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贯穿千头万绪的民国史事的是五种秩序带来的五条历史路径

（一）民国的五条可能路径

民国时代从时间上看是非常短暂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只要接触到这段时间的历史，即使还没有什么很系统的想法，都会觉得这段时期比较特殊，有特殊的复杂性和趣味性。你只要仔细反思和推理就会发现这种特殊性的原因在哪里：它跟其他普通的间歇期例如三国或其他的乱世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叠加了几种不同的可能性的历史。

这几种可能发生的历史都没有能够得到机会充分展开自己的可能性，但它们都起到了相互干扰历史路径的作用。我们用物理学家Richard Feynman（1918-1988，美国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的话来说，民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路径积分（pathintegral formulation）的产物，你用任何一条路径的单一逻辑去解释，都解释不通的。按照任何一种单一逻辑它都不该发展成这样。几种逻辑产生的几条本来可能发生的路径相互干扰的结果，才产生了这样一条实际上发生的路径。跟每一种路径本来可能发生的情况都不一样。

五条路径 ：

世界秩序的远东延伸

王朝周期律

知识分子的大一统国家理想

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

两党的党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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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这几条路径中间最大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世界秩序向远东的延伸。这个过程早于民国产生，如果没有这条路径的话，民国是不会存在的。可以说整个近现代中国乃至于整个近现代亚洲的国际秩序，都是欧洲秩序在近代以来向东不断扩张的结果。扩张的过程有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对东亚的结构起了很深刻的作用，尤其是中日之间。时间差有一部分是地理决定的，例如奥斯曼帝国离欧洲就比较近，印度离欧洲就比中国要近。远东是最远的，它最后才接触到扩张的欧洲秩序。它接触到的欧洲秩序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那种已经比较成熟的秩序，不像印度接触的是绝对主义（如路易十四）时期和资本主义相交的那个时期的秩序，这个特点很不同，但是也不是完全由地理决定的。

例如，中国、朝鲜和越南这几个实体，它们加入远东国际秩序的过程不完全是由地理决定的，跟本国政治家的路径选择有极大的关系。中国在这方面比日本和朝鲜加入得更困难，主要原因是大明和大清原先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下秩序，在这个天下秩序中，它认为这个天下就是整个世界。所以要它解散这个天下秩序，以一个普通邦国的身份加入世界秩序，这对它来说是格外困难的。而这个困难在日本和韩国身上就变得不存在或者几乎不存在，至少要小得多。所以尽管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大清和西方秩序接触的时间要比日本更早，但是它的反应却是更缓慢，曲折更多，最后加入的时间更晚。

大清加入国际秩序是一种非常被动的方式，庚子之乱和辛丑条约才最终奠定了远东秩序。这个远东秩序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颠倒了原来的天下秩序，它不仅仅解散了原来的天下秩序而且颠倒了这种秩序，我们可以设想假如庚申之乱（1860年）也就是火烧圆明园那个时代，大清和日本分别加入欧洲秩序，远东秩序大概会是多中心的平行结构，中日两国不会谁比谁强的。但是甲午（1894年）以后优势就开始偏向日本一边了。庚子之乱（1900年）是比鸦片战争更重大的根本性挫折。因为它颠倒中日两国的地位。清朝在以前只是普通的战败国，但是在庚子之乱中，变成了违反国际规矩的罪犯。罪犯和失败是不一样的，失败者只是普通的竞争对手，回过头来就可以回到国际社会中。但是破坏规则的罪犯就要遭到一系列相当于是法国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国在一战结束后受到的那些限制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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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清朝地方官迫害基督徒的漫画

最重要的限制性条件是辛丑条约规定的从东交民巷一直到大沽口这个重要的非军事区，以及随后造成的日俄战争。后来大部分历史节点都是由于这一次安排造成的。没有京津非军事区，那么可以肯定就没有卢沟桥事变。没有日俄在东北的争夺，也就根本不会有九一八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参加八国联军对日本来说也不是一次普通的行动，对它来说这次行动就像是中国参加驻海地维和部队一样，本身军事意义不大，但是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认可，就是说以前日本只是一个见习生，虽然挤破头想挤进欧洲国际体系，但是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俱乐部成员，现在它加入八国联军，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它就是一个够格的国际俱乐部成员了。

日本变成国际俱乐部的一个正式成员，而大清沉沦为一个受到监视的犯罪分子。这就是20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远东国际体系的现状。中华民国就是在这个国际体系中产生的。而且它产生以后始终受到这个国际体系的约束。可以说义和团失败以后，大清和早期民国精英是有连续性的，基本上是同一批人。只是老的一批渐渐退休但是新的一批也没有重大政策上的改变。他们采取的政策简单说就是放弃对抗，采取日本在明治维新和英日同盟中采取的政策，尽可能地重头开始，过去的“光荣”就不再提了。现在我们从头从最低级开始做起，尽可能一步一步恢复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跟在日本的后面走。这就意味着日本等于是变成了国际秩序的远东分公司经理，而中国这个原来的（天下体系）总公司经理，现在以实习生的资历从头做起。这是极端屈辱的，有很多中国的精英阶层都对这一点无法接受，但当时他们是别无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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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逊位诏书，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副署者有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署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署度支大臣绍英、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署海军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署农工商大臣熙彦、署邮传大臣梁士诒、理藩大臣达寿

但这种无法接受的情绪在后来发酵，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把原来的既成秩序给推翻了。这是民国肇造的一个重要原因。民国肇造有一个基本特点，它的精英阶层推翻清政府的一个理由就是，清政府究其本质来讲，不大适合于近代化，不大适合于做一个国际体系中的正常成员国，而它搞君主立宪没有诚意或者说不太成功之类的只是比较次要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大清这个体量和它的性质不容易改造成为远东国际体系里面一个正常行为主体。如果改成一个五族共和的联省共和国，看上去在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方面都比较接近于西方国际体系的要求。这种做法能够大大加快实现大清-民国在国际社会中恢复正常国家地位的前景，这一点它倒是做到了，可以说，中华民国早期的历史，从1912年到1922年这段时间，是一个用温和手段不断地修改条约和废除条约特权，逐步争取正常国家地位的温和过程。

这个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它是在没有引起列强反感的情况下甚至是在配合列强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从北京政府的角度来看，十四国武装干涉苏联①对中国的意义就相当于是八国联军战争对日本的意义一样，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然后又参加协约国武装干涉苏联的行动，这就相当于是日本在八国联军和日俄战争中的作用，为了争取西方的认可，向西方表明中华民国也是条约体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国了，以后可以慢慢变成一个正常国家。这样就是收到很多效果的，像威海卫这样的地方都自动归还中国了。而且这些修约的过程在不断加快，可以合理地推断，即使不发生北伐战争，北京的外交官集团和列强之间的协调仍然能够以较慢的速度实现后来国民党在革命外交中实现的大部分目的。

1、“十四国干涉”的说法最初出自1919年夏媒体报道的英国国防大臣丘吉尔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丘吉尔宣称，将在当年八九月间组织14个国家的军队联合反对苏俄政权，但他并没有具体提到是哪些国家，实际上也并未将这一联合行动完全付诸实施。列宁阅毕电报后，曾在电文空白处随手写下他认为的14个国家的名称：英、美、法、意、日、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波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实际上，1918-1922年的苏俄内战期间，参加过对苏作战的外国武装部队并不止于上列“十四国”，还有德国、土耳其、罗马尼亚、希腊等国。中国北洋政府于1919-1920年间也曾派兵进入苏联远东地区。

在这方面国民党给我们提供的史观是有偏见的，它等于是讲“北洋政府不爱国，只有我们推翻了北洋政府才能完成修订条约的进程”。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修订条约早在护法军政府时代就是南北政府共同推进的一个项目。南北政府本身虽然是相互对立而且对立是参战问题引起的，但是南方的非常国会和军政府同样承认它所控制的小半个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主要还是外交的原因。这就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中国南北两个政府相互对立，但它们都一致认为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分享战胜国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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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支援一战的华工

战后的外交活动也是很奇特的。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南北政府正在上海会谈，国内的和平谈判和国际的和平谈判同时进行，最后双方商定的结果是，中国派驻巴黎的代表团要由南北双方的代表一起参加，共同实现复权的外交。复权外交是当时的主旋律。可以说，中华民国之所以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外观，要有一部欧洲式的宪法，哪怕它的基层社会一点也不像欧洲的社会，但它在最上层必须模拟出一套和欧洲相似的机制，主要就是为了跟国际对接，尽可能和谐地恢复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这是第一条线索。

这条线索如果没有被打断，一步步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今后的中国可能就是一个大号的泰国，可能会比较接近于墨西哥，或者是巴西那种情况。那些国家都和民国初期的中国一样，有明显的上下层隔离，上层是西化的、了解国际体系的精英，他们为国家争得了一个至少是象征性的平等地位，但是他们跟本国的传统文化和绝大多数底层人民不通声气。他们的宪法是徒具形式的，基本上没有牵扯到最基层的大多数居民，结果搞成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美国政治学家。此处可参看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谓的那种跨越文明断裂线的灵魂分裂的国家。这种灵魂分裂的状况，至少是要影响它在重大国际事件中的动员能力，因此这样的国家虽然像巴西和墨西哥那样领土虽然广阔，宪法上好像和美国宪法没什么重大区别，但它发挥不了实质性的强国作用。

假如中国的宪制在20年代中叶以后没有发生剧烈改变，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那它可能就是一个体量比较大的墨西哥或者巴西。这是第一种历史可能性。这种历史可能性的原动力不是来自于中国本身，也不是来自于远东本身，主要是来自于欧洲特别是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政策基本上就是在全世界各地通过一种规训式的外交，培养一系列合格的代理人国家。它对这些代理人国家不像美国那样推广价值观，它不要求你民主，它要求你建立一个有良好治理秩序的、尊重条约和契约、尊重私有财产的政权。如果你不尊重私有财产，比方说像埃及和墨西哥那样赖债，那么大英帝国就要派军舰来打你。如果你尊重这两项，实行一种哪怕是寡头制但是能维持有效的统治，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保护私有财产和契约，像巴西或者墨西哥迪亚斯（Porfirio Diaz，1830-1915，墨西哥总统、独裁者，1876年至1911年在位）政权那样，那就完全符合英国人的心意，照英国人的意见来说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在远东，英国政府首先推行这种教育政策就在李鸿章执政时期，而甲午战争以后英国看到日本比大清更符合它的标准，就通过英日联盟把日本培养成它的远东主要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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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日本时政漫画《十六国王考地球之图》

其实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同时，李鸿章是很有机会为大清争到这个地位的。而北洋时代的精英其实主要就是想要争取李鸿章本来有可能争取到但是由于清朝内部原因而失去了的这个机会。但他们晚了一步，因为日本已经领了先，所以机会窗口的丧失是个无法弥补的错误。如果大清在李鸿章时代实行北洋政府这些政策，那么可能就没有英日同盟了，而是大清和英国同盟，那么中国就是远东地区分公司的经理人了。以后会不会发生革命都很难说。但是北洋政府采取这个措施已经晚了，虽然还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扭转不了中日之间此消彼长的局势。所以国民党的史观虽然在许多地方是错误的，但是有一点是正确的，就是说，中国如果顺着北洋政府划定的这条和谐的和平修约的道路上走，那么虽然你能前进一两步，但是日本可能会前进三四步，尽管从绝对值情况来说你在国内的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地位也不断改善，但是你爬不到日本头上去。日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顺着这种路径自然前进的话，它始终是东亚地区的领袖，而中国始终屈居日本之下。

而且你还可以合理考虑，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它会同意修约，放弃条约特权，而日本人肯不肯这么做是很成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东北问题、大连问题、南满铁路问题、还有内外蒙的问题，多半会成为永久性的悬案。这是第一种可能发生的历史。因为它是动力因素最强大的历史，所以我把它排在最前面说，这种历史可能性没有成为现实的主要原因也不在中国内部。中国内部没有力量撑破这种基本格局，尽管当时的精英也清楚这种格局并且相当沮丧。主要原因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欧洲文明非常致命的打击。英国在远东进行干涉的力量急剧下降了。英国的撤出在现实政治中就导致政治真空。于是三股力量就进入了这个政治真空。最强大的两股力量当然就是苏联和日本。他们想继承、分割协约国在远东留下的遗产，因为协约国已经不再玩了。第三股力量就是中国本身的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势力，它想趁大英帝国和欧洲国家撤退的机会，通过革命外交的手段把中国失去的一切统统夺回来。这三种力量相互冲突的焦点就在东北。

