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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 September 2014

周保松: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我移民香港,22年了。(本文初稿于2007年7月2日,定稿于2008年5月13日——编者注)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并没想过后来种种。此刻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还在,多年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一己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内地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就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哪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 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并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 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 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便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 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 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彷佛并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个移民社会。1949年以降,历经 几波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 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 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但往往事与愿违。
在过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讨论里,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对社会福利开支带来的压力等。政府最关心的, 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个体, 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经济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却往往被忽略漠视。每当有什么新移民家庭惨剧出现,媒体要么视其为个別事件, 要么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多聘几个社工,增加几条电话热线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岁,从高楼一跃而下,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我很费解,我 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的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 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林婕用她宝贵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处境。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社会并没任何改变。人们其实並不了解,又或不愿意了解, 林婕为什么要死。香港这样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没法承受置一个年轻新移民于死地这样一种集体责任。这和东方之珠的想象,实在有太大的认知和情感上的落 差。于是,林婕的死,遂被视为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例。而万万千千的新移民,早已安安分分完成改造。
一直以来,我也如此相信。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二十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 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城市的怨恨?为什么一宗接着一宗的人伦惨剧,总发生在新移民身上?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 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谁去付这些代价。
今天的新移民面对的困境,很多不是我这个老移民所能了解的。要解决任何问题,了解是第一步。要了解,就必须让新移民说出他们的故事,道出他们的心 声。以下所述,是我的移民史。我的经历,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个人经历。我对这些经历的反思,不多也不少,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当然,我们活在同一城市, 个人如何分殊,总有时代的烙印。

1985年6月下旬的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会,然后咬着牙,说,我不去。眼泪便跟着流下来。
我不愿意离开故乡,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因为我活得快乐。活得快乐,并不是因为富有。事实上,我家里一直很穷。我出生在农村,父母两家被划为 地主,父亲1957年更被打为右派﹐是新中国家庭成分最差的阶级,饱受政治之害。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我那时正在读中学一年级, 既没有考试压力,也未懂得为前途担忧,一般同学相亲相爱,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我走的时候,办的是停学手续,而不是退学,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出发那 天,全班同学到车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从江中打来的水,也有人递我一包学校的泥土。车站拥挤凌乱,我们执手相看泪眼,初尝人生别离苦。
