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的经济组成笼统地说是由公有经济、外资和私有经济组成，但中国的公有私有经济形式已经完全变味，公有经济未必公有，私有经济未必私有，实际上皆是由特权阶层操纵的非正常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公有”经济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垄断国有企业，这种垄断形式有两种，一是电信石油之类的在国内外仍然有一定竞争对象的企业，另一种是水电气之类的完全垄断 的经营实体。曾经几时，“公有”经济实体里的职位还是一个鸡肋，人们是以其为耻的。而现在它们却是香饽饽，电信石油烟草之类靠着高度垄断和半执法者的地位 以超烂的管理却获取惊人的利润，而水电气之类的经营管理者更是以狂赌烂嫖的水准照样获得无法形容的丰厚待遇，就算它们年年巨额亏损，以至于曾经代表高尚体 面的外资白领职业都黯然失色。
其他国家也有中国这两种国有经济形式，一种是政府认为需要国有的如核工业之类的企业，一种是供水供电之类的服务企业。但是这类国有经济是被压缩到最小范围 内，更要接受公众的严格监控，总之，不能因为你的特殊而骑到民众头上去，而中国的这些公有经济实体却是实实在在地骑到民众头上作威作福了。
公有经济实体为何能够骑到民众头上作威作福？难道政府故意与人民作对吗？当然不是，是因为公有经济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为官僚权力集团的私家后院，只不过挂着 公有名义的羊头而已，如果说普通老百姓做公务员的机会已经很小，那么你想进入待遇极其丰厚工作极其轻松的垄断公有经济实体成为一个“正式”的员工则是更 难，因为这个公有实体已经基本上对老百姓关上大门。
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真实面目是拥有国有企业特殊权力的私有企业，通常称为官僚资本，我们的还加上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有了这样权利的官僚资本经济实体对于其拥有者来说那还不是生金蛋的母鸡吗？
当今国有经济实体还有一个恶劣的原罪，那就是残酷剥削“合同工”，如果你能做一个光荣的国企正式员工，那你发达了，你可以躺在那里享受惊人的丰厚待遇，如 果你只是公有经济实体里的合同工，那么你只是一头干活的驴子，从电信烟草到水电气交通等等各类公有企业都招募了巨量的合同制工人，给予其和正式工相比极其 低廉的薪水和待遇，可以说，国有垄断企业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利润，也和雇佣了很多只需要给予微薄待遇的合同工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合同工，水电气交通等政 府经营实体简直难以想象还要亏损到什么程度，是国有经济实体中合同工的汗水把正式工的钱包浇灌的无比丰厚，真是同处一片天地却是冰火两重天，这是令人发指 的残酷剥削，是完全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行为。
私有制的蓬勃发展极大的冲击了这个社会的一潭死水，然而对于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私有经济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因为中国这种私有制有别于通常的私有制，它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官僚资本，由特权阶层控制的私有经济占据了私有区域的最主要部分。
特权阶层通过掌握国家权力而获取自己经营上的便利，如每一个国有经济实体的背后都有很多特权阶层拥有的私有企业为其“配套”服务，这种“服务”的利润自然 是很高的，等于是转移国家资产，掌握国家权利的阶层将政府工程项目交给自己阶层经营的实体承做，这块区域是今天中国暴发户产生的主要源泉之一。而各个政府 衙门利用自己区域范围的管理权力垄断了这些区域的产业经营权，不容民众染指或者极力打压普通民众的正当经营，至于那些“纯粹”的草根私有经济实体则时刻面 临政府部门的“法规”威胁，环境保护，税收，劳动保障，不规范的法律条款随时可以要你的命，迫使你乖乖的卷缩在特权阶层的淫威下苟且生存。外资尤其是西方 资本的进入可以说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是对中国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一是环境污染的转移，二是西方面对利益的诱惑丧失了他们的道德标准而纵容黑 暗的肆虐。今天中国的经济市场对西方确实很有诱惑力，甚至可以用来要挟西方，资本家的根本目标就是利润，这种诱惑迫使西方经常放弃他们的道德和价值观。
这里提一下中国一种特有的经济形式，就是政府建筑里的楼台馆所，人们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屁大的政府机构都要建个大楼，虽然屁大的官员都拥有面积超大装修 超豪华的办公场所，但在如此情况下各个政府大楼仍然有巨量多余的空间，这个空间自然就用来经营了，或出租或自营，人们不要小看这个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力量。 而那些数量极其惊人，由政府部门，社会事业部门及军警等所有的商业建筑，恐怕是政府利益集团的很大一笔“非法收入”。
