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相当多官宦富商的子女，他们既不缺吃也不少穿，可谓生活优裕，却宁肯背叛家庭，也要秘密加入党的组织，为宣传中的民主自由人民幸福，投身革命。
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就是这群人中两个典型的例子。
两人的父亲，皆属于国民政府的高官。陈布雷，今天的很多人也许不太熟悉，但抗战时期蒋介石有篇著名演讲，言及国家局势，惊心动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
如此掷地有声句句紧迫的文字，就出自陈布雷先生之手。其中警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在当年更是响彻四方，为四万万中国同胞广泛传诵。
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陈布雷的大名，可谓如雷贯耳。他也因其才华，被称为“领袖文胆”、“总裁智囊”。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总统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深受总统信任。
但他的女儿陈琏，却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陈琏20岁时便加入了地下党，并在这一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她秘密活动的上级，就是她后来的丈夫袁永熙。袁当时23岁，已经是西南联大地下党总支书记。抗战胜利，袁到北平，任“平津南方局”地下党负责人，北平学委书记，公开身份则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敌伪资产处置科科长。不久，陈琏也大学毕业，赴北平贝满女子中学任教。
这对恋人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积极组织北大、清华等高校学生开展反蒋游行示威活动，并利用与北平市长何思源等军政要员的特殊关系，暗中搜集情报。
为了更方便工作，经党组织批准，两人于1947年夏天成婚。陈琏是陈布雷最小的女儿，也最受疼爱，陈琏出生后母亲即患产褥热去世，这让陈布雷悲痛不已，从此将对妻子的爱全部倾注在陈琏身上，取名“怜儿”。
不过，陈布雷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这个怜儿却背着他参加了地下党，他对此一无所知。甚至对自己女婿的真实身份，尽管委托过北平副市长张伯瑾详加调查，也是毫不知情。其实对于深爱自己的父亲，陈琏并非想要一直隐瞒。还在高中毕业时，她便向组织提出申请，想去延安学习。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认为她留在大后方从事地下工作，对党的事业更有利。几年后，陈琏从西南联大转学至重庆中央大学，再次找到周恩来，希望能去延安。周恩来还是没有答应她的请求，而是指示她利用父亲陈布雷这层关系，为革命事业搜集情报，发挥不可替代的特工作用。
1947年8月10日，陈琏与袁永熙在北平成婚，婚礼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隆重举行，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及众多太太、小姐应邀而至，北平市长何思源亲自出面证婚。
原本，陈布雷女儿这块招牌，能为夫妻俩开展地下工作提供绝佳的掩护，但没想到，不久即事出意外。
北平地下党有一部秘密电台，可与延安直接联系。这年秋天，因电台暴露，叛徒告密，特务知道了北平地下党的活动情况，袁永熙的真实身份，引起特务怀疑。9月，军统特务从棉花胡同甲5号的房顶纵身跃下，包围了袁永熙和陈琏的住房，在其家中搜出了“民青纲领”等文件。
考虑到陈琏的特殊身份，特务们不敢造次，更不敢行刑逼供，只能把陈琏、袁永熙用飞机押送南京，关在国防部保密局，听候发落。
女儿女婿因“共党嫌疑”被关押在南京国防部，让一向“效忠党国”的陈布雷深感难堪。反复权衡之后，陈布雷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短信：“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
蒋介石了解陈布雷的性格，知道这个跟随了他20多年的心腹智囊，从不开口轻易求人。于是在一次宴请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后，告诉陈布雷说：你女儿女婿的案子，我派人查过了。你可以把他们领回去，但要严加管教。
1948年1月，陈琏先出狱。袁永熙则由陈布雷和国民党元老叶公超出面具保，在5月底获得释放。由于与“民青”的关系无法否认，袁永熙在出狱时不得不签了一份“悔过书”。不过他在“受共党蛊惑、误入歧途”这类词句前都坚持加上“并未”二字，以示不服。
1948年11月，国民政府在军事战场面临溃败，统治基础摇摇欲坠。眼见人心浮动，时局危殆，陈布雷忧心如焚，在和蒋介石面谈时，提到孔、宋、陈三大家族在战争期间大发国难财，如今国难当头，是否让其捐献家财以充军用，则国家还有一线希望。
蒋介石听了陈布雷这番话，认为有悖事实，加之心情不顺，一时怒从心起，反唇相讥说：“布雷先生连自己家的人都管不住，还如何谈论国家大事？”
陈布雷听后一言不发，便要告辞回家。看着老友日渐消瘦的身体，蒋介石关切的问道：“布雷先生贵体可否安康？失眠症减轻了吗？”
陈布雷叹了一口气说：“唉，不见减轻，似乎还在每况愈下。”
此后不久，处在身心交瘁的陈布雷，选择服用安眠药的方式，离开了人世，终年59岁。他在留下的遗书和致蒋介石的信中说：“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疲惫，思想枯涩钝滞”，表示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压力无法承受。
对于陈布雷的突然离去，蒋介石心伤不已，两次到陈公馆吊丧，又亲率国民党在南京的全体政要参加公祭仪式，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以笔墨辅佐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顾问，作了高度评价：“畏垒（陈布雷号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在致送的挽联中，题称：“当代完人”，上书“布雷吾兄千古”，下书“蒋中正敬挽”。
