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在中国的假期回到纽约，从机场出关后坐地铁回家，车在黑洞洞的隧道里走走停停，列车员的解释一如既往地让人听不明白，乘客们一如既往地一脸淡漠茫然，好像地铁天生就该如此。只有我显得有些不耐烦，从飞速运转日新月异的中国归来，要做到对纽约的地铁一如既往地安贫乐道，有点难。
跟北京或任何中国城市的地铁相比，纽约的地铁的破败让外地人难以置信，也让本地人无地自容：
北京地铁站台上标配的自动报时装置，在纽约只有部分站台得见，大部分时候乘客就像在等待戈多——他在哪儿，他什么时候来，他到底来不来，全是未知数；
北京地铁站里司空见惯的站台与轨道之间的隔离墙，在纽约已经讨论了快十年却仍然没被提上议事日程，敞开的轨道就像阴影里的怪兽，时不时张开血盆大口涂炭生灵，去年全纽约48人因为各种原因落轨丧命，纽约人恨不得敲锣打鼓庆祝，因为这已是最近五年里的最低纪录；
北京的地铁站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纽约地铁站里光线昏暗，本地特产的像猫一样大的老鼠和像老鼠一样大的蟑螂在站台上如入无人之境，轨道上堆积的垃圾隔三岔五就被电火点燃引起场不大不小的火灾；
至于地铁系统的安全问题，纽约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因为在这个16年前曾被恐怖分子重创的城市里，地铁至今仍是没有安检，下一次灾难只是早晚的问题；
今年春夏，地铁因为各种古怪名头的故障而大规模中途停运的事故至少有六起，有一次一辆车在早上高峰期在半路上停了近一个小时，两名急着上班的乘客忍无可忍，扒开车门跳下轨道，冒着生命危险在布满高压电的漆黑隧道里步行到下一个站台，一时间成为热议的新闻。
澳洲前总理陆克文就曾经感叹：纽约人真是好脾气，要是澳洲的基础设施这么不靠谱，澳洲人早闹事了。不过他也公允地补充说，美国基础设施起步早，设备老化是正常的，纽约人坐上地铁时，中国人还用牛车呢。
这或许是纽约人至今还能与这里的地铁系统和平相处的原因之一，这个超过百岁的系统就像跟你过了一辈子的糟妻，在岁月里颜值尽毁，还患有更年期综合症，但毕竟她这一辈子都任劳任怨，老来还在一线操劳，轻伤不下火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但只靠同情心和忠诚维持的关系肯定不能长久，我怀疑纽约人对地铁一忍再忍，不离不弃的背后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纽约地铁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里，有北京地铁青春欢畅的时辰里所没有的独特魅力——它有故事。
北京的地铁里偶尔也有故事，比如每天同车而行的陌生男女经年累月终成眷属，或者穿行在乘客之间推销公众号的外地女孩被恶言相向引起全城大讨论。
但大部分时候它像个现代化无菌实验室，系统里每个站都像克隆出来的兄弟姐妹展示着光可鉴人的雷同，车厢里人们衣冠楚楚正襟危坐，拿着手机戴着耳机，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
一眼就能看出来，在这里人跟人之间没有太多的交集。
而纽约的地铁疏于管理，满身污秽的流浪汉和华尔街菁英可以并肩而坐，讨饭的和特立独行的街头艺术家一块儿向乘客伸手，宣扬耶稣救世的牧师和警告人们吃肉是万恶之源的狂热素食者可以一个接一个发表演讲，连飞累了的野鸽子偶尔也可以搭个免费便车。
就这样，纽约地铁成了展示人间百态的大舞台，在这里你能看到这个城市所有的秘密。
站台上常见的是卖唱的乐手，沉郁的萨克斯，或是喧腾的摇滚乐，在列车高分贝的刺耳尖叫声中，音符被撕得支离破碎，就像在杂乱不堪的工地上星星点点开出花来。
那些乐手里，有的是身怀绝技的人，另外一些显然五音不全，但无论怎样他们对自己的工作都很认真。一个从罗马来纽约旅游的朋友曾经吃惊地对我说：“你们纽约人工作真勤力，连地铁上卖唱的都是真唱，我们罗马卖唱的都是带着录音机对口型的。”
勤力的确是纽约人的特点，但在这样一个多元的城市，勤奋工作的人也各怀心事。
我采访过一些在地铁卖艺的乐手，有个吹小号的白人，说自己曾经供职华尔街，但实在不能忍受那种没有灵魂的工作，两年前辞了职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
