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百万港人大游行，"撑自由，反恶法"，气壮山河。
五天前，十数万港人，再次在港岛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30年来，这一活动，风雨无阻，令人感动。
在此，笔者谨向正直、不屈的港人，深深地致意。
据说，所谓"逃犯条例"，或曰"送中条例"，是要修补一个所谓"漏洞"。然而，这所谓"漏洞"其实是当年设计香港"一国两制"时特意留下的一道"防火墙"。它是将香港法治与大陆法制隔绝开来的一个制度安排，体现"一国两制"的精神。将这一制度安排贬为"漏洞"，显示出今日中共、港府别有用心。
据说，若不完成此次的修例，香港即成为"逃犯天堂"。这说法很巧妙，它看似乎描述可能的未来，其实是说，香港一直都是"逃犯天堂"──三十年前著名的救助"六四"镇压"逃犯"的那个"黄雀行动"，大陆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人们一直感念在心，而今，它可以成为香港作为所谓"逃犯天堂"的铁证，而这仅为万千例证之一。
其实，更大的"漏洞"，正是"一国两制"本身。它把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挡在香港门外，据说是"马照跑、舞照跳"，如同天堂一般。
今天，党专政的老爷们翻了脸，保护"逃犯"免于党专政恶法追究的制度安排，被视为犯下了为所谓"逃犯天堂"预留"漏洞"之罪。明天，党专政的老爷们再翻脸，政治罪判为刑事罪，轻罪判为重罪，甚至维护公民权利的无罪，被判为貌似"煽颠"之有罪、重罪，无论立法、司法，都只是难易程度不一的技术性工作而已。党衙门君临香港，有理无权，就和大陆一样，寸步难行。
中共治下的大陆法律之中，体现现代法治精神的规定或进展，不是没有，但是，恶法如影随形。
例如，八二宪法，在取消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方面有重大进展，同时，它悄悄地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一恶法条文，当时看似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而到了发展市场经济之日，它就显示出重大的现实意义。
例如，《国家情报法》公然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要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这一恶法，立即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乃至所有中国人的不信任。它本身即陷华为、中兴于不义，不思自省，反而大叫大嚷，指责国际社会"误读"，与今日港府的表现，一模一样。
因此，即使大陆确实有所谓"司法独立"，但是，立法在中共党权控制之下，且恶法已经随处可见，仅仅司法独立，也难以保障社会的公正、正义，难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更何况，遵从所谓"党领导一切"原则的大陆司法机构，自己就正式拒绝司法独立，将其视为所谓"西方民主"的体现。它们很自豪地屈从于中共的政法委，而这个政法委，秉承中共的意志，通常由公安机关首脑担任其负责人，因而往往呈现大法官接受公安机关首脑领导的奇妙图景。
香港的立法、司法，本来已经避开这一丑恶局面，但是，一个奇妙的对所谓"漏洞"的指责，就使局面翻转，维护逃犯权益的制度安排，变成了丑陋的"漏洞"，被视为维护所谓"逃犯天堂"。这道堤坝被突破，所谓"马照跑、舞照跳"的"资本主义天堂"，成为党专政老爷们眼中的藏圬纳垢之所，成为各类犯罪行为和罪犯的温床，也就指日可待。
"一国两制"之下，大陆强力机构的秘密人员已经开始在香港为所欲为，港人在"两制"的此岸离奇"失踪"，被秘密绑架到彼岸，港府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貌似很严肃，其实无可奈何。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修例，所谓"拒绝逃犯天堂"，也就不过是为这类黑暗勾当披上一件合法外衣而已。
雄纠纠气昂昂地站在正直、不屈的港人对立的，是那些越来越自觉地对港人自相残杀的港人。这两天，修例就要过关，此举功成，说不定，这些追随中共的港人，也来一场百万人大游行。