后来的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变，无论是中日之间的战争还是苏联加入的国共战争，以及最后共产党和苏联的决裂，都是由这条线索引起的。这是决定中国近代和现代命运的最主要最核心的线索。但它也没有完全实现自己所有的内在可能性。因为还有几条虽然次要但也很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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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地图

第二条，在我看来重要性仅次于远东国际秩序的线索，就是中国内部的秩序问题。中国内部秩序最简单来讲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是一定要崩溃的，我们不能像某些民族主义者那样，说大清完全是毁在西方列强手里面的，好像没有西方列强中国的王朝就不会解体一样。这显然不是真的。在白莲教战争（嘉庆年间发生了大规模的白莲教暴乱，其分枝天理教教徒甚至在1813年突袭进了紫禁城）时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大清王朝是早晚要逃不脱这个定律的，早晚要进入一个新的分裂和动荡的阶段。这个分裂和动荡的阶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局不好说，也许内地会出现李自成和朱元璋这样的领袖，也许边陲某些少数民族如准噶尔的骑兵、甚至日本幕府武装或者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力量会渗入，像元朝和清朝那样建立新的政权。也许会出现一个类似五代十国那样的比较长的中间期。在这几种可能性还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西方势力渗入了中国，而它渗入中国的结果就是延缓了大清解体。

对大清来说，西方势力渗入虽然使它在香港等地方受到了些局部的损失，但是根本上来讲，它通过顺应这种国际体系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这使它避免了崇祯皇帝的命运。清政府为什么能够打倒太平天国、捻军还能够平定新疆，关键就在于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国际社会贷款。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财政支持的话，那它发生这样的战争就只能像崇祯皇帝那样增税，增税的结果很可能像明朝末年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一样进一步加速社会崩溃，结果扩大了本来想镇压的叛乱，反倒是加速了自己上煤山的进程。像左宗棠在新疆的战争如果没有西洋人的军火和贷款的支持，是根本打不起来的。而太平军之所以没能够打败清军，关键就是在于，庚申之乱以后英法和清政府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英法和欧洲国家感到，为了维护他们的条约利益，清政府是一个比太平军更适合的交涉对象。本来可以用来资助太平军的力量用来资助清朝了。如果这个力量天平稍微移动一点，失去江南主要税收地区的清朝不一定能支持得住。

所以清朝已经处在这种情况下：它自己在亚洲内地的一个小型的天下秩序要想维持下去，实际上是需要它顺应更大型的欧洲国际体系才能够维持的了。左宗棠战争就已经证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的训练已经开始了。大清通过上层外交延缓它的寿命，这种政策后来被北洋政府继承了，国民党政府也在较小的层次上继承了这个政策，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上层统治和基层社会生态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割裂。上层社会就会变得有点像墨西哥或者是巴西，多多少少变成个西方的代理人和附庸体系，使用一套基层不能理解的语言，这一点就妨碍了儒法国家对基层的统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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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签署贷款协议

明清这种类型的帝国对社会基层的统治能力要依靠两种因素，第一种因素是比较活泛的一种柔性训练，就是儒家的德教，像清政府搞的《圣谕广训》（包括康熙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的“广训”两部分，于1724年即雍正二年颁发，要求干部群众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落实讲话精神）之类的，把儒家的道理以通俗的方式普及到基层的士绅和百姓当中，大大地降低了它的统治成本；另一种做法就是法家的吏治国家，通过官僚和法令对编户齐民实行直接统治，尽可能地取消社会中间阶层实行直接统治。这两种力量都衰退了，因为：1、大清加入国际体系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了儒家德教政治功能的破产；2、吏治国家在西方势力渗入下不断后退，在新兴的实业需要乡绅阶级进行民间的协调和自主经营的情况下，吏治国家不得不后退。

吏治国家后退的程度在各地有所不同，西方势力影响最大的香港和上海反倒是宗族势力复兴得最厉害的地方。尽管大多数人好像都认为，宗族势力是属于儒家的一个特色，往往把它和宋代和明代的宗族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它恰好是一个殖民主义共生现象——在马来亚、香港这些地方达到它发展最完全的程度。在广东这种西方影响比较大的地方也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内地的宗族组织相对就很不发达，因为当地社会情况仍然接近明朝和清朝中叶的情况，没有西方势力渗入，吏治国家的保护就比较完整；而有西方势力渗入，宗族组织和中间组织就极大地发育起来。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类似五代十国的特殊版本，就是地方分化的力量大大加强了，中国的各个部分在社会形态和路径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歧异，这个歧异后来直接影响到了各地不同人物的选择。例如最重要的最显著的就是孙中山，因为后来国民政府一度成为中国名义上统一的政府，所以大家对孙中山比较容易高估，但是在晚清和民国初年，恐怕江浙一带士绅眼中的孙中山他差不多就是一位侨民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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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大寇，前排左起为：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尢列；后立者为关景良。

孙文讲血缘民族主义，把它跟王船山的反满思想联系起来，国民党后来把孙文推成尧舜周孔以来的一个道统继承人。但是在民国初年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按照当时乃至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的儒家观点来看，儒家是有教无类的，它不强调血缘，异族人如果皈依了儒家的道理的话，那么也不用管他到底原先是满人或是蒙古人，像倭仁（1804-1871，蒙古人，同治帝师、理学名臣）和梁漱溟（帖木儿后裔）这样的人显然就是蒙古渊源很深的，再往前推其实李世民也不是真正的汉人。用现在的话说儒家就是一种普世主义价值观。而孙中山特别反对这个，他强调血缘主义价值观，他认为民族是血缘主义共同体，这一点和广东的生态环境是极端切合的。

广东是一个族群割裂的地方，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各个小族群构成自成一体的结构，每个族群控制区域都不大，但是跟其他族群相遇就像水和油不相容一样，怎么也糅合不到一起的。广东名义上是一个省，实际上是好多种族集团。这在吏治国家比较强盛的时候可能不太显眼。随着移民、大规模华侨向东南亚和美洲移动，这个族群分化就变得非常明显。海外的侨团差不多是一个同乡会的组织，同乡会大部分是广东人或是闽南人，他们之间的划分确实是按照种族和血缘来划分的，像南洋的各种帮会。

孙文的同盟会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跟华侨世界中流行的各帮会没有明显区别，而且重叠成分是非常大的。这跟1912年以后重组的国民党是不一样的。他重组国民党的时候有个重大特点就是尽可能地用江浙人和北方人来冲淡广东的色彩。所以后来汪兆铭就发现后期的国民党中广东人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这是个重大的转折，早期的同盟会和国民党不是这样。即使是同盟会和所谓的中部同盟会（1910年宋教仁等组织，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设立分会），孙中山的广东系人马和宋教仁的长江流域班底之间也有着非常巨大的冲突。从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参议院的角度来看，孙文这个人是不可能真正统治中国的，他的任务就是带来华侨们的募捐和外国人的承认，给我们办一些我们自己不大好办的事情。但他要真正统治内地这个跟他格格不入的大一统中国应该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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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摄影

民初的五族共和不光是五族之间的问题，在通常所说的汉族地区内部其实也是非常缺乏统编力量的，而是延续了清末以来这种隐形的五代十国的发展局面。如果这种发展局面没有受到外力干涉或革命的强力扭转的话，那么合理的推断就是，几个不同类型的种族文化经济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东北肯定会构成一个特殊的区域，这个区域多半还会吸收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山西会构成一个特殊区域，会吸收内蒙古西部以山西移民为主的那些区域，可能还会吸收陕西北部。浙江构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而四分五裂的江苏可能会变为一系列小区域，广东可能会变成几个小的族群集团，跟广西构成一个两广同盟。其他中原地区可能会跟北京跟得比较紧。满蒙回藏这些就不用说了。

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特殊性日益发展，那么它们就会推动1923年宪法中联省条款的落实（1923年10月10日，被称为“曹锟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颁布。这部宪法继承和发展了临时约法和天坛宪草，补充了地方制度的章节，规定了国权和省权的划分，提高了预算审计的约束力，是民国最完善的一部宪法）。如果1923年宪法没有被北伐革命打断，那么以后的历次宪法修正恐怕会以越来越有利于地方势力的方式进行。而这样一个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可能会形成比较接近于英印帝国或者维也纳会议规定的德意志邦联（1815年根据维也纳会议而成立，目的是团结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被废除后的德意志各邦。邦联设有议会，以奥地利帝国代表为主席。组织松散，各邦保持完全的主权）那种格局。在这种非常松散的半联邦半邦联的格局之下，可能不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因为中国本部基本上没有动员和组织的能力。而由于它自己内部四分五裂，日本和俄国或者是任何一个外国要找代理人都不是格外的困难，因此外国即使想要谋求这个区域的利益也根本没有必要发动侵华战争那样的大规模入侵。

像这样一个“百衲被”一样的中国，将会成为远东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缓冲力量，因此远东将会变成一个小战争连绵不断，但是大战基本没有的地方。沿海地区会发展得跟现在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差不多。而陕西和河南这样的地区可能还跟明朝中叶差不多。这条路径也没有完全展开出来，也是因为其他几种因素几条路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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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china

第三条路径就是从晚清开始，我们比较熟悉，就是所谓的老新党，新式士大夫像汤寿潜、梁启超、张季直，他们对中国的设想在细节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精神上，他们都希望把中国，至少是十八省本部的中国组成一个法兰西式的吏治国家，用西班牙激进派的讲法就叫做集权式自由，既是自由的又是集权的，因此这个国家应该是一个现代化的共和国。但是为了避免地方主义和分裂力量的过度发展，它在内部应该实行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制，而不是实行德国那种破碎的邦联制或者英美那种地方权力很强的体制。如果按照梁启超的新民理论，或者是当时民间知识分子普遍主张的理论，那么中国最好是走这条道路。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多大实力，但是有很多人通过观念影响政治，也还是有一定潜在影响力。他们基本上对每一个看上去有希望统一中国的政府都采取依附和鼓励的态度，希望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符合他们期望的存在。袁世凯、吴佩孚和蒋介石都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他们都对这些领导寄予了一定的希望。

从这些知识分子自己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希望都落空了，但是反过来从这些政治强人的角度和中国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希望虽然没有完全达成，但是对历史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它至少是起到了阻止相反道路实现的作用，至少它相当有效地阻止了中国完全变成一个国际体系附庸国，或者是完全瓦解成为一系列小国或者邦联。这两件事情如果没有这批知识精英的努力的话，本来是很可能实现的。如果你抵抗力不够强的话，顺势而发展的话，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一和第二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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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次年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

第四和第五条道路就不用特别讲了，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道路，就是日本设计的那条大东亚共荣圈，就是驱逐西方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小型的对抗国际体系的道路。这个道路如果成功的话，就是以日本为中心，满洲构成一个政权，华北构成一个政权，江南构成一个政权，像卫星一样环绕日本。日本希望能够把自己变成英国，把这些附庸性的缓冲国家变成英联邦国家一样。它建立了这样一个体系之后，就可以跟大英帝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分庭抗礼，构成一种平起平坐的关系——这是它的如意算盘。没有成功的原因以原有国际体系反扑为主，以中国内部抵抗为辅。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它起到了重大的破坏作用，至少它把庚子条约以后的远东国际体系给彻底打烂了，搞到无法重建了的地步，造成了政治真空，给后来的发展留下了机会。

最后一条道路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国共两党的道路。国共两党的道路有很多重要的区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说它是对第三条道路也就是中国知识精英提出来的法兰西式吏治国家的补充和否认。它承认这种新中国的理想。新中国这个词是谁提出来的？梁启超提出来的，由民国初期知识分子鼓吹的。但是蒋介石后来提出了更加系统化的新中国概念，中共也沿用了这个词。

国共两党的意思是，这个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与此悖逆的要求都是不予考虑的，但是用你们所主张的方法达不到你们要实现的目的。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凌迫之下，自己国内又是如此四分五裂，按照你们所设想的那种欧洲式的局部改良、局部革命的方法实现不了你们的目的。我们必须有一个更坚强的核心，而且是经过Leninism改造过的党国核心，只有这个党国核心才能实现你们的目的。你们不断地反对党国核心，说党国如何独裁、不民主，但实际上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党国核心，你们所设想的那种新中国才能组织起来。没有我们，这样的新中国是不可能组织起来的。这一点恐怕国共两党是一致的。

他们的区别在于，这个党国核心应该由谁来主持，而这个党国核心内容到底应该是像国民党那样比较偏向粉红色的经济体制，还是偏向全方位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体系，区别就在这里。但是从组织的角度来讲，他们强调的都是以新型的党国组织核心重建国内宪制和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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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毛泽东与蒋介石举杯庆祝抗战胜利