南京公祭结束，陈布雷被送往家乡杭州安葬，护灵队素车白马行至上海时，陈琏及其丈夫袁永熙跪拜迎灵，陈琏哭得几近昏死。
十九年后，上海造反派在《中央日报》上，查到陈琏1948年为其父陈布雷披麻戴孝的新闻照片，又在查抄陈琏继母家产的过程中，找到了陈布雷日记，日记中有蒋介石下令释放陈琏夫妇出狱的经过，也有陈布雷与女儿私下谈话的记录。这一切都成了陈琏“叛变”的铁证。
1967年11月17日，批斗陈琏的序幕正式拉开，宣传部召开全体大会，勒令她当众交代：是怎样向反动老子屈膝投降、变节自首的？受到蒋介石接见时，接受过什么指示？为什么在这之后仅一个多月，就匆忙进入解放区，到底是怎样混进革命队伍的……
这下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两天后，陷于绝望的陈琏于晚间11时从泰兴大楼纵身跳下。楼下传达室的工友沈文界，当晚值班，猛听一声巨响，见楼上坠下一个人来，就落在离他三四步远的地方。
后来，根据坠楼的位置，有人抬头望见11楼朝南的窗户敞开着，便找到11楼3号陈琏的家，叫醒了她家的保姆。几个人进入陈琏的卧室，被褥整齐，床铺空空，却四处不见人影。桌上，散放着一些写交代用的材料纸，其中有一封绝笔信。
也许并不仅仅巧合，十九年前的这一天，正是陈琏高举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挽联为父亲下葬的日子。
陈琏死后，对她的批斗并未停止。华东局机关召开声讨大会，列数其种种罪状，说她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文革中又抗拒运动，畏罪自杀，属于叛党行为，当众宣布开除她的党籍。
父女二人，皆以自杀结束一生。陈布雷死时，极尽哀荣，蒋介石亲自主持公祭仪式；陈琏身亡，却遭到为之鞠躬尽瘁的组织唾弃。
19年前，陈布雷临终前，曾对女儿有过一番叮嘱，告诫她说：“政治这个东西不是好弄的，凭自己的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万，千万！”
但陈琏没按父亲说的去做。
不知九泉之下，父女二人见面，会如何对话？
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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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党史上，有这样一批特殊的党员：他们的父亲或亲戚是国民党高官，而他们利用这一特殊背景，为中共暗中效力，收集情报，策反国民党官员等；或抛弃家庭，成为中共统战的棋子，对中共可谓立下了大功。中共建政后，他们选择继续追随中共，选择留在大陆。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一决定让他们万劫不复。
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爱女自杀
陈布雷，民国时期著名文人，才华出众。他长期追随蒋介石，参与国民党上层决策，为蒋草拟了大量文稿，素有国民党“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之称。在国共内战国民党军队溃败的1948年，理想与现实的背道而驰让陈布雷选择了服药自杀，并留下8封遗书。蒋介石闻讯后，偕夫人宋美龄亲往中国殡仪馆吊唁，并亲写“当代完人”横匾一副，还命蒋经国去杭州参加公葬。
让人不无错愕的是陈布雷8个儿女中竟有4个儿女是中共党员，尤以其爱女陈琏最具传奇色彩。
1919年出生的陈琏，是陈布雷最钟爱的女儿。因陈夫人生产时身亡，所以人们怜惜地称她为“怜儿”。陈琏6岁前一直由外婆抚育，被宠爱有加，是以性格中有一些任性与倔强。6岁时，她才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后来违背了父亲的意思，自作主张考进了杭州高等学堂。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琏随陈布雷到重庆上中学。期间，她读到了中共在延安出版的一些书刊，思想比较激进，并在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高中班主任的介绍下于1939年加入了中共，之后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学习。
当时昆明“左”派人士甚多，中共地下活动也异常活跃，陈琏也加入其中。1941年，国民党为反击中共不抗日打友军的做法，在皖南一带消灭了叶挺部的新四军，同时还加强了对中共地下党员的围剿。在中共的安排下，陈琏也秘密撤离了昆明。尽管陈琏渴望前往延安，但中共却是另有打算。在邓颖超的劝说下，在外躲藏一年后的陈琏回到了陈布雷的身边，并利用父亲的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搜集情报。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陈琏执意要去北平（北京）教书，把家安在上海的陈布雷在犹豫后同意了。
在北京期间，陈琏与另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袁永熙结婚，婚礼十分隆重，不仅众多国民党达官贵人、军政要员、社会名流等参加，而且证婚人是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但陈布雷因公务在身，没有参加。
陈琏的特殊身份为夫妇二人在北京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不过，在二人结婚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当局在查获一处中共秘密电台时，发现了“袁永熙”的名片，导致二人被捕。因缺乏明显证据，国民党北平当局将二人以“共党嫌疑”空运押到南京，交国防部由保密局处理。此事自然也惊动了蒋介石，蒋在反复调查后证实与陈布雷无关。同时，因无法确认二人的中共党员身份，蒋告诉陈可以保释，但请他“严加管教”。