那才好看。
林忌：103万人反送中 港共一意孤行
继1989年的声援天安门学生的示威，及2003年七月一日的反廿三条（基本法国安法）示威后，在刚过去的周日即2019年6月9日，香港再来一次史无前例的示威，主办机构民阵说参加人数有103万人，而当年有份参与反廿三条的游行者，都指出今次参与者不会少于2003年的一次；由于游行人数众多，香港的铁路系统也无法负荷，港岛多个地铁站要间歇性封闭，由尖沙嘴到旺角一带的地铁站，甚至将军澳线过海的地铁，也一度延迟以至暂停闸机入闸，以减少进入月台轮候的人流；游行由下午二时多提早出发，到当晚十时才结束，香港人不是未试过，就是很久未有试过对政府如此愤怒。
然而比起2003年连续三日不敢面对记者，只敢回应「早晨」的特首董建华，今日的特首林郑月娥，在即晚就出新闻稿说议案将在6月12日星期三「如常审议」，即对过百万人的示威都充耳不闻；消息传出约一小时后，一直参与和平示威克制的「行动派」，于立法会发起冲击的行动，与警员发生追逐战后被包围，直至早上六时左右。近几年内斗严重的香港民主阵营，亦难得只有零星争论，无论「文斗派」或「武斗派」都相对团结，没有自乱阵脚，可谓一大进步。
过百万人示威，当然参加者包括了很多以往不是如此关心政治，又害怕混乱的示威者；这些人以往大多对政治冷感，害怕冲突与混乱，希望通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法，就可以令政府「收回成命」；这种想法当然是天真，但毕竟这是一种政治觉醒的学习过程。当政府拒绝聆听，这些人就是民主阵营的潜在支持者，一如2003年后亲共阵营在选举中崩盘的现象；然而远水不能救近火，不但目前香港的议会只有半数是直选，而且在中共殖民政权不断透过殖民与DQ参选人的方式，议会的作用愈来愈小，因此很多人认为「和平」不能解决问题，要「升级」去瘫痪政府。
有些人常说，有过百万人反对政府，在全世界任何民主国家，其政府都必然倒台；然而问题的核心，即在于香港既没有民主，而且其政府只不过是中共的傀儡殖民政权。目前香港的民意，不具备成功革命的条件；然而香港即使发生革命，其下一个敌人必然是中共的占领军，以及深圳河对岸的军队，一如在1956年的匈牙利，以及1968年的捷克一样，其政府变天后，即遇到来自苏联与其华沙公约国军队的威胁。
因此目前香港的抗战，即局限在「一国两制」的范围内，借各国施压以时间换取空间，冀望争取世界各地的支持，令世界各国能够最少在经济问题，向中共施压，又未至于令中共主动放弃与摧毁其「国际金融中心」；这是一条知易行难的道路。香港要争取地球各良心者的同情，无论是对港人伸出援手，或者在制裁香港政府时，同时会考虑如何减少对香港市民的影响。
1989年六四屠杀后，英国才推出了5万个家庭受惠的「居英权计划」，接近20万香港人因此得到居英权；经历近年如雨伞运动等港人积极抗争的运动后，如黄台仰李东升才能成为德国庇荫的政治难民。在时机未至时，香港人的抗争或者没有直接的作用，却最起码为了付出者打开了世界关注、同情以至庇护的大门；特别近年中共国不断横挑强邻四处点火，香港人最起码要令世人认识，了解香港人同样是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价值，而非助纣为虐的国族主义者。自己的香港，自己救，救不到香港，也要救其他为香港付出的香港人，这就是如今抗争运动的最基本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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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比起2003年连续三日不敢面对记者，只敢回应「早晨」的特首董建华，今日的特首林郑月娥，在即晚就出新闻稿说议案将在6月12日星期三「如常审议」，即对过百万人的示威都充耳不闻；消息传出约一小时后，一直参与和平示威克制的「行动派」，于立法会发起冲击的行动，与警员发生追逐战后被包围，直至早上六时左右。近几年内斗严重的香港民主阵营，亦难得只有零星争论，无论「文斗派」或「武斗派」都相对团结，没有自乱阵脚，可谓一大进步。
过百万人示威，当然参加者包括了很多以往不是如此关心政治，又害怕混乱的示威者；这些人以往大多对政治冷感，害怕冲突与混乱，希望通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法，就可以令政府「收回成命」；这种想法当然是天真，但毕竟这是一种政治觉醒的学习过程。当政府拒绝聆听，这些人就是民主阵营的潜在支持者，一如2003年后亲共阵营在选举中崩盘的现象；然而远水不能救近火，不但目前香港的议会只有半数是直选，而且在中共殖民政权不断透过殖民与DQ参选人的方式，议会的作用愈来愈小，因此很多人认为「和平」不能解决问题，要「升级」去瘫痪政府。
