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紐約時報》發表練乙錚的文章，對海外華人時評人士的影響，大大超過了粵語讀者的圈子。除了《紐時》的地位和時機這兩個因素，文章影響大還有兩個因素，第一就是提出了「中共還能活多久？」這個許多人都會想到的問題，第二個因素更重要，那就是練乙錚指出了中共長命是因為有比蘇共更深的歷史和文化根源，從而觸及到了中國政治文化這個重大問題。
坦率地說，不少中國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在話語空間比較大的時候，曾偏向迴避中國政治文化這個問題，強調制度有優劣。這是出於認知還是策略，我看主要出於策略的考量。因為政治文化問題很難講清楚，策略上對反共也不利。但事後來看，這樣的策略對中國贏得自由可能不利。因為好的策略最終要依賴對文化資源的深刻理解和運用。迴避中國政治文化的難題鼓勵了制度決定論，而這種策略的失敗則助長了文化宿命論。這是我對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批評。
制度與文化的關係是複雜的，文化只是影響國祚的主要內因之一。歷史上，中國文明與其他文明比較隔絕，是幾個主要朝代進入衰敗期也能延續幾十甚至百年的重要外因。練乙錚正確地指出，在當代科技的支持下，中共專制有可能延續多年，但這個判斷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中共政權對世界秩序的穩定並不構成嚴重威脅，這恰恰是習近平定於一尊給世界帶來的嚴峻挑戰。
換言之，西方文明即使是在相對實力最強的時候，都不敢輕言征服中國，因為他們明白駕馭這個龐然大物很可能是自殺。但現在西方及其盟國的判斷是，有現代技術支持的中共政權，無論是對外擴張還是釀成內亂，都會給世界秩序帶來不可接受的威脅。因此，皇權文化對延續政治專制再有利，也未必意味著中共能再混幾十年，而比中共還能活多久更有意義的問題，其實是如何能減少中共政權給整個世界帶來的傷害。說實話，如果中共傷害的僅僅是中國人，就像計劃生育政策一樣，世界很可能繼續睜一眼閉一眼，但此次全球大疫有可能證明，這種可能性已不復存在。
按照這個邏輯，為了自身的利益和世界穩定，西方領導人和有識之士，並非如練乙錚所言，寄希望於中共的解體。事實上，西方領導人從圍堵紅色中國轉而支持中共改革開放，理由之一就是他們聽懂了鄧小平回應美國議員要求中共開放移民時的弦外之音，那就是中共政權的解體，可能是所有人的災難。問題是，西方現在發現，綏靖政策的結果可能是把絞死自己的繩索也賣給了中共。因此，我對練乙錚警告西方不要寄希望於中共解體，感到莫名其妙。
我認為他把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混淆起來了。由於歷史造成的文化差異，中國文明與西方和其他文明的衝突會長期存在，這會成為支持中共長命的一個因素，但即使沒有中共，文明衝突也可能導致世界嚴重失序甚至滅頂之災。但是，不能因此就把中共與中國等同起來，也不能把習近平和中共甚至和中國等同起來。現在,世界面臨的緊迫威脅不是西方要解體中共政權，而是習近平為了自己的春秋大夢，不惜我將無我，不惜讓中國文明與人類文明同歸於盡，(當然也就更不惜在和美國以及西方的對決中，導致中共政權災難性的解體。所以他叫做‘总加速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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