1948年1月底，陈琏被保释出狱后，回到慈溪老家。几个月后，袁永熙也被保释，陈布雷让其住到家中，并请来亲朋好友为他接风洗尘，并嘱咐他要“好自为之”。半年后，回到南京的陈琏夫妇遵照党的吩咐留在了陈布雷的身边，继续搜集有关情报。
陈布雷自杀后，陈琏夫妇前往苏北中共统治区，并在中共建政后回到北平。陈琏先后担任国家少儿部长、华东局文教处长、全国妇联执委等。袁永熙则在1953年担任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1957年“反右”时，袁永熙因被捕的经历以及是陈布雷女婿而被打成了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职务一降七级，送到一个边远农场去劳改，陈琏则成为“右派家属”，三个孩子也自然成为了右派子女。不得已，陈琏选择了与丈夫离婚，并独自带着孩子前往上海生活，希望可以躲过这场风暴。
然而，让陈琏没有想到的是，1966年的文革将自己彻底打入了深渊。1967年4月，华东局机关将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并派出专人去外地调查她的历史。9月，又一批人员出差为她的问题外出取证。陈琏还蒙在鼓里，对此竟无察觉。社会上一个个叛徒被揪了出来，她还对自己的问题处之泰然。她的姐姐担心地问她：“这回，他们会查你被捕的问题吗？”她说：“我的被捕早有结论，出狱时什么手续也没有办。小袁这回可能要遇到麻烦了。我没有事儿！”
陈琏说得不错。在她的档案里，有中央青委组织部1949年6月24日的正式结论，明明白白写着：“陈琏被捕后由家庭保释，狱中没有暴露组织，出狱时未办手续，出狱后积极寻找组织，来北平后积极工作——同意恢复她的党籍。”
可造反派们还是找到了陈琏是“叛徒”的铁证，那是一张蒋介石夫妇吊唁陈布雷时与其家人的合影。有口难辩的陈琏最终选择了自杀。1967年11月19日早晨，身着一身整洁衣服的陈琏，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楼上一跃而下，死前留下绝命书，表示“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时年仅48岁！
陈琏自杀后，对她的批斗并没有停止。华东局机关召开声讨大会，列数种种罪状，说她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文革中抗拒运动，畏罪自杀，这是又一桩叛党行为，并当众宣布开除的她的党籍。
而陈琏的从美国回来投奔中共的二哥陈过，文革期间被诬为特务，在杭州跳楼自杀未遂而致残；陈琏的幺弟陈砾1952年加入中共，文革中也被批斗。
多年后，陈琏的儿子如此说道：“我父亲兄弟三人参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结果一个被错杀，两个后来成了‘右派’，加上我妈妈在‘文革’中的惨死，简直是无一幸免！那么，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是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周佛海之子被关18年
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周佛海，在认清了中共后，于1924年脱离共产党，加入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撰写了大量反共文章。他也因此被中共视为“不可饶恕”的“叛徒”。1938年，他加入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南京高院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因心脏病猝死。
据大陆媒体报导，周佛海的儿子周之友原名周幼海，他因从小被同学们骂为“小汉奸”，并且有同学将这三个字用刀刻在他的书桌上，而深感耻辱。之后，在读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美化中共的《西行漫记》等书刊后，开始对中共抱有好感。
1946年8月，周幼海正式加入中共，为中共“特别党员”，改名周之友。随后，被中共特务头子之一扬帆派回上海，在田云樵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肃反工作委员会从事策反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干将。不过，他的公开身份是在中央商场二楼交易所做投机生意的商人。
因为其特殊的身份，他得以结识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周之友多次暗中策反，不时把重要情报报告给田云樵，他曾参与策反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和浙东税警大队长。
中共建政后，周之友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冤案牵连被捕，被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10年。出狱后，以“反革命罪”又被判处管制3年。1967年受刘少奇冤案株连，再度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关就是8年。1983年周之友获“平反”，出狱两年后离世。其人生中最美好的18年都在中共的监狱中度过。
被中共欺骗的陈琏、周之友的下场或许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从中得到启悟。
傅作义长女凄惨下场
