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用脚投票意味着什么？“一国两制”对香港的制约何在？习近平反腐意在打击“山头主义”？
台湾《自由时报》发表文章《李嘉诚也想明哲保身了》，评论香港最大的财团长江实业宣布重组事件。作者黄世泽说，一直都否认会作迁离香港动作的长和集团，最终决定迁册至英国属土，表明李嘉诚对中国和香港的司法不信任。长和集团以最大华资公司身分，以脚回归英国的做法，震撼比一九九七年前，汇丰银行集团将总部迁回伦敦，或怡和集团迁册百慕达更大，这是对一国两制投不信任票。
黄世泽认为，另一方面，现时保留上市地位的长和集团，手持的非地产业务，像零售巨人屈臣氏集团，或流动电话集团三，或刚收购得来的欧洲飞机租赁公司Awas旗下过百架飞机，多以英国、欧洲作主要根据地，这些李嘉诚肯定不会卖。但是，如果北京的财团能出一个合适的价钱，李嘉诚很可能把整个长地集团出售，不保留香港和中国的房地产资产。这表明他对中国和香港前途悲观，纵使欧洲和英国经济未复苏，他都宁愿看好欧洲市场。李嘉诚的决定，正警告台湾人，与中国走得太近很可能会亏大本的。
相比新加坡，香港输在“一国两制”
香港网媒《立场新闻》发表文章《香港落后新加坡的真正原因》，作者邝健铭认为港媒经常吹捧、主张香港学习新加坡模式，多只着眼于其施政速度。香港与新加坡行的是两套风格颇为不同的模式，前者倾向强社会弱政府，后者相反。一个港媒经常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分野，是新加坡为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而香港只是一国之中、权力不断被收紧的特区。
文章说，纵然港人仍会嘲笑新加坡自由欠奉，但趋势是新加坡民众的问政力量愈来愈大，不再温驯。一些新加坡能作的事，在香港却日渐成为政治忌讳。香港因愈来愈政治正确地只向北望，开始与新加坡分道扬镳，由昔日同为面向四面八方的海洋城市，变成今天愈加内向的“内陆城市”。未来香港模式还能保留多少正面意义，很视乎有多少港人能摆脱乡愿、短视与犬儒的恶习。
雨伞运动坚守心志与责任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周保松在《明报》发表《抗命者言（下）——政治的道德》，继续谈论他参加“雨伞运动”公民抗命行动的经历与思考。周保松说，不少香港人喜欢称所有从政的人为政客。这种称呼，往往预设了这样一种态度：凡从政者，必为私利；而政治本身，必是权力斗争的毫无道德可言的污秽之地。但是他说，在这次雨伞运动中，年轻一代要香港有真普选，不是价值虚无，更非自私自利，而是站在道德的观点，要求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公正，让人活得更像人。他们如此相信，故如此行动，同时如此要求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必须以政治道德为念。
周保松认为，这次雨伞运动最为激动人心之处，也许正是让我们看到新一代年轻人，如何既有对心志的坚持，也有对责任的承担，并在变动不居和强弱悬殊的政治现实中去努力协调这两种政治伦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成熟。
“老虎”、“苍蝇”属于哪一派？
“在近年来落马的一些‘大老虎’背后，多有一帮官员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新华社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形成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团伙’。”《纽约时报》发表资深记者储百亮的文章《习近平反腐，更反“山头主义”》，指出最近突然涌现出了此类官方评论文章，声称腐败丑闻暴露出了一种“圈子文化”，指向了更深层次的震动。这种震动是习近平根除“老虎”和“苍蝇”，即高官和初级官员贪腐的运动引发的。
文章说，周永康、令计划以及其他被调查官员似乎毫无疑问将接受庭审，随后将被定罪并处以监禁。但不那么确定的是，他们的指控中是否会包括搞宗派主义。上一次因派系勾结等罪名进行的大型庭审，是1980年对“四人帮”的审判，当时，毛泽东妻子江青及三名同伙受到的指控中，包括企图篡党夺权。但是，与许多中国领导人一样，习近平认为腐败不光代表着个人的贪欲，也是失去团结的危险信号.