20世纪末本世纪初影响中国最大的事件恐怕是波澜壮阔的圈地运动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大事，也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我想未来的人类历史学将会给它一个 应有的地位的，对于这场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真是“十年之间，家不见家，国不见国”。圈地运动的目的，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是敛财的需 要。在圈地运动的初期，因为中国自身环境的局限性，多数国人还没有看出土地的巨大财富价值，那个时候圈地运动的主要目的可能还是为了官员政绩和发展经济的 需要，然而就如股票的疯狂一样，当特权阶层发现土地的巨大价值后，圈地运动就变得极其残酷了，从这以后，圈地的唯一主要目的就是掠夺财富，资本家为了百分 之三百的利润不惜走上绞刑台，而这场圈地运动的利润早已不是百分之三百的事了，中国特权阶层还拥有资本家所不具备的掌握国家机器的权力，所以，当今的圈地 掠夺是一场不可能被阻止的运动。
圈地而获取的财富是今天中国暴富集团获取财富的最大源泉，将来仍然是特权阶层敛财的主要方式之一，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陆，谁掌握了土地，意味着谁就 有取之不尽的财富，即使是今天的乡级首长，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村长也常常可以敛财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原因就是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任由一个村长书记来决定，由他 任意使用，为了这个目的一个村长往往可以通过土地售卖分赃集团调动可怕的国家力量来实现他的目标，这也是乡村变乱的一个主要因素。
十来年二十年前，污染这个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而现在，它成了中国人最熟悉最流行的词语，可见二十年间江山变化之大。城里的同胞可能不了 解，现在农村中的癌症村非常多，这些村里的中青年人是成批的死亡。因为工业转移，城市要保护环境，污染企业都转移到农村去了，农村那些小化工小染织等等已 经是超级污染源，所以现在的农村污染比城市还要恐怖得多。
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被污染，所有的土地都被污染，所有的空气都被污染，这真是空前绝后的壮举。台湾早在几十年前就得出结论：工业只能在限定的范围 内发展，而且工业必须分类布局以便于污染的治理。而现在的大陆仍然是工业遍地开花，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去治理中国的污染问题。
出现如此情况，原因在于我们的体制要求官员都要去搞GDP，体制要求人们拼命增加税收。有税收才有钱花，有GDP才有官做，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缓解，我们的国土注定成为死亡地带。
中国究竟有多少妓女？不好确定，也不许统计，古时妓女只有较大型城市才存在，后来中小城市也有了，但是“据点”范围很受限制。现在的中国，城市里哪条街道 没有妓女营业？别说大中小城市，就是镇子上哪个没有妓女存在的？别说市镇，有些地方连村里都开始普及妓女了。再偏远的地区，国道两旁都是妓馆连立，“妓” 满天下。农村水电气化没实现，倒是首先实现妓女化了，乡镇领导干部天天“闻妓起舞”，“妓”中报国，精尽人亡。
妓女是分多种的，那些高尚的、上层社会的妓女不谈，只谈中下层妓女，除了纯粹靠卖为生的妓女，还有无数兼职型妓女，在沿海“发达”地区，白天工厂里打工， 晚上“做”的打工妹不计其数，此为“工妓”，价格低到过三四十元（也就是现在一公斤猪肉的价格），市场不好供过于求，生存实在是不容易，可以说，现在农村 出去打工的女孩，相当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妓为业的，或全职，或兼职。大学每到周末，校园停满了小汽车，都是接美女学生为官僚资本家们服务的，数量更多的女学 生则纵横于色场中，此为“学妓”，其数目无法统计。至于兼职卖的小女白领数量相对比较有限，此为“白鸡”。街头那些属于中老年享受型的“摸妓”等等就算 了，不纳入妓女范围，否则范围太大，有“反妓扩大化”之嫌。
中国妓女之普及，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成绩，其数量也许是几百万，也许是一千来万，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妓女数量有数千万。这也许言过其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全世界妓女数量的总和也根本无法与中国的妓女数量相比。
中国妓女数量占了世界的绝对多数。很难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情。
