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胡锦涛性格刻板木讷，缺乏江泽民的趣闻轶事。
江泽民是个极度自恋的“上海小开”，他的自恋让他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充满表演欲望。作为党国领导人，如果有压抑不住的表演欲望，一定就是个“有料” 的人，那么新闻媒体有福了。搔首弄姿的江泽民，被许多人当作小丑，但小丑自有他的幽默风趣，至少可以跟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华莱士针锋相对地来几句。所以， 在江泽民执政时期，无论他多么无能，至少给全国民众带来不少笑料。
相比之下，胡锦涛执政十年，基本上没有给国人留下什么有趣的照片和笑话，他就像一个由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没有情感和个性的机器人。无论何时讲话，永 远都像死记硬背早已写好的稿件，人们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喜好与憎恶的东西。与江泽民相比，胡锦涛更喜欢躲藏在防弹玻璃后面，而不愿出现在镜头面前，所以华 莱士的采访要求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就像一尊冰冷的石膏像，以相同的姿势和表情站在角落里。
三个笑话清楚地表明：胡锦涛是个低智商、低情商的人
不过，在胡锦涛外访的经历中，有这样几个饶有趣味的小插曲被西方记者捕捉到并大肆报道。胡锦涛深藏不露，偶露峥嵘，便让人浮想联翩。
其一，二零零三年，胡锦涛访问俄罗斯，在记者会上，一名俄国记者问胡锦涛读过什么俄国文学经典。一般人猜想，即便胡刻意回避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至少也会说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来。
没有想到，胡脱口而出说：“我读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个答案在俄国传为笑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根本不是文学名著，而是斯大林时代共产党蒙骗青少年的宣传小册子，就像中国“文革”期间的《欧阳海之歌》一样。
俄中友谊协会主席米哈伊尔•季塔连科本来是要吹捧胡锦涛，一不小心说出部分真相：“胡锦涛对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历史非常了解，非常喜欢
俄罗斯文学和古典音乐，连《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都知道，而现在连俄罗斯人可能都不了解这本书。”确实，这本书在俄国早已无人问津，若非胡锦涛提及，在苏联解体后出生的俄国年轻人大都不知道。因为这种宣传读本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早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胡锦涛本人却不认为这个答案很丢人。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六日，当俄国总统普京访华时，他再次提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清楚地记得，在青少年时 代，我们曾满怀激情地阅读过贵国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演唱过贵国的歌曲《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可见， 胡锦涛青年时代所受的人文熏陶是何等的贫乏和单调。
其二，二零零八年五月，胡锦涛访问日本，参观横滨的一所小学。有一名八岁的小男孩松田浩季天真地问他：“胡爷爷，您为什么想当主席？”真是哪壶不开 提哪壶，胡是邓小平选中的隔代接班人，他想不当国家主席都不行，他哪里有“个人意志”可言。这个孩子的问题，严重脱离中国国情，让教室里响起了笑声。
胡虽然愚钝，说谎还是有一套，他急中生智回答说：“我告诉你，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让我当主席，所以我不应该辜负全国人民的期 望。”这个说法，有点像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导演的“黄袍加身”——我又不想当皇帝，是众人拥戴我的，我就只好顺应民意勉强为之了。
那么，在十六亿“全国人民”当中，究竟有几个人投票选举过中国的国家主席呢？中国的普通民众，不仅不能选举国家主席，也不能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要想 自己出来参选，更是天方夜谭。那些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独立候选人”，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被暴力阻止，谁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于是，胡锦涛 就“自动当选”了，他的得票率比萨达姆还高。
其三，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六日，胡锦涛出访葡萄牙，葡萄牙以传统的仪仗接待之，其中有骑兵队。一匹棕色骏马突然受惊，马背上的骑兵咚地一声被抛在石头 地面上。周围的人们发出一阵惊呼。检阅仪式结束时，胡锦涛快步走下检阅台，但并没有按原定路线前去乘车，而是径直走向刚才从马上摔下来的受伤骑兵。“你不 要紧吧？”胡锦涛十分关切地询问，并两次紧紧地拥抱这名骑兵。受伤骑兵十分感动，激动地拉着胡的手臂说道：“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没事，过两分钟就好 啦！”