台湾《自由时报》发表文章《李嘉诚也想明哲保身了》，评论香港最大的财团长江实业宣布重组事件。作者黄世泽说，一直都否认会作迁离香港动作的长和集团，最终决定迁册至英国属土，表明李嘉诚对中国和香港的司法不信任。长和集团以最大华资公司身分，以脚回归英国的做法，震撼比一九九七年前，汇丰银行集团将总部迁回伦敦，或怡和集团迁册百慕达更大，这是对一国两制投不信任票。
黄世泽认为，另一方面，现时保留上市地位的长和集团，手持的非地产业务，像零售巨人屈臣氏集团，或流动电话集团三，或刚收购得来的欧洲飞机租赁公司Awas旗下过百架飞机，多以英国、欧洲作主要根据地，这些李嘉诚肯定不会卖。但是，如果北京的财团能出一个合适的价钱，李嘉诚很可能把整个长地集团出售，不保留香港和中国的房地产资产。这表明他对中国和香港前途悲观，纵使欧洲和英国经济未复苏，他都宁愿看好欧洲市场。李嘉诚的决定，正警告台湾人，与中国走得太近很可能会亏大本的。
相比新加坡，香港输在“一国两制”
香港网媒《立场新闻》发表文章《香港落后新加坡的真正原因》，作者邝健铭认为港媒经常吹捧、主张香港学习新加坡模式，多只着眼于其施政速度。香港与新加坡行的是两套风格颇为不同的模式，前者倾向强社会弱政府，后者相反。一个港媒经常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分野，是新加坡为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而香港只是一国之中、权力不断被收紧的特区。
文章说，纵然港人仍会嘲笑新加坡自由欠奉，但趋势是新加坡民众的问政力量愈来愈大，不再温驯。一些新加坡能作的事，在香港却日渐成为政治忌讳。香港因愈来愈政治正确地只向北望，开始与新加坡分道扬镳，由昔日同为面向四面八方的海洋城市，变成今天愈加内向的“内陆城市”。未来香港模式还能保留多少正面意义，很视乎有多少港人能摆脱乡愿、短视与犬儒的恶习。
雨伞运动坚守心志与责任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周保松在《明报》发表《抗命者言（下）——政治的道德》，继续谈论他参加“雨伞运动”公民抗命行动的经历与思考。周保松说，不少香港人喜欢称所有从政的人为政客。这种称呼，往往预设了这样一种态度：凡从政者，必为私利；而政治本身，必是权力斗争的毫无道德可言的污秽之地。但是他说，在这次雨伞运动中，年轻一代要香港有真普选，不是价值虚无，更非自私自利，而是站在道德的观点，要求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公正，让人活得更像人。他们如此相信，故如此行动，同时如此要求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必须以政治道德为念。
周保松认为，这次雨伞运动最为激动人心之处，也许正是让我们看到新一代年轻人，如何既有对心志的坚持，也有对责任的承担，并在变动不居和强弱悬殊的政治现实中去努力协调这两种政治伦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成熟。
“老虎”、“苍蝇”属于哪一派？
“在近年来落马的一些‘大老虎’背后，多有一帮官员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新华社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形成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团伙’。”《纽约时报》发表资深记者储百亮的文章《习近平反腐，更反“山头主义”》，指出最近突然涌现出了此类官方评论文章，声称腐败丑闻暴露出了一种“圈子文化”，指向了更深层次的震动。这种震动是习近平根除“老虎”和“苍蝇”，即高官和初级官员贪腐的运动引发的。
文章说，周永康、令计划以及其他被调查官员似乎毫无疑问将接受庭审，随后将被定罪并处以监禁。但不那么确定的是，他们的指控中是否会包括搞宗派主义。上一次因派系勾结等罪名进行的大型庭审，是1980年对“四人帮”的审判，当时，毛泽东妻子江青及三名同伙受到的指控中，包括企图篡党夺权。但是，与许多中国领导人一样，习近平认为腐败不光代表着个人的贪欲，也是失去团结的危险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