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极客》: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启全面深化改革,你对这一阶段的改革成果和过程怎么看?还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郑永年: 实施的不少,尤其是司法方面、市场化方面。
体制创新比体制改革更容易。每一个体制背后都有既得利益者。大学里每位教授都说要改革,改到自己头上来了,骂的比谁都凶。国有企业体制,公务员体制,任何体制背后都有既得利益者。现在做的,还是体制创新,新的利益者成长起来,对老的利益者形成压力。
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经济下行、内部发展动力来源不足。原因是什么?很多经济学家愿意从经济上找原因,我觉得应该从社会上找原因。中国内需不足,为什么?社会建设没有搞好。西方为什么能够建设成为消费社会?就是因为社会建设搞得好。(说穿了就是:西方国家能做到“让利于民”!其国民比较富裕,因而能撑起其“国内消费”,通过其“国内消费”拉动其经济增长) 我在英国生活过几年,那是消费社会,一般家庭如果有三四千英镑存款,已经算很高了。为什么?上学只需要一点点钱、住房又不贵。中国老百姓为什么都把钱放到银行?不是不会消费,而是不敢。买个房子就变房奴,小孩上学就变孩奴,生个大病一家人可能倾家荡产。
中国人一直处于自救状态。中产阶级是消费型社会的代名词。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型社会。社会为什么不稳定?中产阶级不够大。中产阶级是和平、理性的,穷人不是。稳定的社会都是中产阶级比较壮大的社会。
经济上,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发达水平,如果今后十年十五年,能达到年均增长率6%到7%,足够了。十五年以后就相当于今天台湾的水平。中国如果把自己从中等收入经济提升为高收入经济,现今这些社会问题就没有了。最重要的是社会稳定。
应对经济新常态,中国打出两个“王炸”
《新闻极客》: 经济上我们已经提出了新常态。
郑永年: 所谓新常态,我有不同的看法。所谓常态,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十年十五年实现平稳的增长,这就叫常态。现在仍没有到新常态。
现在面临的经济新形势,是两位数的高增长时代已经过去,进入中高速增长时代。今年两会,习李一直强调,发展不是像以前追求GDP,牺牲社会的增长,把医疗、教育、房地产搞成暴利产业,这是不好的发展。
我们要追求的是质量经济,不是数量经济。我想这个更可以做到,只是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
传统的经济支柱,都出现了问题。地方政府和国企因为最近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大家都不敢做了。外资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也不愿意去扩大,维持这水平就不错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转向房地产。只有众创这一块还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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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匪是不会“让利于民”的,所以共匪统治下的中国永远不会稳定,永远无法靠“内需”拉动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