这条是最后一条，也是表面上成功了的路线。但是表面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和幻觉的产物。因为，虽然它成功阻断了前面四条路线，但是并没有消灭前面四条路线所造成的路径积分（path integral formulation）的影响。这些路径积分的影响仍然体现在它内部，所以造成了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它多次单方面地主张——从国民党40年代后期，甚至从革命外交时期就开始主张，到现在仍然是这样主张。它单方面的主张是——中国应该是远东地区的一个大国，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要求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它应该摆脱国际体系的遗留影响，摆脱东亚体系的钳制，这种钳制在东南亚仍然是存在的；摆脱中国社会原有的明清那种小农的儒家的民间社会的影响；摆脱中国知识精英集团原来那种法兰西式的共和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实际上这前四种影响此时此刻都还以变形的形式存在。比如说，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复活了梁启超时代和五四时代知识精英的一部分理想。当然并没有全部复活，因为路径已经被严重扭曲了。但是在扭曲的形式中间，当初留下的积分和积累的影响仍然在发挥作用。

而现在的台湾和南海问题，实际上都跟远东国际体系和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留下的影响有关。现在所谓三农问题以及国内没办法厘清和展开的问题仍然是受制于明清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民国还活在我们中间，准确说是民国时期曾经存在的五条路径，现在纠结在一起，构成一种电子云式的混沌状态，未来前途仍然不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民国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五条线索的根源其实都在民国初期就基本埋下了。它们互相纠结和互相渗透，现在还看不出谁能够随着将来的形势变化。这几条路径中，外显的转为内含的，表现的转为不表现的，或者不表现的转为表现的，不充分表现的转为充分表现的，充分表现的转为不充分表现的，机会是极大的。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不要惊奇，因为这不是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是戏剧性的变化，而是所谓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因为线索本来就是存在的。1949年不值得惊奇，1937年也不值得惊奇，1928年同样不值得惊奇，因为这些线索早就存在于早期民国的内部了。这就是民国历史的真正重要性所在。如果考据民国历史有很多有趣的细节可以考证，但是路径问题才是真正事关命运的。路径是怎样表现自己的，怎样局部地和全部地展开自己，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真正要讨论的问题。

（二）民国人物纵横谈·陈炯明

孙文发动二次革命，虽然牺牲了自己，但是也已经成功地让袁世凯输掉了。这其实是一个很高明的权术。后来有些批评孙文的知识分子反而是太天真了。

刚才讲的都是务虚的东西，因为历史是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社会团体的命运当中展现自身的，所以民国这五条路径互相纠结程度也可以从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代表人物——用比较俗烂的话就是“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身上展现出来。

例如像陈炯明（1878-1933）和阎锡山（1883-1960）这样的人物。陈炯明，他的出身原先是秀才，是清朝按照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最后一批秀才，但他在秀才考完了按照正常情况应该考举人的时候，科举制度废除了，开始办新式学堂，于是他进入了广东法政学堂。广东法政学堂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当时各省创办的这类学堂中的一个，是晚清新政的一部分。

新政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司法制度，因为这跟治外法权有关。治外法权存在的理由也就是所谓不平等条约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外国人不能忍受大清那种野蛮的诉讼法的审判，他们认为只有现代的法律才能适应公正的审判。他们作为文明国家的国民不能受中国这种野蛮的带体罚带酷刑又没有让被告人权利受到充分保障的司法体系的管辖。因此他们要求有治外法权，不受你野蛮的法律管辖。你要取消治外法权，首先就要实现自己内部司法体制的现代化。要把司法权从行政权里面剥离出来，设立不受行政权节制的单一司法体系。法政学堂就是这样建立起来，为这样一种改革培养人才的一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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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法政学堂1907年开办典礼

刚刚才培养人才没有几期，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就中断了。一直到民国前期，整个民国前期内地的司法官员仍然是高度稀缺的，在很多地区北洋政府不得不继续沿用前清的规矩，由县官代理法官。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政策上的缘故，就是因为人才缺乏。法政学堂培养的人还太少，就被打断了。陈炯明就是各省所主办的这种法政学堂的学员。而这些法政学堂尽管政策是中央给的，但是财政却是各省给的。他们如果毕业以后进入立宪会议中准备建立的各省司法机构，那么他们的财政基础也仍然来自于地方。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实际上中央已经不可能筹出钱来了。洪杨以后，清政府原有的财政体系实际上已经破产了，如果没有地方士绅的筹款的话，那么清末大部分新政是无法展开的。地方士绅的筹款责任对后来民国宪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谁筹款谁就有发言权。既然绅士负责筹款、军人负责统治，那么就产生了陈志让所说的军绅政权，也就决定了宪制的道路。在这种体制下不管怎么样北伐或者南征都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统一的。

国民党后来实现名义上的统一，它的财政基础就是，它能够改革关税，能够跟列强达成协议，大幅度提高关税的收入，通过上海和天津的海关筹集它大部分的收入，一小部分收入又能够通过统税从比较现代化的城市中的企业里筹到，这样它不再需要地方财政，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能实现统一。陈炯明那时候地方士绅负责筹款，办新学校、办银元局、办保卫团、办各式各样的地方事业，这就无形中大大加强了王纲解纽时代士绅的权力，同时也造成一种士绅自我培养的机制。像陈炯明这样，本来他有可能是中秀才中举人然后变成左宗棠式旧士绅，上了法政学校然后还当选了广东省的咨议员，很明显他就是广东未来的新精英集团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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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谘议局旧址

他加入同盟会然后依靠惠州老乡的支持在广东惠州一带组织了一支称为循军的部队，当时笼统地把这些部队称之为民军，辛亥年他率领这支部队和广东各地的民军一起进入广州城成立军政府。但是问题立刻就出来了，广东省的士绅不太愿意也没有必要供养如此之多品流混杂不齐的民军，还有清朝龙济光（1868-1925，云南蒙自人，原为清军将领，辛亥革命后归顺广东军政府。1913年，龙济光奉袁世凯命令讨伐陈炯明。陈败退后，龙成为广东督军。1916年袁世凯病死，龙处境日蹙，最后被桂军击败，逃往北京）留下的滇军势力，这是不必要的也负担不起的，但是该怎么裁减或者说由谁负责裁减，很明显就是一个非常得罪人的事。胡汉民（1879-1936，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时是同盟会南方支部的支部长。1911年11月12日，广州军政府成立，胡汉民出任都督）是一个文人气质比较浓厚的人，承担不起这份工作，能干这种事情的得是一种比较能杀伐决断、不怕得罪人、肯勇于任事的人，而陈炯明年纪又轻，他手下的循军也有一定的战斗力，他能够承担这种责任。所以广东的都督名义上是胡汉民，实际上是陈炯明。而陈炯明在办这件事情的时候办得是相当的公正无私，因为他把自己搞出来的循军也给解散掉了，等于说是做得非常大公无私，但是这种大公无私会变成他吃亏的根源。因为后面二次革命的时候他没有自己精干的武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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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陈炯明率部激战光复惠州

国民党后来强调要一党专政和党国的必要性，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历史挫败经验的影响。它等于说，我过去太天真了，这种天真不仅害了我自己，也害了国家。所以下次有这个机会的话，我无论如何不会解散党军的。军队国家化理论上是很好的，但实际上没有党国核心，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华民国，放弃国民党的武力就是放弃中华民国。我们不能为了虚名使人民遭受实际上的灾难。过去我们已经天真了一次，今后不能再继续天真了，主要是这个因素的影响。陈炯明解散军队以后，在民国元年那种小阳春的气候之下，一度是很打算在广东搞以经营实业为主的政府，但是二次革命的危机马上就来临了。

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态度，他不是要赶尽杀绝的，而是按照老观念的那种玩弄权术的手腕，采取分化瓦解的做法。他不想把国民党全部干掉，他罢免了国民党三位都督，包括胡汉民（广东）、李烈钧（江西）和柏文蔚（安徽）这三位都督，但是对继承人他采取分化的方法，他把北洋的李纯派到江西，这是占国民党的地盘，给你一个打击，把北洋政府势力强加给你，但是还是让陈炯明接替胡汉民的位置，也就是说他对国民党的打击和限制是有限度有节制的，如果你不愿撕破脸的话，我仍然给你一个台阶下，看你下不下了。这个台阶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起到分化国民党的作用。国民党内部有很多温和势力觉得这个台阶是可以下的，犯不着撕破脸，我们跟李烈钧也没有什么沾亲带故的，再说中央政府任命行政官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国民党还是国会的多数党，将来仍然是大有可为，节制政府还是大有可为，犯不着为了这点小事撕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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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率先在湖口起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

这样，赞同孙文主张二次革命的就变成少数派，袁世凯成功实现了分化国民党的目的。他提拔陈炯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跟他后来提拔蔡锷原因也有点像，他想尽可能地分散所有高级将领的权力，包括北洋高级将领权力，办法就是提拔后生晚辈，提拔没有什么资历的晚辈。如果按照他的设想的话，陈炯明取代胡汉民，陈炯明应该对他有所感激，有所感激就会导致陈炯明对国民党的忠诚有所动摇，而国民党也会对陈炯明不那么信任，一方面他给自己的组织输入了新血，避免了段祺瑞这样的老将挟持领导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又进一步分化了国民党的新晋力量，他就可以让自己成为一种超然总统，超然总统是不分党派的总统，我站在中间，国民党站在一边，北洋站在另一边，我谁都不偏袒，双方都必须求助于我。如果北洋势力起来了我就提拔两个国民党的新人物来压压你；如果国民党太嚣张了我就提拔两个北洋人物来压压你。后来其实蒋介石处在蓝衣社（1932年，一批国民党内的少壮派模仿纳粹党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蒋介石亲任社长。1933年，以力行社为核心，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被称为蓝衣社。在军队、政府、企业、大中院校及各类社会团体中建立了广泛的外围组织，大量军训青年，招募间谍。1937年底，蓝衣社的主体被纳入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特务处则由戴笠改组为“军统”。次年，蓝衣社解散）和CC系和其他派系之间无非也就是这样子。

中国近代以后基本上所有的领导都精通这种权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不是西方那种民主，但也不像某些知识分子所谴责的那样要搞绝对独裁，他们要搞的是一种全民领袖式制度，党派我是要的，名义上叫党还是叫派那无关紧要，但是党派你们要在下面斗，我这个领袖不是一个党派派出来的，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派我做领袖，恰恰相反，我领袖就是国家，我高高在上，像伊朗宗教领袖那样，不受任何党派约束。而你们几个党派在底下互相掐得你死我活，我以仲裁人的身份调节你们各党派的冲突，这样我的江山才会更加稳。袁世凯当时的计划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的。后来有很多人不满意国民党搞二次革命，觉得你完全没必要这样搞，明显的违宪，对自己也不好，其实国民党这样做也有它深层次的原因，至少孙文是看懂了袁世凯这种心思，他不想配合，对他来说，如果袁世凯高高在上，我孙文、段祺瑞、梁启超在底下厮杀，我厮杀得越狠，袁世凯这个高高在上的仲裁人地位就会越稳，那我岂不是全白干了？我宁可要把自己毁掉也要把你毁掉。我跟你拼个你死我活，虽然我部队完全打光了，我变成流亡者，但是我也把你袁世凯从中立的最高领袖的位置上拉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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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7月22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呼吁全体国民迫袁辞职。

打了这仗以后，那就很明显，你袁世凯就是北洋的领袖，你不是全国领袖，我们国民党是你公开的敌人，你做不了高高在上公正平衡的全国领袖，你只能变成斗争的一方，而不能超越斗争之上了。做到这一点，我虽然牺牲了自己，但是我也已经成功地让你输掉了。这其实是一个很高明的权术。后来有些批评孙文的知识分子反而是太天真了。或者是他们自己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了解还不够深刻。恐怕街市上的流氓或者是愚夫愚妇还清楚一点，这种做法实际上就相当于穷困的小民跟富贵人家打官司打不赢了，一撒泼我在你门前吊死，我是不活了，但是我给你制造足够多的麻烦，以后官府或流氓会给你不断地找麻烦。我宁愿两败俱伤也不愿意让你占便宜，让你获得胜利。

我想，现在至少在中国农村里面，相互之间打官司还有很多人用这个战术。这种战术你可以说它相当土鳖相当野蛮，绝对的不符合费厄泼赖的原则，绝对的脱离现代政治文明，但是它确实是有效的。而且中国近代以来能够在政治上成功的领袖，都是不讲费厄泼赖的，都是会撒泼，懂得这种血酬原理式的野蛮斗争哲学的人。孙文在二次革命中表面上的愚蠢实际上证明了他比那些讲费厄泼赖的、相信规则的黄兴、宋教仁之类的人，将来会更有资格成为中国的领袖。实际上在二次革命当时他已经证明这一点了。