我能够来香港,是因为父亲早在1981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父亲1951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为人能干正直,在单位受人敬重。他 申请探亲时,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伯父却苦苦劝他。临返国内前一刻,伯父写了一首诗给父亲:“扁舟飘忽到桃源,车水马龙别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叹 误仙缘。”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亲不要再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几经挣扎,父亲终于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后来才体会到,对父亲来说,这 是个艰难的抉择。父亲那时正当盛年,工资虽然不高,但事业发展顺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选择留下来,便等于放弃几十年的事业,在一 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而他当时在布匹公司做职员,一个月工资1000元,减去租金,早已所剩无几。
我出来工作后,父亲有次和我说,考虑职业时,一定要选择有意义,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这番话,说来轻描淡写,却道尽了他的辛酸遗憾。人到中年而 选择离开故土,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地位、社会关系以至事业追求,在不确定的新环境中由零开始,代价不可谓不大。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 苦,受到怎样的对待,也是值得的,甚至应该的,因为即使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甚至领取社会援助,收入也较国内高。更重要的,这是他们的选择,因此没有资格抱 怨。诚然,选择来的人,必有来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许多好处,更是毋庸多言。但这并不表示,香港社会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对于新移民失去 什么和承受什么可以视而不见,因而对他们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选择是否值得,每个人有不同判断。但财富多寡,和一个人是否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并不总是划 上等号。我们习惯以金钱作为判断生活是否美好的标准,却忽略了其它价值的重要性,是对生命的一种曲解。
事实上,父亲那一辈其实无路可退。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却又无力在新环境中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他们面对的,是基本的生存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现 实,胼手胝足努力工作,并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他们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强烈的自卑感,自觉处于社会边缘,而曾经有过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压抑于心底深 处,并随年月流逝而逐渐淡去。第一代移民的名字,往往叫“牺牲”。
经过二十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们家里的经济环境虽已大有改善,父亲却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寂寞。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 是和他谈起旧日国内生活种种,例如年少的轻狂,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种种趣事。即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形,父亲回忆起来也 津津有味。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香港是否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来港22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问父亲,回首过 去,可曾后悔移民来香港。父亲沉默良久,说,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后悔。
严格说来,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个体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场所,本身并非一个实体,更不是休戚相关的社群。人们得到什么失 去什么,一切归于个人,与社会无关。因此,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却不能说为香港贡献了什么。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么远。或许正因为此,对于那 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我们往往既没同情之心,亦无亏欠之情。

未移民之前,我对香港的认识,全部来自流行文化。那个年头,香港电视剧刚开始流行,《大地恩情》、《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出场,便风靡一时。但真正教 我们着迷的,还数《大侠霍元甲》。当时这套剧是晚上九点播放,而我们学校的自修课却要九点才完。因此,八时半过后,所有课室便出奇地安静,人人收拾好书包 文具,蓄势待发。钟声一响,全校几百人立即蜂涌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园,跨上自行车,在街上横冲直撞,直奔家里。沿途停着叶振棠的主题曲“昏睡百年,国 人已渐醒”,待赶到家,刚好正式开始。