人之所以成为穷人，并不都是懒惰所致，疾病、意外、灾害……都有可能让人成为穷人。政府救助穷人，从伦理上说，是对穷人遵守社会制度，遵守法律的补偿。从 利益上，是为了维护富人和社会安全的需要。当一个无法在社会上活下去的时候，他就会偷盗，会抢劫，甚至会去仇恨社会，会去杀人。富人当然就会成为目标，整 个社会的治安都要为之付出代价。救助穷人其实就是救助自己。
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救助并不发达，偷盗抢劫报复社会的纵火犯罪严重影响美国治安，富人为了防范穷人黑人抢劫自己，纷纷住进安保森严的富人小区，但案件 仍然居高不下——富人无法让自己和穷人完全割裂。直到美国政府加大社会救助，致力缩小贫富差距，美国的治安才一步步好转。
政府并不会创造财富，但政府可以用税收的钱，把社会财富进行再次分配，这就是我们整天喊着要改革的“收入分配制度”。“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不仅是政府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更是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全体人民幸福指数的必由之路。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自己一生一帆风顺，自己子孙永享富贵，人人都有可能沦为穷人。电影《一九四二》中的老东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变成穷人。所以，建立穷人的基本救助保障制度，一定意义上也是给自己的未来安全系上保险。
我们的媒体热衷于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援助，热衷于报道自强不息的不给政府添麻烦“坚强者”，却鲜见强调政府责任。但在一个民主法制、尊重公民私权利的社会 中，政府承担公民公平安全职责，并被授权支配公民税收财富。在此情况下，放着巨额的税款不用，强迫民众为慈善捐款，其实就是对民众财富的掠夺。抛开政府责 任谈论社会救助，社会救助就无法真正落实。当然，要欢迎富人为慈善捐款，但一个个的新闻事件让人们看到，具有不确定性的捐款无法解决普遍的社会救助问题。 社会救助必须依靠政府，这也是国际惯例。
基于有限救助思想，政府目前对于农村贫困人员的救助仅限于年收入2300元以下的人群，救助一般采用补差法，保障受助者每月平均收入192元，但在很多地 方，粮食作物的收入也被计算到了平均收入中。很难想象，在当今经济社会中，包括吃饭人均192元如何保证正常生活，更不要说家人生病，孩子上学了。所以， 人们街头无法辨别乞丐的真伪，因为确实有无法生活的穷人被迫带着孩子行乞街头。但政府真的无力承担救助吗？按照中国13亿人口，即便贫困人数有1.3亿， 即使按照每人每年救助1万元计算，所需救助的总费用约为1.3万亿。而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所占比重仅为12.6%。而在国际上，中 等国家社会平均占比达到15.7%，发达国家平均占比达到27.5%。一边喊着没钱，一边盖着豪华办公楼，翻新着大马路，数字之下的巨大反差让民众感到难 以理解。
每逢讨论政府加大救助的话题，总会响起“高福利养懒汉”之声。但在目前中国，谈论此问题未免过于超前，暂且不说我们距离真正的高福利尚有多大差距，这种论 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持此论者的依据是“好逸恶劳是人之天性”，但不能忽略的是，追求更有品质和尊严的生活同样是人之天性，而这也是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 差别。更加有尊严的生活必然激发出公民更加蓬勃的创造力，也会刺激消费，让社会购买力大大提高。
现代社会科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要避免高福利带来的副作用，任何一个国家的救助都是仅仅限于基本教育基本卫生和基本生活保障，而非提供高标准的社会生活。 比如在美国，社会救助标准仅限于满足正常人的生活，救助站内虽然干净卫生，冬暖夏凉，但床是硬铺，而且房间内没有厕所，想找厕所就必须去几十米外的公厕 中。为防止被救助对象将发放的救助款用于赌博或者其他消费，他们用食品卷、洗澡票、超市购物卷代替现金，甚至3天一发放。
懒汉并非社会救助制度的产物，任何一个社会中都难以避免少数懒汉出现。此时，一个社会的包容必不可少，其实，流浪者也并非一无是处，世界名曲《二泉映月》就是流浪艺人阿炳创作的，日本天皇皇宫门口的流浪者常常会主动维护公共卫生。
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记得前两年，曾收到一条笑话短信：富二代学生给他爸发 了封电子邮件：“爸爸，柏林是个好地方。这里的人都很友善。但是我进了学校有点不好意思。别人都坐地铁上学，就我一个开奔驰。”爸爸回信：“孩子，给你转 了两亿美元过去。别给我丢人了，赶紧去买个地铁。”
对此很多人可能一笑而过，但这短短的笑话，背后隐含了两条重要信息：(1)当今中国富人的财富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水平；(2)笑话创作者的嘲讽意味，以及创作的意图，均反映出社会的仇富心理。这两条信息，都源于贫富悬殊。
