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岚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博士）
最近，我的办公室要报废一台用了10年的打印机，引出了一个长长的序列：填申请单，自己签字，部门领导签字，三个人组成的鉴定小组签字，学校资产管理部门签字，校领导签字……一个流程走下来，连经办的国家实验室秘书都大摇其头。
我发了一条吐槽发微博，没想到引出更多人的苦水。@装甲师就是我 说：“采购一台电脑都要经过几道关卡，还要报政府采购，等了半天电脑到手，还不是需要的类型，并不好用。”@Jr暴 表示：“我很崩溃，报废一台电脑，显示器还是可以用的，比如接双屏什么的，因为是一套，必须搭着显示器一起报废。”不能忍的还有 @孟宁V5 ：“这些杂活应该是管理人员干的，搞得教授们成干杂活的了，出差报销搞得像孙子一样找这个找那个签字。”
但我们这些杂事还只是中国科研体系“不以人为本”现象的冰山一角。我见过更严重的，甚至让我疑惑以人为本的意识不足，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科研体系的瓶颈了？
中科院院士的头号烦恼：没钱发工资
今年4月，中科院院士崔向群向《人民日报》倾吐了她的三个烦恼，这位率领全球领先团队的科学家，最发愁的竟然是：没钱发工资！
崔向群说：“LAMOST（中国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简称’郭守敬望远镜’）建成至今，国家每年都会给一笔运行费，但是没有相应的人员经费，我们只好借钱来发薪。2014年，我们就欠了2000多万元，到现在只会更多。”“不仅LAMOST有这样的情况，大科学装置基本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崔向群说，更让她担忧的是，由此造成科研队伍不稳定，高水平人才留不住。“即便再重大、再先进的科研装置，缺少具体人员的设置、操作、维护乃至后续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就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崔院士的烦恼不是孤例。一周前，《解放日报》头版报道了一则好消息，首席科学家果德安研究员领衔的团队制订第一个进入美国和欧洲药典的中药标准。这意味着，初步实现国务院提出的“中药标准主导国际标准制订”战略目标。
报道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科研人员的工资没有着落，果德安天天晚上睡不着，甚至掉头发。相比美国高达50%的科研人头费，当时这个科研团队按规定只能拿出5%科研经费作为劳务费。偏偏那时候新药研发还没有阶段性成果，也缺乏企业的横向经费支持。为了让团队安心工作，果德安一个人扛下此事，“偷偷地”向所里打了一年“白条”。
又来？！不知道记者是把这件事作为一桩佳话还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上面两则例子，项目带头人哪怕“铤而走险”，好歹出了成果，也得以向媒体表明自己的清白。但稍有不慎，很可能就要惹出“报销腐败”的丑闻。
今年5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部经费监管事务中心的刘俊责、朱明两位同志发表文章，《科研经费怎么管才能没问题》，指出近年经费贪腐屡见报端的根源。“政府方，无论是主管还是监管部门均认为：科研人员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科研经费是用于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保障，因此只能用于差旅、会议、设备购置、专家咨询等各项科研工作开展所必须的费用，不能转化为有稳定工资收入的在职科研人员的个人收入。而广大科研人员认为：工资收入只是基本的低水平保障，科研经费除了保障科研条件之外，有很大部分是弥补自身的劳动，或者说是对科研人员从事额外科研劳动的补偿。”
作者们最后建议：“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科研经费究竟是100%科研条件保障，还是有多大比例能够用于科研人员劳动补偿。”
将来对科研工作者的报道出了偏差，媒体是要负责任的
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现象，在我局内人看来，真是又心酸又汗颜。我在《“国家的人”，就该少拿钱？》里，就指出过这种怪现象。
最近播出的《大国工匠》前几集，分别介绍了给火箭焊“心脏”的高凤林、在中国载人潜水器组装中实现丝级精密度的钳工顾秋亮和中国商飞大飞机制造首席钳工胡双钱。说到他们的待遇时，画风出奇地相似。“很多企业试图用高薪聘请他，甚至有人开出几倍工资加两套北京住房的诱人条件。”“他原来所在的实验室一直希望他回去，收入能多一半，这对于他这个单职工、女儿上学急需用钱的家庭来说，能起不少作用。”“私营企业的老板甚至为他开出了三倍工资的高薪，但是胡双钱拒绝了。”“老胡没有给家里挣来更多的钱，却带回了一摞摞的奖状证书。”
媒体还特别善于树立中国科研人员英年早逝的“好榜样”。例如2016年5月的《辽宁舰功臣曝施工细节：目睹十几位同事牺牲》，本意是宣传航母特种装置工程副总设计师王治国的重要贡献，其中有句话怎么看着都不是味儿：“从工程启动到航母正式交付的这段时间里，王治国亲眼目睹十几位同事因为工作劳累牺牲在岗位上。他却没有因此退缩，而是心怀憧憬地坚持着。”这是要憧憬啥？
