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始终无法摆脱“世界工厂”的宿命，但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会有很大的分别。台湾学者吴介明在他的专著《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中就富有洞见地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下经济奇迹的诀窍正是“顺着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而包括港资台资在内的境外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为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崛起解决产业经验、技术及人才匮乏等问题。在这本书中，吴介民将价值链的全球展开作为海外华人资金，特别是台湾制造业资金进入中国的起点，从微观层面的政企互动和企业生产活动出发，讲述了中国政府和台商共同推动了广东发展成“世界工厂”，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出发点。
吴介明《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吴介民用“寻租”这个概念来形容中国地方政府对外商经营活动的介入，将地方政府和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企业构成的“地方成长联盟”如何让全球价值链嵌入地方经济发展作为分析焦点。理论上说，寻租指的是官员私下索贿的个别行为，不利于经济成长，但在珠三角，寻租行为得到中央政府的默许，地方官员集体化、组织化、制度化、日常化地参与其中，形成“机构化寻租”。比如，外商为了投资设厂的便利，避免“违法违规”或“惹麻烦”，就必须向地方政府缴纳不同名目的费用，包括工缴费、管理费、特别费、挂靠费等。此外，地方政府也会在批租土地、缴纳五险一金等方面为企业大开方便之门来收取“服务费”。
由此可见，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改革派采取务实主义的态度，积极拥抱外资，创设“政策租金”，编织“权钱交易”网络，使得寻租行为反而成为一种不可言明的“准生产要素”，不但使得地方官员获利，而且帮助国家积累外汇存底，此外，各级政府也以招商引资的成效来考核官员，作为提拔升迁的依据。正是寻租行为的制度化奠定了中国过去40年经济崛起的基础，而寻租的主体包含在前台的地方官员和外资制造商（以台资台商为代表），以及在后头的中央政府与跨国企业，他们构成了一个攫取最大利益的跨层级政商集团，因此吴介民把这种发展特色概括为“寻租发展型国家”。
吴介民认为这套寻租模式必须嵌入在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才能成立，他在1994年首次进入珠三角时，刚好碰上改革开放在邓小平南巡之后重启，深圳东莞等地处处大兴土木、建造厂房、楼房和道路，传统的小村落快速成为工业区，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他们正是全球产业链迫切需要的廉价农民工，“民工阶级提供相对优质而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让不断寻找劳动力的全球价值链延展到中国，快速与中国沿海的地方制度结构产生镶嵌，而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环”。而管理工业区的地方官员则构成了一个特权的收租阶级，“他们征收工厂租金，土地租金，管理费、民工中介费用等利益。
农民工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生育政策与户籍制度相结合的意外后果，并且随着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对外开放的推进，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就业。但是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农民工的户籍仍在农村，从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到子女受教育权，农民工根本无法享有城市身份和公民权利，沦为二等公民。这种“公民身份差序”制度是“地方成长联盟”共谋的结果，使得政商双方皆能攫取最大的利益，而农民工则遭受来自国家和资本的双重剥削。
裴宜理在本书的英文版前言中写道“这种剥削机制是建立在限制自由迁徙的户口制度之上，该制度剥夺了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的权益。低工资让台湾资本家能够以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价格雇用优质劳动力，而户口制度则排除了民工的城市公民身份，使国家不必提供昂贵的福利开销。这种安排对国家和资本都十足有利可图，让地方政府以加工费、管理费、虚拟所有权合约等形式，向台湾投资者收取高额租金”。
在身份剥削之外，农民工还遭遇严重的阶级剥削，特别是港资台资企业以血汗工厂臭名昭著。珠三角的制造企业大都采取低成本战略，人为压低工人的工资待遇（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底薪），但为了追求生产效率和利润最大化，工厂要求工人长时间工作，在生产旺季，每月加班时数经常超过100小时，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需要长时间站立和重复性工作。此外，台资企业往往采用独特的准军事化管理方式，把工人高度原子化，辱骂和罚款在车间里是常态。