香港流行曲也开始普及,张明敏、邓丽君、徐小凤、许冠杰、林子祥一一登场。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有一本歌薄,将自己喜欢的流行曲歌词抄在上面,彼此交 换,下课后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课室一角独自吟唱。音乐课上教的那些革命电影歌曲,早已乏人问津。我班上有位同学的哥哥看准时机,开了一家唱片 店,专门从香港买回歌星的最新卡式录音带,然后大量翻录转售,几块钱一盒,在小镇大受欢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还数武侠小说。我自小沉迷书本,尤其喜欢小说传奇神话,小学三、四年级时已将《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 义》、《大明英烈传》、《水浒传》、《镜花缘》、《东周列国志》等一大堆囫囵吞枣地读完。那时找书不易,什么书都读。我第一次读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是梁 羽生的《萍踪侠影录》。这本书是当时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来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对梁羽生一无所知。谁知书一上手,便再放不下,结果不眠不休,两天内将书啃 完。我至今仍记得,读后步上天台,眼前晕眩,心中无尽怅惘失落,书中主角张丹枫和云蕾的影子在脑中挥之不去,只想尽情大叫。在我的阅读史中,那是一个分水 岭。我的近视,也因此加深,但当时镇上却无眼镜可配,上课时总看不清楚老师写些什么,结果影响了升中试的成绩。
接着下来,我发觉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更把我弄得心痒难熬。但不知何故,连载几个月后就停了,而我却像吸毒者一 样,对武侠小说上了瘾,在镇上四处打探何处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学,一位同样是小说迷的高年级同学告诉我,镇上某处有武侠小说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绍。 我大喜,央求这位同学做我的介绍人。出租屋有点神秘,屋内黑沉沉的,书架上排满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全是繁体字版,封面用牛皮纸包着。那个时代不 如今天开放,出租港台图书还有顾忌。租书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两角一天。这是相当贵了。当时租一本连环图才两分钱,而我一个月也不过几元零用钱。但那真一 片新天地。为了省钱,我必须每天看完一本。我于是在最短时间学会繁体字,也学会逃课,甚至学会一边骑车一边看小说。在别人专心上课时,我却偷偷跑到学校后 山的橡树林,在午后阳光和聒耳蝉声中,沉醉在侠骨柔情和刀光剑影的世界;在夜阑人静时,我抱着书偷偷跑到公共厕所,借着昏黄微弱的灯光,与郭靖、黄蓉、杨 过、小龙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除了功夫爱情,同时呈现了一个爱憎分明的世界。对是非黑白的坚持,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 爱,是这些小说不变的主题。当我全情投入小说情节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背后的价值。可以说,武侠小说除了带给我无穷的阅读乐趣,也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思想和 情感。说来有点好笑,我在逃课中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而我对此却毫不知情。
我们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第一代。当时虽已开放改革几年,整个社会仍颇为封闭落后。历年政治运动磨尽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热情,90年代全面市场经济的时 代仍未到来,人人处于精神极度饥渴,却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动状态。香港的电视剧、电影、流行曲和文学的传入,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 是使人欢愉。它没有什么政治道德说教,却能深深出动人们的情感。邓丽君的中国小调,《大地恩情》的乡土情怀,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甚至张明敏的《我的中国 心》,着实滋润了我们的心灵。尽管如此,我对香港并没多大向往。父亲去了香港以后,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开始有了电风扇,黑白电视和卡式录音机,我间 或也会向同学炫耀一下父亲带回来的斑马牌原子笔。但记忆中,我从没想过要成为香港人。香港仿佛是个遥远得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

抵达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铁站的北河街鸭寮街出口。当年的鸭寮街,和今天一样热闹挤拥。旧摊档满地,叫卖声盈耳。我和妈妈紧紧跟着父亲,拖着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过。抬头上望,只能隐隐见到天空的一抹蓝。
我们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个单位的板间房。这是一幢非常残旧的“唐楼”,房子只有三十多平方米,却住了三户人家,大家共享一个厨房和厕所。板间房再 分为两层,父母住下层,我住上层,算是个阁楼。阁楼没有窗,晦暗局促,人不能站直,得弯着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随时会压下来。
初来的一年,日子难过。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最近重读,发觉1985年7月7日写下这样的感受:“离回家还有358天。今天简直快要疯了,真想偷 渡回故乡去。这几天简直度日如年。”然后是7月8日:“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现在要我死也愿意。”这样的情绪,整本日记随处可见。那时打长途电话又贵又不 方便,只能和故乡的朋友通信。生活最大的寄托,是写信和等信。邮差每天派信两次,分别是早上十时和下午四时。我每天起来,脸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 楼下看信箱。如果有信,自然满心欢喜。没信,便难掩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另一次派信。那一年我写了好几百封信。
新移民最难适应的,也许并非居住环境恶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转变。生活世界是个复杂的意义系统,包括我们的语言、传统、价值、社区网络人际关 系,以至日常的生活习惯等。只有在这样的系统里,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动的意义,并肯定生活的价值。如果我们由小至大活在一个安稳的世界,我们 甚至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一切皆显得理所当然。只有当我们由一个世界急速转换到另一个世界,而两者又有根本断裂时,人才会深刻感受到无家的失落。很多 新移民初到香港,最难忍受的,就是这种断裂。没有邻居,没有社群,没有共同语言,没有他人的理解和同情,只能捱和忍。
