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住铁链女的是中共的黑社会共犯结构

这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你能想像到的罪恶和你想像不到的罪恶都集中在这里。

2022年的元月份，北半球寒冷的冬天，在中国徐州丰县董集村，在一间没有门板挡风的阴暗屋子里，锁着一个衣着单薄的女人，她的脖子上拴着铁链，铁链的一端固定在墙壁上。以人的居住标准来看，那不是一间居室，甚至不是一间关押犯人的囚室，在人类的生活记忆中，只有动物才会被以这样的方式锁在这样的一间房子里。

从面相来看，这个女人应该40岁左右，她神智不清，大部分牙齿都已经不存在了，在过去23年的时间里，据说这个女人生了至少8个孩子，这个女人是谁？中国网民称她为八孩母、铁链女、徐子捌。

她的遭遇引发舆情的怒火，在舆论压力下，徐州当局发布了前后矛盾的四次案情通报，不过，几乎没有人相信官方一次次抛出的拙劣谎言。在微博平台上，半个月的时间里，有关铁链女话题标签的阅读量已近50亿。真相！人们高度关注这件事情背后的真相。有分析指出，随着案情不断深挖，沸腾的舆论可能使铁链女事件成为本世纪初遭广州执法人员违法关押、殴打致死的孙志刚事件以来，社会影响最广泛深远的里程碑事件。

中共官方四次谎言通告 个个被戳穿

2022年1月28日，一名博主在为徐州丰县董集村的一个八孩贫困家庭送援助物资时，意外拍摄到这名女子被铁链锁在破屋里。视频曝光后，铁链女的遭遇立即引发高度关注，人们将事情背后的真相指向人口拐卖、强奸、虐待，要求官方进行调查。

在视频登上热搜后，丰县官方1月28日立即发布通知说，该女子叫做杨某侠，是本地人，1998年8月与董集村的村民董志民登记结婚，不存在人口拐卖的问题，并解释说因杨女患有精神病会攻击老人、小孩，其丈夫才用铁链拴住她。但是在网友的质疑下，徐州官方又接连抛出三份通告，并不断修改说辞。1月30日，丰县官方发布第二份通告称，杨某侠在1998年6月流浪乞讨时，被董志民的父亲收留，杨某侠有智障问题，办理结婚登记时，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信息进行核实。在2月7号的第三份通告中，徐州官方又宣称杨某侠是云南亚古村的小花梅，她妈妈委托同村的桑某某带她到江苏来治病时走失，而这名桑某某没有报警也没有通知小花梅的家人。但是网友质疑为何看病不在云南附近，而要千里迢迢跑到江苏？此外，一个大活人走丢，既不报警，也不通知家人，这里面是不是涉嫌人口拐卖？2月10日晚，徐州官方发布了第四份通告，宣称经过实地调查和DNA鉴定，证实杨某侠（铁链女）就是小花梅，并承认这是拐卖人口事件，已经对人口贩子桑某某夫妇和8孩父亲董志民等3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不过，在徐州官方的第4份通告发布后，云南媒体的前调查记者马萨和铁木于2月12号发布了他们的实地调查文章《寻找小花梅》。文中说，他们到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和普洛村实地采访调查，发现小花梅的妹妹和邻居都不能辨认杨某侠就是小花梅，当地只有一条大街，却没有人能认识视频中的八孩母。街坊们也都否认此前有人来当地进行过调查。此外，小花梅是傈僳族人，但是影片中八孩母的口音并不是傈僳语，也不是怒族语。当地人认为，应当让“杨女”说几句傈僳语让其家人听一听，这样有助于证实其真实身份究竟是不是“小花梅”。

不过，对于让八孩母说傈僳语的建议，恐怕徐州官方永远也没有应对方案。DAN鉴定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造假，但是让一个不是傈僳族的精神失常的女人在镜头面前说傈僳语，这对一贯善于造假的中共当局来说，也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如果铁链女不是小花梅，那么，她到底是谁？其实，这个答案在视频传出几天后，差不多已经人尽皆知，只是中共官方一直试图掩盖真相。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黑幕呢？

都知道是李莹 但有人不能让她是李莹

早在1月29日，当八孩母的视频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之际，有微博网友发帖说，视频中的杨某侠与其叔叔家1996年失踪的12岁女儿李莹的容貌接近。同时这位网民也上传了当时失踪女孩李莹的家人发布的寻亲消息和照片。

