”的请求。
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类要死前,声音是哀恸的;而人将死时,说话是真诚的。
那么,红朝权贵对命运的哀叹,会是真诚的吗?惟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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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朝权贵们等着collapse吧,“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