今天中国的贫富差异问题已经变成了人们非常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如果我们简单地用基尼系数来做一个部分比较。在改革开放之前包括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基尼 系数长期在0.2以下，从2000年以后这个数字在极具攀升。到2008年就已经超过了0.5，现在这个数字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已经远远超过了以 0.4为贫富悬殊警戒线数字的标准。
同样的笑话还有很多，与之相对应的现实版故事，自然就是频繁出现的“炫富”事件，这不仅有牵出红十字会丑闻的“郭美美”事件，还有“卢美美”、“高美美”等等，以致有好事者编了以下“炫富”等级对比的笑话：
中级炫富标准：有位80后做到了不露声色、貌似低调实则超级张扬的炫富，那就是走入大学校园以后，惊诧莫名地说：“学校里怎么会没有高尔夫球场？”这个时候，家长马上跟着说一句：“嗯，我看看能不能在旁边给你修一个，都打习惯了，没地方还真不好……”。
高级炫富标准：另一位80后走入校园，惊诧莫名地说：“这这……我的游艇往哪开啊？”家长马上跟着说：“嗯，我看看能不能在学校里或者附近给你修个人工 湖，都开习惯了，没地方还真不好……”于是，父母二人去找校长，想问问修人工湖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学校里或附近修个人工湖，您看需要多少钱？”校长惊诧 莫名地看着这对脑子被门夹了的夫妇，轻轻吐出了一个天价数字。果然，他看见二位脸上显现踌躇之色，于是轻蔑地笑了一下，等待他们落荒而逃。只听其中一位犹 豫地开口说道：“那还不如……在海边给孩子修所大学！”
有些人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弊端或者是缺陷来讨论贫富悬殊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也通过腐败、灰色收入等目前的政治体制当中的一些缺陷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这些不同的说法都只能说明某个方面的问题，而不能够真正解释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来看贫富差距在中国产生及扩大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或者说过去的30年一直处于经济的转型期。转型期 下，发展的模式多样，进程多变，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也导致了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于在经济发展当中定位的差 异而造成的收入上的差异，以及由于不同的行业和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收入差异。第二，由于我们过去长期以来通过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人 为的行政的控制，导致了人们在教育以及人口流动方面很多的限制和障碍，使得很多的劳动力不能够在更多能发挥他们特长的职位或者是角色当中发挥作用，这也导 致了很多地区与城乡收入差异，如地方与一线城市、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别等等。第三，由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层面市场化的步伐很快，但是在政治层面的改革 和变化没有跟上应有的步伐，在制度层面上的改革没有同步，造成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非常严重，这些问题，以及相关的灰色收入，也成为导致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 原因。
从最近几次居民收入的调查来看，最高收入10%的和最低收入10%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7倍左右上升到目前的25倍左右。而且人们普遍 感觉到，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干得多不见得挣得多，有的时候挣得更少。这些原因带来了社会不安定的隐患，成为近期社会事件的主要触发点。
现在，官场中，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卖官鬻爵，腐败透顶；社会上，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黑恶横行，犯罪猖獗。近年来，由于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出 自土地转让，就出现大量强征、强迁、强拆等侵占人民利益的现象，促使官民矛盾不断激化，群体事件逐年剧增。在许多王朝末年，中国总是内忧外患。宋、明、清 都是如此，现在也如此。想宋、明、清兴起之初，何等强大；衰败之时，何等弱小。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国家兴亡在于制度，不在于人。即使毛泽东再世、邓 小平复活，恐怕也无力挽回红朝的颓势。
