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危机已经陷入常态化的漩涡，难以自拔。
民间有一个颇有意味的说法是，看一看央视的《新闻联播》，觉得中国国泰民安一片祥和；再上网刷刷微博，感觉中国到处藏污纳垢冤案四起。套用《中国青年 报》御用评论员曹林的说法是，“看微博感觉明天社会就要乱了，去菜市场兜一圈又发现，啥事儿也没有，一百年也不会乱。”虽然前后兼有调侃戏谑的成分，但也 道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中国当前两个舆论场错位和鸿沟之严重，微博上充斥着的拆迁悲剧、红会丑闻、人伦惨剧、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群体性事件，乃至城 管打人、企业污染等元素，将舆情压力一步步抬高。
舆情压力的真实情况如何？按照喻国明等人的权威分析，2012年社会整体运行压力持 续增加，压力指数从2009年的46.1上升到2010年的80.9，2011年的83.9，2012年的85.7，社会运行压力始终高位运行，“纾解压 力”成为社会稳定之必需。而比之于学院派的数据呈现和综合分析，百度热词以及微博热门搜索则呈现出了更为直观且及时的舆情压力。在百度热词榜单中，官员丑 闻、明星绯闻、揭黑等，均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升温；而在微博平台上，虽然存在微博管理方的关键词屏蔽等，但还是能从或隐或显的搜索榜单中看出舆情动向，内容 无外乎各色负面新闻。比如在投毒案甚嚣尘上之际，“郭美美死亡”的传言却能异军突起，迅速稳居十大排行榜之首。
舆情压力的持续高位运 行，也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如何解决，如何释放这些积聚起来的压力。按照各方的建言献策，之所以网络舆论场会如此明显地暴戾横行，各种谣言满天飞， 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渠道的单一化。换句话说，想通过正规渠道上访的，不是被关进黑监狱，就是投诉无门，所以只好借由网络来引起关注。想要讨薪的，不是吃了闭 门羹，就是遭到暴力打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模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腔调来召开讨薪发布会的视频。不得不说，注意力效力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民众对多样化宣泄情绪通道的呼吁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当局每逢敏感事件必定采取的一揽子舆论管控措施。比如对朱令案从禁制到脱敏的变化，对京温女子坠 楼事件大范围地信息屏蔽，无一例外地延续了以往惯用的言论封锁之策。短期看来，这一强力管控遏制了流言蜚语的散播，但从长期来看，好比是一个压力锅，压力 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爆发的威力更难以掌控。
《环球时报》曾刊发一篇题为《舆论过度监督是个伪命题》的评论，虽然呈明了舆论不适当监督带 来的诸多问题，但隐蔽了为何舆论监督过度的根由所在。中青报则争锋相对，在驳斥舆论民意的不当作为后，开始进一步思考为何没有更多的宣泄渠道满足民众需 求。这也应该成为当局考虑的一个问题：如何缓解飙升的舆情压力，如何让危机走出常态化，不是单方面强力管控就能一蹴而就的。让事件不再因当局的强力管控而 变得愈加敏感，给民众提供更多的宣泄压力的出口，才是长久之策。
新华社在评朱令案时“漠视舆情三缄其口更易生矛盾”的说辞，更好地向 相关部门提了个醒。毕竟，在朱令案及京温女子坠楼案之前，这方面的教训已经积筐盈尺。比如2008年“瓮安事件”、2009年“石首事件”、2012年 “泸州事件”等，都是由一起普通自杀事件或者刑事案件引发数百人集体“散步”，最后发酵成群体性事件，给地方政府带来极大被动，其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传统 封闭的办案模式难以为继。缺乏与家属开诚布公的沟通，缺少对舆论关切的充分回应，极易使“小道消息”满天飞，酿成群众不满情绪“井喷”。
民间有一个颇有意味的说法是，看一看央视的《新闻联播》，觉得中国国泰民安一片祥和；再上网刷刷微博，感觉中国到处藏污纳垢冤案四起。套用《中国青年 报》御用评论员曹林的说法是，“看微博感觉明天社会就要乱了，去菜市场兜一圈又发现，啥事儿也没有，一百年也不会乱。”虽然前后兼有调侃戏谑的成分，但也 道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中国当前两个舆论场错位和鸿沟之严重，微博上充斥着的拆迁悲剧、红会丑闻、人伦惨剧、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群体性事件，乃至城 管打人、企业污染等元素，将舆情压力一步步抬高。
舆情压力的真实情况如何？按照喻国明等人的权威分析，2012年社会整体运行压力持 续增加，压力指数从2009年的46.1上升到2010年的80.9，2011年的83.9，2012年的85.7，社会运行压力始终高位运行，“纾解压 力”成为社会稳定之必需。而比之于学院派的数据呈现和综合分析，百度热词以及微博热门搜索则呈现出了更为直观且及时的舆情压力。在百度热词榜单中，官员丑 闻、明星绯闻、揭黑等，均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升温；而在微博平台上，虽然存在微博管理方的关键词屏蔽等，但还是能从或隐或显的搜索榜单中看出舆情动向，内容 无外乎各色负面新闻。比如在投毒案甚嚣尘上之际，“郭美美死亡”的传言却能异军突起，迅速稳居十大排行榜之首。
舆情压力的持续高位运 行，也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如何解决，如何释放这些积聚起来的压力。按照各方的建言献策，之所以网络舆论场会如此明显地暴戾横行，各种谣言满天飞， 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渠道的单一化。换句话说，想通过正规渠道上访的，不是被关进黑监狱，就是投诉无门，所以只好借由网络来引起关注。想要讨薪的，不是吃了闭 门羹，就是遭到暴力打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模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腔调来召开讨薪发布会的视频。不得不说，注意力效力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民众对多样化宣泄情绪通道的呼吁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当局每逢敏感事件必定采取的一揽子舆论管控措施。比如对朱令案从禁制到脱敏的变化，对京温女子坠 楼事件大范围地信息屏蔽，无一例外地延续了以往惯用的言论封锁之策。短期看来，这一强力管控遏制了流言蜚语的散播，但从长期来看，好比是一个压力锅，压力 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爆发的威力更难以掌控。
《环球时报》曾刊发一篇题为《舆论过度监督是个伪命题》的评论，虽然呈明了舆论不适当监督带 来的诸多问题，但隐蔽了为何舆论监督过度的根由所在。中青报则争锋相对，在驳斥舆论民意的不当作为后，开始进一步思考为何没有更多的宣泄渠道满足民众需 求。这也应该成为当局考虑的一个问题：如何缓解飙升的舆情压力，如何让危机走出常态化，不是单方面强力管控就能一蹴而就的。让事件不再因当局的强力管控而 变得愈加敏感，给民众提供更多的宣泄压力的出口，才是长久之策。
新华社在评朱令案时“漠视舆情三缄其口更易生矛盾”的说辞，更好地向 相关部门提了个醒。毕竟，在朱令案及京温女子坠楼案之前，这方面的教训已经积筐盈尺。比如2008年“瓮安事件”、2009年“石首事件”、2012年 “泸州事件”等，都是由一起普通自杀事件或者刑事案件引发数百人集体“散步”，最后发酵成群体性事件，给地方政府带来极大被动，其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传统 封闭的办案模式难以为继。缺乏与家属开诚布公的沟通，缺少对舆论关切的充分回应，极易使“小道消息”满天飞，酿成群众不满情绪“井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