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的变迁，是城市的变迁，也是人的变迁。不同的城市，在各自经济发展的起承转合之间，都有着不一样的轨迹和故事。或平步青云，或沦为平庸，或默默无闻。《哀江南》里有云: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兴尽悲来，盈虚有数，可能正是对此的一个绝妙写照。城市的变迁如此，人的变迁也是如此。
下面的这几个城市样本，对他们各自的发展路径做了一个简单的勾勒。管中窥豹，以期对他们、对更多城市的转身之路，有一个直接的观照。
资源：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
资源在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当一朝资源耗尽，或是被迫转型，这些城市的未来又该在哪里呢？
中国12个城市从富可敌国到荒凉破败
唐山：民营钢铁老板的自白
唐山，一座钢铁产能超过全国 的十分之一的城市，钢铁之城。“作为唐山人，我觉得这里是全世界最适合发展钢铁产业的地方，这里有炼钢所需的几乎所有原料。无论是煤炭、铁矿石还是石灰，唐山本地都有。”一位唐山的民营钢铁企业老板如此说道。
近几年房地产业大热，市场最需要的建筑用钢正是主要由这些民企来生产。利润驱使下，前几年，有的村子举全村之力兴建高炉。“谁家没几个在钢铁厂上班的家人？”这位老板说。因此产能压缩年年都提，唐山的钢铁产能却年年增加。
然而，最新的政策则要求到2017年，唐山要几乎压缩占全国压缩产能总量一半的钢铁产能。这背后是几十万产业工人就业安置难题和唐山持续下滑的“钢铁财政”。现在很多钢铁企业老板在硬撑，这次能否迈过去？
鄂尔多斯：“我们的钱都到哪去了？”
过去几年间，伴随煤炭涨价，在源源不断从地下挖掘“黑金”带来的财富效应作用下，各地大量民间资本和掘金者纷纷涌入，并在当地民间借贷的推波助澜下，鄂尔多斯的房地产市场迅速膨胀，其房价一度直追一线城市。
在“全民高利贷”的大背景下，鄂尔多斯的确风光了一把。但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高利贷资金链的断裂，这个地方现在则更多是被冠以了“鬼城”的称呼。
如果把几年前鄂尔多斯的发展理解为年少轻狂，那么现在的鄂尔多斯似乎不得不多了几分成熟稳重。满大街的兰博基尼、玛莎拉蒂高档跑车不见了，吃一顿饭动则上千成万的挥霍消失了，白富美和高富帅也低调了许多。
内地的“小香港”，或者中国的“迪拜”——鄂尔多斯是时候应该从迷梦中清醒。
神木：“中国科威特”的陨落
神木，本是一个中部地区普通的一个县城，但因该县紧邻中国最大的神府东胜煤田，一度因“陕西第一强县”和“全民免费医疗”而名声大噪。
几年前，在煤价暴涨的带动下，神木GDP与外来人口迅速增加，当地房价也由2007年时的三四千元涨至最高时近两万元。而当煤炭价格步入下行通道，当地经济也开始拐头向下，随之外来人口也大量消失，只剩下失去人口支撑的楼市泡沫。
如今，在遭遇房地产泡沫和民间借贷劫数后，神木或将避免不了盛极而衰的命运。
为此，积极争取国家级金融改革试点，成为神木抓在手中的“救命稻草”。但随着主管领导的离任，目前看来，似乎进展并不大。
玉门：西北小城：荒凉和颓败
2012年9月，一部用胶片拍摄完成的《玉门》上映，用即将消亡的胶片为载体，记录下这座亦被遗忘和正在消失的城市。
影片中，少有台词和串场，少有镜头移动和跳跃，叙事冷静而克制，但空空荡荡的危楼，随处可见的废墟，风中孤零的油井，斑驳脱落的墙体……当这些荒凉和颓败画面从眼前逐一掠过时，内心还是会有抑制不住的刺痛和震撼。
玉门，这座位于西北的小城，曾因诞生中国第一口油井和中国第一个油田而兴，被誉为中国工业的摇篮。在鼎盛之时，曾有13万人在玉门居住，而石油资源的枯竭，为一切悄然画上句点。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如此美好的图景或者也将被彻底掩埋在塞外的戈壁黄沙之中。
丰富的资源给这些地方带来了令人艳羡的巨大财富，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普通个人，似乎都一度深陷在由此而来的欢呼之中。但如今，他们中的多数，则不得不为在资源枯竭，或者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地方经济如何发展而作出思考。我曾经就在唐山生活过四年，那是新一任市委书记走马上任之际，整个城市狂飙突进的四年。可惜很多当时的工程，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扩张：还是扩张