但是陈炯明还不懂这些。陈炯明当时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人，非常天真，一切按照原则办事。他解散循军是不顾自己政治利益，坚决拒绝投靠袁世凯、在最不利的时候坚决忠于国民党最后被迫流亡国外，也是忠于原则和理想的体现。既然为了国民党流亡过，他本来应该紧跟着国民党，但是孙文要求党员绝对效忠于他，建立起中华革命党，他坚决拒绝，因为这样做你跟袁世凯有什么区别？我们当初反袁不就是为了反对这个么？现在你也搞这个，那我连你也不支持。这样他基本上就变成一个孤家寡人了，在香港也呆不下去，英国政府在袁世凯压力之下，很友好地要求他最好换一个不太敏感的地方，于是他只好往南洋马来亚那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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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手书的中华革命党誓约

在这个阶段，陈炯明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为理想把什么都牺牲了，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但在这个时候，袁世凯走了一步错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洪宪称帝。洪宪称帝为什么是一步错棋？因为它不是利益引起的，而是各方认知结构的错位引起的。袁世凯的想法是怎样的呢？他是办理善后大借款（民国成立之初，财政异常困难。1913年，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款二千五百万镑）的主持人，他知道他的胜利是非常短暂的，他夹在军队和国会之间，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垮台，但是在国会中还有很大的势力。而且进步党也并不真正地拥护袁世凯，袁世凯搞党派政治很不得力，可以说，国会不是他自己人主宰的，国会不断地在财经方面找麻烦。国会自己筹不出钱，而袁世凯向银行借钱时，他们还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刁难袁世凯。而另一方面军队越来越跋扈，打败南军其实仅仅意味着加强北军的势力，而袁世凯对北军也不是很感冒，他知道这些人尾大不掉，对他自己也不太尊重，他早就想分散诸将的权力但是又做不到。

一方面军队要钱的胃口越来越大，一方面国会对他很苛刻，这两相夹攻之下，镇压二次革命胜利那个短暂的荣耀是维持不了两三年的。他很快就会在两面夹攻之下，即使不垮掉也会被搞得灰头土脸。因此他必须利用胜利以后余威犹在，大家还有点怕他的时候赶紧搞出个新体制来，能够把国会和军队同时压住。在他看来，军队为什么老是这么不老实？因为没有皇帝了，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你袁世凯不过是个前朝将军，前朝将军也不只你一个人，像岑春煊（1861-1933，袁世凯的宿敌。庚子年因积极迎驾受慈禧信任，从此频获拔擢，一时间与袁世凯并称“南岑北袁”。丁未政潮中被庆亲王、袁世凯一派击败。1913年支持孙文的二次革命，1916年被推为护国军督司令，1918年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这种人资历是和你一样老的，为什么大家不能都当领袖啊？各人一闹起来这样秩序没法维持，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皇帝。杨度和周围的文人之所以要拥护他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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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

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惯例，胜利的领袖应该跟文人结成联盟清洗军队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文治国家没有办法恢复。官僚机器统治机器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人民为了养活十分庞大的军队会破产的，轻徭薄赋没有办法实现。要想拯救人民，唯一的办法就是走称帝这样的路，要把领袖和他的将领区分开来，文人要跟领袖结合，把他的功臣和将领要么和平清洗掉要么武力消灭掉。消灭掉这些人，解散掉军事力量，然后帝国的文治才能复兴，士大夫和皇帝共治的体系才能够恢复。等于说是领袖和文官士大夫合谋，把领袖原有的军事支持者搞掉，完成这个步骤之后，长治久安才能实现。他们认为袁世凯现在缺的就是这一步。这一步走不好，接下去就是五代十国，这一步走好了，那就是明清时代的盛世。所以他们的考虑也是有其道理的。

但是袁世凯政权班底以及各省班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大多数都是清朝的旧吏，他们效忠于民国他们是有词可解的，因为民国没有皇帝，我不是背叛大清，我没有当贰臣，因为当时对民国共和的理解就是三代上古之治，这是源远流长的，从郭嵩焘和薛福成那时候就开始了。儒家的大臣看到美国，总统是民选出来的，他们就大声疾呼说，这是三代上古之世啊，这是唐虞之世啊，这比以后家天下、私天下要无私多少倍啊。这不就是我们儒家最提倡最羡慕的三代之治、公天下之治吗？秦汉以后不都是私天下家天下了吗？只有美国是公天下，符合我们儒家的理想①。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民国有它一部分传统上的合法性，就是由于这种公天下的表面上的相似之处。

1、徐继畬《瀛环志略》：“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像后来当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就说，共和是一件异常美好的事情，儒家士大夫要赞成共和是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我个人不能参加，为什么呢？因为共和虽然好，但是我已经受大清皇帝的厚恩了，我作为士大夫，受了大清皇帝的厚恩，不能报恩，这是我个人的耻辱。但是不是说民国不好，没有受过大清厚恩的当然可以投效民国的，因为民国的理想是完全正确的。①而黎元洪和徐世昌那些人呢，他们没有这样高度的道德观，但也可以运用这个逻辑。他们可以说，投效民国不是背叛大清，也没有背叛儒家理想，而是效忠一个更高的理想了。所以他们可以说得过去。如果袁世凯一旦当了皇帝那就不得了了，那样我就等于是从旧皇帝投奔新皇帝，这就跟吴三桂一样，从明朝皇帝手里投奔满清皇帝。因为你不是老百姓，你是吃着前朝皇帝的俸禄，前朝皇帝垮了之后你理应退休，即使不自杀的话你也应该退休。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再去侍奉第二个皇帝，那你就跟再嫁的寡妇一样可耻。这就跟效忠于共和是不一样的了，遮羞布就要被扯掉了。

1、《郑孝胥日记》1911年11月14日：“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也。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惟有以遗老终耳。”

11月22日：“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于共和实无所解，鄙语有所谓‘失心疯’者，殆近之矣。以利己损人久成习惯之社会，而欲高谈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也，此岂时人所能希望乎！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扰乱天下，能发而不能收，其祸克胜言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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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9月30日，孙中山在上海徐园慰问并欢宴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后合影。

像袁世凯吧，如果他当共和国的总统那没有关系，大家都是公仆，虽然你当过前清的大臣，那没有关系。但你如果当了共和国的总统以后你再当皇帝，那么你就是欺负孤儿寡母，那我们就要联想到王莽这个人身上了。在这方面的历史现象就是王莽。你欺负孤儿寡母，不是通过打天下这样硬干的手段，而是通过狡诈的手段把天下骗到自己手里面。你同时欺骗了大清和民国，大家很难说你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于是，袁世凯手下的前朝旧吏和他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难找到一个合理的自我解释。而反对他的人倒可以理直气壮了，因为你无论用什么理由都可以反对。像是徐世昌、段祺瑞和黎元洪这些人拒绝接受袁世凯任命，这样他们就保留了一个模糊空间，怎样解释都可以。照旧势力看来，这些人还是有良心的嘛，他们当初拥护共和，是为了尧舜之治的目的，不是对不起大清，而现在有人真正要对不起大清了，他们就不肯合作了。在新势力看来，这些人还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把他们争取过来他们毕竟还是有可能效忠共和的。这样他们保全了自己的节操，也保全了最大程度地在政治上进行自由选择的灵活性。而袁世凯就把这两方面都丢光了。

事后看来，袁世凯这么做是相当愚蠢的，但是他也有他的苦衷，他如果不这么样做的话，二次革命以后再过两年，他借来的这些钱就花光了。那么他处境怎样呢？他还是会面临跟现实一模一样的状况。老实说，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来看，这个总统他是无论如何都做不下去的。可以说怎么样都会搞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他选择了他自己比较偏爱、比较符合他自己价值观的、认为能够走通的道路。结果证明实际上走不通。但他即使换其他路，其实说白了也还是走不通的。镇压二次革命的胜利对袁世凯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其实对他真正有好处的事情反倒是中国进一步分裂，赋予地方更多的权力，让地方像阎锡山那样，自己负责去借外债，自己负责去办理自己的经济，大大减轻中央政府负担，那样情况下他很可能会作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元首和仲裁人，说不定还能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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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陈炯明的问题上。袁世凯这样一搞，就给陈炯明提供了机会，于是广东像龙济光这样的旧势力处在很尴尬的地位上，他原先是大清皇帝的将领，投效民国是没有关系的，现在要继续拥护袁世凯投效帝制那就变成完全是贪图袁世凯的爵禄了，变成一个纯粹自私的牺牲原则的人，再也没有任何号召力了。而陈炯明在二次革命的时候曾经希望当地的士绅给他出钱，帮助他抵抗袁世凯，但是当地士绅拒绝出钱，他们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曾经给陈炯明出过钱的，他们的理由是共和已经建立，现在应该是大家好好搞建设的时候了，没有必要为了小事情搞分裂，你们跟袁世凯都是共和国的不同派系，为了这点事情打闹是不值得的，他们拒绝出钱支持。但是袁世凯称帝以后他们再一次变得愿意出钱了。

陈炯明回到他的老家，在惠州另外编制了一支民军，这支民军号称粤军，粤军就是后来炮打孙中山的那支军队的前身，这支军队建立以后，陈炯明也许是吸取了原来的教训吧，也许是因为他和地方士绅之间已经建立了更加牢固的关系，这支军队始终没有解散过。黎元洪法统重光以后，理论上各省和解，交战各方同时交出兵权。陈炯明也形式上交出他的兵权辞职不干了，把他建立的这支新的粤军交给黎元洪段祺瑞联合的举国一致政府，由文官朱庆澜（1874-1941，曾被段祺瑞任命为广东省长，后又任新军司令）管理，但是这个管理是有名无实的，朱庆澜在任何军队中间都没有任何势力，粤军也好、广东的各军也好他都是号令不动的。他只是充当一个看守政府的角色。在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暂时能够同时得到进步党、国民党和社会各方支持的情况下，各军暂时服从他。一旦这个举国一致政府解体，他的控制就到此截止了。朱庆澜当政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随着南北第二次决裂，国民党和段祺瑞再次分裂，陈炯明的地位再次突出起来了。因为他的部队和陆荣廷（1859-1928，旧桂系首领，护国战争、护法运动时的南方重要实力派）的部队就变成护法军政府的主要依靠了。

随着孙中山和西南势力关系日趋紧张，七总裁制取代大总统制，粤军作为孙中山最可信赖的部队在广东本地也无法立足，跟着陈炯明以援闽的名义开到福州，驻扎在漳厦一带。在这个时期，陈炯明开始转型成一个地方建设者。一般颂扬陈炯明的人都是颂扬他地方制度如何如何好，他首先就是在漳州一带推行他开明的政治改革的。他本人是一个生活朴素不大爱钱不大任人唯亲的人。所以他的地方是一个小型的模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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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粤省军政府通用银票

随着桂军势力内部的分裂，孙中山主要依靠扩充后的粤军，回到了广东，这时候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分歧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对于陈炯明来说，他本来是广东的省议员，他觉得应该恢复被打断多年的广东省的建设了。广东省长期以来被客军盘踞，要么是袁世凯派来的北军和滇军，要么就是西南势力的滇桂联军，现在广东的政权终于回到了广东本省人的手里面，是该好好搞建设的时候了，需要休养生息。他希望即使是要进一步进攻广西，也要在广西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希望孙中山把广西省长的位置交给马君武（1881-1940，同盟会元老，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1924年因反对联俄联共参加北洋政府），然后让马君武做一个广西的陈炯明，然后把四川交给熊克武（1885-1970，初为同盟会员，属黄兴一派。辛亥革命时被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为蜀军北伐总司令。1915年参与蔡锷、唐继尧讨袁之役，被蔡锷委任为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1918年就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后兼摄四川军、民两政。1925年率回广州时被蒋介石等扣押。他是贺龙的老上司。1949年投共），在国民政府能够控制的四川云贵和广西广东这些地方搞成一个联省自治的模范。