寻亲登记信息显示，李莹1984年出生，1996年失踪，当时正在四川南充读小学六年级，上学之后就没再回来。当人们将李莹的照片和视频中的铁链女照片对比时，发现俩人惊人的相似。

之后，有关铁链女的更多内幕在网上曝光。有当地多名知情人向不同博主爆料说，铁链女是董志民的父亲于1998年花了几千块钱买来的，长期被董家父子三人强奸。不仅如此，很多当地的村干部、镇党委的领导也都强暴过她，有的党委干部的妻子还因自己的丈夫“偷腥”而大闹过。这些知情人说，铁链女1998年刚来董家时，大概十四岁，会说英文，说自己姓李，来自四川。知情人还说，铁链女因为性格刚烈，激烈反抗而遭到毒打，被拴铁链囚禁，牙齿几乎被拔光，最终被摧残得精神失常。

2月3日，网友曝光的一段视频显示，八孩母站在屋外，手指屋内，并用四川话骂道：“这一窝都不是东西，全家都是强奸犯！”

密切关注铁链女事件的公益团队“骄傲女孩”1月31日发文指出，专业人士根据照片分析认定杨某侠就是失踪26年的李莹。“骄傲女孩”在博文中说，我们这些天找了国际多家机构把四川李莹的照片与江苏徐州性奴案的受害人进行骨骼轮廓比对、眉间距精细测量、眼球大小精细测量等多项数据进行多机构、多次比对后，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说，她，就是李莹！

2月7日，“骄傲女孩”推特发布了一封署名李莹叔叔李大成的手书申请函。该函要求中国公安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主持重新采集李莹亲属和杨某侠的DNA样本，由有公信力的机构进行比对。

2月14日，中国网《名家访谈》栏目制片人、导演王圣强在微博说：自己现在在北京。“八孩母”事件是“我老家的事，就在我们邻镇。都知道是李莹，但是，有人不能让她是李莹。”

王圣强还在微博上写道：“丰县铁链女的牙，是用钳子掰掉的，男人……嫌她咬人，就把牙用钳子掰了。我家就是丰县的，我有当地村民的录音。”“村民说他爷三用一个女人，那时候老头还没有死。”“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仅涉嫌强奸，还涉嫌轮奸，罪恶滔天！罪恶滔天！天理不容啊！”

王圣强还解释当地政府为何不承认“八孩母”是李莹：“李莹的父亲是军人，保家卫国，自己的女儿都不能保护的了，……被拐卖到丰县，名字谁给改的？户口谁给办的？结婚证谁给办的？政府官员不参与能办这事？一扯能扯出一窝来，所以坚决不能是李莹！”但是当晚王圣强把相关内容全部删除了。王圣强说，是政府动用了当地多名亲戚劝说他删帖。

2月14日，一位自称是李莹父亲战友的老兵发视频，呼吁寻找在12岁时失踪的李莹，以告慰战友李大忠在天之灵。这位老兵要求徐州在第三方检测八孩母亲的骨龄，公布她的真实年龄。老兵还要求丰县公布董志民与八孩母1998年结婚时候的照片，由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或者国际机构，重新比对八孩母亲和李莹母亲的DNA，并且要尽快安排八孩母亲与小花梅的亲人和李莹的亲人相见等等。

那么，徐州官方为何不敢公布铁链女的结婚照？想一想，如果真的有铁链女23年前的结婚照，那么，她1998年8月时的相貌与1996年失踪时的李莹应该有多大的相似度？第二种可能性就是铁链女根本没有结婚证；而第三种可能性就是结婚证上的照片另有其人，根本就不是铁链女。无论哪一种情况，背后都是让人震惊的黑幕，都是徐州当局无法面对的。

2月15日上午，有关这起案件的结婚证终于被调查记者挖到。知名调查记者、《凤凰周刊》前编委邓飞在其微博上发布了杨某侠与董某民在1998年8月登记的结婚证图片，而结婚证上的这位杨某侠的照片和铁链女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徐州官方一开始就知道结婚证上另有其人，却一直试图用杨某侠的身份来调包铁链女。到了这里，案情出现了巨大转折，真相正在一步步浮出水面，那么，结婚证上的这位杨某侠，她人在哪里？而铁链女到底是谁呢？