对于这个细节，若干西方媒体大肆报道并颇多赞扬。与江泽民、温家宝相比，胡的这一表演略显生涩和刻意。不过，这幕场景也显示出，胡锦涛多年来努力锻炼演技，逐步适应了国家元首这一职位所要求的礼仪性质。
然而，那段时间，中国国内的民众以自焚抗议暴力拆迁的消息及特大矿难的消息不断曝光，胡却一句慰问的话也没有。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在他心中比杂草还要卑贱。胡的安慰和同情，是有精心选择的对象的，所谓“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与慈禧太后一脉相承。
被抽取筋骨的清华与“又红又专”的清华人
就人文精神和民主素质而言，胡锦涛是个“残次品”。他是典型的共产党教育的标本。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是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创建的大学。由于资金充裕，且效仿美国的大学制度方面，只经过短短十多年时间，清华就与北大 并驾齐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清华大学早期的主要建筑，连砖头都是从美国运来的，主事者希望将清华办成“中国的哈佛”或“中国的耶鲁”。一九二八年，罗 家伦做了清华校长以后，清华大学成为国立综合大学。当时综合性的大学至少有四个以上的独立学院，如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尽管抗战硝烟弥漫，清华大学在若干领域中的学术成就，已经非常接近欧美一流大学的水准。
然而，一九四九年中国政权更迭之后，中共向苏联“一边倒”，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迅速展开清除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运动。清华成为最大的牺牲品。经过一 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遭到取消或肢解，沦为一所纯粹的工科大学。对清华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谢泳指出，当时院系调整的 主要动机，是向苏联学习，学制上向苏联靠近，再有就是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要快速启动，中国没有那么多人才，要把清华的一些系分出去办成大学。
另一方面，把清华解散的动议，是毛泽东考虑到清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集中，必须先分而治之，再彻底打垮。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和美国成了仇人，清 华是受美国影响的大本营，对新意识形态的建立不太有利。不“破旧”，焉能“立新”？经过“院系调整”和诸多政治运动，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就慢慢消失了。
中共建政后任命的清华领导人，是以蒋南翔为代表的“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政治学生”，而非具有独立地位和学术成就的教育家。蒋南翔对清华的人 文传统造成致命伤害，他把清华打造成培养“又红有专”的工程师的“第二党校”。胡锦涛正是蒋南翔时代培养出来的、比蒋南翔更加意识形态化的、“不专而红” 的“政工学生”。
胡锦涛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老”掉了。他从来没有青春时代。如果到图书馆找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六日的《人民日报》，翻开第六版，就可以看到有一 篇题为《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报导。文中大段引用清华大学学生胡锦涛的发言。这也许是胡锦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 上，对他而言，当时必定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他的激动程度，甚至超过了多年后作为中共党魁的简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时刻。时年二十二岁的胡锦涛，在短短 三、五百字的这段发言中，十一次提到英明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那句：“我们要把黑暗的剥削制度从地球上铲除干净”的豪言壮语，与多年后他 的接班人习近平的那句“我们不再输出革命”辩白相映成趣。
二十二岁的胡锦涛，真的相信自己说的那番话吗？他的内心未必相信，不过是否相信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他深知，如此表述，能给自己带来功名利禄。果 然，胡锦涛这个“只红不专”的政治辅导员，比他那些“又红又专”的同学爬得高，一步步爬上党魁的最高位置。在中共“优败劣胜”的人才选拔体制之下，胡锦涛 这样的“残次品”反倒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他除了说官话、套话、假话之外，从来不说自己的话，所以党的元老们认为，这样的人是值得信任的。
高处不胜寒之际，胡锦涛还记得《人民日报》上自己的那段洋洋洒洒的谈话吗？
有毒的罂粟花正在疯狂地生长