采访结束后，他不仅摆了pose让我拍照，还把他难写的名字拼了好几遍，以确保我写对。对他来说，执着于梦想比委身于与梦想无关的光鲜工作更令人自豪。
有个二胡演奏家，曾供职于中国国内的正规乐团，他也觉得靠本事吃饭是件值得骄傲的事，但采访结束后还是要求不拍照，用假名，因为怕他仍在国内的家人看到。对他们来说，“地铁卖唱”大概仍然是个让人抬不起头的词。
我特别感激一个黑人鼓手，他在我忙到对生活舍本逐末的那段时间，无心之中给过我当头棒喝。
那天我赶去一个很费事的采访，需要在地铁上读完一大堆背景资料。中途上来一支鼓乐队，把小马扎放在我的座位旁边，开始演奏。
他们的水准真心不错，但我专心阅读一直没有抬头。这时候那个鼓手突然凑到我面前说：“你为什么看也不看一眼，你对音乐无动于衷吗？”
我回说：“对不起，我今天真的很忙”，但这话一出口，我自己都开始脸红，它听起来是那么苍白无力，再忙也不能忘了感动，除非你已经开始在忙碌中迷失。
在过去十年中，我每天在不同的时段乘同一条线路的地铁上下班，跟一些同样经常出现在这条线路上的人成了心有灵犀的“车友”。
有一个要饭的，人高马大，声音浑厚，他说自己曾经是职业篮球队的教练，身体出了问题丢了工作，现在只能乞讨为生。但他从来都不强求，每次都会在开场白中说：“如果你没有零钱，就给我一个微笑。”
要是打一阵子没见他，我就会无端担心起来。我希望他好好的，一个连要饭都能要得如此优雅的人值得这个世界珍惜，更何况他是唯一个能在我没有零钱又心情沮丧的时候强迫我对世界微笑的人。
纽约地铁24小时通车，过了午夜，普通的上班族大都已经到家，列车就会是另一些人的天下。
那些画了鬼魅浓妆穿戴新潮去泡夜店年轻人，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些郁郁寡欢或过分活跃的精神病患者，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奇形怪状，让你不得不暗存戒心。
但看上去的样子往往只是假象，有一次我去外地采访回来已经快凌晨两点，地铁上，一个头发乱蓬蓬的人一直弯着腰，单手抚地，在列车头尾之间走了好几个来回。
我正心想要提防他突然发疯，他停在我旁边一对恋人面前，对男的说：“答应我，你要好好照顾她。”对女的说：“你，你的任务就是继续美丽。”然后对车上所有人说：“是什么让地球转动？是爱。”
有时候疯子与哲学家果然只有一线之隔。
有人说纽约这个所谓的“大熔炉”，其实更像是“色拉碗”，不同族群在同一个城市里划地而居，种族隔离远未消除。纽约地铁对此也能提供旁证，有些车驶往富区，下班时间车上乘客大多是西装革履的白人，有些车驶向贫区，乘客就大多是少数族裔。
有一次我迷迷糊糊误坐了驶往布朗士的车，直到周围的乘客肤色开始变成全黑，有人开始在车厢间的空隙里撒尿时才惊醒。要是你在全程经行少数族裔聚集区的7号地铁上看到几个穿着光鲜的白人，那要么是当天沿途的体育场里有棒球比赛，要么就是他们上错了车。
我没法告诉你上述种种哪个是真正的纽约，因为他们都是。但我明确知道，如果你让我用破烂不堪的纽约地铁去换整齐现代的北京地铁，我还是不想换。
英文里所说的“六呎之下”（six feet under）是指墓穴，代表死亡，而同样被称为六呎之下的纽约地铁，它的破成就了它的美，它让这所城市在属于黑暗和死亡的地方也充满了活力和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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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沙漠里的一粒沙
去过纽约的人都知道，纽约有一条“福建街”。
纽约是全世界除了中国本土和新加坡这样的华人社会以外，华人人口最多的城市。大大小小的唐人街有七八个，最早的老唐人街有100多年的开埠历史，主要是广东人和香港人打下的江山，在这里粤语是通用的语言。
大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福州和周边县市为主的福建人开始大规模向海外偷渡，很多村、乃至县，几乎整个被掏空。比如福清县，据说100多万人里有70万在国外。
福建民间流传一句话，“台湾人怕平潭人，日本人怕福清人，英国人怕连江人，美国人怕长乐人，全世界都怕福建人”。
