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究竟是在近代政治博弈中“幸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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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即民国二年），一份由内务总长朱启钤上呈的紧急报告，上呈到了刚刚坐上总统宝座的袁世凯的案头。该报告称：“中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使中国民都得休息。”
这是春节这个字眼第一次在中国被提出，算来至今，也就一百多年的时间。
朱总长之所以要打这份紧急报告给袁大总统，与此前一年在全国闹得鸡飞狗跳的“废除旧历”运动有关。
1912年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上台之后，颁布的头几条政令当中，除了剪除辫子，劝止妇女缠足等外，最重要的就是宣布将立刻废除旧历，而采用公历以便与世界接轨。
这样一来，旧历年当然就不能过了。民国政府宣布将“元旦”的“冠名权”从旧历年初一，挪至公历1月1日，于是旧历年就失去了名字，成了一个“非法”的存在。
民国政府如此急于改历，一般认为是受了日本的影响。
孙中山、黄兴等民国草创者早年都有旅居或留学日本的经历。而日本在明治五年（公元1872年）时就宣布革除从中国学来的旧历，改而推行从西方学的公历，到1912年时已经改了40年，被辛亥革命的志士们视为典范。
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弃用中国传来的“唐历”改用“洋历”，并非只为了“脱亚入欧”，而是有非常现实的考量——为了省钱。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政府曾经过过一段濒临破产的日子。当时，明治政府一年的岁入不到1000万日元，负债却高达1.3亿。说白了就是入不敷出，穷的叮当乱响，天天给慈禧老佛爷上一百单八道菜的“我大清”，那会儿可比日本阔气多了。
而不巧的是，明治4年，即1871年，明治政府又跟西方学，对日本发工资的方法进行了彻底改革。
以往幕府时代的日本给武士家臣发工资，都是按年发放，被称为年俸，其实当时的中国也是，你看古装电视剧里皇帝罚大臣，动不动就是就是罚俸一年，不是皇上心狠，而是当时俸禄就是一年起算。
但现在，日本士族没了，社会要脱亚入欧搞工业化，工业化的特点就是人口流动性比农业社会高，所以工资必须按月发放。
但问题随之就产生了，从中国学来的那套农历制度，纵有千般好处，但却有一个缺点，就是动不动就要来个闰月（每十九年七闰）。一闰月，政府就要凭空多发一个月的工资。阔气的大清不在乎这点钱，穷酸的日本可受不了。
于是缺钱就逼着日本硬把节日给改了。1872年，日本政府发布政令，从1873年起日本全国废旧历改新历。
那会儿的日本人也真是比较轴，1872年11月宣布要改历法，同年12月新历法就推行了，日本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告别了他们此前用了1500年的“唐历”。
这么一改，日本1872年的12月一下子只剩下了两天，政府宣布干脆这两天也不算了，并入11月。而1873年按旧历本应有闰，改历后也不用算了。这样一来，日本政府仅通过换个历法，就居然凭空省下了两个月的公务员工资……这手剥削社畜的技巧真是玩的溜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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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日本的改历之顺利，是明治维新成功的缩影，那么中国的改历之艰难，则是也算是中国近代革新艰辛的体现。
有明治政府的珠玉在前，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时，孙中山总统就想效法之。但他和他的同僚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当时的民国政府其执行力远没有日本明治政府那么强，而民间的守旧势力却又远较日本强大，所以政令一出，举国上下一片抬杠之声。结果是1912年1月月1日，只有在南京的民国政府自己小范围的过一把新历元旦，全国老百姓，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依旧在当年的2月18日，即农历初一过了旧历年。这一天全国上下家家放鞭炮，店店关门歇业过年，连在政府上班的职员们都多数请“病假”不到岗。举国一致，把临时大总统的皇皇政令视若废纸。
就这样，本来应该给新生民国政府立威的改元革历工程，反而闹了个大洋相。从侧面暴露了新生的民国政府的孱弱无力。
袁世凯上台之后，这个棘手的问题就又摆在了他的面前：历法还改不改了？硬改，法令没人执行，继续给政府出洋相。撤销，明摆着宣告政府改革出师不利，今后的工作更没法干了。