所谓“北大毕业生在牢里，清华毕业生在政治局”，意思是说，北大毕业生“自由化”倾向严重，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喜欢批评当权者，结果自己跌 到监狱里去了；而清华毕业生善于审时度势，随波逐流，时刻与党和主流社会保持一致，故而飞黄腾达，最终占据政治局中的多数席位。
清华百年校庆，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好不威风。清华人大都以此为荣耀，根本没有大学应当独立于权力之外的思想。对于官本位主导的清华校风，清华特招生、少年作家蒋方舟在《清华百年校庆之际给母校的一封信》中生动地描述道：
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有胡锦涛为榜样，清华的学生想不“进步”都不行。清华大学中党员的比例，在全国的大学名列第一，党支部也健全而严密。即便是宿舍中的卧谈，也可能被 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汇报上去。清华再也找不到一位“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教授，惟一一名有独立思想的教授秦晖，却遭到停课的处分。如果用法国思想家福柯 的“全景式监狱”的理论来衡量，清华与其说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所监狱。
胡锦涛的成功，是一个坏榜样，极大地败坏了中国的人才培养和选拨机制。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若干中国一流大学，正在把无数鲜活的青年纳入到“胡锦涛” 这个无比粗陋的模具之中。“胡锦涛”不再是一个具有人格特征的生命个体，而成了可以无限复制的奴才的样板，也成了大学孜孜以求的培养人才的目标。用共产党 的标准来看，循规蹈矩的胡锦涛在其仕途中从来没有犯过错误，几乎是完美无缺的。若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来，该是大学何等的荣誉！同时，千万不要出一个刘晓 波！
从来不犯错误，其实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人始终选择与强者站在一起。北大钱理群教授尖锐指出：中国的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如今，中国的教育体制，正在大力培养大批此种“有毒的罂粟花”，他们疯狂地生长着，夺取所有的水分、养料和空气，让其他向往自由生长的植物慢慢枯萎而死。
一个胡锦涛即将退出政治舞台，千万个胡锦涛正在迎风招展。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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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
胡锦涛性格刻板木讷，缺乏江泽民的趣闻轶事。
江泽民是个极度自恋的“上海小开”，他的自恋让他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充满表演欲望。作为党国领导人，如果有压抑不住的表演欲望，一定就是个“有料” 的人，那么新闻媒体有福了。搔首弄姿的江泽民，被许多人当作小丑，但小丑自有他的幽默风趣，至少可以跟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华莱士针锋相对地来几句。所以， 在江泽民执政时期，无论他多么无能，至少给全国民众带来不少笑料。
相比之下，胡锦涛执政十年，基本上没有给国人留下什么有趣的照片和笑话，他就像一个由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没有情感和个性的机器人。无论何时讲话，永 远都像死记硬背早已写好的稿件，人们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喜好与憎恶的东西。与江泽民相比，胡锦涛更喜欢躲藏在防弹玻璃后面，而不愿出现在镜头面前，所以华 莱士的采访要求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就像一尊冰冷的石膏像，以相同的姿势和表情站在角落里。
三个笑话清楚地表明：胡锦涛是个低智商、低情商的人
不过，在胡锦涛外访的经历中，有这样几个饶有趣味的小插曲被西方记者捕捉到并大肆报道。胡锦涛深藏不露，偶露峥嵘，便让人浮想联翩。
其一，二零零三年，胡锦涛访问俄罗斯，在记者会上，一名俄国记者问胡锦涛读过什么俄国文学经典。一般人猜想，即便胡刻意回避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至少也会说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来。
没有想到，胡脱口而出说：“我读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个答案在俄国传为笑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根本不是文学名著，而是斯大林时代共产党蒙骗青少年的宣传小册子，就像中国“文革”期间的《欧阳海之歌》一样。
俄中友谊协会主席米哈伊尔•季塔连科本来是要吹捧胡锦涛，一不小心说出部分真相：“胡锦涛对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历史非常了解，非常喜欢