或是一味大拆大建，或是上马削山造城。一边是地方诉苦，一边是质疑如潮。在一番城市的狂飙突进之后，得失究竟应该如何衡量。
天津：7座新城大手笔集体上马
据媒体最新公布的中国城市固定投资排行榜显示，天津年投资规模超过万亿，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城市之一。
在巨额投入的背后，是天津豪言将同时新建7座新城的壮志。怀疑人士认为，多个新城齐齐上马，对天津这个商品住宅库存量一直居高不下的城市而言，着实有“消化不良”之忧。
其实，天津市多个新城的建设规划由来已久，最初的新城数量更多。天津房地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新城虽然已规划多年，但多是土地规划，除了武清、宁河少数新城是在建设进行时，其他大部分目前还是荒地状态，项目建设尚未开始。
不少业内人对于新城并不乐观：天津就是一个房地产人士眼中的三线城市，对周边人口的吸引力不大，开发量却很大，后果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唐山。
武汉：其实，1个武汉=2.1个英国
最新出炉的中国城市“造城”投资排行榜显示，武汉固定投资规模名列全国第四，前三位则是重庆、天津和北京。武汉一地，2013年共花了6000亿RMB。
武汉市长表示，他在五年时间里为该市的一项重建计划花费2000亿英镑，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武汉这个已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成为一个世界特大城市，给中国第二大城市上海带来严峻挑战。而英国政府在未来20年内的响应投资仅为3750亿英镑。照此计算，一个武汉的年投资规模大约相当于2.1个英国。
仅仅在这一座城市，数以百计的公寓楼、环城公路、桥梁、铁路、一个完整的地铁系统和第二国际机场都在建设之中。上万个工地同时开工；每平方公里投资近亿元；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满目“水泥森林”。
但是，危机已经埋伏。借贷及投资的不断膨胀，已经使得武汉被称为“中国负债率最高的城市”。一旦风险降临，这座中部重镇会是怎样一番场景？
延安：革命圣地被“逼上梁山”
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先后启动了规模庞大的“上山建城”计划。延安方面对于“上山建城”主要有两大理由： 一是现有城区“饱和”。二是革命旧址保护的需要。
地处黄土高原的陕北小城延安，因地形所限，城区总面积仅36平方公里，交通拥堵不堪。此外，在市区分布168处革命旧址。这些旧址很多被城市建筑严重压抑或蚕食，已不复当年旧貌，急需抢救性保护。
不少媒体曾以“延安千亿削山造城”为题做过长篇累牍的报道，认为其耗资巨大且暗藏多重风险，有政绩工程之嫌。那么，延安“上山建城”是不是“拍脑袋”工程，如何破解资金、人气、特殊技术的需求等问题？拭目以待。
大同：“造城”市长耿彦波走后
因扼守晋北门户，大同自古以来即为军事要塞，在建城2300年间，历经上千次大小战事—胡服骑射、白登之战、土木之变，均发生于附近，文化遗产可谓丰厚。
而过去五年，大同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到处是推倒和正在新建的楼房，随处可见是高耸的塔式起重机和脚手架。在耿彦波主政期间，城建资金从每年不到1亿一举飙升到每年100多亿元，古城重建似乎顺风顺水。在他离任之际，不少市民竞相挽留，一度在全国沸沸扬扬。
耿彦波主政五年间，给死气沉沉的大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他搅动的不仅是这座城市的面貌，也包括政治生态以及331万大同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但他走后，大破大立的狂热气氛逐渐褪去，大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些人也开始反思耿氏的造城计划是否过于超前。
1885年，霍华德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个幸福家庭需要的是，一间“带有美好花园，最好还有草坪网球场”的房屋。6年后，他在伦敦狭窄的家中多出了4个孩子，这件事触发了他对城市生活的哲学思考———他萌生了一个将伦敦清空的惊人想法。这在中国也有相似之处。人口的增长和用地的紧张，使得不少城市走上了大肆扩张之路。轰轰烈烈的城市变迁之下，是每一个个体对今昔生活切身的体会。