当然这些联省自治模范中最富裕最有前途的肯定是广东，而广东肯定是他的地盘，他希望孙中山做一个虚位的领袖，然后他和广东士绅之间能够达成协调，把这个联省自治的格局搞下去，但孙中山是不能接受这个设想的。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广东人，但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满足于一隅之地了，北伐是他不可避免的选择，如果陈炯明不配合他的话，他就把基地改到桂林去。但他之所以能够控制广西，主要就是靠粤军的武力，粤军在进攻广西的战役中损失非常之大，需要休养，已经不大愿意打仗了，他以桂林为大本营北伐，依赖非常不愿意打仗的粤军和抱有很大敌意的桂军。桂军陆荣廷虽然下野，新桂军仍然在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率领下正在慢慢集结起来向桂林靠拢，粤军不愿意保护孙文，只管自己撤回本省了，他的北伐计划完全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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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陈炯明率领粤军赴广西打败北洋军后，正凯旋而归。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还是觉得粤军本身虽然是他的老同乡，也是需要铲除的对象，于是就发生了刺杀邓铿的案件①。这个案件如果从利害角度来推测的话，最有可能的是孙文廖仲恺和蒋介石那些新兴国民党嫡系部队打击粤军势力的行动。这个时候陈炯明采取了一个退让的政策，他辞去了一切官职，退回老家惠州，但是可能还是在幕后操纵粤军军官。这是一个双方下台阶的做法。如果按照民国初年那种比较费厄泼赖的作风的话，那就有几种不同的选择，要么是你让一步我让一步，陈炯明既然已经下台，那么孙中山也应该给点面子，从粤军中间挑一个和陈炯明比较相似的人出来接管粤军势力。然后就应该很知趣的不再要求更多，这样他和粤军的关系还能够维持下去。

1、1922年2月21日，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美国副领事在当年4月4日的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的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4月21日，孙文批准陈炯明辞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等职，仅保留陆军总长一职，令陈返回海丰家中休养。

要么呢，你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还是要继续坚持北伐的话，那么你就干脆重新引进滇桂或者其他的军事势力，驱逐整个粤军，好好打一场。但孙文在这两方面都做不到。双方在很尴尬的状态下僵持。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各界的绅商开始出来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他们希望既然是第二次法统重光，黎元洪已经回到北京，孙中山赖以支持的旧国会议员大多数已经回到北京，那么护法军政府的法律意义已经消失了，最好是孙中山和徐世昌同时下野，这样就显得比较体面，也显得任何一方都没有吃亏。但是徐世昌已经下野，孙中山却始终不肯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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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3月21日，孙中山要求港英當局放逐陳炯明的手令

要想让他比较体面地后退那么就需要有三部曲的压力，第一步是士绅派请愿代表团和社会名流向他进行劝说，同时蔡元培就在北方的名义给他打电报劝退，希望他体面的撤退。第一步孙中山不撤退，第二步就是粤军的基层军官开始在广东闹事，制造一种社会治安不稳的局面，希望孙中山你要么能够维持秩序，要么维持不了的话你就另让贤路，这样孙中山非但不肯撤退的话，他采取了一个更加激进的道路，他扬言说要用毒气弹杀尽粤军（《华字日报》1922年6月14日），但他实际上手头又没有这样的武力。他真正能够依靠的就是程壁光带领的那些海军。但是他的确有可能像以前炮击莫荣新①那样用海军炮击粤军在沙面一代的军营。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政治审慎的时候。

1、1917年11月，陆荣廷指派莫荣新任广东督军。莫荣新对孙中山及其军政府十分无礼，并指令部下捕杀孙中山大元帅府六十多人。孙中山强烈要求严惩肇事者和向军政府谢罪，莫荣新置之不理。1918年1月3日，孙中山密令海军、滇军等炮击观音山广东督军署，并令朱执信、陈炯明等响应举事。孙中山炮击观音山，教训莫荣新，莫荣新也无可奈何，一时不敢还击。随后派代表向孙中山求和，接着又亲赴大元帅府请罪。

在接下来的六一六事变和永丰舰事变①，这些事变到底是出在怎样的情况下，到底是粤军的下级军官根据陈炯明的指示发动的政变呢，还是陈炯明本来打算采取一步一步施压把孙中山赶出去的手段，但是被一小撮比较缺乏政治手腕的军官误解了他的意思或者没有能力执行这样微妙和敏感的任务，直截了当就动粗了，不好说。但是反正消息传到惠州的时候，陈炯明表现得相当意外，这个意外不一定表明他是无辜的，他很可能是本来制定了一个很精细很巧妙的计划，可以不担责任，不把任何人的手弄脏，不用起冲突就把孙中山赶走，你们偏偏这样没有耐心，一下子把我的好计划给破坏了，他的惊讶可能是这一类的。但是无论是出于哪一类的，总之永丰舰事件的结果就是使国民党过去的利益共同体破裂了。

1、1922年5月9日，为了分化粤军，孙文任命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总督办，但叶举并不领情，反而带着60多营粤军在5月底进入广州城，理由是粮饷断绝，无人接济，非回不可。孙文要求陈炯明回广州面商一切，陈炯明说，在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孙文大怒，对粤军官兵发出武力威胁：“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6月16日凌晨，叶举率兵包围了观音山的总统府，让人通知孙赶快离府，后因总统府守军不肯投降，开土炮“三响吓之”。孙文离府后登上永丰舰，下令海军开炮轰击广州城。由于没有海军司令的命令，一时没有士兵敢动手。孙文气急之下，亲自动手发炮，广州平民死伤百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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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14日，孙中山、宋庆龄等在永丰舰上合影

早期国民党利益共同体不大像晚期国民党，反倒很像是陈炯明的致公党（中国致公党由华侨社团美洲洪门致公堂发起，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推举陈炯明为总理），它是一个半帮会半同乡会的组织，广东地方主义色彩是及其浓厚的，局外人是刀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像蒋介石那样的人，在早年虽然不但为国民党立下汗马功劳甚至还愿意给孙中山本人干脏活（刺杀陶成章），但就算是他也始终是混不进广东人把持的核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国民党中的广东利益集团和帮会集团之间利益共生已经达到了难以打破的地步。陈炯明这么一来实际上是帮助孙中山打破了这个他早晚要打破的利益集团的锁链。

可以说孙中山如果受制于这个利益集团给他划定的轨迹的话，他顶多是广东和侨民的领袖，永远做不了全中国的领袖。但是要跟这个集团决裂的话，那又种下了以后无数次裂变，或者说西南政务委员会之类的宁粤分裂的祸根。如果我们把国民党本身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的话，那么陈炯明这个人和蒋介石这个人的生态位恰好是相同的，有陈炯明就没有蒋介石，有蒋介石就没有陈炯明。蒋介石后来得到的就是陈炯明如果顺着孙中山的话本来就可以得到的东西。但那就要求陈炯明背叛他自己的小利益集团，他做不到。结果蒋介石的后期国民党变成了一个新党，而陈炯明的致公党反倒是继承了早期国民党的衣钵，它变成一个华侨帮会的广东地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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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中国致公党在美国旧金山正式成立

出于上述原因，蒋介石任何人都可以宽恕，包括北洋军阀的降将他肯定可以宽恕，李宗仁白崇禧他可以宽恕，共产党投诚过来的人张国焘之类他也可以宽恕，他只有一个不能宽恕就是陈炯明，因为宽恕了陈炯明，陈唯一能呆的位置，就是他蒋介石现在所呆的位置。宽恕陈炯明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蒋介石的位置让给他。宽恕其他人倒是没有关系的，你把广西或者山西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让给他对蒋介石没有直接伤害的。只有陈炯明，蒋介石是不能宽恕的。因此根据这个理由，致公党必须是新国民党的不共戴天之仇。

这不是政策方面的仇恨，而是一个生态位竞争方面的仇恨。这个生态位竞争方面的仇恨可能在台湾现在的客家人或者是江浙人之类还可以显示出一点，在这个问题上不管你表面上是呈现什么，或者说政治经济政策什么的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事派系和生态位竞争的问题，这才是真正核心的绝对不能妥协的问题。于是陈炯明致公党就扮演了可以说是清朝末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同盟会在海外的那种角色，争取马来亚、檀香山、香港各地华人社会的支持，尽可能的排斥敌对社团，如果发生冲突的话，也不排除用黑帮手段去或者是日本那种方法去暗杀你。如果辛亥革命没有爆发的话，那么国民党可能永生永世就是这样的组织。

如果社会进一步现代化，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来的话，这样的组织发展起来就可能是马来西亚那种马华公会（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那种模式。最后是到1948年新政协召开的时候，致公党投向了共产党那边，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它接近共产党，而是和国民党的仇恨无法逃脱，实际上如果从纯粹政治角度看，假如国民党是一个温和左派势力，而共产党是一个强硬左派势力，那么致公党倒是一个比较偏右的势力，它距共产党的距离肯定比距国民党更远，距梁启超的进步党的势力倒反而比较近。但是出于生态位的原因，它反倒为了仇恨蒋介石的缘故而投入共产党的怀抱。致公党是陈炯明留下的唯一一个政治遗产，它等于是构成了一个日渐衰落的海外华人社会的一条线。这个海外华人社会在它刚刚形成的时候，即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虽然地跨几大洲，西面远到南非，东面远到哥斯达黎加，最主要的基地在马来亚和檀香山，但是文化结构和政治结构具有高度的一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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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致公党代表（从左至右）：雷荣珂、黄鼎臣、陈其尤、官文森、严希纯。

二战以后反殖主义打破了这种传统，但也留下很多活化石。你如果真正想了解孙中山的为人，或者想了解早期国民党人的行为逻辑，那你最好的办法不是去看国民党编的党史，也不是共产党编的这些东西，你最好的办法是设身处地到南非或者是哥斯达黎加去，找那些老华侨，只会讲广东话不会讲普通话的老华侨，千万不要找90年代过去的新移民。那些老华侨只会讲广东话和当地的语言，他们组织了自己的独立社团，跟当地人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契合，也有点像马来西亚那样，他们不太积极参政，不怎么争取在现代政治中有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是争取一种类似于文化飞地的存在，你进入他们的社会以后，你就能够理解孙中山和廖仲恺和胡汉民那些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后来国民党对他们的解释反而是特别不正确的。

致公党留在大陆以后失去了它自己生命的根源，也渐渐变质，变成了花瓶式的组织。而原先实力最强的檀香山的华人，卷入了美国二战以后的族群政治，变成了现代华人，也极大地失去了自己的本色。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社会，因为卷入了冷战结构的缘故，也跟着扭曲了它原来的结构、原来的特征。反倒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这些老社团，因为是像桃花源一样，世界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巨大波动都没怎么从他们身上卷过去，他们最多地保留了文化的原汁原味。所以真正的早期民国既不在中国也不在台湾，也不在南亚，反倒是在哥斯达黎加或者南非这些老华侨的社区中间。陈炯明就是他们的精神兄弟。理解了他们就理解了陈炯明。

这就是陈炯明的故事。他这个人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巨大的历史，如果放在欧洲的话，他和他的群体就相当于是波兰或者爱沙尼亚一个小邦的历史。如果像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著有《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那样要从民族国家的中间发掘历史，这才是他应该发掘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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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陈炯明墓园

（三）民国人物纵横谈·阎锡山

阎锡山走错了一步，他辜负了他那些憨厚的山西老乡。但是即使这样，相对而言，山西这个地方集团的内部团结性和政治德性仍然是最优秀的。

土豪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阎锡山（1883-1960）。阎锡山的出身跟陈炯明是比较相似的，中了秀才以后，又去新式学堂，但他的经历又暴露出山西的小市民社会和广东的小市民社会有非常大的差别。他中了秀才以后并不是像南方人那样，如果你是好学的人中了秀才以后那么下一步当然是考举人，但是他就直接去学做生意去了，这是山西文化的一个特点。雍正皇帝早就说过，山西的风俗实在是太坏了，别的人都好好地去考科举读圣贤书，而你们这些人呢，读书只为了识几个字，识完字以后就要去做生意当学徒，而且做生意的人根本瞧不起读书的人，这样是不行的，这样的风俗是很坏的①。但实际上，直到民国初年，山西的风格还显然是这样。阎锡山开始也是走这条路，后来山西人佩服他的一个原因，一个其他各省人看起来很可笑的原因，就是他特别会心算，别人给他说一连串数据以后，他闭着眼睛像当铺的财主一样，嚓嚓不用算盘就给你算得很准确。别人都需要好长时间才能算出来的题目，他一下子就给你算出来了。别的省的人可能觉得军人跟政治家和这种才能简直一点都不相称，但是他那些山西老乡对他是无限佩服，因为山西的商业文化很浓，这套本事就说明他的基本功学得很好，即使是不做官做生意，他其实也是能发财的。

1、《雍正朱批谕旨》：“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可笑。”

阎锡山就是这种人，他的学历比起民国初年其他人包括蒋介石和陈炯明都要好，他不但去了日本留学，而且他从振武学校毕业以后还从士官学校毕业，前一件事情是很容易做到的，振武学校（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创办于1900年，原名成城学校，1903年改名振武学校，开办到1914年。蔡锷、陈独秀、唐继尧、赵恒惕、李烈钧、孙传芳、蒋介石等都从这里毕业）的门槛很低，等于是一个照顾中国留学生的机构，日语不好没关系，军事学的底子很差也没有关系，我们是一个预科班，预科班要进去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日本士官学校就是为日本自己人准备的一个非常严格的学校，能进去不容易，能混到毕业更不容易。阎锡山能混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就说明他实际上的军事素养比起吴佩孚（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比起蒋介石（毕业于振武学校，入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要高多了。蒋介石那批人跟他相比是业余性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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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山西选拔的20名赴日留学学生合影留念，其中便有阎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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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7年