有些人常说，有过百万人反对政府，在全世界任何民主国家，其政府都必然倒台；然而问题的核心，即在于香港既没有民主，而且其政府只不过是中共的傀儡殖民政权。目前香港的民意，不具备成功革命的条件；然而香港即使发生革命，其下一个敌人必然是中共的占领军，以及深圳河对岸的军队，一如在1956年的匈牙利，以及1968年的捷克一样，其政府变天后，即遇到来自苏联与其华沙公约国军队的威胁。
因此目前香港的抗战，即局限在「一国两制」的范围内，借各国施压以时间换取空间，冀望争取世界各地的支持，令世界各国能够最少在经济问题，向中共施压，又未至于令中共主动放弃与摧毁其「国际金融中心」；这是一条知易行难的道路。香港要争取地球各良心者的同情，无论是对港人伸出援手，或者在制裁香港政府时，同时会考虑如何减少对香港市民的影响。
1989年六四屠杀后，英国才推出了5万个家庭受惠的「居英权计划」，接近20万香港人因此得到居英权；经历近年如雨伞运动等港人积极抗争的运动后，如黄台仰李东升才能成为德国庇荫的政治难民。在时机未至时，香港人的抗争或者没有直接的作用，却最起码为了付出者打开了世界关注、同情以至庇护的大门；特别近年中共国不断横挑强邻四处点火，香港人最起码要令世人认识，了解香港人同样是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价值，而非助纣为虐的国族主义者。自己的香港，自己救，救不到香港，也要救其他为香港付出的香港人，这就是如今抗争运动的最基本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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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乙铮：面对中国政府，香港人民的抵抗能成功吗
纽约时报/练乙铮
争取自由、正义和民主的公民抗议精神在香港依然活跃。游行的规模表明，香港人对北京的蔑视可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会是北京想要的。
如果香港的消亡远早于2047年（这是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特殊约定正式结束的年份），或许是因为一个以谋杀告终的爱情故事。
周日，数十万——可能超过一百万——香港人上街游行，抗议香港政府试图把这个单一的事件变成借口，让香港屈服于北京当局不断侵袭的威权主义。
来自香港的年轻男子陈同佳因去年在台湾度假时勒死女友而被通缉。他现已回到香港。虽然他是这起谋杀案的嫌疑人，但由于香港和台湾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他不能被送往台湾受审。（他也不能在香港受审，因为香港的法院对在香港以外地区犯下的罪行没有管辖权。）
香港最高级别官员林郑月娥今年3月提出，要提交并快速审议一项对现行引渡法进行修订的法案，从而解决这一问题。该法案将允许在台湾和香港之间引渡犯罪嫌疑人。她说此举将完善法治。
她还说，她希望通过在香港和中国之间进行类似安排来“填补漏洞”，另一名官员哀叹，自从英国将这个城市的控制权交给了在北京的中国政府以来，香港一直忽略了这个漏洞，相当于“鸵鸟了22年”。
对许多香港人来说，拟议中的法案就像一枚政治炸弹：它似乎铺平了道路，让中国几乎能以任何借口针对任何香港人，然后在大陆审判他们。在过去，要抓捕香港的反对人士，中国当局至少还要偷偷摸摸地使用丑陋的、明显是非法的绑架手段。
香港的多个民主派阵营和许多法律专业人士迅速采取了行动。还有一些商界人士。基督教会也大声疾呼：根据中国法律，将圣经运往大陆可能会招致严厉的惩罚。甚至最近从中国来的移民也在呼吁。在“雨伞运动”过去五年之后，争取自由、正义和民主的公民抗议精神在香港依然活跃。
这是有理由的。引渡法构成的威胁真实存在。中国当局强烈支持它。林郑月娥支持新法案的理由并不充分。她的动机令人怀疑。
《逃犯条例》于1997年4月（回归前几个月）制定，并于1999年（回归后）修订。林郑月娥的立场“显然是不实和荒谬的，”英国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最近评论道。“香港和中国大陆都非常清楚，我们不同的法律体系之间必须有一道防火墙，”他说。