意思就是平潭人主要移居到台湾，福清人到日本，连江人到英国，长乐人到美国。
这些长乐人到了纽约以后，选择了紧挨着老唐人街、原本比较偏僻的一块地方扎堆住了下来，最终把那里的东百老汇大道变成了一条福建街。在那里，福州话才是通用语言，街上到处是福建餐馆。
拜前几十年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所赐，这些人到了纽约以后就黑了下来。美国政府默许他们的存在，甚至还在很多方面给他们提供便利和保护。
纽约市的警察明知他们没有身份，但是法律规定不能随意要求他们出示护照，否则警察就得吃官司了。在政治正确的语境里，甚至连“非法移民”这个词都不能用，要说“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
现在这个福建人建立的新社区规模巨大，人口已经超过了老唐人街。全纽约50万中国移民，有20多万是福建人。
这些福建人可以说是上一辈中国人典型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经济还不太发达的那个年代，出身底层的他们为了生存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在异国他乡用接近尘埃的姿态顽强地扎根下来；
他们吃苦耐劳，在最恶劣的生活环境里高强度工作，他们赚的钱真的可以称之为血汗钱。
很多刚偷渡到美国的福建人生存状况极其恶劣，我曾经去过他们住的地方探访，一个黑暗无光的小房间，摆满了上下铺的床位，床和床之间仅留下一人宽的过道。
他们省吃俭用，在中餐馆打黑工的人因为吃住都由餐馆提供，一年赚的三四万美金可以一分不少全部攒下来寄给留在国内的家人。
也有人攒了钱，开始自己开餐馆、开洗衣房，然后把家人接过来。那些福建农民，就是这样硬生生地在纽约开创出了自己的地盘。
他们的经历，是美国梦，也是中国梦。
对于这些人，大多数中国人一无所知；而美国的主流社会同样也是一无所知。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宇宙中心，世界最繁华的城市里，就在他们不远，生活着这样一群人。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存状况，值得关注。
我的朋友荣筱箐在纽约做了很多年的记者，还曾经得到普利策新闻中心的资助，采访了近百名纽约福建人。
我请她写了一篇文章，有点长，但是相信我，值得耐心看完。
1
七月底我在纽约参加了一场葬礼，仪式感十足，却不是“让钢琴静默，鼓声沉郁……给白鸽子戴上黑领结，给交警戴上黑手套”的那种仪式。
到场的几百人虽大都身着黑衣，腰里却系着巴掌宽的红绸腰带；现场乐队主打唢呐铜锣，卖力的搞出个鼓乐喧天；主持人天生一幅哭丧脸，眉眼四角好像坠着秤砣，每个字出口都是一扬一顿三回转，无泪却欲哭；孝子贤孙一字排开叩头跪拜，扶灵痛哭者须有人搀扶才肯离开。
如此传统的中式葬礼别说在纽约，就是在中国恐怕也要在偏远的乡下才得见。
其实这家殡仪馆所在的地段，唐人街坚尼路41号，正是纽约的城乡结合部，往西多走几步就是人称“福州街”的东百老汇。
这里聚居着80年代中到2000初偷渡高峰期从福州乡下铤而走险来到美国的偷渡客，街上店铺门脸货品吃食一应陈设，甚至人们的口音发型和衣着都跟福州乡下如出一辙。
葬礼上的逝者是位享寿86岁的老人，名叫郑光大。走在这条“福州街”上的人们很多可能并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他跟他们多少都有些拐弯抹角的联系。
在国内的时候，郑光大曾经是一名中学老师，60年代到90年代郑光大在福州亭江镇教了三十多年生物，早年间有个得意门生名叫阿萍。
阿萍深得老师的赏识并不是因为成绩好，那个年代生物课其实就是到田里学农，也无所谓成绩。
阿萍在田里看到蚯蚓不会像别的女孩那样吓得尖叫，而是抓在手里把玩。还有，她家条件好，父亲很早就下了南洋，从国外给她带回的新自行车，她也会大方的借给同学去练车。
郑光大当时就觉得这个女孩勇敢大气与众不同，后来她果然成了事。
2
这个阿萍，就是后来成为了美国近半个世纪最著名最传奇的蛇头、人称“萍姐”的郑翠萍。
郑翠萍高二时赶上“史无前例”的浩劫，学校关门，她也辍了学。靠着父亲的海外关系，辗转香港来到美国，很快就做起了暴利的人蛇生意。
