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欢乐颂》，主题变为了“撕裂”：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五位姑娘，阴差阳错共同住进了欢乐颂小区22层：高管安迪智商超群，但却疏于人情世故，从海外归来寻找失散的弟弟；“富二代”曲筱绡貌美又毒舌，向老爸表态自力更生，以博好感抢家产；外企HR樊胜美一心想钓金龟婿，原因却是有个无底洞一样榨取女儿的家庭；小康之家出身的关雎尔，乖巧又倔强地想要在上海独立；小城姑娘邱莹莹，憨直淳朴，感情受骗后终于发愤图强。五个背景不同的姑娘相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相互之间有欣赏也有鄙夷，期待理解却又难以认同。
当代都市光鲜亮丽的背后，是个体的艰辛生活。欢歌笑语“姐妹情谊”的背后，是阶级的隐隐现形。但也正是这种撕裂，令身处夹缝之中的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显露出寻求自身定位、创造自我话语的顽强努力。
不敢再任性的青年一代
提到表现当代都市青年生活的电视剧，绕不开的是2007年赵宝刚导演的《奋斗》。在这部剧作中，主人公陆涛从爱情到事业，都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甩掉“富二代”女友，想与平凡姑娘共同奋斗。他设计项目获得两千万奖金，最终又让公司亏损三个亿。但是“赚了两千万又怎样，赔了三个亿又怎样？”佟大为饰演的陆涛，将POLO衫的领子高高竖起，梗着脖子、抬起下巴，骄傲地睥睨着这个世界。
在《奋斗》中，一群生活在北京的青年男女，住在废弃工厂的大厂房，门口漆着“乌托邦”——这的确是一个乌托邦之梦，他们仍旧怀有成为著名建筑师、服装设计师的理想，心心念念着“法国”这个浪漫的彼岸，坚定地相信可以通过奋斗获得成功，并且在这个充满规则的社会中任性，横行霸道。
然而，《奋斗》作为里程碑式的作品，与其说是一个阶段的开始，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50后导演赵宝刚的青春幻梦和热血激情，以这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谢幕。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所引发的，是轰轰烈烈的全球化浪潮的新变化：经济领域的全球交流仍旧继续，但是人们却发现，资源的全球配置，带来的是本地底层民众生活质量下降，而上层食利者赚得盆满钵满。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人人梦想成真的宣传，和账户上不断上涨的数字的双重作用下，阶级区隔并不明显。而大浪退去，现实就会如同岸上的沙石一般显露出来。国内阶级矛盾和国际民族矛盾互相推进：小到不欢迎外地游客，大到要筑美墨边境墙，整个世界范围内，都遭遇着社会结构板结和民族主义高涨。而在中国大众文化领域中，人们从《奋斗》的浪漫情愫，调头进入《蜗居》、《裸婚时代》和《北京爱情故事》的严峻现实，直到今日的《欢乐颂》。
十年之间，时代精神已然改变。青年人从北京郊野、废弃厂房的“乌托邦”，搬入高楼林立的繁华上海。在《欢乐颂》里，“追求理想”被“只求生存”替代，成为中产生活的主旋律。北京皇城根下那种就算喝着大碗茶、也要指点江山笑谈天下的雄心壮志，变成了上海黄浦江畔的精明、务实与利己。而这种变化，也正昭示着八十年代末那些残存的启蒙主义理想已被涤荡净尽，人们的目光，从政治上的“大历史”转向金钱里的“小时代”。
《欢乐颂》中，合租在欢乐颂小区2202的三位姑娘，哪个不用在算盘里生活？从房租水电，到约会开销，还有家乡的父母兄弟，哪怕是月入上万，小账本上各项开销盘算下来，也是所剩无几。连衣食住行都要好生计算，哪里还敢任性？生活如此，爱情和婚姻也逐渐变成搭伙过日子，因此才需要把各自条件和婚前财产一一理清，这是越来越多奔波在相亲路途上的中国青年人，正在感受的现实。
