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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生活的热情。一位叫“刘永谋”的大学老师在其公众号中说，现在的大学生一个个呆若木鸡，课堂上鸦雀无声、无精打采、暮气沉沉。他写道：“大学生的沉默，震耳欲聋，诉说着某种时代的精神状况。”
果真是“某种时代的精神状况”，而非中国人历来如此么？我认为，很可能中国人历来如此，不是现在才这样的。这似乎有迹可查，例如孔子说过：“哀莫大于心死。”所以，儒学成了一种“心学”，想让中国人的“心”复活过来。
遗憾的是，中国文化只是一种“内在超越”，顶多只能像王阳明那样，在竹林中面对着竹子发呆。一心“格物”的结果，就是什么都没有“格”到。“心”外的世界五彩缤纷，内心却一片死寂，表现在脸上，就是呆若木鸡。可见儒学只是将人心“格”了：定格。
德国思想家赫尔德(1744-1803)认为，孔子发明了一副政治道德说教枷锁：
“它不仅仅套在了孔子自己的头上，而且他怀着最美好的愿望，通过他的政治道德说教把这副枷锁永远地强加给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层民众和中国的整个国家机构。在这副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幼儿期，因为这种道德学说呆板机械，永远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发展，使得专制帝国中产生不出第二个孔子。”
问题是：为什么儒家如此“强大”，以致整个中国文化都受制于它呢？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需要我们深入考察激情，以及激情为何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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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中国人学哲学，往往急功近利，以为哲学就是若干原理，就像数学那样，只要掌握了这些原理，就懂了如何运用哲学。实际上不是的，哲学作为学术，的确属于研究结构和专业人士，但作为哲学本身，它却是属于每个人的。
人性的复杂，使得哲学在根本上只能属于“我”自己。正如休谟（1711-1776）所说：“任何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些关系，无论学科看似与人性相隔多远，它们最终都会以某种途径再次回归到人性中。”因此，这种个人化的哲学，是生产性的，能否孵出“哲学蛋”，则取决于每个人的激情。
在人性中，激情是最重要的。中国人由于很早就丧失了激情，所以，人性不彰，几千年出不了几个杰出人物。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西方文化，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思想大家都是灿若繁星。因为后者是激情四射的文化，每个人都不想浪费其唯一的、一次的生命。
因此，西方文化必然是充满张力的，一种内外都紧张的格局。无数星星各自闪光，而不必坍缩为黑洞，这就需要追求某种特定的秩序。所以在政治上，西方发展出了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能够调谐一致的模式。而中国人尽管搭建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框架，但其文化心理却仍然留置在前现代。
中国人如何走出这一困境，需要从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上，挖掘出真问题所在。线索似乎很多。但在我看来，激情是最重要的。没有激情的生命，就是死寂的。只有激情，才能激活个体生命，从而构建合适本民族的公共秩序。因此，这是一个不可能在理论上阐释清楚的大问题。因为，解释世界是一回事，改造世界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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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是鼓励激情，同时又驯服激情的文化。因此，西方政治远比传统中国政治复杂。前者必然走向法治，而且不断更新；后者则因为儒学之故，必然是人治的，而且停滞不前。
西方哲学为什么总是讨论上帝、神性、理性、意志、人性这类东西？因为他们都跟激情有关。激情让生命充满冲动、欲望、不安等等爱恨情仇，以及探索宇宙自然的渴求。激情也导致了人类自身的相互冲突。因此，追问激情何来何去，也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霍布斯（1588-1679）是第一个将激情与国家建立挂钩的思想家。他假设人在“自然状态”下，人和人之间就像狼一样。在《利维坦》中，霍布斯将动物特有的两种运动分为：生命运动、自觉运动。生命运动是指吃喝拉撒睡之类的“刚需”“内需”。
自觉运动，则是外在需求，是对外部世界的意向所引起的。霍布斯将“自觉运动的内在开端”，称为“激情”。激情，属于人类的天性，其中有三种是造成“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忌，第三是荣誉。”