隔着一个强权 铁链女回家的路有多远

徐州当局另一个无法面对的问题是，既然铁链女的身份已经被他们“通过DNA鉴定”为小花梅，她被人口贩子桑某某拐卖的事实也已经水落石出了，那么，她能和亲人相见吗？她能回到自己家里吗？不论是那个被中共强制“鉴定”的云南亚谷村，还是人们凭借理性和常识所“认定”的四川南充，总之，徐州的那个用铁链锁住她的董集村绝不是她的家。铁链女的一个儿子小光在一段网友采访的视频中说，他的妈妈在没有很疯的时候，在墙上写满了“我要回家！”

但是，铁链女如今的回家之路可能艰险重重。在铁链女视频冲上热搜的时候，徐州官方就立即启动了中共标准的维稳模式，将铁链女送入精神病院扣押。日前两位前往精神病院探视的女网友已经被当地警方拘留。此前，还有百人女子车队进入丰县去探望八孩母亲，并要送上一段祝福——姐姐，妹妹来了，世界没有抛弃你。但是当地警察把整个村子给围住，还威胁要逮捕带头探望的女子车队组织者。

铁链女既然是一个拐卖人口的受害者，那么，为什么不允许人们探视和献爱心呢？为什么要封村堵路，阻止人们探视和访问？根本原因就在于铁链女并不是官方所说的小花梅，而且徐州官方也绝对不能让她成为李莹，这就是徐州官方死守的底线，为了守住这条底线，就必须将铁链女控制在官方手中，不能让她自由接受探访。而外界担忧铁链女可能会被中共通过药物迫害，或者通过“手术”切除脑部组织，成为永远无法说出真相的真正精神病人。中共将如何对待铁链女？她的命运更加牵动人心。

铁链女被拐卖后身份被洗白，她悲惨的性奴生活被合法为自由婚姻，以及她被拐卖的受害者角色已经被坐实后仍然无法回家的残酷命运，这一切都是中共这个黑社会政权一手造成的。正如网友评论说——其实，铁链女与家的距离不只是隔了一条铁链，而是隔了一个强权。

拐卖妇女猖獗 中共提供市场保护

铁链女事件是中国近年来舆论关注度最高、大众质疑声最强的一起公共事件。随着事件的发展，网民开始高度关注中国发生的拐卖妇女和儿童的案件，此前的很多报导也被重新翻了出来。人口拐卖正在成为当下中国人最关注的话题，随着各种资料的汇集，有关这项罪恶为何可以长期存在、甚至从地下发展到公开化的深层社会原因，也正在一步步被揭开盖子。

根据2001年《南方周末》发布的一篇名为“被拐六年”的纪实报导。在1994年12月19日，当时14岁的北京女孩张小丫（化名）在上学路上被人贩子下药后拐卖到河北农村，长达六年之久才逃了回来。小丫被买回来三天就遭到强奸，一个星期后就被安排拍照和结婚，小丫被强奸时只有14岁半，而买她的“丈夫”田志宾已经30多岁。在拍照后不久，田志宾的“老姨夫”村党支部书记徐金池就送来了为小丫办理的新户口本、结婚证，这些证件上的名字、年龄全是假的，但公章却是真的。

根据1989年中国出版的《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一书中批露，女人成为四季畅销的“商品”，她们被人贩子从云、贵、川等贩运到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等地，被剥光衣服绳索捆住手脚公开售卖。书中说，自80年代以来，拐卖女人的罪恶猖獗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在山东与河南交界的一个热闹的集市上，人贩子公开拍卖妇女。从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到六十岁的老太婆，从农家女到女研究生，只要是女人就有人卖就有人买。书中还详细记载了在1986年至1989年这三年中，人贩子仅在徐州6个县（笔者注：其中包含铁链女所在的丰县）就贩卖了48,100名妇女。其中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被拐卖来的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书中记载，当地官方保护这种拐卖婚姻。

在铁链女视频曝光后，大陆前公安董广平对“大纪元”表示：“在中共治下，这种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存在了几十年。”董广平说：“拐卖妇女是一系列的团伙作案，包括一些计生人员，公安局、派出所警察、基层干部、民政局都参与其中，它都是勾结在一起团伙做案。”

据《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书中记载，贵州女子李小兰被拐到徐州，人贩子明目张胆地将她捆绑着送往买主家。她向路过的警察求救。而这名警察将李小兰带给自己的堂兄弟蹂躏，之后又把她卖掉，获利1800元。

近日，时评人长平回顾当年采访报导拐卖妇女和失踪儿童案件的经历，2006年《南都周刊》派记者调查全国失踪儿童，发现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失踪儿童数以千计，而绝大多数案件警方都不予立案，甚至拒绝提供现成的监控录像。长平说，这样的故事反复上演，失踪儿童家人乃至整个家族悲痛欲绝，倾家荡产寻子多年无果。而现实更加残酷，众所周知，绝大多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买家，是不会被追责的。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口贩子，也没有被追责。