来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一种难言的疏离感笼罩着。表面上,语言、读书、生活各方面,虽有困难。慢慢也能应付。但在内心,我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 是香港人。走在街上,觉得所有人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回到家中,脑里只有昔日的回忆;看到中国和香港的运动员比赛,我会为中国队打气;每次返回家乡,我 才有着地的感觉。时过境迁,我已很难用语言描述“这个地方不属于我”的孤独。未到香港前,我是全班最活泼好动的。银民后,我彻底变成另一个人:自卑、孤 僻、不合群、极度忧郁。伴随这种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侠小说,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忧伤的长短句。
读到中学四年级,我的迷惘更甚。为求出路,我开始找老师讨论人生的意义,跟同学去基督教会听福音,甚至胡乱找些佛学书来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 放学后,夕阳斜照,我站在弥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岛,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匆匆的人群,我突然觉得完全无力再行下去。我软弱地斜靠在栏杆上,看着红灯转 绿灯,绿灯转红灯,人动也不动,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我身边的新移民同学,好像完全没有我的烦恼,所以我当时认定自己不正常,所有问题都处在自己身 上。
苦闷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在深水埗游荡。深水埗是穷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楼又残又旧,街道也乱糟糟的。那时南昌街中间仍是店铺林立(后来拆了, 变成现在的休憩公园),石硖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刚亮时将东西放在地上摆卖,故有此名)仍在,黄金商场周围还有无数的流动熟食小贩,再加上福华街、福荣街、 长沙湾道的时装批发店,北河街菜市场和鸭寮街的旧物和电器摊档,令深水埗成了个无所不包的大市集。在这里,你会见到蛇王在街头当众用口咬断蛇头,随即挑出 蛇胆,给客人和着酒一口喝下去;会见到柜台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当铺;当然还有琳琅满目,堆积如山的色情杂志。
我最喜欢的,还是到鸭寮街淘书。鸭寮街并没书店,“收买佬”只是将收回来的书和其它杂物,随意堆在一起。要挑书,便要不怕脏,而且需有耐性。我在那 里淘到最多的,是小说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册马克思的《资本论》,唐君毅的《哲学概论》和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等。后来读大学时,我甚至在那里用十元买 到最近逝世的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学与自然之镜》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埗的贫穷。我家的居住环境,还不算最恶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笼屋”的人,几十人挤在一个单位,每人只有一个铁笼般 大小的床位。1990年12月南昌街笼屋大火,导致六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人们才知道香港仍有那么多人居住在那样的非人环境。张之亮当年拍摄的《笼 民》,便是以此为题材。深水埗也有许多老无所养的独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满街角的小公园,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发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转一圈,什 么口音都听得到。我父母后来搬了两次家,却始终没离开过这区,而我每次回家,依然那么喜欢在深水埗闹市散步。

1985年9月,我入读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学。父亲为我读书的事,四处奔走,却一直苦无头绪。本来有私校肯收我,但学费太贵,最后只好选择这所自 己同乡会办的学校。严格来说,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学。学校在一幢工厂大厦二楼,楼下是售卖五金钢铁的店铺,噪音不绝于耳。学校除了几个课室,没有任何设 施。课程只办到中三,中四以后学生便要另选他校。
学校离家不远,步行15分钟便到。第一天上学,我发觉全班五十多人,有七成是像我这样刚到的新移民,以广东和福建最多,但也有更远的。大家一开口, 便发觉人人乡音不同,十分有趣。从一开始,我便喜欢这班同学。我们背景相同,谁也不会瞧不起谁,而且来到新环境,大家都需要新朋友,所以很快就混得很熟。 平时下课后,我们会联群结队去“斗波”,往游戏中心“打机”,到桌球室找乐,周末甚至试过一起去大角咀丽华戏院享受三级片早场的刺激。我们有心读书,却不 知从何学起。学习环境实在太差,学生程度又参差不齐,老师难以施教。我们渴望融入香港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我们对香港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父母教育水平 普遍偏低,更要日以继夜工作,根本无暇理会我们。我们好像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自生自灭。
开学不久,我们便一起去工厂做兼职。事缘有位同学的父亲,在制衣厂专门负责穿裤绳(俗称裤头带)的工序,方法是用铁针将尼龙绳由短裤一端贯穿到另一 端。由于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学遂叫我们下课后去帮忙。工资按件计,一条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时大约可赚到八元。工作本身极单调,但几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厂 可听收音机,不算特别苦闷。
我后来在工厂认识了一位负责牛仔裤包装的判头阿卓。由于他给的工资较高,而且工作较多,于是我和一位外号叫“大只广”的朋友便过去跟他。阿卓和好几 间制衣厂有协议,哪里要人便去哪里,因此我们有时在大角咀,有时在长沙湾和葵涌。包装是整个成衣生产流程最后一道工序,相当复杂,包括贴商标,折叠,入胶 袋,开箱封箱,以及用胶带机将箱扎好。由于出口订单有时间性,厂方往往要我们一两天内完成大量包装,非常消耗体力,而且有时要加班到很晚,不是易做的工 作。