“不敢任性”不仅收入，更是一种集体共有的时代气质。连剧中的富二代曲筱绡，谈起生意都会为二百万毛利润锱铢必较，哪里还有《奋斗》中，陆涛那样拿着两千万不当回事儿的潇洒？如安迪和魏渭这样的商务精英，网上再怎么心有灵犀、相谈甚欢，第一次见面也会财不外露、刻意隐藏。70后的侯鸿亮，显然比50后的赵宝刚更具现实主义精神。
在这个时代，拥有理想是种幸运，而不是崇高，谈论爱情是种奢侈，而不是浪漫。
无论哪个阶层，对于自身的状态，总是充满不安全感，这才是“不敢任性”的根源。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意识形态，一直在变动中重组；经济发展也从原先的轻车快马变为减速前进。2015年的一轮股市过山车，更是让刚刚安稳的中产阶级再次惴惴不安。当没有既定的规则可供依循，唯一能够抓住的就只剩金钱。剧中樊胜美有难，安迪递上一万元钱时，我们倏尔发现：原来金钱已经成了最大的情义。人们小心翼翼的守护住自己的财富，无论多少，再也不敢任性而为。
“阶级”的隐身与现形
《欢乐颂》一剧最让人感到痛切之处，在于它以创造乌托邦为开始，却以不断打破乌托邦作为故事发展的动力。
22楼五位美女，原本出身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各自的人生经历也划定了她们实际所处的阶层，但是机缘巧合，共同入驻“欢乐颂”小区22楼。同住一层楼，看起来是生活在同一平面，然而这背后的差异，就如同下楼时有人按了“1层”（大堂）而有人按了“B1”（地下车库）一样，隐蔽而深刻。
在消费主义面前，一切都被折算成金钱与购买力，这种计算方法大大简化了阶级之间的差异。在当前，各个商业品牌都希望上下通吃、全产业链布局。哪怕是国际一线的奢侈品牌，也会推出入门级的包包、买得起的口红或与快消品牌合作的服装。这种现象给人一种错觉：只要赚到足够多的钱，就可以在社会阶级中通行无阻。如果没有原生家庭的负累，月薪几万的樊胜美之流，与月薪几十万的安迪之流，在生活的舒适程度上，并不会产生天壤之别，她们都可以在别人的目光中披挂一身名牌，哪怕一个是入门级、一个是限量版。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初期，中国人常常惊叹于资本主义物质的丰富，继而发现金钱的不公和万恶──它竟然可以让有的人沿路乞讨、食不果腹；而有的人可以吃一个扔一个。然而新世纪的今天，社会进入普遍中产、普遍均等的阶段，所有人都能吃得饱穿得暖的时候，超市牛肉与神户和牛的差别，已经没有饥与饱这么大。在外企做HR的樊胜美，也一样买得起富二代曲筱绡所用的东西。
“阶级”的差异，在消费主义的物质资源面前，仿佛已经消失不见。
但是另一方面，“阶级”所造成的裂痕，向着更隐蔽也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富二代”在清晨看见穿大牌款式睡衣的樊胜美，便出言讽刺道：“你衣服哪儿买的呀？我妈今天早上穿的也是这件。”一下刺中了樊胜美的软肋：“买得起”和“用得起”是不一样的。如富贵人家曲母之辈，自然有底气穿大牌正品睡衣。而对于有钱用在刀刃上的樊胜美，不穿出去给人看的睡衣，当然买的是仿品。
这些“穿在里面的衣服”，成为标定阶级的关键。这是属于新中产的焦虑症：她们全心全意遵循上一阶级制定的规则，从内到外模仿精英的生活方式，却无从创造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时不时露出马脚、遭到嘲笑，作为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却只能站在任人评判的位置。
中国中产日常生活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经济上属于同一阶层的人，气质越来越趋近。这背后，是异常残酷的事实：依靠一己之力跨越阶层的突围者、搅局者越来越少，中国社会正日益走向板结。中国人曾嘲笑那些以他者姿态闯入富裕阶层的前辈，他们磕磕巴巴不会讲一句完整的英语、黑西裤黑皮鞋中露出一截白袜、吃饭总是改不了吧唧嘴的恶习。然而三代以后，他们的儿孙终于在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里用英语谈笑风生、身着礼服在各种“公主之夜”上翩翩起舞、懂得分辨不同年份和产地的红葡萄酒，优雅得体。但这却昭示局外人：他们再也没有入局的机会了。