思考后，袁世凯就耍了这么个小聪明:新历年仍旧是法定元旦，但另行发明“春节”这个节日，安给旧历年。袁世凯还在批准推行春节的命令中特地加了一条：“在公人员，春节可予准假一日。”
注意，这里说的是“准假”，在当时的民国律令当中，春节其实仍不“放假”，但如果你是公务员，这天想请假则请便。袁世凯想的很明白，这一天你即便逼着他们来上班，也是磨洋工，索性让他们随便请假算了。
就这样，自1914年（民国三年）起，“过年”正式以“春节”的名义被沿用了下来。
除了春节，民国三年另一件流传至今的事儿，大约就是袁大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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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而变得臭名昭著，“春节”就被反袁人士一同反对了（“春节”表示自己很冤枉）。1924年，孙中山再次就提出了废除春节的建议，然而时值北伐战争在即，江山还没打下来，改历法这种事情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到了1928年，国民党击败北洋政府，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完成“统一”，为了体现自己是孙中山事业的正牌继承者，蒋介石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了废除春节的工作中。1928年12月，民国政府颁布《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明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全国使用公历，同时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并严禁民间过春节，贴春联，燃烟花爆竹、互相拜年等一切过年的民俗活动。
这使得1929年的春节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过得最为鸡飞狗跳的一个年。是岁，在国民党政府控制力较强的省份，都出现了警察上街禁放爆竹，禁卖春联，遇有关门歇业之店铺勒令其开门的事件。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但正如孙中山时代的临时政府对全国的控制是孱弱的，蒋介石的手中权力也并不如他想象那般强大。他“不许过春节”的政令在大多数地区都遭遇了“软抵抗”。
当时北京的《晨报》就曾描述：“就北京一城而论，在阳历新年的时候，除各公共机关门口结几块彩牌，与停止办公几天外，社会上绝无甚么表示为新年点缀的，而在阴历新年时候，无论何界都一律休息，而群趋于行乐一途，燃放爆竹彻宵不绝，比之阳历新年实在热闹百倍。”
湖南则流传这么一份打趣的对联：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讽刺的是，当初启发中国人动了改元念头的是日本人。最终，结束蒋委员长和国民传统这漫长拉锯战的还是日本人。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之下，民国政府再也无心就春节的事情与民众折腾了。最迟到1933年 ，民国政府对各地“不遵训令过春节”的干预完全停止，各地回归旧俗。而日后随着这一节日推行日久，废止春节最终成为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孙中山、袁世凯和蒋介石这三个人物围绕咋过年的这场争夺，其实就是这三个人物的政治哲学缩影。
作为激进的革命者，孙中山最重理想，一旦获得机会，就恨不得立刻革除一切旧习——即便做不到，也要先把口号喊出来。结果是，一些事情确实让他办成了，比如推行公历。
而袁世凯则是真正考虑实际的滑头政客、他不讲原则，官场油条，但却又最洞悉人性、是能成事的实干家。在处理过年这件事上，他的手腕在三人中也最为巧妙：用一个看似滑头的“春节”，和一天假期。规避掉了官民矛盾。
相比之下，蒋介石（至少自以为）是个政治强人，总试图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干成他想干的事儿。
理想家、政客、政治强人，人类的政治史往往就是在这三种人轮番操弄中曲折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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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很古老，但“春节”却是袁大总统的“发明”
春，定格在一个日出的早晨，虞舜辛勤耕稼的历山，早已炊烟缕缕，驱散了春寒裹着的睡意在晨曦中隐退。村民们，肩着锄，牵着牛，缓步东向。身后，鸡鸣犬吠，捣衣涤涮，一派暖意，为出耕的男人留下晚归的期待，支撑了一片生的苦乐滋味。