她出名一个原因是生意做得大。有多大呢？
在偷渡最高潮的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她差不多把福州乡下的很多村子整个搬到了美国。
还有就是1993年发生的震惊全美的“金色冒险号”（Golden Venture）事件，她的一艘船载着286名福州偷渡客在纽约的海岸边搁浅，被岸上的边防警团团围住，一些人试图跳船逃走，结果十人被淹死，其他的人全部被抓。
当时这件事震惊了整个美国，报纸天天报道，还拍成纪录片、画成漫画、写成书，一直到今天还影响深远。
正是这起事件让美国政府首次意识到来自中国的偷渡潮原来已经蔚然成风，郑翠萍也成了美国头号通缉犯。
“金色冒险号”出事后，郑翠萍逃回中国，但她跟老师郑光大一直保持联系。
听说郑光大打算在纽约搞一个亭江中学校友会，郑翠萍从香港打来越洋电话，许诺将捐资四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郑光大欣然应允，因为在他心里早就已经选定了郑翠萍作为校友会的首任会长。
但是这笔钱并没有到位。第二天郑翠萍在香港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引渡回美国，判了35年，2014年因癌症不治，死在得克萨斯的监狱。
3
我跟郑翠萍无缘得见，我来美国的2000年她正好被捕入狱。但去年拜普利策中心的新闻奖金所赐，我得以采访了近百名萍姐的校友。
那时候郑光大筹划的美国校友会几经波折终于正式成立，会员人数超过15000人，这个规模让很多中国名牌大学的北美校友会无法匹敌。
但不同的是这个校友会的会员大都只有初中文化，大多也曾是萍姐的“客户”。
如果说纽约这个大熔炉里存在着一个各色人等组成的金字塔，那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就是金字塔的最底端。
如果说华人圈里也有一个金字塔，那福建偷渡客就是底端的底端：
他们来自福州乡下，大部分不会说英语，甚至说不好普通话；
在商场里、地铁里、医院的候诊室、婚礼宴席上，他们喜欢不分场合的用家乡话大声嚷嚷，遇到礼仪致辞时，他们又不善表达，往往说一个连贯的句子都要大费周章；
他们多数在餐馆做工，没日没夜地送外卖，因为身上带着现金常常成为被打劫的对象；
偶尔休息，在“福州街”上吃顿饭、理个带有乡土风情的发式、在卡拉OK厅里唱一首“老鼠爱大米”就心满意足了。
他们的生活在旁人眼里是辛苦恣睢，甚至滑稽可笑，在他们自己眼里至少也是乏善可陈，我采访过的偷渡客们，有好几个问过我一个相同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只是沙漠里的一粒沙。”
4
可是这是些怎样的沙呢？
就说陈继华吧，1983年从亭江中学的高中部辍学在镇里的船厂找了份学徒工，白干了一年一分钱没拿到，接着当兵、复员、开车运货，但父母都是渔民、自己又不会逢迎，他始终看不到出路。
偷渡潮兴起后，他开始寻找机会。
1992年的夏天，机会突然降临，中午得到通知，晚上就有船离开，他来不及向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女儿告别，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就上了船。
船上百十来个人，蛇头准备的食物和水不够了，最后每天只能吃上一顿压舱水煮的稀米粥，就这样在海上漂流一个月到了美国。
下船没几天，他就在中餐馆里找了份活儿。三年后，他还清了27000美元的偷渡费；十年后他攒够了钱，买了家外卖餐馆自己给自己打工；又过了十年他给自己挣出了一幢房子。
但这二十年里，他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七天，一天也没有休息过。他的身体实在顶不住了，才在几年前把餐馆卖了，开起了出租车。
因为没有身份，他一直没敢回国，直到2008年，他终于成了美国公民，把女儿从福州老家接来团聚。这时候当初牙牙学语的女儿已经17岁了，他整整16年没见过自己的女儿。
这个故事听上去好像电影传奇，但其实几乎每个福建偷渡客都有一部这样的传奇，只不过情节稍有变化。
比如有人从家乡,上路,却没能到达美国，或是走海陆时翻了船淹死在水里，或是走陆路时穿过热带雨林被毒虫叮咬丧了命；