社会板结，阶级固化。为了维持与富裕阶层的相似，《欢乐颂》里的新中产们或是费尽心力想进入上流社会交际圈，或是亦步亦趋尾随其后、从专业知识学到生活方式。然而她们又在工作、生活、感情危机突然降临的时刻惊慌失措，显现出内里的空虚——这些由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积累而成的话语经验，就不是金钱可以购买的了。这里现形的“阶级”彰显的，正是队伍日渐扩大的中国新中产在自我话语上的匮乏。
中国新中产：寻找新的话语空间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调查报告，以平均三口一家计算，家庭年收入人民币6至50万元，是界定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中国新一代“中产”，首次得到了官方的数字化界定。
按照这个标准，尽管仰望着2201和2203的两位富裕业主，《欢乐颂》里2202房三位租户中的两位，都算是标准的城市中产，剩下一个也是相差不多的准中产。按照原著的发展，她们三个都会是中国最典型的中产，代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青年的生存状态。
“中产”的名字固然动听，然而如果只能成为富裕阶层的模仿者，她们的生活，或许“舒适”，但永不“体面”。樊胜美来自重男轻女的乡镇，要承受父母一辈的盘剥压榨，关雎尔自二线城市的小康家庭，想靠自己闯出天地。她们的原生家庭各不相同，但最终交会在欢乐颂小区2202室这个中国新中产的汇集地。不同的起点与路径，令中产内部就充满了诸多分歧，因此话语统和也就更加艰难。
什么是富有情趣的生活？中国中产试图摆脱先富之人的脚印，转而重新定义自我。因为只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他们才不会被指认为相对于富裕阶层的后来者与低等人，而是成为与之平等但不同的另一社会集团，甚至在文化与道德上，享有更多的话语权。
在《欢乐颂》里，最无所挂碍的邱莹莹，对安、曲二人的高端生活坦然羡慕，但从不模仿，毫无自卑与嫉妒，充满乐观、进取与知足，展现了蓬勃如野草一般的生命力。当邱莹莹萌生了开咖啡网店的想法时，安迪瞧不上她的智商，曲筱绡看不上她的本钱。但是这种充满个人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方式，恰恰让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成功之道。邱莹莹不像关雎尔一样处处模仿安迪的行事做派，也不像樊胜美一样总是想挤进曲筱绡的富人圈子，但是她在网店事业中展现的机灵、勤勉与行动力，却最终让安曲二人刮目相看。其他角色里，樊胜美将目光放回经营自己而非挤入上流，赵医生也靠自己的聪慧才智和个人魅力，获得了安迪的友谊和曲筱绡的爱慕。
什么是可以成功的道路？这一代中国中产的道路之所以崎岖，是因为他们是全新一代，是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中国语境下孕育出来的本土中产阶级。他们没有前辈可供参考，因而充满了拙劣的模仿，也充满了创造的可能。和西方语境下的传统中产相比，他们无法在政治上开拓更多的空间，只能以经济水平来确定自我的存在，也尽力尝试着在文化上标明自我的身份。站在贫富两极的中间，他们的姿态正从“惶恐”转为“自觉”，努力撑破贫富两极的界定，为社会酝酿着流动的力量。
《欢乐颂》里的年轻中产，既对抗着来自原生家庭、传统社会的阻挠，又反击着来自富裕阶层、上流社会的打压，在当代社会中顽强生存。在身为富裕阶层的安迪和曲筱绡不带她们一起玩耍的时间中，这三位姐妹相互鼓励、相互帮助，为自己的生活赋予价值和意义。
诚然，《欢乐颂》中，智商不同无法成为朋友、财富差距不能愉快玩耍。但是三位年轻的中产一代，依旧在创造着自己的话语资源和价值体系。中产阶级在板结社会中开拓属于自己的空间，这是《欢乐颂》留下的时代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