大只广是恩平人,比我大两岁,人有点侠气也有点流氓气,好抱不平,喜饮酒抽烟,平时三句有两句是粗口,上课常常和老师抬杠,是我们这群同学的领袖。 我和他性格不同,却很投契。他的数学很好,英文却差,半年不到,已对读书失去兴趣。有次我们在葵兴下班,已是晚上十一点,天下着小雨,我俩不知为什么抬起 杠来,谁也不让谁,结果决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那一夜,我们没有伞,却不畏雨,一边健行一边笑谈彼此的梦想,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一点,吓坏了在家久等的父 母。我不记得大家说过什么了,但当晚那份对未来的豪情,却一直长留在心。1986年夏天,我领到回乡证后,便和大只广联袂返回故乡,再会合我的几位同学, 一起坐火车去桂林旅游。我们在漓江畅泳,在桂林街头放肆高歌追逐,在阳朔回味刘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只广读完中三后,辍学回家帮父亲做些中药转口的小生意,中间赚过一些钱,并请我们一班同学去鲤鱼门尝过海鲜。后来听说他生意不景,又迷于赌博,以 致欠下巨债而要避走大陆。再后来,便没了音讯。我们的老板阿卓,好几年后听说他原来是个偷渡客,遭警方发现,坐完牢后也被遣返国内。我们工作过的制衣厂, 也要搬到国内要么倒闭,大厦则被推倒重建为几十层高的豪宅。至于我那群新移民同学,绝大部份读完中三或中五后便出来工作,最多是到发型屋做学徒。就我所 知,能读上大学的,不足数人。而我读完二年级后,就透过考试转到何文田官立中学做插班生。
现在回过头看,便觉得当时香港政府对待新移民的方式,大有改善之处。例如我们来港后,人生路不熟,却从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如何找学校,于是只好四出向 同乡打听,像盲头苍蝇般乱撞。记忆所及,除了一家叫“国际社会服务社”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一些基本英文课程,政府并没有为新移民提供任何协助。我们就读的学 校,也从没试过为新移民学生提供什么特別辅导。我当时以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现在才意识到,有多少新移民学童,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中,失去多少机会和承 受多大的挫折。只要政府在他们最有需要的时候,给他们多一点扶持和多一点关怀,他们的路就易行得多。

1987年转校后,我的生活起了变化。最大的不同,是我终于可以读到一所有完整校舍的正规中学。另一个不同,是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是本地出生的﹐我的 乡音间或会成为同学的笑资。那谈不上是歧视,但却时时提醒我和别人的差异。我很快便意识到,我和我的香港同学,其实活在两个世界。例如我从不看卡通片,也 不喜欢漫画,更不热衷电子游戏。但这三样东西,却是香港男生的至爱。我一直去到大学,最熟络的朋友,都是新移民。其他朋友也有类似经历。我一直不明所以, 近年才体会到,虽然我们都努力将自己改造成香港人,但很多深层的文化底色,是难以抹走的。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我的情感结构,感受生活和观照世界的方式, 和我的童年生活分不开。
我在何文田官中那一届,大概有一成是新移民。这些同学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们早来几年,很多从小学读起,因此较易适应香港的生活,也有较强的自信 心。他们很多喜欢看课外书,关心政治时事。中四那年,我和几位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定期讨论时事,并自资手写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长有点担心,派了一位老师在我们开会时前来辅导,刊物内容亦须老师过目。我当年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很多人弃香港而 移民他国是不应该的,结果被劝导不要发表。
我在何官的生活,大抵是愉快的,尤其何官附近是九龙中央图书馆,那真是书的天堂,满足了我如饥似渴阅读课外书的欲望。我自小沉迷阅读,但我从没想 过,公共图书馆可以有那么多书供我免费借阅。那几年,我读了无数文学作品。我将金庸、梁羽生、古龙读完,又将琼瑶、严沁、琦君、司马中原等一大堆台湾作家 读完,接著读沈从文、鲁迅、周作人,然后读柏杨、刘宾雁、殷海光等。我也学会了“打书钉”。那时除了日校,我晚上也去长沙湾元洲街一所夜中学学英文。夜中 学的学生,大部份是成年的新移民,我是全班最小。学校附近有家小书店,每星期总我有一晚,偷偷逃课去那里看小说,差不多到下课时间就坐车回家,家人从来不 知。那时读课外书,没功利心,没其他目的,就是单纯的享受。阅读带给我最大的好处,是我从来不会觉得生活乏味沉闷。只要有书在手,趣味便生。这一点与我有 最大共鸣的,一定是我后来的中大老师沈宣仁先生。
那时的何官,有很多敬业乐业的好老师,对学生循循善诱,学习环境很不错。香港的中学是填鸭式教育,考试强调死记硬背。
尽管如此,我还是享受上学,也从学习中得到乐趣。我想这多少和何官是一所中文中学有关,课本和授课都用母语。没有语言的障碍,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吸收 知识,更自由地展开讨论,从而更好地培养我们的知性能力和学术兴趣。这是我的读书经验,也是我现在的教学经验。我相信,在其他条件相同下,用母语去教与 学,对学生成长是最有利的。
但在80年代的香港,做一个中文中学的学生所受到的歧视,远远大于做一个大陆新移民。那时全香港只有极少数挂正招牌的中文中学,其中部份是所谓的 “左派中学”。中文中学不仅是少数,而且是低人一等的少数。中中学生只可以报考高等程度会考,亦只有中文大学愿意承认这个考试。换言之,无论我们成绩多 好,除了中大,其他院校的大门都不为我们而开──仅仅因为我们用中文学习。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大大限制了中中学生的出路,更深深挫折了我们的自尊。
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每次步出校门,见到邻校英文中学的同学,那份又羡又妒又自卑的心情。我真的觉得中中学生被社会遗弃了,而我有太多的不解。我不 解为什么我们用中文读书,就要受到整个制度的歧视,连最基本的机会也不给我们;我更不解既然丘成桐、崔琦、徐立之这些顶尖学者都是中文中学培养出来的,为 什么政府和社会不相信用中文也可以读好书。当时的我不知道,重英轻中是殖民地统治的一贯政策。而我眼见的现实是,无数学生在这个制度中受到极其不公的对 待,然后被牺牲,却没有人为他们发过声。

1988年夏天,我和国内一位同学,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欢中国历史,加上受武侠小说影响,对中国名山大川早已向往。旅费是兼职赚回来 的,不用父母操心。我们去天安门看了升旗礼,瞻仰了毛泽东的遗体,还登上了长城。玩完北京,我们再坐火车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这个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车 上见到极目无际的华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开衣裳吹着风,看着夕阳在天边被地平线徐徐吞噬,“随身听”播着齐秦的《狼》,感觉大地苍茫,美不可言。
