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丰县铁链八孩母亲事件在虎年前曝光。事件过程和恶劣程度有目共睹，无需赘述。自事件发端至今，人们的道德底线屡遭沉重打击，引起互联网上一波又一波舆论滔滔，公众义愤填膺。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一开始当地各级有关部门、大小正式媒体、相关妇女组织的寂静无声，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其后在民愤压力下如挤牙膏般一节一节出来四个通报，而每个通报都被视为应付搪塞，漏洞百出，线索混乱，难以服众。
我们将四个通报罗列于此，是为了通过文本的比较分析，透视其不被公众相信且引起愤怒的原因：
此处我无能力评价各种见解和推测是否成立，仅从社会学视角对事件所呈现出的信任危机做一简要概括：
第一个通报（1月28日）：杨某侠与董某民1998年登记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
第二个通报（1月30日）：杨某侠于1998年在欢口镇与山东交界处流浪乞讨时被董某民父亲收留，后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DNA比对和调查中未发现拐卖行为。办理结婚登记时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信息进行严格核实。
第三个通报（2月7日）：杨某侠身份已经公安部门调查认定，原名小花梅，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同村桑某某受其母亲所托带其到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家嫁了，后小花梅走失；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DNA鉴定，八个孩子与董、杨均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第四个通报（2月10日）：经DNA检验对比，结合调查走访，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经公安机关侦查，董某民及桑、时涉嫌拐卖妇女罪，已对三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四次“权威发布”，戏码不断变幻，从起初的“婚姻合法”，“不存在拐卖“；到交界处能捡来流浪女并收留做老婆；从远赴某县治疗精神病再顺便“找个好人家嫁了”；又到“非法拘禁、涉嫌拐卖”，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个合法–行善–帮助–违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如此“权威发布”让人如何相信？关键证据是什么？法律正义在哪里？道德谴责又在何方？如此“权威发布”在聚细为流、汇弱为强的民间质疑面前不堪一击。
人们同样无法理解的还有，一个“局部”的、“个别”的事件，明明存在着明显的重大犯罪嫌疑，却为何层层触动不了，级级态度暧昧？视而不见甚至庇护、开脱这样一个最基（底）层的家庭/ 村庄的不堪行为到底是几个意思？还有一个无法理解是，据《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发布的消息：2020年全国走失人次达100万（http://mobile.rmzxb.com.cn/tranm/index/url/www.rmzxb.com.cn/c/2021-02-26/2793905.shtml），“走失”一百万！这意味着什么？“走失”，又是什么概念？现代高科技突飞猛进地发展——监控、记录、搜寻、DNA验证等等技术手段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寻找、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时没好好利用？它们会自动选择性应用吗？
上述三个无法理解和公众质疑涉及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既信任危机，这是一个几乎每遇重大事件都会出现的现象。人们常把这种舆情危机和信任危机称之为“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塔西佗陷阱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意指倘若公权力失去其公信力，无论如何发言或是处事，社会均将给予其负面评价。此后人们将其引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指当公权力部门或某一机构/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其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1%94%E8%A5%BF%E4%BD%97%E9%99%B7%E9%98%B1/2604169）。对这一借用概念，《人民日报》曾整版撰文指出“塔西佗陷阱不能盲目使用”，原因在于：“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天生的血脉联系。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始终注重保持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这是西方政党与政府无法做到的。因此，在中国讨论政府公信力问题，需要立足中国实际，不能盲目运用网络术语或照搬西方政治学理论，而应当着力构建与运用中国话语。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问题往往行不通。如果试图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为中国政府公信力问题寻找对策，就更会南辕北辙”。（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1217/c1003-29711345.html）
此处我们暂不讨论“塔西佗陷阱”是否可用于不同的政党与民众关系，只从现实案例出发，探讨信任结构是如何瓦解的。无论我们称之为何，这种信任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你也可以叫它“丰县陷阱”或“徐州陷阱”，总之民众就是不相信“权威发布”了：编，使劲编，任你说破了大天，我也不相信！
社会学对社会信任的关注由来已久。众所周知，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的区别体现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前者是对有特殊关系（如血缘、亲属、熟人、朋友等）之人的信任；后者则是指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信任，通常来自于对权威的信任，即对有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对专业体系的信任，即对有专业知识和规范的专家系统的信任；对规则的信任，即对制度、法律、法规的信任。系统信任中，对法律、制度的信任尤为重要。不难理解，现代社会的信任主要来自于系统信任。福山曾指出：“依韦伯之见，现代经济世界的形成与契约的兴起同样有密切的关系。产权法、契约和稳定的商业法体系等制度的发展，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所在。如果说规则和契约对现代商业来说普遍重要，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工厂，规则和契约离不开对信任的需要。”（福山：2001，201-203）
目前我们陷入的是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而且是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的双重危机。前者表现为“杀熟”和“凌弱”；后者体现为如丰县案这类重大事件发生时公众对公权力、权威、专家、官媒、司法等系统的质疑。
回到丰县一案，信任危机的形成机制颇具代表性。
首先，一旦说出第一个谎言，就需要十个、百个谎言来圆；只要欺骗开始，谎言就如同水流顺势而下，无法回头。
其次，谎言说惯了，殊难改正。比如一个说谎成性的人，年年说谎，月月说谎，天天说谎，偶尔有一天他说了一句真话，谁能相信？谁敢相信？能否跳出“丰县陷阱”，能否使信任危机有所改变，要看公权力如何作为，也要看社会力量即公众能否作为。信任的建立需要公众的主体性判断和自主选择，无论个人，还是机构或组织，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必须有更为公开、公正、透明和高效的作为，这正是重建社会信任结构和良性社会生态的基石。从诚实面对每一个事件做起，从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开始，一步一步稳健前行。如此才能制止社会生态的恶化趋势，逐渐形成上中、下、层都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利，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环境。
信任危机的缓解、公信力的重建殊为不易。事件发生至今，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并承诺彻底查明事实真相。这固然是多日来难得的好消息，人们在寄以希望的同时长舒了一口气。但我们心中的石头依然不能放下，因为常识告诉我们，顽症痼疾的治疗、社会信任的重建，不可能靠一次两次处理好矛盾冲突事件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仅凭高层出手就一锤定音，最终解决。社会向好、人心向善仍需全社会共同参与，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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