四十年来，农民工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提供廉价而温顺的劳动力，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农民工却长期被排除在“地方成长联盟”之外，无法公平分享快经济成长的果实，比如地方政府刻意限制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使得农民工不得不超时加班，自我剥削，否则难以负担在城市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农民工针对严苛的阶级剥削发起的不同程度的“马克思式抗争”都会遭到国家和资本的联手打压，群体聚集被驱散，罢工工人被解雇，工人领袖被抓捕，这些事件在过去二十年间屡见不鲜。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机构化寻租是对农民工劳动力剥削的掩饰”，但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贫富差距扩大、阶级不平等加剧、最后酿成集体抗争或城市骚乱。
难以持续的中国式寻租
但是，历史与现实经验表明，这种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并不是永动机，它的功能发挥受到时空背景的制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的转移有其内在规律，“逐底竞争”仍然是主要驱动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受人口结构的影响瞬息万变，农民工不会永远甘愿接受身份剥削和阶级剥削，这两方面因素决定了中国寻租式发展的内在不稳定性，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只是触媒。随着要素价格的上涨，政策制度环境与政商关系的变化，产业升级的政策推力，加上周边国家低劳动成本吸引力，以及发达国家要求供应链“去风险化”，这些内外因素所汇集而成的巨大力量，使得全球“世界工厂”格局朝着“中国+N”方向发展。从这点来看，中国要追求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无论是主动拥抱还是被动接受，都需要超越寻租式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
吴介民基于丰富的民族志研究与全面的理论结构，结合宏观与微观，历史与当下，为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崛起提供了启发性的解释，但“机构化寻租”、“在地镶嵌治理”、“公民身份差序”等概念的成功逻辑还能继续适用于下一阶段的发展吗？尽管中国在过去多年擘画了一系列产业转型升级蓝图，并透过强势国家能力来推动实施，像“中国制造2025”、半导体大基金、新能源产业等。但是在真正的高技术领域和高附加值环节，中国的自主创新与技术突破仍然受到国内僵硬过时的科研体系的制约，再加上西方国家的技术抵制与封锁，导致中国式的创新驱动发展只能走回举国体制的老路，其结果也有历史经验可循。
在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无法取得突破，但又要解决眼下的经济困境的情况下，中国试图在传统的“世界工厂”模式中寻找所谓的新质生产力，以Temu、Shein等跨境平台和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等新产业为经贸武器，向全球市场发起冲击。备受重视的高层智囊郑永年在最近的一篇《这次轮到中国了》文章中自信地讲到，“唯有足够的产能，才能改变世界。一个拥有足够改变世界的产能的中国有助于塑造出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气势恢宏。
但是深究一下就会发现，跨境电商平台和新能源产业的底色仍旧是低成本大规模制造，而困在“内卷”里的人就是代价，像拼多多用竞业协议向离职员工索赔巨款、比亚迪薪资待遇太差导致工人必须排队离职等问题比比皆是，层出不穷。但是这些打工人的痛苦和哀嚎早就淹没在强国竞争的宏大叙事与“遥遥领先”的尖叫欢呼中。
中国向何处去？吴介民带来的洞见与郑永年描绘的前景预示着截然不同的方向，但过去的经验表明，即使是西方社会科学哪怕是最佳的预测都没能料到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崛起会如此成功，以及未来的走向会如此让人难受甚至恐惧。
吴介民这本书讲述的是台商西进与中国地方资本结成利益联盟共同剥削农民工的故事，但时移世易，如今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大规模撤离，留下的利益空间迅速被本土资本占据，资本与国家不再需要形式上的结盟，因为它们已经融为一体，像“合肥模式”就是国家化的资本。这样的资本更加不受制约，行为上更有进攻性，它们压迫的对象正是那些躺不平也卷不动的大国小民。
困在“公民身份差序”里的农民工是被牺牲掉的一代人，他们辛劳一辈子，大部分积蓄花在给子女买房结婚上。但他们现在垂垂老矣，大部分人没有退休金，不得不以高龄在工地搬砖，在马路扫地，在零工市场趴活，这样的场景入不了郑永年这样的政治学家的法眼，反而是耶伦看到了，她指出中国工人的待遇过低，呼吁减少工时并增加工资。为强国奉献一生的故事还要继续吗？这或许对烟草二代、电力二代、银行二代适用，但普通人的命运还是映照在吴介民的书中，所以就不如“最后一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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