又想人民当牛作马，又想人民不反抗和得不到应得的利益，这是不可能的。没有民主，幻想长治久安，这是做不到的。
“公有”经济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垄断国有企业，这种垄断形式有两种，一是电信石油之类的在国内外仍然有一定竞争对象的企业，另一种是水电气之类的完全垄断 的经营实体。曾经几时，“公有”经济实体里的职位还是一个鸡肋，人们是以其为耻的。而现在它们却是香饽饽，电信石油烟草之类靠着高度垄断和半执法者的地位 以超烂的管理却获取惊人的利润，而水电气之类的经营管理者更是以狂赌烂嫖的水准照样获得无法形容的丰厚待遇，就算它们年年巨额亏损，以至于曾经代表高尚体 面的外资白领职业都黯然失色。
其他国家也有中国这两种国有经济形式，一种是政府认为需要国有的如核工业之类的企业，一种是供水供电之类的服务企业。但是这类国有经济是被压缩到最小范围 内，更要接受公众的严格监控，总之，不能因为你的特殊而骑到民众头上去，而中国的这些公有经济实体却是实实在在地骑到民众头上作威作福了。
公有经济实体为何能够骑到民众头上作威作福？难道政府故意与人民作对吗？当然不是，是因为公有经济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为官僚权力集团的私家后院，只不过挂着 公有名义的羊头而已，如果说普通老百姓做公务员的机会已经很小，那么你想进入待遇极其丰厚工作极其轻松的垄断公有经济实体成为一个“正式”的员工则是更 难，因为这个公有实体已经基本上对老百姓关上大门。
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真实面目是拥有国有企业特殊权力的私有企业，通常称为官僚资本，我们的还加上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有了这样权利的官僚资本经济实体对于其拥有者来说那还不是生金蛋的母鸡吗？
当今国有经济实体还有一个恶劣的原罪，那就是残酷剥削“合同工”，如果你能做一个光荣的国企正式员工，那你发达了，你可以躺在那里享受惊人的丰厚待遇，如 果你只是公有经济实体里的合同工，那么你只是一头干活的驴子，从电信烟草到水电气交通等等各类公有企业都招募了巨量的合同制工人，给予其和正式工相比极其 低廉的薪水和待遇，可以说，国有垄断企业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利润，也和雇佣了很多只需要给予微薄待遇的合同工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合同工，水电气交通等政 府经营实体简直难以想象还要亏损到什么程度，是国有经济实体中合同工的汗水把正式工的钱包浇灌的无比丰厚，真是同处一片天地却是冰火两重天，这是令人发指 的残酷剥削，是完全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行为。
私有制的蓬勃发展极大的冲击了这个社会的一潭死水，然而对于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私有经济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因为中国这种私有制有别于通常的私有制，它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官僚资本，由特权阶层控制的私有经济占据了私有区域的最主要部分。
特权阶层通过掌握国家权力而获取自己经营上的便利，如每一个国有经济实体的背后都有很多特权阶层拥有的私有企业为其“配套”服务，这种“服务”的利润自然 是很高的，等于是转移国家资产，掌握国家权利的阶层将政府工程项目交给自己阶层经营的实体承做，这块区域是今天中国暴发户产生的主要源泉之一。而各个政府 衙门利用自己区域范围的管理权力垄断了这些区域的产业经营权，不容民众染指或者极力打压普通民众的正当经营，至于那些“纯粹”的草根私有经济实体则时刻面 临政府部门的“法规”威胁，环境保护，税收，劳动保障，不规范的法律条款随时可以要你的命，迫使你乖乖的卷缩在特权阶层的淫威下苟且生存。外资尤其是西方 资本的进入可以说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是对中国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一是环境污染的转移，二是西方面对利益的诱惑丧失了他们的道德标准而纵容黑 暗的肆虐。今天中国的经济市场对西方确实很有诱惑力，甚至可以用来要挟西方，资本家的根本目标就是利润，这种诱惑迫使西方经常放弃他们的道德和价值观。
这里提一下中国一种特有的经济形式，就是政府建筑里的楼台馆所，人们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屁大的政府机构都要建个大楼，虽然屁大的官员都拥有面积超大装修 超豪华的办公场所，但在如此情况下各个政府大楼仍然有巨量多余的空间，这个空间自然就用来经营了，或出租或自营，人们不要小看这个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力量。 而那些数量极其惊人，由政府部门，社会事业部门及军警等所有的商业建筑，恐怕是政府利益集团的很大一笔“非法收入”。
