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底层社会，本质上是蛮荒。这正是被我们的“文明”所遮掩的，比如徐州，比如丰县。
连日来的关于拐卖的新闻，那么多的细节，那么多的案例，那么多尸位素餐，上下包庇，本质上就是这种蛮荒对于“文明”的践踏，本质上是铺天盖地的不把人当人的恶。
从两份通报，我们不难看出，在这样的事件中，从徐州到丰县，可能有多少的保护伞。有的是在先前就是的保护伞，有的是在舆情压力之下为了官帽被迫充当的保护伞。
那孩子呢？八个孩子，最大的已经23岁，已然是个成年人，剩下的孩子大多也都明事理了，如果他们尚且有一丝的良知，又怎么可能看着自己的母亲一直如此？孩子无辜吗？好像也不是。
那邻居呢？在曾经同一家作秀直播时关心过“杨某侠”的街坊四邻呢？如果这些人但凡有良知，杨某侠怎么可能跑不出去？如果没有整个周遭社会的熟视无睹，作为施暴者的“董某民”又如何敢在抖音上，堂而皇之的开直播？
在徐州，解救妇女是一件非常困难并且危险的事情。每个村口、交通要塞以及分界处，往往有老人提着铜锣值班把守，见到谁家媳妇逃跑或者外地公安进村办案，立马就敲响铜锣，片刻，整个平原大地铜锣响彻，每个家有收买媳妇的恶人立即组织追赶或通风报信，被拐的女性插翅难飞，而办案的民警在解救妇女时被数十上百，甚至数百的村民围攻也是常事。
微博上许多网民很天真的以为：铁链是用来防止“杨某侠”逃跑的，别天真了，她跑得出去吗？狗拴锁链是为了什么？是怕恶狗伤人！
如果你是杨某侠，但凡有一日的清醒，你不会屠夫、屠子、屠村吗？为什么有锁链？被绑着的都是那些不愿认命的人，是那些反抗的人，是在底层被毁灭了，决定以暴制暴的人。杨某侠但凡愿意屈服，又怎么可能被绑这么多年？
这才是真实的底层社会，这才是真正蛮荒之地的人吃人。
此刻，我们对于蛮荒的讨论来在了第二重：底层社会为何会与整个文明插肩而过？或者说徐州是如何数次与现代文明失之交臂的？
生存之恶
一如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表述的：自古以来，黄泛区都有蛮荒的底色
徐州，宿迁。整个苏北，都地处黄河下游，从古到今，这里的社会秩序都是极其脆弱的。因为古来有之的：辛勤耕作—积累资金—增购田产的发展模式在黄河下游行不通。
洪水过后，地貌大变，原有的地界、田界无影无踪，大家只能凭感觉重新划界，或者谁抢到就是谁的。当人们见惯了财物易手，连土地这个最重要的财产所有权都难以稳定维护时，人们对产权、人权能有多少尊重？
稳定的社会信用自然也无法建立起来。洪水一到，亲戚、朋友、债主、仇人，不是被洪水冲走，就是逃荒或迁居外地。在极不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模式会本能选择短期策略。
假如一个人不幸生在黄泛区，他应该选择怎样的生存策略？显然，积蓄财产和经营名声这种长期经营策略不会成为优选，只考虑眼前短期利益才符合理性，以及尽快逃离。
早在明清时期，大家就这么形容徐州， “民性不恋土，无业者辄流散四出，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
这座城市的人口凋零自古以来就是很严重的，他们的人口拐卖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抢的多了，民风就彪悍，两个月内，丰县法院曾判决了三起制造枪支，一起种植毒品案。
同时，你可以在现在的寻亲网站《宝贝回家》中，看到大量的寻亲的消息。
据统计，2019、2014、2006、2012年，不同时期的互联网中的徐州被拐人口到互联网求助。
清朝思想家魏源曾在苏北为官，他形容此处“土地荒芜，民惰而好斗，习于抢劫，故该地素称难治。”
制度之恶
在丰县，本质上极其缺乏一种现代社会基础的文明：制度文明！
而质问这种制度文明，则是有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的。“八孩母亲”来到丰县时是否是个正常人？
如果是，那么她后来的精神问题是谁造成的，这是否与反复的怀孕生子有关？
如果不是？那么一个精神病患者在没有亲属陪同，没有户口本的情况下是如何结婚的？
这一问，不仅可以替杨某侠发问，更可以替所有徐州被拐的妇女发问，制度文明的稀薄。一直以来都助长着当地的拐卖行为。
不仅如此，在丰县的数篇官方通报中，我们可以更加淋漓尽致地见到当地社会对于这种拐卖行为的袒护。所以丰县不行才要找徐州，徐州不行才要找江苏，那江苏再不行，小小一个丰县又要谁来查呢？
是的，原本，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保护这种制度文明，因为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础，本质上保护的是以：尊重，自由，法制，人权为基础的社会构成。
