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每年4月15日开始，都是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纪念活动的开始。今年也不例外。作为当事人之一，我在社群媒体上分享了当年的那场学运，引来了很多网友，其中不少还是翻墙出来寻找真相的中国大陆的网友，的关切。他们提出了不少问题。厘清事实，见证历史，是我这个当事人最基本的职责，所以我收集了一些问题，将在这里逐一予以回应。有相关问题的读者，也可以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王丹热邮信箱，向我提出。）
1.请问老师，当时的事件是有受到国外力量以任何形式在后帮助与操作吗？
答：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完全没有任何国外力量在背后帮助和操作。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因为，“六四”之后，大批的学运组织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被捕入狱，接受调查。以我个人为例，在整个运动时期，几乎每天的行踪，当局都有完整的记录，很多事情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预审官员都很清楚，可见当局对我和其他组织者，可以说是进行了彻底的清查。
我们都知道，中共最擅长抓住一点小事情，就把中国的反抗运动抹黑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操纵”，如果他们在如此全面彻底的清查过程中发现了任何一丁点的证据，说明我们和所谓国外力量有所联系，你不难想象，当局一定会大作文章，广泛宣传，并列为罪证。可是，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看1991年大审判的时候，当局对我的起诉书和判决书（可见我写的《王丹狱中回忆录》），里面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国外力量”的问题。显然，当局投入那么大的力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说我们的行为与“国外力量”有关。这等于从反面回答了你的问题。
2.纪录片说您是支持学生先复课的，可是最后运动还是被激进的领袖领导了。当时你们对如何退场是怎样思考的呢？有没有考虑过配合一下赵紫阳呢？或许可以和共产党博弈出一个好点的结果。但历史没有如果，学生合作也会冒着很大的秋后算账风险。通常越激进越容易得到大多数的支持，导致最后被最激进的劫持了所有人。面对强大的对手，想一下击倒对方不切实际，最后就是悲剧发生。
答：我完全同意你后半段话提出的判断，就是说，就算是学生在当年真的撤出了广场，真的作出了妥协，其实也没有人可以保证，事态就会完全平息下去，中国的局势就会稳定。认为学生撤离就天下太平，只不过是没有证据的臆测。
然后我来回答你前半段的问题：在学运发生以后，尤其是运动的后半期，一些主要的运动协调机构，其实一直都有在讨论退场机制的问题。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配合党内的改革力量，但是配合也需要对方能协同行动，遗憾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主张温和解决学运问题的中共党内力量，不可能跟我们协同行动。因为当时的中共，完全是邓小平一人独裁的人治体制，赵紫阳虽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军委副主席，但是邓小平一句话，就剥夺了他的决策的权力。赵紫阳等党内改革派尽管经过一再的努力，也无法推动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答应学生的任何一条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在当时是没有妥协的空间的。因为即使我们这些组织者希望转换运动方式，但是如果学运的基本诉求完全得不到当局的任何一点善意的回应，我们的诉求也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和说服力。结论就是，妥协是双方的行为，中共强硬拒绝抗议民众的所有诉求，不给妥协的可能留下任何一点空间，这才是导致学生无法退场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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