他们：则各有各自的故事
他们，有的“历史上阔过”，而现在没落；有的曾是改革的真正前沿，而如今力薄；有的则是被疾风骤雨般的关注，而后仍需其后的漫漫发展路上继续摸索。
洛阳，古都经济怎么了？
从繁华盛世的古代都城到陪都，再到普通的地级市，洛阳历史上的变化非常微妙。一度有着千年帝都与共和国工业重镇优越感的它，却不得不面对比较严酷的现实。
如今，一度占到河南经济60%的洛阳，竟然跌出中国城市前50强、经济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多少有些令人意外。
洛阳的困局，一方面历史文化资源没有做大；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企改革的缓慢。显然，洛阳的衰落，与其说是古都的衰落，还不如说是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城市的衰落来得确切。
“洛阳城关天中起，长河夜夜千门里。”这是宋人对洛阳的赞美。但在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的当下，如再不奋起直追，那么它将更加日益的边缘化。
重庆：成“后来居上”之事
强势政府主导下的“重庆模式”，是过去几年重庆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尽管现在官方已经不再提及这样的字眼。“成后来居上之事，是非同寻常之举”。这是已经倒台的薄熙来当初的豪言壮语。
大规模的土地开发，高强度的城区建设，是重庆经济现象的一大标志。这背后，是巨额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运转高度依赖土地收入的特征。天量的投资资金从何而来？2013年中国两会期间，黄奇帆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我的奥妙就是土地储备。”
重庆经济可否持续？薄王事件之后，张德江暂时主政。他动员几十家央企赴重庆，与之签了涉及3，500亿的各种项目大单。显然这意味着中央给重庆背了一次书，一时之间给这个山城带来了前景稳定的预期。如今，重庆在剧烈动荡后，这个深居内陆的直辖城市下一步的走向，无疑不会离开人们视线太远。
东莞打算转型去哪儿？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最近这个珠三角的经济重镇声名大噪。强力扫黄风暴下的东莞，似乎迎来了不同以往的危机。
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使得其迅速崛起，东莞一度富可敌省，风头无两。
2013年，东莞全市GDP约为5500亿元，增长9.7%，高于广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一改此前四年完不成目标任务、增速排名广东垫底的窘境。但是，金融危机造成全球市场萎缩、中国经济发展带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攀升等因素，使得东莞的制造业产业面对沉重压力。
东莞是一个特例，东莞是一个样本。在不少人看来，凭借过去30多年的拼搏经历和雄厚积累，东莞依然可以翻身。
佛山：一个“平民励志”般的故事
佛山可绝对不是“凡土”，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它经常无畏地走在国家改革政策之前，甚至可以说，一些（改革政策）可能是受到了它的启发。这里的人均GDP在2012年就达到15000美元，已经比欧盟的一些国家还高。
研究者们认为，与“北上广深”相比，佛山反而更适合代表中国经济，因为它既不是经济特区，也不是省会，而且还有着中国东部城市的典型烦恼：它污染严重，负债累累。土地快用尽；增长在放缓。
佛山眼前必须处理好两个头痛的问题。其一是劳动力短缺，其二就是人人心知肚明的环境污染。
佛山的新城志在做到欧式、现代派、适合成功人士——就像它生产的家具一样。套用一下新词，这个佛山梦实现的机会大吗？
重庆的一派“全民皆红”已成过去，东莞的扫黄地震余烟未消，佛山仍旧难拿到改革尖兵的名号，洛阳也只能在历史的辉煌里独自徘徊。不同的城市，刻画着时代的变迁，普通人的生存故事的变迁。可能你还体会的并不是很明显，但这确确实实已经在你的身边上演.