三个星期后,当我从杭州坐火车回到广州,对中国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游览名胜古迹,我更近距离观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长途的硬 座火车旅程中,我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了解国内人生活的艰辛。在旅途上,当别人问我从那里来时,我总说广东,却不愿说自己是香港人。这有安全的考虑, 但我心底的确希望像他们一样,都是中国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让我有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我喜欢那种感觉,但对别人对自己来说,香港却好像在四海 之外。
1989年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岭。之前,我没想过要在香港落地生根,总想着终有一天会回去。那几年,我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例如刘宾雁的《第二种忠 诚》、戴厚英的《人啊,人!》、《自由备忘录》等,对1949年后的历史多了一些认识,但对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我仍记得,1988年国内有一套纪录 片叫《河殇》,中央电视台拍摄,探讨的便是中国应往何处去,引起海内外很大争论。教协办了一次播映会,一次过播完六集。我一个人去看了。当看完最后一集 《蔚蓝色》,步出教协时,我心内激动,深信中国只要继续改革开放,一定可以告别传统,并与象征西方的蔚蓝色文明融合,振兴中华。1989年后,我有种强烈 的无家可归的失落。政治的残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一道难以消褪的伤痕。回去已无可能,也无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便成了没有 选择的选择。要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价值观,好好做个香港人。
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这种转变的后果。但中五会考过后,在对于报读大学什么学系一事上,我经历了一次难忘的试炼。我一直的志愿是中文系,因为这是我最 喜欢,也读得最好的科目。我那时已试过投稿报纸的文艺版,也参加过一些征文比赛。我特别崇拜刘宾雁,希望将来也能做个报告文学家。可是家里及老师却主张我 报读最热门的工商管理,理由当然是日后的前途考虑。如果我坚持,家里大抵也会尊重我的意愿。但我自己也犹豫了。我当时的成绩,是学校最好的几个,担心的不 是录取与否的问题。
我的困扰,在于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这是两种价值观,两种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择。如果我选读商科,即意味着我日后会在商界工作,以赚钱为人生最高目标, 并放弃自己喜欢的文学和历史,当然更不会有时间写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欢工商管理,很崇拜那些亿万富豪,问题倒不大,毕竟人生总要有所取舍。但由小至大的读 书熏陶,教我并不向往那种生活。金庸笔下的大侠,中国历史中的英雄,五四时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赏的人物。
我被这个问题深深折磨,以至寝食难安。我请教过不同老师,所有老师都说,理想是当不得饭吃的,人最终要回到现实。然后我又发觉,过去几年校内成绩最 好的同学,都进了商学院。他们告诉我,如果我选读了自己喜欢却不热门的学科,很可能会后悔,因为香港是个商业社会,毕业后没什么好选择,最后还是要在市场 上和人竞争。他们好像很有道理,于是我这样说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为家,便应努力做个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当然是像李嘉诚那样能赚很多钱的人。 要赚很多钱,便须熟悉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别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这种竞争力,理应从大学做起。我被自己说服,最后亦如愿入读 中文大学商学院。
这次抉择,对我是一种挫折,也是一种解脱。我好像放弃了一些很珍惜的东西,作了某种屈服,但我也安慰自己,以后再不用为这些问题困扰,可以安心好好 努力做个有成就的香港人。事情不是如此顺利。入了中大以后,我才发觉自己根本不适合读商学院,每天上课都是负担。这和性情志趣有关,也和大学生活有关。我 进大学不久,就加入《中大学生报》,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关心校政也关心香港和中国的未来,游行示威成了常事。那种生活和商学院的氛围,自是格格不入。而我 在一年级时选修了哲学系陈特先生的课,对我启发很大,开始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学问题。结果在大学头两年,我又一次面对人生何去何从的挣扎,不断追问 自己活着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那种纠缠,极其累人,不足为外人道。最后,在大学三年级,我立志转系,读我喜欢的哲学。转系那天﹐陈特先生面试我﹐问我会 不会后悔,我说不会。但当时我也不知道在香港读哲学,到底有什么出路。

如果我的挣扎,只是个人问题,那倒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却非如此。在我认识的朋友中,考试成绩最好的一批,几乎都选择了商学院,理由也差不多。这种情 况在今天的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容我武断点说,香港的大学生,很少是为兴趣和梦想而读书的。大部分像我一样,在未开始寻梦之前,已被现实压弯了腰,少年 老成,放弃实现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机会,顺从于社会设下的框框,走着一条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们同意英国哲学家密尔的观察,人类并不是机器模塑出来的一式一 样的东西,而是各有个性的独立生命,并在快乐的来源、对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对人们所起的作用上有着巨大差异,那么便很难不同意他的结论:“除非在生 活方式上有相应的多元性存在,他们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属于他们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审美方面成长到他们的本性所能达到的境界。”
到底是什么力量,令这个城市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年青心灵,即使曾经有过挣扎,最后也不得不妥协,放弃发展自己的个性和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而这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健康的吗?
