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即將成為過去，此一年份，毫無疑問，將會是世界現代史上，除舊迎新、巨大的齒輪交接的關鍵一年。
如此歷史轉折的翻頁之年，並不常見，也不是第一次。例如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公認是西方告別古典、進入現代的分水嶺。那一年由巴黎開始，因為一場暴亂，產生的連串巨變，當時的局中人，包括前去拆毁巴士底監獄的巴黎平民，沒有意識到此一日導致歐洲君主政制的全面崩潰、激發了人權，令到西方進入 19 世紀的自由平等世代，改寫西方文明，沒有一個意識到自己是歷史的創造者。
2020 年，世界的大亂局，固然由袁國勇醫生確認的「來自武漢的病毒」成為誘因，但病毒之前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已經與世界產生協同效應。其中的悲劇人物，雖然渺小，但還是會帶著一陣異味走入歷史教科書的，將會是香港這位特首。
然而每一次巨變年，若拉闊時空的距離，回顧總會發現「江山代有人才出」，必須有與大時代相匹配的大人物和傑出的領袖湧現。正如在海邊滑浪，風浪愈大，必有在風高浪急尖端的弄潮兒。
也就是說，歷史運轉到了關鍵時刻，出現了一個龐大的舞台，必須有大明星出台表演，才與大舞台匹配。
以京戲為例：京劇生行的「譚派」，清末的鎭山名角譚鑫培，外號「譚叫天」，一直紅遍北京天津，培養了余叔岩、馬連良等後進，是一代京劇戲台天王。到了民國，輪到孫子譚富英。民國之後，在中共建國後的 50 年代，又輪到譚富英的兒子譚元壽成為名角。到了今日，譚氏的戲劇藝，雖有後人，時移世易，21 世紀，風華已不見當年了。
荷里活電影史也一樣。默片時代有華倫天奴和charlie chaplin。有聲電影時代：humphrey bogart、marlone brando、tom hanks，也是三代風格分明的小生。到了今日的 Netflix 網絡平台世代，那種高度的荷里活大明星沒有了。
1949 年中國大陸易手，是戰後現代世界史上第一個突變年。
其即刻伴隨韓戰爆發，美國即有強人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來人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一個做了總統，另一個在朝鮮半島主持戰局，雖然後來被杜魯門召回，但仍是一個強人趨變的格局。
艾森豪威爾的 8 年，美國有長遠的視野，堅強的意志，明確知道焦點所在。鞏固美台防衛盟約，扶植日本/南韓，為冷戰期間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打下堅固基礎。
第二次巨變年，是 1979 年。這一年，伊朗國王巴烈維被推翻，伊朗爆發原教旨革命，中東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在這一年開始蔓生，一直發展到今日的伊斯蘭國。
但是那一年戴卓爾夫人上台，隨後緊接美國的列根。70 年代，英國的工黨社會主義公共福利經濟政策完全瓦解，戴卓爾和列根的強大意志，不但促成 80 年代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大發展，而且導致 1989 年蘇聯帝國的倒台。
因此，1989 年又是另一巨變之年。這一年，蘇聯潰敗，本來是收割戴卓爾和列根的功績。然而，這一個在美國當政的是第二流的庸人老布殊，主張「六四」後，繼續與中國交往，而且將重點放在海灣戰爭的伊拉克。
老布殊只做一任，即被新一代的美國選民擁立了戰後出生的克林頓。1989 年的巨變年，未能產生第一流的傑出領袖，與上兩次相比，艾森豪威爾甘迺迪、戴卓爾列根這一等級的領袖，在 1989 年之後的英美歐洲不再復見。
反而因自由主義精英的興起，驕奢放縱，覺得真是迎來「歷史的終結」，與’中國製造‘的廉價劳动力緊密掛鉤，自我製造了金融海嘯「全球化」，令西方貧富懸殊加劇，精英墮落，於是才出現了一個杜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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