他回到山西以后，还另外给自己考了个举人，是山西最后一批举人，所以说到中西学问聚萃，阎锡山比起其他军阀来说是强太多了。在辛亥革命前夜的时候，他是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标统。山西的革命是认真打仗的，山西的清军还是比较忠于清廷的，阎锡山打的是硬仗。跟江浙大部分地区和直隶这些象征性的战斗绝对不同，他打的真的是硬仗，而且硬仗打得相当有军事学素养，等于是把他从日本学来的那些怎样修筑碉堡、怎样攻打碉堡的技术都用上了。山西新军的战斗力相当之强，因为自从吴禄贞在河北遇刺以后，燕晋联军瓦解以后，清军的主战场其实不像大家说的是所谓的阳夏保卫战（汉阳、汉口保卫战），而是山西大同和太原保卫战。大同和太原保卫战不仅是打得最惨的，而且是战略上关系最大的。清军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南下，有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山西在侧背威胁，京师随时随地都不安全，从山西出井陉，要在任何一个地方切断京汉铁路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冯国璋就在汉口，铁路一旦切断那他就是死狗一条了，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或者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敢把主力派上江汉地区的战场。

清军不敢南下，然后南京上海的革命党才有从容展步的可能。北方的革命党将领像蓝天蔚、张绍曾、吴禄贞都是昙花一现，只坚持几天或者遇刺或者流亡了，打硬仗的只有阎锡山。真正的硬仗是由北洋军的三镇兵力和阎锡山的晋军打起来的。晋军在兵力上是绝对劣势，而北洋军投入山西战场的兵力比它投入湖北战场的要多三倍——这是真正的主力决战。清朝新军理论上有三十六镇，但到辛亥革命那阵子，真正具有实战能力的能够作战的其实也就北洋六镇。六镇中间大概有1/5左右投到了湖北战场，55%到60%的兵力投入到了山西战场。山西关系到北京城的命运，关系到袁世凯的命运，这场战役才是决定生死的。而晋军打得非常顽强非常好，实现了有秩序的撤退，他们打败北洋军是不可能的，但是山西的地利和民气对他们有利。北军两路进攻，他们分阶段地从太原撤退，撤退到大同。我们都知道军事上撤退是比胜利更难的一件事情，像蒋介石在淞沪的撤退就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溃败，他跟共产党打仗的时候，他打赢了就没事了，只要他打输了，他的撤退都会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溃败。这也是蒋介石在军事上是一个业余水平、业余爱好者的一个明显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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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29日，阎锡山等发动起义，成立山西军政府。图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太原城，城楼匾额为阎锡山手书。

而阎锡山在军事上是一个合格的专业人员，他虽然好像是败将，让出了些土地，但是晋军的伤亡比起北洋军要少得多。晋军总共就死了几百人，北洋军的伤亡是晋军的五倍。而且晋军的撤退是成建制有效率的撤退，它退到一个更深更后的阵地，反而牵制了更多的北洋军的兵力。北洋军深入山西内地，又攻不下大同、五台山一带的险要阵地，进入太原还要分兵，又要保护京汉铁路，又要保护山西的道路，实际上消耗了更多的兵力，使它更加没有可能在南方作战了。民国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但是搞民国早期历史的人好像不大重视一战以前的欧洲兵法，实际上民国早期的兵法就是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兵法的一个重演。搞这种兵法，搞得最好的两个人，是大家不大重视的——张作霖和阎锡山。

大家一般好像对蒋介石和吴佩孚还更看重一些，但是蒋和吴这两个人其实都是业余爱好者水平，政治能力是高于作战能力的，他们的军事胜利主要是政治能力比较出众的结果，真要论作为一个中高级军官的指挥能力，他们即使不是非常蹩脚也是非常业余的。阎锡山的水平是很高的。大家都觉得阎锡山是专门打败仗的人，他搞政治的能力高不高是另一回事。但就是他打败仗的过程中，包括这一次被北洋军打败，以及后来跟东北军打仗的时候被张作霖打败，后来跟蒋介石作战的时候又被蒋介石打败，最后又被共产党打败，这四次他都是被打败的，但他败得很光荣很体面，自己的伤亡很少，总是能够做到有秩序地撤退，成建制地保全自己的主力。在这个指标方面他大大地超过了同时代的所有将领。而这一点实际上是兵法当中最难的，他做到了。从军事角度他才是真正挽救辛亥革命的人。而二次革命的失败，关键就在于山西没有像辛亥革命时那样响应南方。结果北洋军可以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南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武汉黎元洪的军队在这次战争中是站在北军一边的。可以说湖北和山西两省决定了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之间的路径差异。

南北和谈开始以后，北军所作出的第一个让步，也是最重要的让步就是从山西撤军，这一点一方面说明当时南京临时政府还是把山西的革命军当做自己人的，另一方面说明北军如果不能占领雁门关一带山西最险要地带，占领晋西北高地的话，那么他们在孤立的太原实际上是守不下去的，不撤退也得撤退，撤回原有的防区，他们才能得到充分的补给。留在那里得不到补给，军队早晚要哗变，这也是他们不得不这样选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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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与孙中山

阎锡山回到山西以后，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点，他采取一种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外交的手段，保证了他在山西的地位。他没有什么野心，不积极参加南北任何一方的博弈，同时也严格防止其他各方把势力深入他的系统内部。第二点更重要，主要不在于阎锡山本人，而是山西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他们表现得非常土鳖非常团结，而团结性恰好是土鳖性的体现，他们是地方上的小县城里面出来的人物，能够到省城做一做小官，捞一点点小利益已经是非常心满意足了，在北京和上海面前有浓厚的自卑感，觉得自己不如北京人聪明，不如上海人精明，最好是闭起关来，在山西老乡之间搞小团体。山西人没有什么别的长处，但是忠厚朴实这一点大家都信得过，外省人虽然聪明能干，但是他们比较狡猾，我们都信不过，我们只有在自己人当中才能得到安全。

山西统治集团内部长期不发生分裂，跟他们这种比较质朴比较朴拙的作风很有关系。现在人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中国搞不起民主宪政是因为人民素质不高，然后又把素质不高解释为文化程度不高，不够聪明。其实情况恰好相反，能够搞成宪政的国家是精英势力比较小而且老百姓比较老实的国家，照美国的说法就是红脖山炮。红脖山炮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支柱，他们不懂别的什么大道理，一本圣经给他们提供道德观念就足够了，平时乡亲们办日常事务的时候也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他们本能地鄙视和不信任知识分子，这些人才是美国民主的基础。英国的乡绅和小地主，像麦考莱描述的那些，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的。而法国和西班牙这种比较接近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首都有大批的知识分子，会发明各种先进的社会理论，外省的聪明人一有机会就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跑到巴黎去谋发展，这些国家最容易像中国一样，搞没完没了的派系斗争，结果宪法没办法稳定，危险的党派斗争在宪法还没稳定的最初敏感期就把它撕成碎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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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督军阎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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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所推行的新式学校的样本——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在中国，民国初年最接近这种情况的就是江浙一带。江浙是出人才的地方，也是最有钱最富裕的地方，但是江浙士大夫的团结能力明显是非常差劲的，他们只要能有那些山西的土财主1/4的团结能力，那么北洋军是根本近不了他们的。尤其是浙江。浙江最初是浙军实现独立的，最初几个都督都是浙江自己系统的人，但是浙江人就是不服浙江人，他们在浙江自己人执政的那一段短暂的时间，尽管他们纸上制定的宪法好像很漂亮，但实际上政局是异常动荡，派系斗争是异常的多，像明朝末年的党争一样又无聊又复杂。于是段祺瑞趁他们内斗很厉害的时候从上海派来了人数很少的一支北军，轻而易举地就把他们制服了。他们在斗起自己人的时候非常勇敢，但是北军一来马上就偃旗息鼓，好像连抵抗的意志都没有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场面很像是当年满清入关的情况。江南的明军其实人数还是很多，也是很有战斗力的，至少他们跟着满洲人打南边势力的时候表现得很有战斗力，而彼此之间相互争斗的时候也是很有战斗力的。但是为数很少的满洲骑兵一来，他们马上全瘫下来了，与其说是他们害怕和满洲人打仗，不如说是害怕我跟满洲人打仗的时候，你一下投降了满洲人，在我背后戳一刀怎么办？朱大典就这样被方国安害过（1645年，清兵攻陷南京。南明大臣朱大典率军固守金华。明将方国安率众南奔。方国安本与朱大典有隙，向朱大典索饷四万两未遂，遂围攻金华），所以这种危险很现实的存在。他们没法维持团结，每个人都太聪明了，就像一个歌剧团中每个人都要当头牌歌女，谁也不肯当普通演员，那么这个歌剧团只有四分五裂垮台——江浙士大夫阶级实际上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而山西的情况是，虽然他们对西方宪政或者地方自治的理解远不如广东、江浙一带先进的士大夫阶级，但是他们人老实，比较团结，即使半通不通，他们搞出来的东西是非驴非马不像样子，但他们内部团结不分裂。山西能够保持内部宪制的完整性，一连十几年不变，甚至是在北伐以后阎锡山改变他自己的初衷，加入全国性政治，把蒋介石的部队共产党的部队都引进了山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内部的团结仍然是没有破裂。甚至在1949年，在蒋的比较现代化的军队都已经被打垮、成批成批带枪投降的时候，唯有山西那点跟地方民团差不了的土鳖部队坚决抵抗到最后。①这就是山西地方精英集团高度土鳖和高度团结的一个证据。

1、1949年4月24日，太原城破之际，山西省代主席梁化之、阎锡山堂妹阎慧卿服毒自尽，一大批军政官员相继自杀。他们或服毒，或开枪互射，并引燃早已准备好的汽油。1951年，台北圆山建成“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及牌坊、碑坛、祭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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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德性论的角度来看，他们最像是罗马的乡愚，或者是英国的小地主，或者是美国的红脖山炮，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虔诚。他们是土鳖，虔诚地信奉神明，文化程度不高，就知道敬畏上帝，团结性很强。而他们的敌人比如说法国人、希腊人或者俄国人，都是知识分子很强的，文化程度很高，但是非常不团结，同时尔虞我诈要厉害得多。结果文化低、团结的群体，把这些文化高、四分五裂的团体给打败了。这就是所谓政治德性。如果我们把罗马人、英国人那种政治德性翻译成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话——当然这种翻译是歪曲的，但是所有翻译都免不了歪曲，按照这种歪曲的方式翻译成大众都能理解的语言——那就是说，宪政这个东西不是聪明人的政治，它是土鳖的政治，只有老老实实的土鳖才能够行宪政，聪明的知识分子是行不了宪政的，你之所以行不了宪政就是因为人人都太聪明，都想利用别人。相互利用的结果就是，要么是本土出个二流子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全部打倒，要么是外来的蛮族把你们统统打趴下。就因为你们太聪明所以大家一起倒霉。结论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阎锡山后半期实际上是部分地背叛了他的初衷。如果我们用后见之明来看，他后来在北伐时期拉同盟会的老关系，加入国民党，争当国民政府的副主席，发动了中原大战什么的，差一点搞成了北平军司令部，其实是得不偿失的事情。晋军离开了山西这个老家，就变得毫无战斗力。他们非常擅长的就是守卫，但是在进攻的时候在外省作战就完全不是别的军队的对手。而阎锡山这个人的表现是格局太小，属于土财主。论老实忠厚，他可能比上海人广东人要强多了，但是要耍心眼是耍不过这些人的。论国际视野或者是搞国际外交的能力，更不是他们的对手。他跟蒋介石和汪精卫这种人比起来，明显就是个土鳖，明显就是个地方性人物和世界级领袖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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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9日，北平反蒋派决议组织国民政府，推阎锡山为政府主席。前排左四为阎锡山，左五为汪精卫。

而为了这样短暂的胜利，他破坏了山西闭关自守闭门搞发展的大好局面。山西在头十几年经济发展是很好的，民众的识字率高达70%，即使是江浙一带恐怕也达不到这样的比例。而且他是一个职业军官，晋军虽然进攻的战斗力不强，但是后勤是搞得最好的。小范围的后勤，军队不缺粮不缺弹药。一旦他参与到全国性的战争，那么他不得不几次下野，让中央军进来，后来共产党军也进来了，山西的完整性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果他不加入这场战争的话，因为北伐战争的关键就在于山西高地，明太祖的北伐是这样，蒋介石的北伐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山西高地没有加入到南军的一方，北伐是否能够成功是很成问题的。