正如有人总结的，长期以来宣传给人的印象是：好工人停留在脏乱差穷不顾家，好干部停留在清廉绝症不要命，好受害者停留在原谅宽容倒贴钱。总而言之，不把为国效力搞成最惨的事，就不罢休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的政府和社会，都明明白白地鼓励大家“创业”来追求财富。同在一个社会里，两套评价体系，这样的宣传是什么样的效果？
谈到这里，可能会有人问，不是说“科技人员应是社会的中高收入群体”吗？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2029元。分行业看，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金融业114777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12042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89410元。看，科技人员的收入仅次于理财经理和程序员，是不是觉得有点感动？
从日常的观察来看，科技人员的生活水平确实高于大多数人（除了像崔向群和果德安的例子中这样工资朝不保夕的）。但问题是，这个比较合理吗？
去年底，中山大学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5年报告》。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以中等教育为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8年。初中毕业的占比最高，为46.97%。科研工作者的学历普遍是博士、硕士。寒窗苦读20年，收入超过受了9年义务教育的人群，完全没有悬念，这种比较没有多少意义。
如果是跟教育背景相似的人比较，结果如何？横向一看，一个班上出来的同学，在企业工作的收入常常是做科研的好几倍。大家都是普通人，都有寻常人的烦恼和需求，要求每个人都“安贫乐道”太理想化了。
“创新”和“制度”的悖论
目前，政府也注意到这些问题，提出“创新收益分配机制，让科技人员以自己的发明创造合理合法富起来”。这当然是大好事，特别是对于那些有望将研究成果转化成经济效益的人员。那大量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怎么办？好在，同样是“中高收入群体”的医生队伍传来了好消息。2016年5月，国家卫计委、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新规明确提出将提高儿科医务人员薪酬待遇。
这样看来，科研人员的“收入”问题解决有望。但隐藏在收入问题下的、制度层面对科研规律的不了解，可能还会持续影响创新的进程。这里，再插播几个故事，大家就会了解我的担忧了。
最近，沈阳机床集团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智能、互联数控系统“i5”，这是中国产业升级宏大背景下，中国工业发生的革命性创新事件。这个系统之所以能开发成功，除了朱志浩研发团队的奋斗及当地政府和沈机董事长关锡友的大力支持，还有一条重要原因，是政府和关锡友一直没有干预项目进程。
关锡友向媒体细数“最难过的”2012年：那一年，对数控开发项目的投资进入第5年，上海团队已经花掉五六亿元，沈阳的库房里还有一堆做实验报废的机床。“老朱（朱志浩）找我说又没钱了，还要3800万，我问你都花哪去了？这也看不着啊，他那除了计算机啥也没有。他说废品都给扔了，我说你得留着啊，审计要查就跟他说花这上面了啊……我不知道老朱承担了多少压力，我承担的压力就是没法交待。”像这样连年投入上亿，始终不干预，许多开销没有证据……幸亏这是企业，要是像科研院所那样审计，恐怕早就当贪污犯抓起来了，群众还拍手称快。
路风教授在《走向自主创新》一书中也讲了不少“创新”与“规定”博弈故事。书里提到，开发出SCDMA无线市话的信威公司当初能存活，取决于一个偶然原因：大庆电信局的领导宁死不买市场主流的日本货，买了信威的。为此他还惹上受贿嫌疑，被审查了好久。
敢于越界的两个“倔孩子”做出了成果，那循规蹈矩的“乖孩子”表现怎么样？
路风教授提到一则1994年出台的《国家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规定：“国家鼓励并支持汽车工业企业建立自己的产品开发和科研结构，通过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形成独立的产品开发能力。”这里居然忘了还有自主开发这回事！想想一汽、二汽、上汽合资以来表现，真是“持盈守成”不越雷池，结果几十年来不会自己造车，最终还是要靠自主品牌车企，也让“市场换技术”成了舆论的箭靶子。
看完这些事例，真是百感交集：难道成功创新只能碰运气？凭个人魄力？是不是一切严格按照规定来早就没戏了？
综上所述，让我们做一个艺术的夸张，把这些倒霉事集中到一个假想的中国科研人员身上，将会出现这样的荒诞剧：主持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疲于奔命应付各种表格、评估和评奖。国家只给设备费，不给劳务费，只得借钱给下面人发工资。虽然整天讲豪言壮语，也有人不负众望地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但由于收入太低，许多人被其他行业挖走。做出重大成果的前夕，审计发现大笔款项使用不规范。抓起来审判，愤怒的群众高呼打倒蛀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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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远见的科研人员纷纷出国，才不愿意待在这个变态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