当年，中共军队可以兵不血刃占领北平（后改称“北京”）的直接原因是时任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指挥官的傅作义，接受中共条件，率25万守军投降，而迫使傅作义做出如此选择的是他的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长女傅冬菊。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的生存发生危机，急需了解蒋介石的全面部署，中共遂命令傅冬菊回北平窃取傅作义寝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通过同父异母的5岁小弟弟，傅冬菊顺利拿到了保险柜的钥匙，打开了保险柜，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随后，又让小弟弟把钥匙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并保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中共很快得到了这个胶卷，称之为“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傅冬菊出卖了父亲，也出卖了国民政府。
随着战事的发展，在潜伏在蒋介石周边中共间谍的配合下，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节节败退，华北陷入危机。
彼时的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他曾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来，中共军队逼近北平时，是否把华北和60万军队交给中共，这个责任感和现实状况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痛苦到“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
由于傅冬菊屡屡将傅作义的大量军事情报秘传给中共，让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失败。她在劝阻父亲傅作义不要率部南下、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的同时，还把父亲兵力部署、战略意图等情报及时汇报给中共，以致使中共根据取得的情报掌握战机，下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将傅作义及其所率部队困在华北。
根据傅冬菊提供的情报，中共做出了和平解决北平的决定。而为了北平千万百姓免遭涂炭及北平这座五朝古都大量稀世文物得以保存，傅作义接受了中共提出的秘密和谈，傅作义与毛及中共中央的联系均通过傅冬菊，彼时傅作义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早已背叛了自己。
秘密和谈结束后，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起草了一个《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致傅作义的公函（最后通牒）》。这封公函措词极为强横、严厉。信中说：“……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将军及贵党统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贵将军自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在傅冬菊接到邓宝珊与中共代表苏静转来的这封信时，深怕“士可杀，不可辱”的父亲临时改变主意。于是，故意将这封公函放在了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室的文件堆下面，让傅作义看不见。
直到1949年2月，中共军队入城并公开发表此通牒，傅冬菊才不得不把此信原件从文件堆下面拿出来交给父亲。傅作义看过，当即痛骂女儿不忠、不义、两姓家奴。
让作为中共拿下北平功臣的傅冬菊没想到的是，自己在以后的岁月中境况凄惨。
1949年后，傅冬菊长期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文革期间，她还是被作为“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给揪了出来，遭到残酷批斗。在她去探望父亲时，自身难保的傅作义对她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
内心不解、痛苦的傅冬菊在给毛写了两封信后，最终获得了自由。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前些年房改，需要个人将公房买下来，而这象征性的不多的钱，她都拿不出，以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实际上傅作义上交了多处私人房产，退回一处给他女儿住，完全合情合理，但没人理这事。
2007年，傅冬菊离世。他的父亲傅作义则是在1974年4月病逝。或许，离世前，她才明白为何父亲当年骂自己“不忠、不义、两姓家奴”吧。
国民党元老居正女儿女婿双亡
居正，国民党元老之一，曾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瀛棣，居正的女儿。1935年夏，居瀛棣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其间，她结识了一个叫周曼如（后改名周南）的同学，她是中共周边组织成员，并深受其影响。
1936年夏，居瀛棣在一些教会大学在浙江普陀山举行联合夏令营的活动中认识了祁式潜，当时的祁式潜是金陵大学的学运领袖，早已受到中共极深影响。后来，居瀛棣回忆说：“这偶然的相识，不料是根本改变我今后思想生活的渊源。”
最终，祁式潜并不知道居瀛棣是居正的女儿，只是觉得这个女学生穿着很朴素，也很有个性。后来，在祁式潜知道了她的身份后，就把她作为“发展周边团体”的物件，慢慢的两人之间又产生了爱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已秘密加入中共的祁式潜回到扬州，组建了隶属于中共南京市委的中共扬州支部。居瀛棣也决心追随祁式潜的步伐。1939年2月，居瀛棣加入中共。同月，两人完婚。
从1938年9月到1943年7月，居瀛棣（化名朱慎）和祁式潜（化名赵政）在中共鄂东、鄂豫皖、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由于祁式潜夫妇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成了根据地（尤其是淮南根据地）的知名人物，多次受到刘少奇、陈毅的接见。陈毅曾说：“共产主义是真理，不但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人投身它的门下，连居正的女儿也相信共产党。”