下面的这几个城市样本，对他们各自的发展路径做了一个简单的勾勒。管中窥豹，以期对他们、对更多城市的转身之路，有一个直接的观照。
资源：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
资源在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当一朝资源耗尽，或是被迫转型，这些城市的未来又该在哪里呢？
中国12个城市从富可敌国到荒凉破败
唐山：民营钢铁老板的自白
唐山，一座钢铁产能超过全国 的十分之一的城市，钢铁之城。“作为唐山人，我觉得这里是全世界最适合发展钢铁产业的地方，这里有炼钢所需的几乎所有原料。无论是煤炭、铁矿石还是石灰，唐山本地都有。”一位唐山的民营钢铁企业老板如此说道。
近几年房地产业大热，市场最需要的建筑用钢正是主要由这些民企来生产。利润驱使下，前几年，有的村子举全村之力兴建高炉。“谁家没几个在钢铁厂上班的家人？”这位老板说。因此产能压缩年年都提，唐山的钢铁产能却年年增加。
然而，最新的政策则要求到2017年，唐山要几乎压缩占全国压缩产能总量一半的钢铁产能。这背后是几十万产业工人就业安置难题和唐山持续下滑的“钢铁财政”。现在很多钢铁企业老板在硬撑，这次能否迈过去？
鄂尔多斯：“我们的钱都到哪去了？”
过去几年间，伴随煤炭涨价，在源源不断从地下挖掘“黑金”带来的财富效应作用下，各地大量民间资本和掘金者纷纷涌入，并在当地民间借贷的推波助澜下，鄂尔多斯的房地产市场迅速膨胀，其房价一度直追一线城市。
在“全民高利贷”的大背景下，鄂尔多斯的确风光了一把。但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高利贷资金链的断裂，这个地方现在则更多是被冠以了“鬼城”的称呼。
如果把几年前鄂尔多斯的发展理解为年少轻狂，那么现在的鄂尔多斯似乎不得不多了几分成熟稳重。满大街的兰博基尼、玛莎拉蒂高档跑车不见了，吃一顿饭动则上千成万的挥霍消失了，白富美和高富帅也低调了许多。
内地的“小香港”，或者中国的“迪拜”——鄂尔多斯是时候应该从迷梦中清醒。
神木：“中国科威特”的陨落
神木，本是一个中部地区普通的一个县城，但因该县紧邻中国最大的神府东胜煤田，一度因“陕西第一强县”和“全民免费医疗”而名声大噪。
几年前，在煤价暴涨的带动下，神木GDP与外来人口迅速增加，当地房价也由2007年时的三四千元涨至最高时近两万元。而当煤炭价格步入下行通道，当地经济也开始拐头向下，随之外来人口也大量消失，只剩下失去人口支撑的楼市泡沫。
如今，在遭遇房地产泡沫和民间借贷劫数后，神木或将避免不了盛极而衰的命运。
为此，积极争取国家级金融改革试点，成为神木抓在手中的“救命稻草”。但随着主管领导的离任，目前看来，似乎进展并不大。
玉门：西北小城：荒凉和颓败
2012年9月，一部用胶片拍摄完成的《玉门》上映，用即将消亡的胶片为载体，记录下这座亦被遗忘和正在消失的城市。
影片中，少有台词和串场，少有镜头移动和跳跃，叙事冷静而克制，但空空荡荡的危楼，随处可见的废墟，风中孤零的油井，斑驳脱落的墙体……当这些荒凉和颓败画面从眼前逐一掠过时，内心还是会有抑制不住的刺痛和震撼。
玉门，这座位于西北的小城，曾因诞生中国第一口油井和中国第一个油田而兴，被誉为中国工业的摇篮。在鼎盛之时，曾有13万人在玉门居住，而石油资源的枯竭，为一切悄然画上句点。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如此美好的图景或者也将被彻底掩埋在塞外的戈壁黄沙之中。
丰富的资源给这些地方带来了令人艳羡的巨大财富，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普通个人，似乎都一度深陷在由此而来的欢呼之中。但如今，他们中的多数，则不得不为在资源枯竭，或者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地方经济如何发展而作出思考。我曾经就在唐山生活过四年，那是新一任市委书记走马上任之际，整个城市狂飙突进的四年。可惜很多当时的工程，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扩张：还是扩张
或是一味大拆大建，或是上马削山造城。一边是地方诉苦，一边是质疑如潮。在一番城市的狂飙突进之后，得失究竟应该如何衡量。
天津：7座新城大手笔集体上马
据媒体最新公布的中国城市固定投资排行榜显示，天津年投资规模超过万亿，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城市之一。