20世纪末本世纪初影响中国最大的事件恐怕是波澜壮阔的圈地运动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大事，也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我想未来的人类历史学将会给它一个 应有的地位的，对于这场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真是“十年之间，家不见家，国不见国”。圈地运动的目的，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是敛财的需 要。在圈地运动的初期，因为中国自身环境的局限性，多数国人还没有看出土地的巨大财富价值，那个时候圈地运动的主要目的可能还是为了官员政绩和发展经济的 需要，然而就如股票的疯狂一样，当特权阶层发现土地的巨大价值后，圈地运动就变得极其残酷了，从这以后，圈地的唯一主要目的就是掠夺财富，资本家为了百分 之三百的利润不惜走上绞刑台，而这场圈地运动的利润早已不是百分之三百的事了，中国特权阶层还拥有资本家所不具备的掌握国家机器的权力，所以，当今的圈地 掠夺是一场不可能被阻止的运动。
圈地而获取的财富是今天中国暴富集团获取财富的最大源泉，将来仍然是特权阶层敛财的主要方式之一，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陆，谁掌握了土地，意味着谁就 有取之不尽的财富，即使是今天的乡级首长，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村长也常常可以敛财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原因就是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任由一个村长书记来决定，由他 任意使用，为了这个目的一个村长往往可以通过土地售卖分赃集团调动可怕的国家力量来实现他的目标，这也是乡村变乱的一个主要因素。
十来年二十年前，污染这个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而现在，它成了中国人最熟悉最流行的词语，可见二十年间江山变化之大。城里的同胞可能不了 解，现在农村中的癌症村非常多，这些村里的中青年人是成批的死亡。因为工业转移，城市要保护环境，污染企业都转移到农村去了，农村那些小化工小染织等等已 经是超级污染源，所以现在的农村污染比城市还要恐怖得多。
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被污染，所有的土地都被污染，所有的空气都被污染，这真是空前绝后的壮举。台湾早在几十年前就得出结论：工业只能在限定的范围 内发展，而且工业必须分类布局以便于污染的治理。而现在的大陆仍然是工业遍地开花，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去治理中国的污染问题。
出现如此情况，原因在于我们的体制要求官员都要去搞GDP，体制要求人们拼命增加税收。有税收才有钱花，有GDP才有官做，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缓解，我们的国土注定成为死亡地带。
中国究竟有多少妓女？不好确定，也不许统计，古时妓女只有较大型城市才存在，后来中小城市也有了，但是“据点”范围很受限制。现在的中国，城市里哪条街道 没有妓女营业？别说大中小城市，就是镇子上哪个没有妓女存在的？别说市镇，有些地方连村里都开始普及妓女了。再偏远的地区，国道两旁都是妓馆连立，“妓” 满天下。农村水电气化没实现，倒是首先实现妓女化了，乡镇领导干部天天“闻妓起舞”，“妓”中报国，精尽人亡。
妓女是分多种的，那些高尚的、上层社会的妓女不谈，只谈中下层妓女，除了纯粹靠卖为生的妓女，还有无数兼职型妓女，在沿海“发达”地区，白天工厂里打工， 晚上“做”的打工妹不计其数，此为“工妓”，价格低到过三四十元（也就是现在一公斤猪肉的价格），市场不好供过于求，生存实在是不容易，可以说，现在农村 出去打工的女孩，相当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妓为业的，或全职，或兼职。大学每到周末，校园停满了小汽车，都是接美女学生为官僚资本家们服务的，数量更多的女学 生则纵横于色场中，此为“学妓”，其数目无法统计。至于兼职卖的小女白领数量相对比较有限，此为“白鸡”。街头那些属于中老年享受型的“摸妓”等等就算 了，不纳入妓女范围，否则范围太大，有“反妓扩大化”之嫌。
中国妓女之普及，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成绩，其数量也许是几百万，也许是一千来万，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妓女数量有数千万。这也许言过其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全世界妓女数量的总和也根本无法与中国的妓女数量相比。
中国妓女数量占了世界的绝对多数。很难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情。
人之所以成为穷人，并不都是懒惰所致，疾病、意外、灾害……都有可能让人成为穷人。政府救助穷人，从伦理上说，是对穷人遵守社会制度，遵守法律的补偿。从 利益上，是为了维护富人和社会安全的需要。当一个无法在社会上活下去的时候，他就会偷盗，会抢劫，甚至会去仇恨社会，会去杀人。富人当然就会成为目标，整 个社会的治安都要为之付出代价。救助穷人其实就是救助自己。