如果没有呢？如果没有，这个社会就会迅速的沦落至蛮荒，沦落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沦落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如果在这座城市里，文明和教化已经荡然无存，如果在这座城市里，丛林法则中的弱肉强食才是唯一的标准，那么，一个没有背景的人，如果想当一个好人，就必然落入底层：
才华横溢的人会被筛掉。
天性善良的人会被淘汰。
刚正不阿的人会被毁灭。
当价值混乱时，钱，就会变成尺度。
在这样的尺度下，连人自身，都会被变成可以换钱的标准。
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要么只能放弃自身的道德与良知，要么只能逃离当地，去到文明世界的本土。
精神之恶
更重要的则是关于精神文明的，底层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是一种古来有之的传统。
在《水浒传》中我最喜欢的女人是潘金莲。印象最深的，是一段她与武松的对话。
潘金莲：本来，一个男人要折么一个女人，就有许多男人都帮忙，乖乖让男人折磨死的，才是贞洁烈女。受折磨不死的，就是淫妇。不愿受男人折么的女人就是罪人。怪不得叔叔是吃衙门饭的，也跟县太爷一样，只会说一面儿女的理。
武松：嫂嫂，你一派疯话，我完全听不明白。
潘金莲：叔叔，你还是糊涂点吧，你要是明白，就做不了圣人之徒了。
看到“八孩母亲”的故事时我总想起她，如此这般的女人，怎会在穷乡僻壤嫁给一个卖烧饼的武大郎？你又焉知，那碗药不是一种自我救赎？潘金莲所说的那番话，恰恰也是今日的，丰县的现实。
精神病不是傻子，她们的话耐心认真听，是有自己的逻辑跟规律的，只是思维特别短，跳越大，所以一般人听不懂。但是随便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都能找到他们的逻辑。杨某侠一直说：“他们不让我走。”“这世界不要我。”“他们一家都是强奸犯。”这是她极其混乱的时候深深印在她脑子里的概念，她究竟受了多大折磨，才会一直记着这些事？
精神文明的定义，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对弱者的同情、对正义的捍卫、对邪恶的鞭挞、对是非的拷问，这是正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发生着的，而这些东西却从未存在于丰县当地。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先知先觉们已经在说这些东西，梁任公、胡适之、周树人、梁漱溟等无不在以不同的方式翻来覆去地讲着同样的话：“蛮荒的出路在于脱离蛮荒，包括脱离各种恶习，接受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而我们今天做的很多事，并不比一百多年前的前辈们来的高明。
对待妇女的态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个人精神成色的重要标志，如果我们对那些明知是蛮荒的恶劣习俗视而不见，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谈论大国骄傲？
每一个社会都有德行污烂的地盘人群，只是每个社会中地盘人群所占比例不同，这是一个基本现实，但我们的社会如何处理，却至关重要。
此时此刻的很多人，也许没有意识到，“八孩母亲”已经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案，它决定了往后很多年我们对于文明社会的信心，当有一日我们走在街头时，是安稳，还是人人自危。
这将是标志性的一案，不仅仅是时间本身的样本性，更是整个社会与政府的标志性：标志着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这个事件需要全媒体、全民、全社会的关注。此时此刻，我们的目光，其实是一种文明的凝视，它可能不会有立竿见影的变化，但却可以潜移默化的推高这个社会的下限。
这种全社会的注意力的聚拢，是一束光，聚焦丰县，是为了把这束光照进去，就像太阳照射下的放大镜可以点燃枝丫，文明的关注，也能为蛮荒带去火种，以期在某个意料之外的时刻，迸发出振奋人心的力量。
而文明，则是降低治理成本的重要一环。
良知尚存的中国人里，若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如不是高明的野心家，不妨认清现实，用目光，点燃一下枝丫。“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果没有炬火，我便是那唯一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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