一名台湾官员表示，台湾方面三次做出请求，要求双方政府就陈同佳一案共同制定一项特殊安排，绕过在香港进行任何根本性立法改革的需要，但香港当局均未予理会。林郑月娥政府也无视香港顶尖法律专家提出的范围较小的替代方案。
政府的做法是有风险的：除了周日走上街头的大量民众，它还必须应对商界的担忧，而那是一个重要的选民界别。
香港本地媒体巨子、知名亲民主人士黎智英认为，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香港也会变成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城市。”亲政府的世家富豪田北辰及其他商界代表也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引渡法案将具有追溯效力，许多在香港生活，目前或过去在中国大陆经商的人，可能有过行贿或嫖娼等触犯中国法律的行为，这些都是在那里的成功人士经常要做的事。
长期以来，香港的富商和主要商界领袖一直热衷维护香港法治——对此也有一定影响力——哪怕只是因为法治有利于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因此早在2003年，他们中的一些人追随田北俊——当时的香港内阁“行政会议”的成员（现在他担任亲商界党派自由党的名誉主席)——反对香港小宪法《基本法》第23条的一项争议性安全法案。
如今，引渡法案更有理由让香港商界人士担心。它不仅会破坏香港的商业环境，还会让他们遭受中国当局的报复或敲诈——尤其是如果他们与美国有关系，而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的话。
2003年，这项安全法案在名为立法会的当地立法机构被田北俊和其他自由党成员否决——50万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起到了一部分作用。
林郑月娥试图安抚商界，并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缩减了拟议中应被引渡到中国的罪行——排除了白领犯罪和商业相关犯罪。大企业集团似乎对这些变化感到满意，但田北俊并不满意。周日晚上，游行结束后，他在Facebook上发帖呼吁林郑月娥暂时搁置引渡法案，因为香港“沉默的大多数”已经站出来表示反对。
香港政府当晚发表声明，敦促按计划对该法案进行审议。立法会将于周三再次进行辩论。随着立法进程的继续，冲突也将继续。
立法会一直遭到操纵，以至于现在立法会基本上听命于行政机构，而行政机构又听命于中央政府。但如果如林郑月娥一直以来坚称的那样，拟议中的修正案是她本人的倡议，为了取悦北京的主子，她可能做得太过火了。从周日的人群来看，香港人对大陆政府的蔑视可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会是北京想要的。
争取自由、正义和民主的公民抗议精神在香港依然活跃。游行的规模表明，香港人对北京的蔑视可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会是北京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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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香港的抗议者上街游行反对一项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到中国大陆的立法提案。 JEROME FAVRE/EPA, VIA SHUTTERSTOCK |
周日，数十万——可能超过一百万——香港人上街游行，抗议香港政府试图把这个单一的事件变成借口，让香港屈服于北京当局不断侵袭的威权主义。
来自香港的年轻男子陈同佳因去年在台湾度假时勒死女友而被通缉。他现已回到香港。虽然他是这起谋杀案的嫌疑人，但由于香港和台湾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他不能被送往台湾受审。（他也不能在香港受审，因为香港的法院对在香港以外地区犯下的罪行没有管辖权。）
香港最高级别官员林郑月娥今年3月提出，要提交并快速审议一项对现行引渡法进行修订的法案，从而解决这一问题。该法案将允许在台湾和香港之间引渡犯罪嫌疑人。她说此举将完善法治。