俄罗斯文学和古典音乐，连《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都知道，而现在连俄罗斯人可能都不了解这本书。”确实，这本书在俄国早已无人问津，若非胡锦涛提及，在苏联解体后出生的俄国年轻人大都不知道。因为这种宣传读本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早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胡锦涛本人却不认为这个答案很丢人。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六日，当俄国总统普京访华时，他再次提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清楚地记得，在青少年时 代，我们曾满怀激情地阅读过贵国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演唱过贵国的歌曲《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可见， 胡锦涛青年时代所受的人文熏陶是何等的贫乏和单调。
其二，二零零八年五月，胡锦涛访问日本，参观横滨的一所小学。有一名八岁的小男孩松田浩季天真地问他：“胡爷爷，您为什么想当主席？”真是哪壶不开 提哪壶，胡是邓小平选中的隔代接班人，他想不当国家主席都不行，他哪里有“个人意志”可言。这个孩子的问题，严重脱离中国国情，让教室里响起了笑声。
胡虽然愚钝，说谎还是有一套，他急中生智回答说：“我告诉你，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让我当主席，所以我不应该辜负全国人民的期 望。”这个说法，有点像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导演的“黄袍加身”——我又不想当皇帝，是众人拥戴我的，我就只好顺应民意勉强为之了。
那么，在十六亿“全国人民”当中，究竟有几个人投票选举过中国的国家主席呢？中国的普通民众，不仅不能选举国家主席，也不能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要想 自己出来参选，更是天方夜谭。那些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独立候选人”，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被暴力阻止，谁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于是，胡锦涛 就“自动当选”了，他的得票率比萨达姆还高。
其三，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六日，胡锦涛出访葡萄牙，葡萄牙以传统的仪仗接待之，其中有骑兵队。一匹棕色骏马突然受惊，马背上的骑兵咚地一声被抛在石头 地面上。周围的人们发出一阵惊呼。检阅仪式结束时，胡锦涛快步走下检阅台，但并没有按原定路线前去乘车，而是径直走向刚才从马上摔下来的受伤骑兵。“你不 要紧吧？”胡锦涛十分关切地询问，并两次紧紧地拥抱这名骑兵。受伤骑兵十分感动，激动地拉着胡的手臂说道：“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没事，过两分钟就好 啦！”
对于这个细节，若干西方媒体大肆报道并颇多赞扬。与江泽民、温家宝相比，胡的这一表演略显生涩和刻意。不过，这幕场景也显示出，胡锦涛多年来努力锻炼演技，逐步适应了国家元首这一职位所要求的礼仪性质。
然而，那段时间，中国国内的民众以自焚抗议暴力拆迁的消息及特大矿难的消息不断曝光，胡却一句慰问的话也没有。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在他心中比杂草还要卑贱。胡的安慰和同情，是有精心选择的对象的，所谓“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与慈禧太后一脉相承。
被抽取筋骨的清华与“又红又专”的清华人
就人文精神和民主素质而言，胡锦涛是个“残次品”。他是典型的共产党教育的标本。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是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创建的大学。由于资金充裕，且效仿美国的大学制度方面，只经过短短十多年时间，清华就与北大 并驾齐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清华大学早期的主要建筑，连砖头都是从美国运来的，主事者希望将清华办成“中国的哈佛”或“中国的耶鲁”。一九二八年，罗 家伦做了清华校长以后，清华大学成为国立综合大学。当时综合性的大学至少有四个以上的独立学院，如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尽管抗战硝烟弥漫，清华大学在若干领域中的学术成就，已经非常接近欧美一流大学的水准。
然而，一九四九年中国政权更迭之后，中共向苏联“一边倒”，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迅速展开清除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运动。清华成为最大的牺牲品。经过一 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遭到取消或肢解，沦为一所纯粹的工科大学。对清华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谢泳指出，当时院系调整的 主要动机，是向苏联学习，学制上向苏联靠近，再有就是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要快速启动，中国没有那么多人才，要把清华的一些系分出去办成大学。