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救助并不发达，偷盗抢劫报复社会的纵火犯罪严重影响美国治安，富人为了防范穷人黑人抢劫自己，纷纷住进安保森严的富人小区，但案件 仍然居高不下——富人无法让自己和穷人完全割裂。直到美国政府加大社会救助，致力缩小贫富差距，美国的治安才一步步好转。
政府并不会创造财富，但政府可以用税收的钱，把社会财富进行再次分配，这就是我们整天喊着要改革的“收入分配制度”。“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不仅是政府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更是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全体人民幸福指数的必由之路。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自己一生一帆风顺，自己子孙永享富贵，人人都有可能沦为穷人。电影《一九四二》中的老东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变成穷人。所以，建立穷人的基本救助保障制度，一定意义上也是给自己的未来安全系上保险。
我们的媒体热衷于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援助，热衷于报道自强不息的不给政府添麻烦“坚强者”，却鲜见强调政府责任。但在一个民主法制、尊重公民私权利的社会 中，政府承担公民公平安全职责，并被授权支配公民税收财富。在此情况下，放着巨额的税款不用，强迫民众为慈善捐款，其实就是对民众财富的掠夺。抛开政府责 任谈论社会救助，社会救助就无法真正落实。当然，要欢迎富人为慈善捐款，但一个个的新闻事件让人们看到，具有不确定性的捐款无法解决普遍的社会救助问题。 社会救助必须依靠政府，这也是国际惯例。
基于有限救助思想，政府目前对于农村贫困人员的救助仅限于年收入2300元以下的人群，救助一般采用补差法，保障受助者每月平均收入192元，但在很多地 方，粮食作物的收入也被计算到了平均收入中。很难想象，在当今经济社会中，包括吃饭人均192元如何保证正常生活，更不要说家人生病，孩子上学了。所以， 人们街头无法辨别乞丐的真伪，因为确实有无法生活的穷人被迫带着孩子行乞街头。但政府真的无力承担救助吗？按照中国13亿人口，即便贫困人数有1.3亿， 即使按照每人每年救助1万元计算，所需救助的总费用约为1.3万亿。而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所占比重仅为12.6%。而在国际上，中 等国家社会平均占比达到15.7%，发达国家平均占比达到27.5%。一边喊着没钱，一边盖着豪华办公楼，翻新着大马路，数字之下的巨大反差让民众感到难 以理解。
每逢讨论政府加大救助的话题，总会响起“高福利养懒汉”之声。但在目前中国，谈论此问题未免过于超前，暂且不说我们距离真正的高福利尚有多大差距，这种论 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持此论者的依据是“好逸恶劳是人之天性”，但不能忽略的是，追求更有品质和尊严的生活同样是人之天性，而这也是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 差别。更加有尊严的生活必然激发出公民更加蓬勃的创造力，也会刺激消费，让社会购买力大大提高。
现代社会科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要避免高福利带来的副作用，任何一个国家的救助都是仅仅限于基本教育基本卫生和基本生活保障，而非提供高标准的社会生活。 比如在美国，社会救助标准仅限于满足正常人的生活，救助站内虽然干净卫生，冬暖夏凉，但床是硬铺，而且房间内没有厕所，想找厕所就必须去几十米外的公厕 中。为防止被救助对象将发放的救助款用于赌博或者其他消费，他们用食品卷、洗澡票、超市购物卷代替现金，甚至3天一发放。
懒汉并非社会救助制度的产物，任何一个社会中都难以避免少数懒汉出现。此时，一个社会的包容必不可少，其实，流浪者也并非一无是处，世界名曲《二泉映月》就是流浪艺人阿炳创作的，日本天皇皇宫门口的流浪者常常会主动维护公共卫生。
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记得前两年，曾收到一条笑话短信：富二代学生给他爸发 了封电子邮件：“爸爸，柏林是个好地方。这里的人都很友善。但是我进了学校有点不好意思。别人都坐地铁上学，就我一个开奔驰。”爸爸回信：“孩子，给你转 了两亿美元过去。别给我丢人了，赶紧去买个地铁。”
对此很多人可能一笑而过，但这短短的笑话，背后隐含了两条重要信息：(1)当今中国富人的财富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水平；(2)笑话创作者的嘲讽意味，以及创作的意图，均反映出社会的仇富心理。这两条信息，都源于贫富悬殊。
今天中国的贫富差异问题已经变成了人们非常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如果我们简单地用基尼系数来做一个部分比较。在改革开放之前包括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基尼 系数长期在0.2以下，从2000年以后这个数字在极具攀升。到2008年就已经超过了0.5，现在这个数字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已经远远超过了以 0.4为贫富悬殊警戒线数字的标准。