她还说，她希望通过在香港和中国之间进行类似安排来“填补漏洞”，另一名官员哀叹，自从英国将这个城市的控制权交给了在北京的中国政府以来，香港一直忽略了这个漏洞，相当于“鸵鸟了22年”。
对许多香港人来说，拟议中的法案就像一枚政治炸弹：它似乎铺平了道路，让中国几乎能以任何借口针对任何香港人，然后在大陆审判他们。在过去，要抓捕香港的反对人士，中国当局至少还要偷偷摸摸地使用丑陋的、明显是非法的绑架手段。
香港的多个民主派阵营和许多法律专业人士迅速采取了行动。还有一些商界人士。基督教会也大声疾呼：根据中国法律，将圣经运往大陆可能会招致严厉的惩罚。甚至最近从中国来的移民也在呼吁。在“雨伞运动”过去五年之后，争取自由、正义和民主的公民抗议精神在香港依然活跃。
这是有理由的。引渡法构成的威胁真实存在。中国当局强烈支持它。林郑月娥支持新法案的理由并不充分。她的动机令人怀疑。
《逃犯条例》于1997年4月（回归前几个月）制定，并于1999年（回归后）修订。林郑月娥的立场“显然是不实和荒谬的，”英国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最近评论道。“香港和中国大陆都非常清楚，我们不同的法律体系之间必须有一道防火墙，”他说。
一名台湾官员表示，台湾方面三次做出请求，要求双方政府就陈同佳一案共同制定一项特殊安排，绕过在香港进行任何根本性立法改革的需要，但香港当局均未予理会。林郑月娥政府也无视香港顶尖法律专家提出的范围较小的替代方案。
政府的做法是有风险的：除了周日走上街头的大量民众，它还必须应对商界的担忧，而那是一个重要的选民界别。
香港本地媒体巨子、知名亲民主人士黎智英认为，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香港也会变成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城市。”亲政府的世家富豪田北辰及其他商界代表也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引渡法案将具有追溯效力，许多在香港生活，目前或过去在中国大陆经商的人，可能有过行贿或嫖娼等触犯中国法律的行为，这些都是在那里的成功人士经常要做的事。
长期以来，香港的富商和主要商界领袖一直热衷维护香港法治——对此也有一定影响力——哪怕只是因为法治有利于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因此早在2003年，他们中的一些人追随田北俊——当时的香港内阁“行政会议”的成员（现在他担任亲商界党派自由党的名誉主席)——反对香港小宪法《基本法》第23条的一项争议性安全法案。
如今，引渡法案更有理由让香港商界人士担心。它不仅会破坏香港的商业环境，还会让他们遭受中国当局的报复或敲诈——尤其是如果他们与美国有关系，而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的话。
2003年，这项安全法案在名为立法会的当地立法机构被田北俊和其他自由党成员否决——50万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起到了一部分作用。
林郑月娥试图安抚商界，并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缩减了拟议中应被引渡到中国的罪行——排除了白领犯罪和商业相关犯罪。大企业集团似乎对这些变化感到满意，但田北俊并不满意。周日晚上，游行结束后，他在Facebook上发帖呼吁林郑月娥暂时搁置引渡法案，因为香港“沉默的大多数”已经站出来表示反对。
香港政府当晚发表声明，敦促按计划对该法案进行审议。立法会将于周三再次进行辩论。随着立法进程的继续，冲突也将继续。
立法会一直遭到操纵，以至于现在立法会基本上听命于行政机构，而行政机构又听命于中央政府。但如果如林郑月娥一直以来坚称的那样，拟议中的修正案是她本人的倡议，为了取悦北京的主子，她可能做得太过火了。从周日的人群来看，香港人对大陆政府的蔑视可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会是北京想要的。
练乙铮是一名香港及亚洲事务评论员，目前在日本甲府市的山梨学院大学(Yamanashi Gakuin University)担任经济学教授，他还是一名观点文章作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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