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1949（毅然出走者才是真正有远见者，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后来过得比较滋润）

1949年——共产党迎来了他们期待已久而又提前到来的“革命胜利”，国民党匆忙收拾残兵败将退守台湾。而夹在两党之间的知识分子则被迫进行“留”还是“走”的选择。留下，是主动迎接还是冷眼旁观？出走，是台湾、香港还是美国？从此，中国文脉分成数道支流，影响至今。
据统计，1948年选出的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24位选择了出走，占全部院士的29.6%，其中10位是人文组院士，占28位人文组院士的35.7%。很显然，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

热情拥护与积极改造者

胡风：不明真相的狂欢

1949年，胡风写下长篇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喜悦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毛泽东！……你微微俯着身 躯/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毛泽东！毛泽东！/由于你/我们的祖国/我们 的人民/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受到了全地球的战斗的召唤”

胡风的朋友、诗人绿原这样解释胡风等知识分子当时体会到的那种“宏大的幸福感”：一是对反动而又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的 彻底失望；二是百年来累累国耻所酝酿的爱国主义情怀；三是人民解放军的辉煌胜利之不可否认的魅力。可是胡风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号召的“五四传统”、“主观战 斗精神”与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存在着深层次冲突。这种内在冲突注定要影响他在“新中国”的命运。

金岳霖：共产党做到了不可能的事

解放前，金岳霖骂参加民主运动的教授说：“共产党来了没有自由，中国都是你们这一伙人搞坏的”。解放后，共产党真的 来了，他却不断地“发现了奇迹”。他说：“人家却真能使自己所梦想的民族翻身变为事实！”“这样的党，是中国从前所没有的！”于是，他对共产党的态度由疑 惧转为拥护，不仅全面认同马克思主义，而且积极参与对杜威、罗素、胡适、梁漱溟、章伯钧等的批判。

后来，读到金岳霖写的一篇检讨后，身在美国的胡适感到十分不解，他写道：“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 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 再参加‘学习会’了。”

朱光潜：积极改造，仍然没有出路

1948年末，十六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其中就包括美学家朱光潜。这篇日后的“反动文章”称：“现在 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着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要民主宪政成功，至少须有二个以上象样的较大政党，然后人民始能有选择，政党始能彼此发挥监督砥砺的作 用。但我们更反对极权共产集团。因为假如极权共产集团得势，人类便将要开倒车，一切的进步理想便全完了。”

不过1949年11月27日，天下大势已定，《人民日报》上却赫然出现了署名“朱光潜”的《自我检讨》。他 说抗战之后自己的愿望本来是谨守岗位，把书教好，多书，多写书。“可是事与愿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这样无心于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虑忧惧； 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文章。”

1950年朱光潜开始研究马列主义。1951年10月，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艺术的社会根源》（路易· 哈拉普著）由他翻译出版。但是在接下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依然首当其冲，成为北大的两个重点批判对象之一。他不停地接受批判，写下了大量的检查，对自己的 “反动立场”、“反动思想”、“反动学术观点”等一一进行无情的自我批判。但是在文革中，他还是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毅然出走者

胡适：最在乎的是自由

1949年3月胡适在一次演讲中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 是必需品。”其实早在1948年末，在大军合围中的北平，胡适就对劝其归附中共的吴晗说过：“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 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胡适后来先去美国，再去台湾。远离故国当然非他所愿，1948年的最后一天，胡适和傅斯年一边饮酒，一边背诵陶渊明 的《拟古》诗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江山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胡适还对司徒雷登表示，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 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像他过去做的那样自私地又埋头于他所感兴趣的学术活动中了”。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胡适的眼中噙着泪水。

傅斯年：“西上巴山做义民”

傅斯年在五四时年轻激进，一度推崇苏俄，说过“俄国革命是全世界发展的模式”。但是在之后的六年中，他到欧洲留学， 开始看到苏俄共产主义的弊端，思想开始转向温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后来目睹共产党广州暴动时发生的恐怖状况后，傅斯年走向反共。傅斯年政治上虽然反共， 但在自己主持的史语所则厉行学术独立于政治，所内不少青年后来投奔了共产党。

1949年，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对迁台事宜大多持观望态度，只有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表现得较为积极。不过傅斯年精神 上大受刺激，甚至萌生过自杀念头。1949年1月19日，他飞到台北，1月20日从代理校长杜聪明手中接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对于傅斯年的选择，周作人曾 作诗讽刺：“仓卒骑驴出北平，《新潮》余响久消沉，凭君箧载登莱腊，西上巴山做义民。”

钱穆：反共但不亲国

1949年8月，针对美国政府发表的对华“白皮书”，毛泽东连续发表五篇评论文章，其中在那篇题名为《丢掉幻想准备 斗争》的新华社论中点了三个人的名字：“对于这些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最后，只能控制其中 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这篇社论发表时，钱穆已经离开了大陆。钱穆却对毛泽东的点名一直难以释怀，1950年秋，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钱穆 这样写到：“余自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履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了我的头上。”其实钱穆虽然对共产党讲的阶级斗争，无产 阶级专政持反对态度，可同样，他对国民党的贪污和特务政治也是深恶痛绝。

不离不即者

沈从文：清醒的旁观者

1948年，郭沫若写就《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列为红黄蓝白黑反动作家中的“桃红色”作家。当此之时，沈从文应该 会想起自己少年意气风发时发表《论郭沫若》一文直斥郭沫若创作方面毫无成就。郭沫若作的政治定性，让沈从文失去了参与新政权的热情，他变得悲观甚至绝望， 甚至想用剃刀和煤油结束自己的生命。

政治前途的黯淡无光，却让沈从文比那些正努力融入革命熔炉的知识分子清醒得多。从此，这位多产的民国作家放下性灵之 笔，转向文物研究。他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日常工作除了鉴定和研究文物，有时还充当讲解员，向观众讲解文物知识。最终，他凝三十年心血成《中国古代服饰研 究》一本专著。20世纪80年代初，沈从文赴美讲学时说：“许多在美国、日本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按照社会习惯来说， 一个人进入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进入了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

叶企孙：“自信作孽无多”

1948年底，在解放军围城之际，梅贻琦仓皇南飞，梅贻琦在南飞之前，曾与叶企孙有过相商，想拉叶离开北平。但叶在 硝烟炮火中经过一番摇摆、观望，最后“自信作孽无多，共产党也需要教书匠”，便决定既不出国也不南飞，坚持留下来迎接对他来说并不了解的新政权。1953 年3月，叶企孙担任清华校长。

叶企孙属于敦厚学者型人物，性温口讷，但有牢固的自由、独立思想。他批评随着政治风潮上下左右地扑腾的见风 转舵者，还对“自我检查”那套东西表示不满，说：“共产党的自我检查，很有点像基督教、天主教的忏悔，如果让清华的教授也这样做，可能有好些人会自杀。”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叶企孙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并提倡“凡事都要独立思考”一番。

叶企孙终于激怒了当局，上级“组织部门”开始发动清华师生对其展开“狂风暴雨式的批评”。1968，叶企孙七十岁，因弟子熊大缜冤案，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

结语：

“及身已见太平来”。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是清季以来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愿望。但历史证明，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为哪个政党做吹鼓 手，或者为哪个领袖唱赞歌，而是时刻保持独立、自主的态度，进行锐利的观察和批判性的反思。当知识分子甘心做“驯服工具”的时候，整个民族离失去自由也不 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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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一定 要有远见，否则会有“好果子”等着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