西方哲学为什么总是追问事物的开端？因为，正如海德格尔（1889-1976）所说，“开端”已经把未来的可能性都包含在自身之中了。中国人说“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开弓”就决定了今后，但“覆水难收”，结局是改变不了了。因此，一个人的决断，对于每件事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
“开端”自己没办法自己停下来，这就像生命本身，总是一刻不停地向前流逝。谢林在《世界时代》中写道：“开端不能知道自身。那一行为一旦发生了，它就永恒地发生了。以某种方式将要真正开始的决断，不必被带回到意识；它不必被唤回，因为这将等于被带回。如果在做决定时，某人坚持重新检验其选择的权利，他就绝没有开始。”
谢林的这句话很重要！它与“上帝为何创世”“宇宙大爆炸”等理论有关。上帝之所以要创世，是因为上帝也想证明自己。人的意志也是一样的，是一种激情冲动。“意志论”差不多是德国唯心论的共同特征。例如叔本华说：“意志是世界的本质、生物的各种活动都受生存意志的支配、理性及表现形式也只是意志和欲望的表现”。尼采的哲学也是“权力意志”。所以，德国思想家都喜欢赫拉克利特，后者认为，宇宙是“永恒的活火”，且“万物皆流”。
谢林说：“意志就像旧约中忌邪的上帝，除他自己之外，他不能忍受别的神，他的表达是：我是唯一的神，除我之外，没有其他的神。”按照这个逻辑，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意志，那么，就必然导致战争状态。因此，诸意志如何达成最终的和解，就成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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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争论不清的东西，就只能通过实践来解决。这是人的有限性决定了的。“人-神”关系，就转换成了“人-人”关系。这在西方文化中是可能的。因为，他们有一个“爱神”+“爱人”的伦理信仰。而中国文化则没有。谢林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绝对没有神话的民族””，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并没有一个超验的绝对的上帝，有的只是他的尘世的代替者：国家或皇帝。当然，还有“圣人”学说。
齐泽克说，“康德清楚地知道，我们伦理活动的不可能性条件同时是其可能性的条件：人性的有限性限度，即阻止它履行其伦理目的的条件同时是其伦理活动的积极条件。因此，康德认为圣人不仅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尘世存在中是不能达到的，而且，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是不可欲求的”。
黑格尔认为，中国历史是停滞的，中国文化只有一些道德教条。他指出，人类的历史和精神文化只是绝对精神自我展现、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黑格尔正是从这点出发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他认为，中国所在的东方是世界历史的开端，与此相应，中国精神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直接阶段，是一种“实体性精神”。它缺乏主体和客体的分离，缺乏内在性和主观性。“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很多人可能会说：不对啊，中国文化也有德国哲学那样的“唯心论”，例如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他晚年时如此解释我心即宇宙：“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人须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一个人。”但这是一种典型的圣人情结。这样的人，仍然处于黑格尔所说的“人性的黑夜”之中，如同幽灵，不肯走出自身。
西方文化是一种团体格局的文化。尤其是走向现代社会之后，一方面强调个人的意志自由，另一方面也强调人的共在性、社会性。这就必然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问题。单个的自我是无法立足于世界的。他说：“它（自我）不是在自身中的满足存在，而是在他者中拥有它的本质。——因为一个人在他者中知道自我，并作为自为的存在者，作为不同者扬弃自我。这种自我扬弃是它的直接的存在转化成它的为他者的存在”。
人通过相互承认，而走出自然状态，进入法权状态。法的创造过程是法权人格确立的过程，个体在法中获得了新水平上的承认。黑格尔说：“作为承认行为，人自身就是(承认的)运动。这种运动本身同时也结束了其自然状态：它就是承认”。
中国由于是精英立国，因此，没有像其他现代国家那样，其人民经历完整的建国过程。因此，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法权意识、人格意识，都尚未真正确立起来。于是，相互承认就很难。大家都是彼此不服的时候多。而所有人都一心向往庙堂，学而优则仕，人人都想为官。而实际上又不可能人人为官，因此，久而久之，人就失去了生活激情，心智发育也因此受到极大阻碍。
著名历史学家杜兰特说：“文明不能遗赠，它必须经由每一代人重新学习。”我们成为现代文明人的道路，实际上仍然比较遥远。但，只要充满激情，热爱生命，就仍然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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