如果山西保持中立或者是友好中立的话，张作霖政权没有受到侧背威胁的话，那北伐军基本上没可能把他赶出河北的。北伐很可能就像是刘裕和岳飞北伐一样，充其量打到黄河岸边，把北军赶过黄河北岸，一度控制山东和河南的大部分土地，但是你只要控制不了山西高地，北军早晚会把你赶回江南的。阎锡山的加入是相当关键的，他如果不加入的话，国民党政权可能始终就是一个南方政权。在国民党始终是一个南方政权的情况下，抗日战争会不会发生是很成问题的。因为那时候北方张作霖或者是他的继承人的政权和阎锡山的政权势必维持北洋早期的政治模式，不会采取比较激进的手段跟苏联或者日本去决裂，那么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很可能是不会发生的，那么中国的分裂很可能是长期化的。但是这个长期化的分裂对阎锡山本人可能是最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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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登上《时代杂志》封面，1930年5月19日

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山西能够长治久安，而且经济发展能够取得相当好的成绩。现在大家印象中的山西应该是个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在民国初年的山西，它确实是一个模范省。如果这个模范省的局面继续维持几十年的话，对于阎锡山和他的子孙应该是有莫大好处的。可以说从这个角度上阎锡山走错了一步，他辜负了他那些憨厚的山西老乡。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对而言，比如说相对于李宗仁的广西集团、或者韩复榘或张学良集团，山西这个地方集团的内部团结性和政治德性仍然是最优秀的，他们最不容易出叛徒，在逆境中间坚持得最久，一旦有机会的话，弹回原状、恢复原有版图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可以说，近代中国如果搞联省自治或者行宪，有哪些地方搞得最好，那绝对不是北京，北京是个寄生性的外地知识分子和外地人横行的地方，也不是四分五裂永远像明朝士大夫一样凝结不起来的江浙地区，而是几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的省。山西、广东、湖南、还有东北这些省份，它们最有可能实现小共同体的完善宪制。这些宪制之所以垮台的话，我们要坦白承认，主要是国共两党的错，因为他们要搞大共同体，要搞一个整体性中国，他们有美好的重建新中国的蓝图，因此容不得这些小的共同体把自己的组织资源搞得非常完善。这种特殊化的组织资源搞得太完善之后，跟其他各省差距拉得太大了以后，显然是不利于新中国一个整体性发展的蓝图的。

（四）民国人物纵横谈·章士钊

他的文章与其说是展示了他真正相信的或者他想要读者相信他相信的东西，不如说是展示了他运用专业技术欺骗自己、说服自己的一种高超技术。

前面提到的陈炯明和阎锡山是民国初期精英中的一个类型，就是土豪类型，他们都是成功的土豪，离不开自己的乡土，因此有严重的局限性，但他们的成就也是由他们的局限性带来的。如果离开广东，陈炯明就不是陈炯明了，他变成另外一个蒋介石，那么他跟广东的关系就会跟蒋介石跟浙江的关系一样的浮泛了。阎锡山离开山西以后，他也许会变成汪兆铭或者张学良那种人，山西特殊性就不存在了，他的土豪性质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民国还有另外一种人，一般来说可能还是更吸引聚光灯的人，就是我称为游士的那种人。游士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地方共同体，他们主要依靠个人的才能，他们所希望的场地是全国性的，我们大家心目中的精英人物往往是这种人，像是梁启超、李大钊这一类人物，都是属于游士类型的人。这些名气比较大的人物可能还不是最典型，因为他们的生平是过于复杂了，不是特别好分析。另外一个人物可能反而比较有代表性，就是章士钊（1881-1973）。

章士钊早年的形象给我们后来留下的印象是决然不同的。辛亥革命初期他是南方革命政府那个阵营里面的，主要不是做行政工作，而是照现在的说法是一个搞法制起草工作的人（辛亥革命后，章士钊离开英国回国，任上海《民立报》主笔、江苏都督府顾问）。民国初年是一个缔造宪法的时代，一般来说任何人只要是对宪法制订有点方向感，都会在这方面有所发言，但是真正有专业水准的人是非常少的。其实连宋教仁和居正（1876-1951，同盟会重要成员，曾在日本大学学法律。辛亥革命后参与筹组湖北军政府和制定《都督府暂行组织条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内政部次长，参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都算不上是真正专业的，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中水准比较高，而责任心和敏感性比较强的人。从法律技术角度来讲，真正的专家不算太多，而章士钊恰好是其中之一（1908年入英国阿伯丁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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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卒業記念

民国初年那些人有点像80年代的启蒙运动那些人，是热情有余而专业技术不足，方向感很强，但是具体工作总是疏漏过多。有一件事情就可以证明，他们当时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积极的引用共和主义和宪政主义的人，但他们也采取了一个很荒谬的措施，就是在中国设立行政法院，理由是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有行政法院。这时候章士钊就写了一篇文章论证①，设立行政法院非但不是保障法治，而恰好是破坏法治的——因为宪法之母英国就不设行政法院，行政法院的技术上有千头万绪，但是政治上的精神是很明显的，它就是要给官吏以特殊的保护，不由普通陪审团审判，而要交给特殊的行政法院审判。

1、在辛亥革命前夕，章士钊发表《吾国设立行政审判院在宪法上当作何意味乎——行政审判论》一文，指出：“法兰西人以为政府与政府之官吏实为国民之代表，宜享有一种特权，为私人所不有者，而规定此种特权之原理与所规定人民普通权利义务者，当有不同。……法人所谓分权……自以为得之于英伦，是乃奇谬。盖英人所持乃法律平等主义，自总理大臣以至乞丐，一律受审判于普通法庭，法律之眼光，从不等差国家之分子而歧视之，其理想与法人本之以编制行法者，如冰炭之不相得。……行政法之原则基于国家代表之应有特权，凡此种代表以其公人资格有所行动，其行动非寻常法庭所能问。私人与有交涉，其地位与私人相互交涉时所立者迥然不同，官吏所受之处分与私人所受者又截然有异。若而国者，官吏、齐民之间有一鸿沟，官吏所享之特权非齐民所能有，而齐民原有宪法上之权利一与官吏之特权遇，而即动摇，识者称为特权法制之国。此种法制在英美法家之所不解，英为宪政母国，美与其他操英语国承其流风，皆不赖行政法而治臻上理。在欧陆诸国采用行政法者，其行政、司法两部之间每有葛藤，其结果乃至司法不能独立，致宪法失其作用。”

行政法院的意义不仅仅是制定特殊的行政法律，而是要能够随时随地体谅到国家的理由，如果官吏很容易因为国家的理由而受到审判，像普通的被告人一样自己付出代价的话，那么对政令畅通是有极大的危害的。我想，现在的公务员都很清楚——我当过所以我知道——如果你做了什么事情，跟老百姓起了纠纷，最后告到上级领导，结果往往是息事宁人。到底这件事情谁对谁错是次要的问题，因为纠缠起来太浪费时间了，造成的损失比分清谁对谁错还要大。往往就是由政府拿一笔钱给那个闹事的老百姓，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好处，息事宁人，只要能不闹事、不来纠缠我们就行，你说是你是对的那你就是对的。这种情况如果按照英美那种法律体系，那么这个负责办事的公务员你就得自己出钱请律师，你自己卖房子请个律师去跟老百姓打官司，如果那个老百姓要纠缠你，连续打十年官司，你就倾家荡产陪他打官司去吧，如果打输了该坐牢你自己去坐牢，跟你上级机关没有关系，换句话说上级机关不能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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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章士钊

我想如果按照中国现在这种国情，实行了刚才所描绘的那种英美的制度，基本上可以断定，任何没有背景的公务员唯一敢做的事情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喝茶（笑）。欧洲大陆系的国家，它的社会生态多多少少是比较接近于中国这种情况的。而它设立行政法院就是为了避免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的出现，如果出现民告官的诉讼，由一个特殊的行政法院去料理，这个法院会充分考虑到公务员办事的难处，不能打击公务员办事的积极性。因为吏治国家的特点，像斯密所谓的立法国，就是欧洲大陆那种具有强大行政体系的国家，国家和行政机关差不多就是一回事，如果公务员不敢办事，那么国家其实就不存在了。即使公务员做的是错的，你也不能随便打击他的积极性，当然人权也是要保护的，行政法院的作用就是一方面在具体的利益方面保护普通老百姓的人权，一方面注意不伤害公务员办事的积极性，要随时注意国家的理由和政令畅通。这些事情，普通法的陪审员不会照顾到的。英美的陪审团经常会让政府的公务员、警察之类的人赔几百万美元、坐N多年的牢，大家都是置若罔闻的。但是英美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打官司的这些公务员都是地方系统的，他们要么是某个市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或者是其他自治团体聘任的官员，那些自治团体的地位其实跟一般的公司差别不大，不会说少了你一个就影响政令畅通。再说它也没有政令畅通这回事，白宫根本就不需要在地方上搞什么政令畅通的。所以在它那种体制下，行政法院是不必要的，是对宪法的一个损害，是多余和碍事的东西。

章士钊能写出这一点。我想那些人设计行政法院的时候，其实他们心里面可能还觉得是在模仿西方宪政先进国家，他们根本分不清楚大陆系国家和海洋系国家政情国情民情和司法体制的相关性，就是闭着眼睛觉得西方好的大概就是好的，我们象征性地模仿一下，好在哪里坏在哪里也只是粗枝大叶地有个模模糊糊的了解。大体上觉得西方先进，引进先进理念应该没错，具体的内容比如对立法的科学、不同的法律应该怎样相互适应、应当怎样和社会环境相互适应，这方面他们是不清楚的。而从章士钊反驳他们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来①，章士钊在这方面是非常清楚的，他有做一个英国律师的良好才能，他在这一时期，因为他还没有负实际的政治责任，写这样的文章是相当多的。现在人把他忽略掉实在是有点可惜，因为跟他比较起来宋教仁就算不上什么了。

1、1912年3月11日，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公布《临时约法》。章士钊于3月12日写出《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批评道：“《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章士钊认为，这是许多成文宪法的共同缺陷，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点而加以补救：“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针对《临时约法》第十条所规定的“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章士钊主张应删除这一条：“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别词也。凡有平政院之国，出廷状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与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廷也。……使行政权侵入司法权，则约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谓猫口之鼠之自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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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局部

宋教仁是宪法制定者，也许是个好的宪法制定者，也许是个坏的宪法制定者，但是宋教仁不是一个好的立法者，他是一个非常粗枝大叶的人，国民党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宋教仁这样的业余爱好者。真正专业的人他们反而不太重视，章士钊就是这样一个专业人员。后来他跑到北洋政府里面去可能不是出于偶然，北洋政府的技术官僚精神比国民党要强得多。后来国民党取代北洋，和共产党取代国民党，从技术官僚的角度来看，都属于是倒退性质的。等于是把已经好不容易学了半天交了很多学费打下的一点基础推倒了，又在白地上让一帮粗人从头学起，再交一批学费从头搞起来。这种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再发生的。在政治上好像是进步的东西，但是从管理技术、立法技术上转了一圈，实际上是破坏性和倒退性的，因此返工从头做起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章士钊在北洋那一边得到重用（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1925年兼教育总长，1926年任执政府秘书长）主要就是靠他在行政技术方面的能力，但是他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他真正的才干实际上是对英美法系的了解，但是北洋政府是不需要那一套东西的。那套东西对北洋政府的吏治是有极大的伤害。照民国初年的权力结构来说的话，谈论英美法系那些原则，原则上谈起来很好，但实际上执行起来主要是捆住了政府的手脚，捆住了政府的手脚就间接地有利于暴民运动，而国民党在当时是暴民运动的主要代表。所以国民党往往以投机性的方式来支持英美法系或者是泛泛而谈地指出北洋政府搞的这些不行、大陆法系实在太烂，等等。但是实际上他们也根本不是什么英美法系的爱好者，他们只是想拆台而已，就是想拆拆北洋政府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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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在这些游戏中就扮演了一个很矛盾的角色。照他自己的学历出身，他最擅长的事情实际上是他不能做的事情。他恰好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在维护北洋政府的吏治国家。他是北洋法政系官僚集团的一个活跃分子和干练的精英，为北洋政府培养出了很高效的行政集团，但这个行政集团并没有遵守他在民国初年所鼓吹的那些宪政原理。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其说是英美宪法的传播者，不如说是明治绝对主义国家的一个复制者。对于北洋政府来说，真正好用、方便、能够在短期内生效的东西恰好就是明治国家那里已经很成熟的那些东西。后来章士钊之所以会跟那些学潮扯上关系，也是因为他引进了日本的学制①。