在巨额投入的背后，是天津豪言将同时新建7座新城的壮志。怀疑人士认为，多个新城齐齐上马，对天津这个商品住宅库存量一直居高不下的城市而言，着实有“消化不良”之忧。
其实，天津市多个新城的建设规划由来已久，最初的新城数量更多。天津房地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新城虽然已规划多年，但多是土地规划，除了武清、宁河少数新城是在建设进行时，其他大部分目前还是荒地状态，项目建设尚未开始。
不少业内人对于新城并不乐观：天津就是一个房地产人士眼中的三线城市，对周边人口的吸引力不大，开发量却很大，后果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唐山。
武汉：其实，1个武汉=2.1个英国
最新出炉的中国城市“造城”投资排行榜显示，武汉固定投资规模名列全国第四，前三位则是重庆、天津和北京。武汉一地，2013年共花了6000亿RMB。
武汉市长表示，他在五年时间里为该市的一项重建计划花费2000亿英镑，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武汉这个已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成为一个世界特大城市，给中国第二大城市上海带来严峻挑战。而英国政府在未来20年内的响应投资仅为3750亿英镑。照此计算，一个武汉的年投资规模大约相当于2.1个英国。
仅仅在这一座城市，数以百计的公寓楼、环城公路、桥梁、铁路、一个完整的地铁系统和第二国际机场都在建设之中。上万个工地同时开工；每平方公里投资近亿元；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满目“水泥森林”。
但是，危机已经埋伏。借贷及投资的不断膨胀，已经使得武汉被称为“中国负债率最高的城市”。一旦风险降临，这座中部重镇会是怎样一番场景？
延安：革命圣地被“逼上梁山”
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先后启动了规模庞大的“上山建城”计划。延安方面对于“上山建城”主要有两大理由： 一是现有城区“饱和”。二是革命旧址保护的需要。
地处黄土高原的陕北小城延安，因地形所限，城区总面积仅36平方公里，交通拥堵不堪。此外，在市区分布168处革命旧址。这些旧址很多被城市建筑严重压抑或蚕食，已不复当年旧貌，急需抢救性保护。
不少媒体曾以“延安千亿削山造城”为题做过长篇累牍的报道，认为其耗资巨大且暗藏多重风险，有政绩工程之嫌。那么，延安“上山建城”是不是“拍脑袋”工程，如何破解资金、人气、特殊技术的需求等问题？拭目以待。
大同：“造城”市长耿彦波走后
因扼守晋北门户，大同自古以来即为军事要塞，在建城2300年间，历经上千次大小战事—胡服骑射、白登之战、土木之变，均发生于附近，文化遗产可谓丰厚。
而过去五年，大同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到处是推倒和正在新建的楼房，随处可见是高耸的塔式起重机和脚手架。在耿彦波主政期间，城建资金从每年不到1亿一举飙升到每年100多亿元，古城重建似乎顺风顺水。在他离任之际，不少市民竞相挽留，一度在全国沸沸扬扬。
耿彦波主政五年间，给死气沉沉的大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他搅动的不仅是这座城市的面貌，也包括政治生态以及331万大同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但他走后，大破大立的狂热气氛逐渐褪去，大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些人也开始反思耿氏的造城计划是否过于超前。
1885年，霍华德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个幸福家庭需要的是，一间“带有美好花园，最好还有草坪网球场”的房屋。6年后，他在伦敦狭窄的家中多出了4个孩子，这件事触发了他对城市生活的哲学思考———他萌生了一个将伦敦清空的惊人想法。这在中国也有相似之处。人口的增长和用地的紧张，使得不少城市走上了大肆扩张之路。轰轰烈烈的城市变迁之下，是每一个个体对今昔生活切身的体会。
他们：则各有各自的故事