1943年4月，日军进攻淮南根据地，区党委部署妇女和儿童疏散。居瀛棣遂携两子经区党委批准潜入上海，同时淮南区党委开始了整风运动，随即又展开了“审干”运动。8月，由于受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负面影响，作为淮南区党委高级干部的祁式潜被迫出走，由此引发了淮南东南地区一大批干部受到怀疑，有人甚至断言南京学联是一个打着红旗的特务组织。祁式潜赴上海与妻子团聚，其间（1943年8月至1945年8月）未能与中共组织联系上，事实上形成了“脱党”。
1944年1月，祁式潜夫妇赴重庆，居正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祁式潜，虽然居正对女儿女婿的共产党身份早就有所耳闻，但因深爱女儿，一向持反共、剿共态度的居正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设法将女婿安排到财政部属下的花纱布管制局任视察一职。1945年8月，从事秘密工作的祁式潜被捕入狱，居正出面将他营救出来。
中共建政后，祁式潜被任命为上海联络局专员兼秘书处处长，居瀛棣被推举为上海市静安区的人民代表。文革爆发后，祁式潜被打成了“小三家村”成员和“叛徒”，1966年8月4日服下“敌敌畏”身亡。造反派马上召开批判大会，宣布其为“畏罪自杀”，开除党籍。
居瀛棣为夫申冤近3年后，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翻案集团”头目，1969年离世。他们的儿子嵩年也被关在监狱中。
傅冬菊和居瀛棣至死可明白，在她们背叛自己父亲的那一刻，她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张学良之弟临终明白自己恶魔缠身
在中共唆使下发动西安军事政变的张学良，在很多人看来是“千古罪人”。因为正是他这幼稚之举，使蒋介石剿共功亏一篑，并使中共借抗战时期发展壮大，最终窃取了政权，而政变后为中共抛弃的张学良也看清了中共的面目，并对自己的所为深表后悔，并在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同样受中共欺骗的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却是在临死之前才幡然醒悟。
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四弟。少年时即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933年即秘密加入中共，并受中共派遣到廊坊东北军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同年9月，在张学良的介绍下，进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学习。1937年初毕业后到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任见习排长、上尉参谋。1938年10到延安，其后参与了中共在日军后方有限的游击战争。
中共建政后，张学思先后任东北大学校长、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海军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张学思还几次受到了毛和周恩来的接见，仕途是一帆风顺。
然而，文革爆发后，张学思被批执行刚刚被打倒的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要其交代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并罢免了其海军司令部党委书记的职务。1967年7月，张学思被关进北郊卫戍区某团的一个营区里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里。房子很阴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湿，屋子不通风，很闷。
在关押期间，张学思除了写信给海军党委质询原因外，还给周恩来写道：“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在党内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虽然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军党委写了三封信，至今无回示也无人与我说话，因此给您写了这封信。”但他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音。
1968年，张学思住进了医院。最终诊断结果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二）肺原性心脏病；（三）重度营养不良。虽然病重如此，但他还是被送回了密不透风的小屋子里，没有新鲜的空气流通。张学思请求将窗上的牛皮纸撕下，但被拒绝；希望吃水煮土豆，也被拒绝。
1970年，张学思病情恶化，虽然周恩来下令全力抢救，但由于其长期被折磨，病情加重，于当年6月29日含恨离开了人世。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
结语
本文所列举的遭到中共迫害的国民党高官子女和亲属只是中共残害中国人历史的冰山一角。可以说，中共成立后，尤其是在建政后，没有什么人能逃脱其魔掌。从中共内部到中共党外，从中共高官到普通百姓，从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马前卒到中共的统战物件……中共如同一台绞肉机，将所有的人置于同一部机器下，蹂躏、虐杀、残害。这样的中共的存在，是中国人的也是世界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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