同样的笑话还有很多，与之相对应的现实版故事，自然就是频繁出现的“炫富”事件，这不仅有牵出红十字会丑闻的“郭美美”事件，还有“卢美美”、“高美美”等等，以致有好事者编了以下“炫富”等级对比的笑话：
中级炫富标准：有位80后做到了不露声色、貌似低调实则超级张扬的炫富，那就是走入大学校园以后，惊诧莫名地说：“学校里怎么会没有高尔夫球场？”这个时候，家长马上跟着说一句：“嗯，我看看能不能在旁边给你修一个，都打习惯了，没地方还真不好……”。
高级炫富标准：另一位80后走入校园，惊诧莫名地说：“这这……我的游艇往哪开啊？”家长马上跟着说：“嗯，我看看能不能在学校里或者附近给你修个人工 湖，都开习惯了，没地方还真不好……”于是，父母二人去找校长，想问问修人工湖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学校里或附近修个人工湖，您看需要多少钱？”校长惊诧 莫名地看着这对脑子被门夹了的夫妇，轻轻吐出了一个天价数字。果然，他看见二位脸上显现踌躇之色，于是轻蔑地笑了一下，等待他们落荒而逃。只听其中一位犹 豫地开口说道：“那还不如……在海边给孩子修所大学！”
有些人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弊端或者是缺陷来讨论贫富悬殊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也通过腐败、灰色收入等目前的政治体制当中的一些缺陷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这些不同的说法都只能说明某个方面的问题，而不能够真正解释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来看贫富差距在中国产生及扩大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或者说过去的30年一直处于经济的转型期。转型期 下，发展的模式多样，进程多变，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也导致了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于在经济发展当中定位的差 异而造成的收入上的差异，以及由于不同的行业和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收入差异。第二，由于我们过去长期以来通过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人 为的行政的控制，导致了人们在教育以及人口流动方面很多的限制和障碍，使得很多的劳动力不能够在更多能发挥他们特长的职位或者是角色当中发挥作用，这也导 致了很多地区与城乡收入差异，如地方与一线城市、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别等等。第三，由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层面市场化的步伐很快，但是在政治层面的改革 和变化没有跟上应有的步伐，在制度层面上的改革没有同步，造成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非常严重，这些问题，以及相关的灰色收入，也成为导致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 原因。
从最近几次居民收入的调查来看，最高收入10%的和最低收入10%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7倍左右上升到目前的25倍左右。而且人们普遍 感觉到，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干得多不见得挣得多，有的时候挣得更少。这些原因带来了社会不安定的隐患，成为近期社会事件的主要触发点。
现在，官场中，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卖官鬻爵，腐败透顶；社会上，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黑恶横行，犯罪猖獗。近年来，由于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出 自土地转让，就出现大量强征、强迁、强拆等侵占人民利益的现象，促使官民矛盾不断激化，群体事件逐年剧增。在许多王朝末年，中国总是内忧外患。宋、明、清 都是如此，现在也如此。想宋、明、清兴起之初，何等强大；衰败之时，何等弱小。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国家兴亡在于制度，不在于人。即使毛泽东再世、邓 小平复活，恐怕也无力挽回红朝的颓势。
又想人民当牛作马，又想人民不反抗和得不到应得的利益，这是不可能的。没有民主，幻想长治久安，这是做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