另一方面，把清华解散的动议，是毛泽东考虑到清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集中，必须先分而治之，再彻底打垮。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和美国成了仇人，清 华是受美国影响的大本营，对新意识形态的建立不太有利。不“破旧”，焉能“立新”？经过“院系调整”和诸多政治运动，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就慢慢消失了。
中共建政后任命的清华领导人，是以蒋南翔为代表的“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政治学生”，而非具有独立地位和学术成就的教育家。蒋南翔对清华的人 文传统造成致命伤害，他把清华打造成培养“又红有专”的工程师的“第二党校”。胡锦涛正是蒋南翔时代培养出来的、比蒋南翔更加意识形态化的、“不专而红” 的“政工学生”。
胡锦涛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老”掉了。他从来没有青春时代。如果到图书馆找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六日的《人民日报》，翻开第六版，就可以看到有一 篇题为《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报导。文中大段引用清华大学学生胡锦涛的发言。这也许是胡锦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 上，对他而言，当时必定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他的激动程度，甚至超过了多年后作为中共党魁的简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时刻。时年二十二岁的胡锦涛，在短短 三、五百字的这段发言中，十一次提到英明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那句：“我们要把黑暗的剥削制度从地球上铲除干净”的豪言壮语，与多年后他 的接班人习近平的那句“我们不再输出革命”辩白相映成趣。
二十二岁的胡锦涛，真的相信自己说的那番话吗？他的内心未必相信，不过是否相信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他深知，如此表述，能给自己带来功名利禄。果 然，胡锦涛这个“只红不专”的政治辅导员，比他那些“又红又专”的同学爬得高，一步步爬上党魁的最高位置。在中共“优败劣胜”的人才选拔体制之下，胡锦涛 这样的“残次品”反倒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他除了说官话、套话、假话之外，从来不说自己的话，所以党的元老们认为，这样的人是值得信任的。
高处不胜寒之际，胡锦涛还记得《人民日报》上自己的那段洋洋洒洒的谈话吗？
有毒的罂粟花正在疯狂地生长
所谓“北大毕业生在牢里，清华毕业生在政治局”，意思是说，北大毕业生“自由化”倾向严重，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喜欢批评当权者，结果自己跌 到监狱里去了；而清华毕业生善于审时度势，随波逐流，时刻与党和主流社会保持一致，故而飞黄腾达，最终占据政治局中的多数席位。
清华百年校庆，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好不威风。清华人大都以此为荣耀，根本没有大学应当独立于权力之外的思想。对于官本位主导的清华校风，清华特招生、少年作家蒋方舟在《清华百年校庆之际给母校的一封信》中生动地描述道：
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有胡锦涛为榜样，清华的学生想不“进步”都不行。清华大学中党员的比例，在全国的大学名列第一，党支部也健全而严密。即便是宿舍中的卧谈，也可能被 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汇报上去。清华再也找不到一位“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教授，惟一一名有独立思想的教授秦晖，却遭到停课的处分。如果用法国思想家福柯 的“全景式监狱”的理论来衡量，清华与其说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所监狱。
胡锦涛的成功，是一个坏榜样，极大地败坏了中国的人才培养和选拨机制。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若干中国一流大学，正在把无数鲜活的青年纳入到“胡锦涛” 这个无比粗陋的模具之中。“胡锦涛”不再是一个具有人格特征的生命个体，而成了可以无限复制的奴才的样板，也成了大学孜孜以求的培养人才的目标。用共产党 的标准来看，循规蹈矩的胡锦涛在其仕途中从来没有犯过错误，几乎是完美无缺的。若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来，该是大学何等的荣誉！同时，千万不要出一个刘晓 波！
从来不犯错误，其实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人始终选择与强者站在一起。北大钱理群教授尖锐指出：中国的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如今，中国的教育体制，正在大力培养大批此种“有毒的罂粟花”，他们疯狂地生长着，夺取所有的水分、养料和空气，让其他向往自由生长的植物慢慢枯萎而死。
一个胡锦涛即将退出政治舞台，千万个胡锦涛正在迎风招展。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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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