毋庸置疑，拐卖妇女是一个贯穿古今、遍及全球的古老犯罪行业，但是，在中共之外的世界各地，这个行业的犯罪链终端一定是一些从事卖淫或者性交易的犯罪集团，这些犯罪集团需要通过黑市为受害女性办理假证件以逃避警方的检查；而在当代中国，在中共政权的全面控制下，拐卖妇女这个古老行业的犯罪链终端竟然是一本本政府颁发的充满喜洋洋气氛的结婚证、户口本和身份证。

在奴隶制被废除的当今时代，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政府都是不遗余力地打击拐卖妇女的罪犯，解救被拐卖的妇女。而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共政权却给这项古老的犯罪行业重新定位了新的终端市场，纵容并保护着这个新市场中所发生的虐待、强奸、轮奸以及谋杀等一切罪行。

在世界的任何地区，拐卖妇女一定是一项地下交易，是需要时刻逃离警方的搜查，避免被举报；而在当代的中国，拐卖妇女是一项半公开甚至公开的阳光产业，买方不需要逃避警方的检查，也不害怕举报。事实上，在中国的任何地区，谁家买了媳妇，囚禁着什么样的受害女子，当地几乎人尽皆知，但是由于中共官方的保护和纵容，即使有善良的人士想提供帮助，面对一个控制着全部社会权力、掌握着警察、军队的流氓政权，他们也显得无能为力。铁链女的遭遇在丰县和徐州当地，并不是孤例，而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所有这些受害女性的事例，在当地也几乎是人尽皆知。而铁链女之所以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完全是因为这项人口拐卖的产业在当地实在是太透明了，太“合法化”了，以至于当事人董志民完全没有避免被曝光的警惕性，竟然将父子三人轮奸受害女子生育的八个孩子，当作资本来炫耀，公开接受社会援助，最终导致铁链女的视频意外被传播到网络上曝光。

而在视频曝光后，在事件引发全国舆情甚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时，中共官方所作的一切掩盖、公开造假、删帖封号，封村堵路、关押探视网友、控制受害女子的一切邪恶行径，已经向全世界公开诠释了，为什么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可以在中国猖獗到如此可怕的地步。有网友评论说，丰县拐卖女性的处理方式更加鼓舞了拐卖团伙，就算在舆论风口浪尖，他们都不会害怕。

万恶之源 中共黑社会共犯结构控制全国

在中国网民群侦破案的倒逼之下，在官方的四次谎言通报全部破产之后，2月17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表态，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调查，对有关犯罪行为严惩，对责任人员追责，最后结果会向社会公布。

不过，基于共产党的本性，笔者相信江苏省官方一定会继续掩盖真相。迄今为止，有关铁链女事件中的所有真相都是网友通过现代社会便利的网络交互环境一点一点地共同挖掘出来的，而官方所扮演的角色则是封堵一切挖掘真相的渠道，甚至抓捕上门探访当事人的网友。铁链女最终能否获得真正的自由，取决于全国各界的良心人士如何继续突破中共的黑社会共犯结构，寻找到更多的证据和事实，将事件的真相完全揭示出来。只有到了这一步，在一切事实都已经无法遮掩的情况下，中共高层才可能会处理相关责任人，届时，铁链女才有可能回家。

这里，笔者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中共的黑社会共犯结构。在铁链女事件发酵之后，学者何清涟女士曾经发文，提醒公众不要忽视中国偏远农村存在的“小共同体共犯结构”，这是被拐卖妇女难以逃脱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何清涟女士的文章，在光棍扎堆的一些贫困村落，花钱买媳妇习以为常，而村民不会认为这是犯罪行为。为了保护这种“买来的特殊私有财产”，这些村落就会形成一种彼此默契的“群防群治”体系，以防止被拐卖妇女企图逃跑，包括村民会给买家通风报信，会拒绝配合警方的解救行动，甚至会聚集起来阻挠警察把人带走。对于被拐卖到这些村落的妇女来说，这种“小共同体共犯结构”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大网。

笔者认为，何清涟女士提到的所谓“小共同体共犯结构”其实只是“中共黑社会共犯结构”在中国农村的一种表现。而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这种黑社会共犯结构，正是当代中国一切罪恶的万恶之源。

