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是中华民国的"陪都"，使它倍增荣耀。一个甲子以后在薄熙来统治期间，又成为厉行"唱红打黑"反对改革开放复辟"前三十年"的另一种"陪都"，沉渣为害至今。日前在全国带头恢复当年残害少年的"高考政审"，就是其最近的惊人表现。
查以"政治审查"为手段剥夺一大批活泼天真勤学好思的孩子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宪法权利并且把其中最有才华者投入"专政对象"牢笼中的灾难，最先出现于四川省（当时即辖重庆）。时为"反右运动"后期的1957年末到1958年初，中共四川省委决定以在高中应届毕业生中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之名，效法反右"阳谋"的手段，号召孩子们向亲爱的党贡献自己的建议，然后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政治分类：一类进步分子，二类中坚分子，三类落后分子，四类反动分子；对占全部学生25%的三四类分子所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批判斗争和"严肃处理"，处理的办法是一律不准进大学：三类的可以报考，但一律"不予录取"，四类则根本取消高考资格。于是，这批聪慧可爱的孩子从此沦入社会最底层，受到连右派都不如的待遇。自此以后，现在重庆当局重新宣布的"不录取思想政治考核不合格的考生"就已在全国推行了。直到"前三十年"过去，四川的这些孩子中的幸存人士才得以申述那永难弥补的青春苦难。本文是为其中之一的集体著作《五八劫》写的跋文，现在重新发表，既为唤醒忘记苦难的朋友们的记忆，也供那时还未出生的重庆当权者们参考。
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没有抵抗，没有哭泣，整个社会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儿女被"自己的"政府在摇篮里谋杀。
这就是本书叙述的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就发生在我们这块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大地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确系典型的"史无前例"！
是的，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最宝贵的青春，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
是的，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可悲最可耻的一次投降，面对自己儿女灭顶的命运，没有一个大人进行一丝抵抗发出一声叹息。此情此境，只有千百个赤裸的母亲怀抱自己的婴儿默默走进纳粹的毒气室，可与相比。
相信读者读罢本书，翻到本页的时候，对于五十年前四川当局针对少年学生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真相，可以同意以上概括。
掩卷沉思，我们应当追问，究竟是何原因，造就本书叙述的惨案？
是恐惧。
孩子们和他们父母的恐惧是当然的。生活在一个公开以"专政"自诩的体制底下，身家性命包括孩子都是"公家"的，生杀予夺，权在领导；领导生气，百姓自然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有战栗，不敢出声了。
事情的诡谲之处，还在这个惨案的主动一方，其作案动机依然是恐惧：害怕孩子，害怕孩子长大，害怕自己的"专政"经不住长大了的孩子们摇晃。原来当年引诱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上钩入瓮的"反右派"运动，中间出现过一段插曲，不在导演脚本之内。那就是一些大学生忽然从半路杀出来，也要"帮助党整风"。他们以伟大的"五四"儿女自命，坚决捍卫公民的宪法权利，坚决"向一切法西斯蒂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是执政党在全国执政以前教给青年传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句），并且以为这正是执行了党的召唤响应了领袖的号召，所以毫无顾忌所向披靡，差一点打乱了领袖的战略部署拆穿了领袖收拾预定敌人的"阳谋"。于是反右立即"扩大"，横扫全国大专学校的优秀学生。横扫之后总结教训，知道有独立思想的大学生对于专政十分可怕，而不准可能思想独立的少年进大学，就逻辑地成为当局的一大要务。这才设下种种计策，诱骗中学生中的"假想敌"自投罗网，不仅把他们排除在大学之外，而且抛进社会底层沦为政治贱民剥夺政治生命，以保持专政制度长治久安，保证专政领袖永远放心。此即四川省"高五八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五八劫"的由来。
原来那些整人的人也会害怕。原来在专制体制下，连专制者自己，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啊！
"五八劫"距今半个世纪了。当年的受害者和加害者，或死或老，人也事也或可都算"俱往矣"。现在的高校，大约不会把考生预先政治排队或迎或拒了，政府也不在少年中间制造"反社会主义分子"加以扼杀了。这总是时代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不过根据种种历史教训包括本书故事的教训，只要政治不进步到实现民主废除专制，那么社会的两端，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的互相恐惧，就是不可避免的，"五八劫"的再来一次两次多次甚至利用最新技术真正从摇篮里去甄别可疑分子加以翦除，都不是不可能的。就凭这一点，当局现在申言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只会前进，不会倒退"，"不可逆转"等等，就是绝对必要的，就是绝对不许说了不算中途变卦的。
"五八劫"的执行机关之一，是共青团成都市委。案件发生前我正是该委员会的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按照职责，例该恭临前线，去"劫"本书里面的弟弟妹妹们。只是由于我已先于他们陷入"五七劫"中，被反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撤销一切职务，自然也撤销了作案的可能。那以后我被送去农村和矿山监督改造，对于少年们的受难甚至毫无所闻。直至娶了一位"五八劫"落难的姑娘为妻，才从她那里知道一点当年的消息。可惜她那时年纪实在太小，只有十六岁，开会时别人叫她站起来接受批判，她吓得哭，批判的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把她划为三类，她还逞能报考清华大学，结果是送到铁矿当工人，结识了我这个右派分子。所以于公于私，我都该以在"五八劫"以前被划成右派分子为幸。也由于这样的渊源，我觉得还有脸接受本书编者的邀请，以我的读后感为本书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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