要在香港行一条不那么主流的路,同时又能肯定自己,极为艰难。香港表面上多元,但住得久了,就会发觉它的底层有个相当单一强势的价值观。过去几十 年,香港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繁华先进的资本主义大都会,亦使整个社会接受了一套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崇尚市场竞争,拥抱个人消费主义,以追求效率、发展和无 止境的财富增长作为个人事业成功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在市场中,决定一个人成败得失和社会地位的,是他的经济竞争力。因此,在一个高扬“小政府大市场” 的社会,每个人由一出生开始,便被训练成为市场竞争者。竞争的内在逻辑,是优胜劣汰。市场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对手的关系,是工具性的利益关系, 而不是任何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个体。竞争中的失败者,没有尊严可言,更没资格说应得什么,有的最多只是胜利者给予的有限度 的施舍同情。
香港是这样纯粹的一个经济城市,人人以此为傲。君不见,回归十年一片歌功颂德中,经济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卖点?!要令这个神话延续,社会便须更有效 地培养出更多更纯粹的经济人,并透过各种方式,强化这种价值观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真理。但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合理公正的其他向度,却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压 制了。
严格而言,香港仍说不上是个现代政治城市,因为现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而政治权利的正 当性,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接受。很可惜,政治平等仍然离香港十分遥远。而在“小政府大市场”的指导原则下,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以致数以十万计公民活于贫 穷线之下的事实,也得不到社会正视。社会公义好像从来不是香港社会的议题。
香港也算不上是个文化城市,因为文化城市的基本理念,是肯定文化生活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和审美标准,并承认文化活动有其自足的 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但在过去两年种种有关历史保育和文化发展的讨论中,我们却看到,整个社会是如何的缺乏历史底蕴和文化想象。香港非常 有效率也非常富裕,但我们却不知道,一种相应的属于这个城市,属于每个公民的丰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该是何种模样。我们很懂得将所有事物折算为金钱,因此 海景有价,树木有价,历史建筑有价,土地有价。但我们并没想过,那些无声无息地流失的,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历史情感记忆,同样值得这个城市好好珍惜。问题并 不在于如何平衡取舍,而在于很多价值根本未曾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连取舍也谈不上。我们往往是工具理性的巨人,价值理性的侏儒。
以上所谈的三种城市性格,是有内在张力的。要使香港成为伟大的政治或文化城市,我们便必须寻找其他价值资源,开拓视野,丰富我们对美好人生和公正社 会的想象,而不是永远只从单向度的经济人的观点看待世间万事。但就我观察,这套市场至上的价值观,近年变本加厉,不断被强化神化,并以各种方式渗透复制到 生活其他领域,牢牢支配社会发展。
明乎此,香港很多看来荒诞之事,才变得易于理解。以母语教育为例。我们应知道,母语教育对学生的心智成长、创造力、人格培养,以至对所属传统文化的 认同等,有利而无害。但中文在香港的中学和大学,却一直被视为次等语言。为什么呢?因为据说母语教育会使学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问题不在 于学生无法有效学习知识或接触英语文化,而在于影响学生的谋生能力,从而能影响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对学生来说,语言是、也仅仅是谋生的工具;对社会来说, 学生是、也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至于外语教学会否影响学生的心智成长,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和求知欲,窒碍他们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以至限制他们成为积极 关心社会的公民,却完全在议程之外。
又例如香港的民主发展。香港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加快民主步伐的主要理由,据说是因为这样做会导致福利社会,而福利社会则有碍经济发展云云。亦因此故, 面对愈来愈严重的贫富悬殊,大家也认为只要不破坏社会安定就没问题。至于那些处于弱势的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机会,是否得到政府同样的关顾尊重,以至 香港的财富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却从来不曾引起什么讨论。