他们，有的“历史上阔过”，而现在没落；有的曾是改革的真正前沿，而如今力薄；有的则是被疾风骤雨般的关注，而后仍需其后的漫漫发展路上继续摸索。
洛阳，古都经济怎么了？
从繁华盛世的古代都城到陪都，再到普通的地级市，洛阳历史上的变化非常微妙。一度有着千年帝都与共和国工业重镇优越感的它，却不得不面对比较严酷的现实。
如今，一度占到河南经济60%的洛阳，竟然跌出中国城市前50强、经济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多少有些令人意外。
洛阳的困局，一方面历史文化资源没有做大；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企改革的缓慢。显然，洛阳的衰落，与其说是古都的衰落，还不如说是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城市的衰落来得确切。
“洛阳城关天中起，长河夜夜千门里。”这是宋人对洛阳的赞美。但在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的当下，如再不奋起直追，那么它将更加日益的边缘化。
重庆：成“后来居上”之事
强势政府主导下的“重庆模式”，是过去几年重庆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尽管现在官方已经不再提及这样的字眼。“成后来居上之事，是非同寻常之举”。这是已经倒台的薄熙来当初的豪言壮语。
大规模的土地开发，高强度的城区建设，是重庆经济现象的一大标志。这背后，是巨额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运转高度依赖土地收入的特征。天量的投资资金从何而来？2013年中国两会期间，黄奇帆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我的奥妙就是土地储备。”
重庆经济可否持续？薄王事件之后，张德江暂时主政。他动员几十家央企赴重庆，与之签了涉及3，500亿的各种项目大单。显然这意味着中央给重庆背了一次书，一时之间给这个山城带来了前景稳定的预期。如今，重庆在剧烈动荡后，这个深居内陆的直辖城市下一步的走向，无疑不会离开人们视线太远。
东莞打算转型去哪儿？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最近这个珠三角的经济重镇声名大噪。强力扫黄风暴下的东莞，似乎迎来了不同以往的危机。
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使得其迅速崛起，东莞一度富可敌省，风头无两。
2013年，东莞全市GDP约为5500亿元，增长9.7%，高于广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一改此前四年完不成目标任务、增速排名广东垫底的窘境。但是，金融危机造成全球市场萎缩、中国经济发展带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攀升等因素，使得东莞的制造业产业面对沉重压力。
东莞是一个特例，东莞是一个样本。在不少人看来，凭借过去30多年的拼搏经历和雄厚积累，东莞依然可以翻身。
佛山：一个“平民励志”般的故事
佛山可绝对不是“凡土”，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它经常无畏地走在国家改革政策之前，甚至可以说，一些（改革政策）可能是受到了它的启发。这里的人均GDP在2012年就达到15000美元，已经比欧盟的一些国家还高。
研究者们认为，与“北上广深”相比，佛山反而更适合代表中国经济，因为它既不是经济特区，也不是省会，而且还有着中国东部城市的典型烦恼：它污染严重，负债累累。土地快用尽；增长在放缓。
佛山眼前必须处理好两个头痛的问题。其一是劳动力短缺，其二就是人人心知肚明的环境污染。
佛山的新城志在做到欧式、现代派、适合成功人士——就像它生产的家具一样。套用一下新词，这个佛山梦实现的机会大吗？
重庆的一派“全民皆红”已成过去，东莞的扫黄地震余烟未消，佛山仍旧难拿到改革尖兵的名号，洛阳也只能在历史的辉煌里独自徘徊。不同的城市，刻画着时代的变迁，普通人的生存故事的变迁。可能你还体会的并不是很明显，但这确确实实已经在你的身边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