中国人“过年”，据说是从4000多年前虞舜时代开始的。
一天，这里要举行虞舜继天子位的第一件事儿，他要率全村人祭天拜地，祈求万物生长，人有口粮。据说这是个万物生长的季节，而这一天是这个季节的第一天。
从此，人们便把这一天当作一年的岁首。其实，岁首不仅是因虞舜这一天的祭拜，而是自然的安排，是勤于耕稼的舜观察到了万物苏醒的生机，发现了人顺应天地而生存的秘密。这个伟大的发现让他意识到，要以庄严神圣的仪式祭天拜地，告诫村民们，农耕渔猎的季节到了，新一年的劳作开始了。
这就是农历新年的由来，人们用过节的方式来迎接这一天，所以有后来的“春节”一说。
春节的叫法，起初并不一致。先秦以前叫“上日”、“元日”、“改岁”、“献岁”；两汉时，叫“三朝”、“岁旦”、“正旦”、“正日”；魏晋南北朝，称“元辰”、“元日”、“元首”、 “岁朝”；到了唐宋元明，相沿称“元旦”、“元 ”、“岁日”、“新正”、“新元”；清代，叫“元旦”或“元日”。民国时期，改农历用公历，“元旦”给了公历的1月1日，把农历的一月一日叫春节。虽然顺应世界潮流，但春节这一节日仍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其实，古时春节曾经指节气中的立春，也是一年的开始。汉武帝以前，岁首的日子也不固定，但在冬春交替的时节是古来共识，汉武帝时《太初历》完成，正式规定孟春正月初一为一年岁首，冬去春来了，一元初始，万象更新。
《说文解字》释“元”为“头”、“始”，这一天是一年之头一天，春季之头一天，正月之头一天，大好的“三元”日；这一天还是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亦是大好的“三朝”日。
在好日子里，自然将给予怎样的态度呢？发白冻僵的天地，从此开始解冻，开始绿意萌萌。而人又以怎样的心情身处这年、月、日之始的一天呢？当然是过节般的狂欢。
农历是农耕文明靠天吃饭总结出来的节气，是农人在自然变化的恩赐中总结出来的农耕智慧，是以自然法则为农耕立宪，是天人合一的完美表达，“万年历”仅用四句，便为自然立法。
简洁如杨柳沐春风，若腊梅敖冬雪；如朗月照秋水，若树下饮长夏。使农耕进入了文明时代。
农历是迄今为止最适合农耕自治的“宪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更替在民生的希望中转换，沉潜着对古意温暖的眷恋。
这一具有审美品位的农耕自治文明，产生的政治管理也带有美学风格，那风格特征便是关注民生的厚生意识。自然界的厚生起于春节，人文的厚生便有春天的味道，这大概就是虞舜祭天拜地的深意吧。
春节是春天的第一天，农耕文明过节，一定与节气相关。这一天万物复苏，是一年四季中最好的季节。用人类的伦理以及靠天吃饭的农作方式来看，这是个仁厚的季节，厚生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因此，祭天拜地的仪式，是昭诰天下，播种，采集，渔猎的季节即将开始了。
古人从这一天开始，感觉春风柔软，触摸大地回暖，观察春天的颜色渐渐舒展。春天是什么颜色？是厚生的绿色，这才是“青春”的原始意义。
青春是什么？是春天里的青色；春天在哪里？在东方。古人说青春与今人不同：春位东方，其色青。青春，是受谢，冬谢去，而青春受之。一谢一受，如友人揖别，春节是冬季和春季的分水岭。就在正月初一这一天，时间，被伦理化了，两个季节告别了。冬位西方，青春，也是东方受谢于西方。春色青，冬色白，青春，从“雨雪霏霏”的冬天，受谢了“杨柳依依”。
时令，从青春开始，阳和之气远出，万物熙熙而启蒙之。晋张载安有“石榴赋”：“有若榴之奇树，肇结根于西海，仰青春以启萌晞，朱夏以发采。”万物生长，都靠青春“启萌”，以青春作为生之引物。
于是，醒春的日子，生命呼唤生命，生命唤醒生命，万物复苏，青色漫染大地，传递生的消息。
古汉语中，“萌”与“蒙”通用，“启萌”也称启蒙。受春天启蒙之物，蠢蠢而动。何谓“蠢”呢？《礼记·乡饮酒义》说：“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圣也。”“蠢”，并非后来所谓愚，而是生命蠕动，万物苏醒之声，是春之声。
蠢动，就是生的启蒙，青春启蒙而生机动，蠢还与圣相通，繁体字“聖”为特大其耳，圣人能听到万物苏醒之蠢声，所以，厚生才是为圣的前提。曹植有首“迷迭香”赋，真是诗人之感怀，所谓“播西都之丽草兮，应青春而发晖。”
从青春启蒙到“发晖”青春，春节之后，万物洋溢青春气息，不仅“石涧泠泠流碧水，桃花片片泛青春”，还有“青春鹦鹉，杨柳楼台”。花草虫鸟如此，人呢？南朝梁元帝口占《春日》诗一首，人在此日必得酬躇满志，所谓“春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
杜甫有诗：“青春犹无私，白日亦偏照。”青春启蒙万物无私，白日照耀人世亦无私，因此，被青春启蒙的人，“发晖”青春，也要无私。白居易诗：“朝廷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
“有道”，就是生，青春使物生生，人来“发晖”，而有民生。以“有道”对“无私”，“青春好”对“白日闲”，如此雍容，而具厚生之大美焉。