无疑,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现这种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经验中,体会最深感触最大的,却是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 的宰制。它的力量如此强大,影响如此深远,以致成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各个层面的价值规范,使得我们难有空间和资源,去想象这个城市和个人生活是否有其 它更好的可能。要做一个成功的香港人,首先就要将自己打造成纯粹的经济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并不系于一个人的语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于你 是否真心诚意接受这样一套价值观。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并不只是纯粹的经济人。除了残酷竞争和市场价值,人还有其它需要。人还需要爱,需要家庭和友谊,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别人的 尊重,需要活得有意义,需要政治参与和文化滋润,还需要自由和公正。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条件,但却往往和单向度的经济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简 单。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只视所有人为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们便无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谊和爱,因为友谊和爱包含了承诺和牺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场无止境的竞 争,我们将难以接受对其他公民有什么到的责任;如果我们视自身只为孤零零的个体,我们便难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如果人与人之间处于极度不平等的境况,弱势 者将无从肯定自身的价值尊严。
即使一个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纯粹的经济人,在生命的不同时刻──尤其面对抉择时──内心一样会烽烟四起,承受难以言状的痛苦,一样 会对这个城市有某种生活在他乡的疏离。你爱这个城市,却又觉得并不真正属于自己,因为主宰这个城市的根本价值和你格格不入。个体如此卑微,既改变不了城市 分毫,却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无力和撕裂。你最后往往别无选择,只有屈服,向这个城市屈服。
那么多年来,我目睹父母亲一辈,在没有任何选择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价值,将自己变成彻底的经济动物,努力抚养我们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辈的新移民朋 友,由于欠缺这个社会要求的竞争力,又不能从政府中得到适当支持,被迫过早进入劳动市场,成为社会的低层劳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对社会有 关怀的朋友,大学毕业后虽然多番坚持,最后还是不得不弃守曾经坚持的信念。在繁荣安定纸醉金迷的背后,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个个独立生命为这幅图像付出 的代价。当然,更加悲哀的,是我们看不到这些代价,不愿意承认这些代价,甚至讴歌这些代价。

由此可见,新移民面对的许多问题,並非只限于新移民。新移民家庭特別多悲剧,也许只是因为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处境艰难,遂无力承受种种压迫。而问题的根源,说到底,实在和香港人如何看待自身有关:
我们怎样看待彼此的关系?我们是活在同一社群,共同参与公平的社会合作,还是在市场中参与一场弱肉强食的零和游戏?在种种将人的社会身份划分切割,继而产生形形色色宰制的制度中,我们能否在差异背后,看到香港人同时是自由平等的公民,理应受到政府平等的尊重和关顾?
我们怎样看待这个属于我们的城市?我们希望它只是一个有效率却冷漠,繁荣却贫富悬殊,表面多元内里却贫乏单一的暂居地,抑或一个重视公义追求民主,鼓励多元容忍异见,人人享有平等机会的共同体?
最后,我们怎样看待自己?人是什么?什么构成人的尊严和幸福的生活?什么价值值得我们捍卫和追求?
在思考香港的未来时,我们离不开这些问题。当然,改变总是困难的。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不要说整个社会,即使在个人层面,也是吃力无比。但我并不过 度悲观。在百万人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里,在其后年年数万人出席的烛光晚会里,在2003年五十万人的七一大游行里,在一波接一波的社会运动里,在很多朋友 于每天平凡细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坚持某些价值里,我看到力量。我相信,当公民社会愈趋成熟,累积的文化资源愈加丰厚,并对主流制度和价值有更多 反思批判时,我们这个城市有可能变得更好。
当我以这种角度,这份心态去理解自身和关心香港的时候,我的新移民史遂告一段落。我是以一个香港公民的身份,关心这个属于我的城市。我身在其中,无论站得多么边缘。
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将香港当作自己的家。那实在是极其缓慢的过程。转折点,或许是我后来离开香港,到英国留学了好一段时间。当伦敦成了异乡, 香港便成为故乡了。大约是2002年的夏天,我从英国回来。我再次拖着行李在深水埗行走,看着熟悉的店舖,听着熟悉的乡音,终于觉得自己回家了。这一段 路,我足足走了十七年。

林婕死去的时候,才十八岁。她在遗书中,说:“我很累,这五年来我憎恨香港,讨厌香港这个地方,我还是缅怀过去十三年在乡间的岁月,那乡土的日 子。”林婕选择离开的时候,已来香港五年,并由最初的乡村小学转读一所一级中学,品学兼优,全班考试名列前茅,家里也住进了公共房屋。我曾不只一次想过, 如果林婕仍然在生,今天会是如何模样。
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林婕会如此憎恨天堂一样的香港,为什么会觉得做一个香港人那么累,以至如此决绝地一死以求解脱。这种不解的背后,也许正正隐 藏了无数新移民说不出的辛酸故事。说不出,并不在于香港没有说的自由,而在于有那样的平台,没有那样的聆听者,甚至更在于新移民难以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 好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并好好地面对这个城市。
香港每天有150个大陆新移民,每年有54750人,十年便有547500人。他们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