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安徽绩溪人（一说是浙江杭州人），道光三年（1823年）出生，幼年时家贫，以帮人放牛为生，后经人推荐，在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是价真货实的屌丝一枚。但他有江湖人的义气，也有赌徒的勇气，当然，也很有运气，结识了落魄的官宦子弟王有龄，并挪用钱庄的五百两银子资助他晋京。王有龄后来官至浙江巡抚，在他照顾下，胡雪岩也从钱庄学徒变成钱庄老板，不但其钱庄分号“几遍各行省”，还涉足生丝、茶叶贸易，“与外洋互市”，赚了个盆满钵溢。王有龄还给胡保荐了一个知县的头衔，这就是“红顶商人”一说的原由。王有龄去世后，胡雪岩又攀上了左宗棠这个大靠山。
盛宣怀比胡雪岩年轻十一岁，与胡的卑微出身不同，他出生于江苏常州的官宦世家，父亲官至道台，与胡林翼、李鸿章有交，这也意味着他比胡雪岩更容易接驳上更多的权力关系网。三十六岁时，盛投入李鸿章幕府，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当胡雪岩在金融市场与生丝贸易市场呼风唤雨的时候，盛宣怀则在李鸿章的权力羽翼下，参与组建轮船招商局，并任招商局会办（相当于副总经理）；主持办理湖北煤铁矿务；创办天津电报局，并任电报局总办（相当于公司总经理）。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同样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不过是一名有着官员虚衔的私营企业主，盛宣怀则是“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的官方代理人，是帝国的体制内人。胡雪岩更多地凭借私人的官商关系网络积累财富，盛宣怀则完全以正式的权力代表身份圈占市场。盛宣怀无疑比胡雪岩更加如鱼得水，因为，他不但掌握着胡雪岩望尘莫及的权力，而且长袖善舞的本事，大概也会让胡雪岩自叹不如——如果胡雪岩知道的话。
后来胡雪岩因为生丝贸易失利，资金链出现断裂，经营的钱庄又发生挤兑潮。最后庞大的胡家产业帝国，几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而按照写《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台湾历史小说作家高阳、写《胡雪岩的启示》的台湾学者曾仕强的说法，胡雪岩的破产，市场风险只是表象因素，幕后原因是左宗棠的政治对手李鸿章派系暗中做了手脚。
李鸿章与左宗棠因为政见、派系利益不同，一直明争暗斗。为了削弱左宗棠系的势力，“倒胡”便作为李鸿章派系的一个策略提出来。谁叫胡雪岩是左宗棠的“后勤部长”呢？具体执行“倒胡”策略的则是李鸿章的得力亲信盛宣怀。前面提到的上海道台邵友濂之所以拖延交还胡雪岩的贷款，据说就是因为盛宣怀告诉他，李鸿章大人希望他缓发这笔协饷。邵友濂当时虽系左宗棠的下属（左时任两江总督），但他是李鸿章派系的人马，当然照办。盛宣怀借着主持电报局的便利，对胡雪岩的资金流向了如指掌，又趁胡调度钱庄资金还贷之时，马上放出风声，说胡雪岩做生意蚀了老本，阜康钱庄快倒闭了，从而引发挤兑潮。
不过，支持上面这种说法的史料并不足够。但“权力斗争说”很符合人们对于官场生态的想象，也很符合一个单轴权力社会的运行逻辑——权力，既可以将胡雪岩从一个钱庄伙记扶植成富甲天下的巨商，也可以将胡雪岩从高高的云端一把拖下来。如果说胡雪岩是一株大树，根系深扎在官场的地下，那么当他的官场根系被权力派系撬松的时候，一场从市场袭来的“飓风”，便足以将他连根拔起。
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在胡雪岩被挤兑潮搞得焦头烂额之际，多年前他“侵取西征借款行用补水等十万六千七百八十两”的旧帐，也给人抖了出来，户部建议朝廷下旨追算。所谓“行用补水”，就是当初胡雪岩帮左宗棠向银行借款时所产生的应酬费用、交通费用等，是一笔灰色开销，肯定有一部分流入胡雪岩的私囊。不过这笔开销早已经核准后列入西征经费的正项奏销了，所以左宗棠出面奏请“准免其追缴”。但慈禧太后还是谕令革除胡雪岩的功名，并清偿旧账。最后，胡雪岩遣散妻妾，变卖家产还债，连胡庆余堂也交出去给人抵债，随后左宗棠逝世，胡雪岩失去了最后的保护伞，又被清廷抄家。
胡雪岩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后，盛宣怀迅速建立了名为国有、实则由自己把持的产业帝国——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芦汉铁路、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勘矿总公司、华盛纺织总厂……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十二岁的盛宣怀已经掌控了整个大清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产业，并获授太常寺少卿官衔（正四品）和专折奏事权。
但盛宣怀的命运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当上邮传部尚书后，因谋划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引发四川保路运动，资政院因此要求将他“明正典刑”，最后清廷虽然没有杀他，只将他革职，但他再不敢在北京呆下去了，逃亡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