早在2004年，在中国当时的一本禁书《中国农民调查》中，作者陈桂棣和春桃用一个个血淋林的事实记载了中共政权在其最基层——农村，已经完全黑社会化。这大概是中共统治下，第一本公开揭露中共基层政权黑社会化的调查报告。这本书揭示的事实深具启迪意义，要知道，中共对权力的控制是古往今来最严密的，可以深入到社会最细微的角落，而在中共权力体系中最基层的农村政权却已经全面黑社会化，中共基层政权和黑社会的高度融合，这也提醒我们，中共和黑社会本来就是一回事，中共本质上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

我们知道，要组建一个黑社会犯罪集团，必须维持两大组织特征：其一，一切成员绝对地服从老大，不服从的会受到惩罚；其二，一旦加入这个组织，就别想金盆洗手轻易退出，自动退出会受到惩罚或者追杀。如果我们将中共的组织结构特征与黑社会系统相对照，就会发现，中共和黑社会完全一致。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也有两大特征：其一，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上级绝对服从中央，不服从的要受到惩罚；其二，一旦入党，必须奋斗终身，不能退出，若要退出就是背叛组织，就要受到惩罚。可见，从以上系统科学原理来看，中共这个社会系统就是一个真正的黑社会系统，其党性（系统的组织特性）就是黑社会性。

中共这个黑社会集团在中国建立政权的一个可怕后果，就是将中国正常的传统社会结构全部解体，将中共自己的黑社会组织特性复制到其政权所能触及到的每一个社会细胞中，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街道，从学校到媒体，从汉族地区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都成为中共黑社会组织的一个个系统分支。而一旦这个系统做起恶来，这种黑社会共犯结构的系统特征就展露无遗。

很显然，在中共统治下的农村，任何做恶的小共同体共犯结构都无法脱离这种整体的黑社会共犯结构而独立存在。农村拐卖妇女如此猖獗就是这种黑社会共犯结构在起作用，这不是人贩子太凶残，也不是农民太愚昧，而是中共官员包庇、纵容和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的团伙作案，是中共这个黑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罪恶。这一点，我们已经从铁链女视频曝光以来，丰县和徐州官方的所作所为中看得清清楚楚了。

最后，我们简单讲讲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小共同体其实就是中国农村几千来的传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它以儒家伦理为文化核心，以宗法礼治为制度体系，以乡绅儒士为统治阶层，形成一种皇权之外的小共同体自治体系。

小共同体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秦朝以前，在周朝封邦建国的时期，从村庄到城市到国都，整个社会都是小共同体社会，彼时，人们以贵族的封地为核心在周边定居，形成一种以宗族伦理、宗法礼治为文化架构的小共同体自治社会。

第二阶段是秦灭周后，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建立起皇帝直接控制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体系，在郡县这一层面上形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大共同体社会，小共同体就在郡县这一级消失了，但是皇权不下县，在县以下的乡村，依然是小共同体自治社会。秦以后的时代，在郡县这个大共同体社会里，是儒家和法家共治的社会体系，形成了儒法并用、王霸杂之的统治体系，而在乡村的小共同体这里，依然是儒家宗法礼治结构的统治体系，这种大小共同体共存的双模式社会结构一直维持到中华民国时代。

第三阶段是中华民国时代，民国时代社会结构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大共同体上，在县级及县级以上的权力体系中，以宪政共和制取代皇权体制，以现代宪政法治取代儒法并用的古代统治体系，而在乡村依然是儒家伦理和宗法规范下的小共同体自治体系。

中国农村这种传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直到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中共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过程中，演变为中共黑社会共犯结构的一个分支。

中共建政后，在经历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等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后，无论是中国农村传统的小共同体社会，还是从县级到中央的大共同体社会，都被中共强制解体。中共的黑社会系统控制了中国的一切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将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变成一种黑社会共犯结构。以农村而言，土改消灭了地主乡绅阶层，消灭了农村传承儒家文化的主体阶层，十年文革又将人们头脑中尚存的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几乎扫荡干净。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只剩下了宗族，而没有宗法，只存在中共的基层黑社会政权，而不再有儒家伦理和道德规范，而这样的社会结构正是一切罪恶得以滋生的温床。在一个没有宗法约束的宗族之间很容易形成不讲伦理和道德规范的利益共同体，而在一个基层黑社会政权的保护下，这些利益共同体很容易演变成一个犯罪共同体，这正是让拐卖妇女这种罪恶在中国农村形成终端市场的制度和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