有人历尽艰辛到了美国，却在送外卖时被歹徒劫杀，或者太过劳累倒在餐馆的炉灶边长眠不醒；有人来了美国与家人长期分离最后落得妻离子散；
也有人打餐馆,攒了钱,转去做地产或长途巴士生意，这些生意人无一不要面对对他们极不信任的政府监管部门的额外“关照”，却也可以兵来将挡，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兜兜转转的做成腰缠万贯。
但无论情节如何发展，他们似乎注定了要错过一波最快的船。
在他们千辛万苦离开中国之后，中国开始以百米跨栏的速度跑向富裕，人们的生活跟着水涨船高，当年那些屈指可数留在家乡的同学校友，如今的生活已经差不多可以和他们比肩。
但是四十年前谁能料到呢？他们离开家乡时，家乡的乡镇工厂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块人民币，而在美国餐馆里打苦工一个月能挣到两千美金。
其实也不只是福州偷渡客，早些年来到美国淘金、却错过了中国最好发展机遇的中国人，现在谁心里没有点怅然和失落呢？
5
但福建偷渡客有个与众不同之处：他们不抱怨，他们认命。
这一点从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就可见一斑，他们当初是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列车甩下的一群人，别人先富起来，他们却一无所有背井离乡；
他们在美国大都通过申请政治庇护拿到绿卡，却把餐馆挣来的辛苦钱捐回家乡修桥修路；
他们在纽约的街头能跟说中国坏话的人大打出手，每逢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中夺了冠，他们会在微信朋友圈里红通通贴出一片中国国旗。
他们对中国的感情有着最为朴素和简单的逻辑：出生于中国是命，没赶上好时候是命，不计得失地无条件爱自己的祖国也是命，命里注定的东西是不用细想的。
也正是出于这种朴素和简单的逻辑，他们对帮他们来到美国的郑翠萍也心存感激。
郑翠萍病逝后葬礼在唐人街举行，千人走上街头为她送行，壮观的场面让纽约的“老外”都看傻了眼——天下怎么会有“受害人”对一个锒铛入狱的“人贩子”依依不舍的怪事呢？
可是对于他们，她收取高额费用也好，逼他们没日没夜地打工还偷渡费也好，她毕竟是那个在他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给了他们希望的人。
6
在人们惯常的认识里，“偷渡”不是一个光彩的词，它意味着见不得光的法外之地。
但什么是“法”呢？鱼的洄游、鸟的迁徙不都是为了寻找更有利于生存的环境而进行的长途跋涉吗？
人类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远走他乡，遵循的难道不也是这种超越了所有人为设界的自然之法吗？
或者换个角度来看：
一个在中国体制下发了财、通过“合法”途径在美国投资50万美元换来绿卡的投资移民，真的有资格嘲笑一个在中国没有得到任何机会、借钱偷渡、打工还钱、攒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家乡的偷渡客吗？
在郑光大的葬礼上，他的学生们一一上前向老师的遗体鞠躬。我想起了他被确诊肺癌后曾经嘱咐过他们的话：
“万一我哪天不在了，你们要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念念不忘祖国富强，念念不忘中美友谊，念念不忘同学互助。”
做了多年的记者，我开始玩世不恭，对这种口号式的排比句多半只会嗤之以鼻，但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却让我感动，因为，他是真心的。
葬礼上，郑光大的很多学生过来跟我打招呼，经过了去年的采访，我跟他们很多人成了朋友。但站在他们中间，我仍然感觉到自己是个“外人”，他们身上有一种只属于福建偷渡客的特别的东西：
命如草芥，却不惜代价地渴望生长，不挑雨水，不挑阳光，在天涯海角都能落地生根。这一点我永远无法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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