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于耕田，终于饭碗，这就是为民生，也是春节的意义。“青春终日雨”，年成是自然的诗，更是民生的诗，诗人“最怜滋陇麦”。为了心中那个好年成，青春之于民生，是如此简朴，民以食为天，是农业文明最近的政治目标。从虞舜祭天拜地起，对政治就有了这种暗示。把天道引入政治，使政治有了形而上学意义的青春气息，是从孔子开始的。青春是天道，以生生启蒙万物，当其拟人化时，便使人生和政治都有了青春期。
青春期的政治，是具有美学风格的厚生，人民在仁之河里畅泳，在义之风中欢歌。孔子告诉我们，青春已经来了，天道还会远吗？他遥望天道，向我们启示了一个厚生的政治文化境界。
《后汉书·杨震传》有段记载说：“又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燋心。”民本主义是这一具有美学风格的厚生政治文化的最高境界了。
那境界，后来被康德一语道出，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在中国人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不是实体。孔子想要这一境界，提示理想，引导政治，可他，还有他一代代门人弟子，从未能找到制度的孵化器；境界虽然很高，却没能转化为厚生的历史实体——制度建设。
除了有厚生意味的民本主义外，只有民间在春节的日子里，历千年而不变。还记得厚生才是春节的原教旨，沿袭下来的传统，无不以吃为主要的庆祝仪式。
春节是农历新年，又称“过年”，是汉字文化圈以及文化中国里的年。过年是个快乐的过程，从腊月到正月十五新年结束，充满了禾熟味儿的过年气氛。
“年”字，最初的含意来自农耕，对过“年”的文化价值认同，恐怕就是取决于这浓香的禾熟味儿。《尔雅》疏云：年者，禾熟之名。每岁一熟，所以“年”就成了“岁”名。
“年”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字形为上“禾”下“人”的象形字，金文、小篆到异体字“秊”。禾，指谷物成熟；人，指肩抗谷禾。《说文》解释“年”为“秊”，是一人负谷。《诗·周颂·丰年》有一句：丰年多黍多秊；《春秋传》解释“大有秊”，年者，取禾一熟也。意为五谷丰收为“大有年”。
《谷梁传》也这么说：五谷皆熟为有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左传·桓公二年》有疏：“年训为稔。”年与稔同义。后引申年成，年成好坏，以谷物丰收与否为判断。
年者，禾熟之名，每岁一熟，于是年又是一个时间概念了。《尔雅》有记载，上三代尧虞舜时称一年为一载，是四时终始之意。夏朝称一年为岁，岁是木星，十二个月行一次，出自夏历夏小正。商代称一年为祀，让人联想“率民以祀神”的国家盛典。到了西周便称“年”了。
这便是《尔雅》注里所说的，岁取星行一次，祀取四时一终，年取禾一熟，载取物终更始。古人谓谷子一熟为一“年”，西周人过年，庆祝丰收的活动，主要是祭天祈年祈丰收。
西周是中国文化走向民本主义的开端，他们把民提到了神的地位，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他们的政治就要看民的脸色，是面黄肌瘦还是丰懿红润，“民以食为天”，是他们政治的最高目标。
尧舜时期的过年还未成规模，殷商过年活动主要是祭神、祭祖，西周的过年，在民本主义的观照下，开始了具有禾熟香味的农耕庆祝活动。
“年”的原教旨凸显出来，所以到了西周称“年”。《周礼·春官》记载了年岁序事的安排。周人很重视“年”的意义，其民生政策也是在此基础上的升华，依然是厚生理想的延伸。
《释名》解释“年”为“进”，进是向前的意思，人吃五谷杂粮，跟着“年”走，吃一年饭长一岁，所以年又引申为年龄的意思了，年夜饭一吃，在欣喜的期待中又长了一岁。
“年”是农耕文明肩起来的第一个希望和梦想，有了禾，这一年人们就可以“鼓腹而游”。过年就是对希望和梦想的狂欢，在狂欢中一步步贴近厚生的理想，这理想是所有生命的基本底线。所以，传统过年的狂欢，其实，都是围绕“禾熟味儿”的延展，在享受各种禾熟的饮食中不断附加文化值。
有一首过年的民谣吟唱道：“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蒸枣花；二十九，去打酒；年三十，包饺子；大初一，作揖儿。”这还是正月初一前的过年序曲，几乎每日以食为主，享受着一年劳作的“禾熟”年味儿。
其实，过年，是个反复享受禾熟香味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吃腊八粥就开始了。腊，是一种祭礼，夏称“清祀”，商称“嘉平”，周时改称“腊”。“腊”是从“猎”字演变而来的，所以“腊”“猎”相通。
岁终之际，农作物已收晒肩禾完毕，人们终于农闲了，便到野外打禽猎兽，用来祭祖先、敬百神，以祈福求寿、避灾迎祥，这叫“腊祭”。南北朝时，腊祭节共识为农历十二月初八，在这一天要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腊八节后，人们就开备置大量的吃货，准备过年了。
