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的缺点，会变成国民性格的缺点

光绪二年（1876年）冬，晚清洋务名臣郭嵩焘奉命率30余人出使英国。这是中国第一次派出外交使节，意义自然非同凡响。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一举一动被其随同副使刘锡鸿严密监视。因为在保守派刘锡鸿眼中，西方就是夷狄，洋人的东西，都不值一提，他要提防郭嵩焘做出有损大清国威的事。

于是，在赴英之初，他列举了郭嵩焘的“十大罪状”，报告朝廷说郭嵩焘“投降媚外”，其中包括：

 

游炮台披洋人衣，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令妇女学洋语、听戏……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老顽固”，在被文明社会浸染稍久后，也主动承认：“欧洲诸国，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他甚至认识到，英国人之所富强，在于每个人挖空心思做生意，“……心愈用愈巧，货愈出愈多，商贾之揽巨资者乃愈众。豪富既众，则百货自易销售，贫民自易为生，国库自然充裕”。

 

 “中体西用”的失败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巨变。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系统性缺陷，在与西方的碰撞中暴露无遗。

 

然而，由于两千年的历史包袱太重，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官僚和知识精英群体，均无法摆脱“天朝上国”的夜郎心态，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异常艰难。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已开始学习西方。时值清政府刚受辱于英法联军侵华，又受困于太平天国暴乱，可谓内忧外患，学习西方在本质上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但是，主导“洋务”的张之洞、李鸿章等清政府实权派，却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奉行两大自以为“天经地义”的行动原则：

一是以购买机器设备办工厂为主，对西方的思想文化不屑一顾；

二是一切都在官僚控制下进行，事事以官办为主，拒绝西方的私营企业制度。

最终的结果是，虽倾尽国力搞了数十年，却效率低下，成效有限。

洋务运动的失败，不过用沉重的代价向国人表明，绕开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奉行“中体西用”，于西方文明的精髓，将始终不得要领，其失败几乎是无法避免。

这种局面，直到甲午战后，严复的译著出现，才开始改观。

 

正如《1840年以后的中国》作者王人博教授所言：

以”开眼看世界”思潮为中介，实现了从“经世致用”思潮到“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历史飞跃。

“西学东渐”的第一次浪潮

严复之后，胡适、贺麟、张君劢、张申府、吴宓、梅光迪等更多具有留学背景，对西方文化有深刻认知的知识精英，陆续加入到译介西方经典的队列。

从思想体系的角度看，在这短短半个世纪中，无论是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体系，还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主要思潮，都在中国初具轮廓。

 

涌入中国的西方经典译著，开拓了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为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成为中国社会转型重要的思想资源。

 

正是在这些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中国人的知识被重构。一大批兼具西学与国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陈寅恪、鲁迅等，利用西方思想资源，重建了中国的政治学、哲学、历史学和文学，让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接入世界文明的轨道。

 

这种贯通中西的努力，也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在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内忧外患不断的那50年间，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传统”与“西学”的缠斗

 

尽管这场“西学东渐”成就斐然，但两千年的历史惯性，成了中国的“裹脚布”：每当学习西方的步子迈得稍微大一点，便面临“全盘西化”的指责。

 

指责者们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所以文化就是民族的生命，文化亡则民族亡。

这种质疑看似有道理，但却忽略了“文化并非枯死的文物”这一事实。当一种文化没有适应力，不能吸收新的文化元素时，它才会真正衰竭。

 

事实上，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在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面临的，从来不是自身的传统文化会衰亡的问题，而恰恰是传统的守旧力量，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与抵抗过于强大。

还是胡适看得更远，他说：

“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扰。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

救亡压倒启蒙的遗憾

 

清末民初的第一波“西学东渐”浪潮，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仍生活在其延长线上，无论是思考框架，还是我们正在面对的历史命题，都能看到那个时代的影子。

 

然而，由于中国学习西方的时机十分不幸，这场浩浩荡荡的“西学东渐”，也留下许多遗憾。

 

当时，在国内，中国正处在政治动荡和民族危亡的双重困境中；在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被当作中国学习对象的欧洲，也正处于秩序重构，文化崩溃的时代。

因而，救亡压倒启蒙，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声势压倒了其他所有的声音。

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又一次被拖慢了，当历史的叙事最终变成激进主义狂想曲时，西学东渐中止了。

 

以开放心态，应对未有之大变局

当外来文明融入，究竟是学习还是对抗？这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条暗线。

 

其实，早在1840年，大清国就被迫打开国门，光是“要不要学习洋枪炮”就争论了20年，“要不要修电报”争论了12年，“要不要修铁路”争论了17年……

事实最终说明，这种蒙昧的议题，会随着国门的敞开，以开放的心态去应对，便会很快消除。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河流，那么思想就是碰撞在问题礁石上的巨浪。人类社会的一切变革和进步，都是在新的思想观念推动下进行的。而只有当观念能够自由碰撞，时代巨变亟需的思想资源才会脱颖而出。

1840年以后的中国，所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挑战，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所有历史经验。

因此，其应对之策，不在传统内部，而在其外。能否融入世界大潮，不仅取决于我们理解自身的深度，也取决于向外看的广度。

但是，我们毕竟没有任何人可以从那时的中国一直活到现在。因此，只能通过正确的历史，才能看清我们的位置，开放心态，才能赶上世界潮流。

在图书市场上，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作品，本土学者的著作汗牛充栋，国外译著也让人眼花缭乱。读得越多越发现，大部分作品都大同小异，1840年以来的历史如此重要，但视角独特，能抓住关键问题的好作品却少之又少。

王人博老师新作《1840年以来的中国》，明显有别于其他历史著作，作者用一种独特的“鹰眼视角”重新书写近代中国，将1840年以来的新思想、大事件、主要人物，用“立宪构建现代国家”这一主线重新串联，从而将历史与现实直接链接。

《1840年以来的中国》最大特点是融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于一书。

作者王人博老师是中国政法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他孤标傲世，不热衷，不盲从，不属任何派系。而他自己的信条则是：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是一位“孤独的敏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