最有说服力的是“过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称“小年”，是家家祭灶的日子。祭灶，灶就要有神位，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
尊之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据说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饮食。吃喝是维持生命最基本的需求，灶王爷当然是司命的保护神了。
除了年夜饭，正月初一以后，许多地方还保留了为谷子过生日的习俗，正月初三这一天祝祭祈年，以禁食为米饭庆生。有的地方是在正月初八，祈求天气晴朗，阳光灿烂，这一年就是丰年，反之歉年。
虽然信仰追求唯一，但唯一性是人类信仰达到了宗教阶段的产物，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在人类信仰出于由迷信到习俗的阶段时，因假设万物有灵，也就完全有可能建立一种生活信仰。
因为这个阶段的信仰必须是建筑在生活基础上的，是和神的交易关系，这种生活信仰一般多具有功利性的交换意义。
中国人“过年”的热情，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生活信仰。一方面对天地、灶王神以及与禾熟有关的一切神深怀感恩，一方面向它们祈求五谷丰登。虔诚之于回报的强烈功利诉求，使得“过年”在百姓日用中，确实有一种信仰的担待。
过年，是个盛大宴饮与神同欢乐的过程，从腊月初八的腊祭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九，其中以腊月二十三、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
这段时间杀猪宰羊的食宴盛典基本都有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等祭神的说动，当然祭神要有说辞，祭神的目的，索要的回报是不菲的，对中国人来说福报多多益善。
诸如，二十三过小年的祭灶仪式，主要是"辞灶"，这个仪式是否圆满，关涉与过年关是否顺利。
这一天要送灶君上天，祭灶君之时，摆齐供品，焚香祭拜；第一次进酒，要向灶君诚心祷告；第二次进酒、第三次进酒之后，将旧有的灶君像撕下，连同甲马及财帛一起焚烧，代表送灶君上天。
灶君上天的目的，是向玉皇大帝报告他所在的一家，在过去一年的表现。为了让灶王爷说好话，祭品绝对不能马虎，仪式更要庄严认真。在之后的日子中，一家人在许多禁忌中等待着除夕夜，灶君带回神喻，听凭吉凶祸福。生活的命运就这样在快乐中赌给了神。
看看腊月二十三以后，家家户户贴的春联，讲究有神必贴，每门必贴，每物必贴，每一贴的背后，都是一个神的故事。所以过年春联多多益善，而多为敬仰和祈福之言。
诸如感谢天地赐禾之恩的联语：“天恩深似海，地德重如山”；求土地爷爷的联语：“土中生白玉，地内出黄金”；谢财神的联语“天上财源主，人间福禄神”；贴在井沿上的神联语：“井能通四海，家可达三江”。粮仓、畜圈等处的春联，则都是表示热烈的庆贺与希望，如“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米面如山厚，油盐似海深”；“牛似南山虎，马如北海龙”；“大羊年年盛，小羔月月增”。
除了贴神联祈福，各路神仙，诸如灶神、门神、财神、喜神、井神等，也与人们一同过年，备享人间香火。人们借此酬谢诸神过去的关照，并祈愿在新的一年中能得到更多的福佑。人们的生活希望恐怕都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从虞舜算起，中国人过了四千“年”了。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废除旧历改用公历，用民国纪年。决定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1月1日，旧历一月一日改叫新年，不称元旦了。
但过年是民间的生活信仰，谁都无法拨动这块“奶酪”，人们仍沿用传统农历过自己的年。1913年（民国二年）大总统袁世凯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1914年开始施行，自此夏历岁首一直称“春节”了。
十六世纪是世界文艺复兴的伟大时代，东西方同时涌现了一大批文艺巨匠。在明代，唐伯虎、文徵明、袁宏道、李贽、徐文长等等，他们比肩喷薄，以心试法，被时代目为“狂人”。“狂人”都是些否定现实、挑战常识的人，必定会因冲突而生悲剧，令人起形而上的幽思，落寞为审美的历史唏嘘。
读着他们的诗，品咂他们的人生，就想回到十六世纪去跟他们一起过年，然后，给自己许个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是做一个紧盯现实的独立牛虻，还是做个某某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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