1、1925年4月，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下决心从三件事抓起，即宣布大学统一考试，教育部专设考试委员会，主抓学生的入学毕业考试；教育部设编译馆，督促奖励各大学教授著书、译书；合并北京八所大学。但遭到“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的强烈抵制，根本无法实施。5月7日，章士钊自己的住宅也被学生捣毁。5月12日，章士钊辞去本兼各职。经段祺瑞挽劝，才重就司法总长职。7月28日，段祺瑞专调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意图整顿教育，抑制学潮。

此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杨（校长杨荫榆）运动已愈演愈烈。在章士钊的支持下，杨荫榆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8月6日，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当即通过。消息传出，女师大学生拒绝“解散令”，在报纸上号召“驱章”，并组织校务维持委员会维持校务，周树人为总务主任。在此期间，周树人以鲁迅笔名写下《流言与谎言》等文支持女子师大学生，抨击章、杨。8月12日，章士钊具文呈请免去周树人的教育部佥事一职。8月14日免职令发表。但周树人所任的佥事一职属于“荐任官”，如要惩戒，须由主管上级备文申述事由，经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审查后始得实行，章士钊并未办理这一手续，周树人抓住这一点，于8月22日向专管行政诉讼的平政院提交了诉状。平政院于1926年于2月23日作出裁决，判定周树人胜诉，恢复职务。

日本在这方面的学制跟他们的欧洲模范的原型不一样，也跟他们在古代的中国模范相距甚远，因为中国古代的儒家教育和欧洲中世纪乃至近代以来的自由教育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当相似的，就是他们比较看重民间自治团体，有很多书院都是民间自治团体办的，有独立的财源，官府往往给资助，但是即使官府没有资助他们仍然有一定的筹款能力，仍然有自我维持的组织系统。欧洲的学院就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团体，是根据特许状建立的法人团体，从性质上来讲，侵犯大学的行为，像詹姆士国王曾经偶尔做过的（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企图把天主教士硬塞进牛津大学担任莫德林学院院长，遭到坚决抵制），那就是一种违宪行动。侵犯牛津大学跟侵犯伦敦市都是对宪法的侵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日本明治国家没有采取这种体制，它采取的是一种以吏为师的体制，明治时代建立的学校是由文部省负责管理的，它的自治能力比起真正的西方大学和中国古代的书院来说是下降了不少，学校的管理人员是按照公务员序列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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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时期的章士钊

章士钊想要引进的就是这种日本体制，他认为这种体制在日本看来运行得很好，而且精神十足，他觉得主要因为是体制的原因，只要搞出一种上下令行禁止的体制，就能够改变那些散漫的闹学潮的现象，就可以复制出类似日本那种严谨的带军国主义色彩的新精神出来了。当然从后世的角度上看，日本之所以有那种精神还是日本有特殊环境的缘故，中国不一定能够复制这种特殊环境。但是无论如何章士钊还是这么做了，他这种做法是他跟北洋政府能够情投意合的主要原因，但是技术官僚自有技术官僚的悲哀，就是说不管你是多么能干，你的行政能力和政治能力是两码事，行政上的干才在政治上往往是白痴和受人利用的。

章士钊在他手下那批人，包括像李大钊和鲁迅这批人眼里面，好像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但在北洋政府中间他只是一个受人摆布的小角色。只要他的保护人倒台了那么他的一切苦心经营都要付诸东流了。随着段祺瑞政府的倒台，章士钊实际上就已经落到中下层。他的后半辈子在上海当律师，表面上是当律师，实际上是在做政治掮客。因为中国士大夫特别有一种现象，就是说你一旦尝过了权力的滋味，就好像是老虎见着血，你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来专业人士的轨道上去了。不是技术上不可能了，而是心理结构上不允许了。即使你明明知道你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你总是舍不得这种滋味，总是要奔走于各派权势之门，希望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的地位。章士钊后半辈子就是这样子的。他当律师，给陈独秀的辩护①，给其他人辩护，其实都是政治掮客活动的一部分。

1、1932年10月16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章士钊出任义务辩护律师。他对法庭说：“起诉书所引罪名，一则曰叛国，再则危害民国。窃思国家作何解释，应为法院之所熟知。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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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与胡适合影照片

他真正的作用是在各派势力之间拉纤，起传递信息、充当交易媒介的作用。说得刻薄一点，他有点像是法国的沙龙或者旧国会时代八大胡同的主持人那种人，他这个主持人起给你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场的作用，而不是自身有很大的势力。而且随着党国体制日益趋向恐怖，他的交流场的空间正在逐渐的缩小，在同时还操着律师职业的情况下，他有时候还写一些文章，如果你孤立地看他那些文章的话好像会觉得他是不是又回到了早年那种鼓吹英美宪政的路上，或者看另一些文章觉得他好像又沾染了苏俄革命以后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色彩。其实这都不对，这些文章都是投机性的，跟他当时在掮客界的临时性措施有很大关系，临时性措施都是很短命的，用完了就扔，然后他就要换一种新的立场。

在他一生最后的阶段，立场变成了一个不值钱的，而且越来越不值钱的东西了。他就像是一条大鱼一样，曾经在很深的水里面游泳，但是出于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原因，水越来越浅，他这条鱼慢慢就要被晒成鱼干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就是在晒成鱼干的过程中力图通过适应咸鱼干的生活，来改造自己的意识，这种改造也是相当痛苦、相当扭曲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尽管他是一个很狡猾、很会投机，而且差不多每一次投机都能投到正确地方的角色，但他的生活仍然是相当痛苦的。游士总是这个样子，你只要选择了这个生活方式，那就等于说你必须歪曲自己去迁就你的环境。在这方面来说，章士钊是一个典型，他的文章可读性从早年到晚年是不断减退的，而且减退的方法非常狡诈，因为他的专业能力始终是很强的，甚至可能晚年比早年更强，他不断地用他的专业能力去扭曲他的论点，把本来是自相矛盾的东西粘接在一起，他一生中唯一一个逻辑连贯的阶段就是1912年到1918年阶段，在这以后他的文章，老实说，如果不了解他的思想背景的话，最好不要相信他的文章，因为他的文章与其说是展示了他真正相信的或者他想要读者相信他相信的东西，不如说是展示了他运用专业技术欺骗自己、说服自己的一种高超技术。这种技术，可以说二十年代后期是个转折点吧，在中国知识界中变得越来越流行，流行到一定程度就会物极必反，使整个知识体系的复杂化精细化变得毫无意义，让你觉得干脆根本取消掉这个交流场，用更加简单更加低成本的方式进行信息交流反而是有利可图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章士钊和章士钊所代表的这个巨大的群体是在完成一种阶级自杀的行为。他是其中之一，但他不是唯一一个，另外一个人就是李大钊，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同样的使命。

（五）民国人物纵横谈·李大钊

游士往往是用自己的手给自己下判决的人。他们不知不觉把自己的路给锁死了。要把李大钊描写成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圣徒，那就有必要把他早年思想最深刻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给抹掉。

李大钊（1889-1928）的出身跟章士钊有点相似，但他的学历比章士钊差一点，他是日本留学生，而且成绩是不大好的，他就属于现在那种不大上课但是喜欢搞学生会干部活动的那种人，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缺课记录非常的多，但是搞学生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所以他的专业能力不是章士钊那个级别的，但他搞出的人脉对他很管用①。他回国以后就依靠他的人脉在北洋系统中任职，他扮演的不是一个技术官员，而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和思想吹鼓手的角色。

1、1907年，李大钊考取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1912年秋，他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担任编辑部长。同年冬，他为筹办法政学会刊物《言治》与孙洪伊等政界人士接触，并拜访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加入中国社会党。1913年2 月，组建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任干事。

1913年冬，在孙洪伊、汤化龙资助下，东渡日本继续求学。随后结交了章士钊，成为《甲寅》杂志的撰稿者。

1914年9月，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1915年1月，加入留日学生总会，任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后又参加了“神州学会”和“中国经济财政学会”。1916年2月，早稻田大学以长期缺席为由将他除名。

1916年5月21日，刚从日本归国的李大钊与梁启超、汤化龙、孙洪伊等一起出席了宪法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同年7月，李大钊成为汤的私人秘书。中旬，他应汤的邀请前往北京担任《晨钟报》（后改为《晨报》）编辑。尽管他在9月辞去了编辑之职，但他与汤、孙等人的关系并未因此而断绝，特别是与孙洪伊的关系在多年以后仍很密切。

1917年1月，李大钊应章士钊之邀参加《甲寅》日刊的编辑工作。经章士钊介绍，1917年11月11日李大钊离南京北上，到北京大学任职。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李大钊由图书馆主任改任教授。

李大钊也是最早与苏俄建立联系的。苏联方面的材料显示：1919年3月，在鄂姆斯克秘密举行的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1919年夏天，后来成为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负责人的伯特曼会见了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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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李大钊

从他那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和写作活动中你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的各种宪法理论和它们可能在中国的运用前景是相当清楚的，他最希望引进的是那种脱胎换骨过的明治国家主义，把北洋政府作为这种国家主义的载体①。国民党所提倡的那套有点左翼色彩的激进民主是要打击的，社会主义也是要打击的。当时中国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为数甚少，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更少，而李大钊呢，在他的国家主义阶段，是非常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极少数之一。他打击马克思主义的路数用我们现在的黑话来说的话，差不多是一个大保守的路数。所谓大保守指的不是柏克那种英美保守主义，而是欧洲大陆式的施特劳斯学派前身的那种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是共同体主义，共同善，所谓的德治主义，这种德治主义对张作霖和段祺瑞来说是非常顺耳的。

1、1913年4月，李大钊发表《大哀篇》：“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且悍然号于众曰：‘吾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各党之分支部，因选举耗用者，动辄数万金……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

1913年4月，李大钊发表《弹劾用语之解纷》，反对革命党人试图借此前发生的张绪武、方维案弹劾袁世凯，批评革命党和《临时约法》误解了弹劾的法律含义，“不独研析斯学者滋其惑误，而政局不时之动摇，法权应及之逃避，亦缘兹而起。”

1913年5月，李大钊发表《暗杀与群德》，将宋教仁被杀的原因归结于“群德”：“桃源渔父，当代贤豪，不幸而殒于奸人之手。死之者吴士英，所以死之者群德也。……群德之衰，武贼之流，乃敢出没于光天化日之下。”并影射革命党人杀了宋：“昔以殄民贼者，今乃伤我国士；昔以功我民国者，今乃祸我民国。”

1913年6月，袁世凯发布裁都督令之前，李大钊发表《裁都督横议》：“夫宪法乃立国之根本，尊严无上……跳梁违宪者，实不在总统，而在都督也。不在中央，而在地方也。……呜呼！裁之此其时矣。失此不图，更无振厉之期，天下岂有宁日乎！”

1917年2月9日，李大钊发表《我国外交之曙光》，为段祺瑞政府欢呼：“我政府对于德国已表示不赞成之态度。此等表示实为我国数十年来于外交历史上，特放一线曙光也。”

为了批驳当时的反段限段言论，2月17日，他又发表《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攘权之武器》：“对德抗议之举，既成为国家的行动，吾侪继今所当问者，非追谏政府为此之是非可否问题，乃群筹今后对此之利害得失问题。……似此关系国家存亡之外交问题，不惟不可资以为攻诘政府之柄，即欲利用此机会以攘取一部之政权，而因以自效，亦非爱国之士所当出。……对于此次政府所执之外交政策，而怀疑其将为政治上之隐忧者，则虑政府将借对外为口实，而久尸军事内阁之名，以行其武断政治，余谓是亦非足虑者。……方今世界各国，罔不投于战争旋涡之中，一时军事内阁之成，自为其应有之象。顾余敢断言，战场之硝烟一散，此昙华幻见之军事内阁，即将告终，而一复其平民政治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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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时的李大钊

有些人把它误认为是对儒家的赞赏，说李大钊曾经赞赏过中国传统美德，那其实不一样。儒家在这方面的理论是相当散漫的。李大钊跟19世纪德国思想家鼓吹的那种跟先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主义是非常密切的。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从经济学角度和政治自由的角度上来反对，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那种高度理性的功利的精神，对先验的共同体纽带有腐蚀和破坏作用①。这种逻辑如果让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古典观念论代表之一。在拿破仑占领柏林之时，他在柏林科学院连续发表14次演讲，鼓吹“精神的本质就把我们完全摆脱一切压迫我们的苦难的解放事业同我们光复民族和振兴祖国的事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形而上学、语言、历史和民族精神中为德意志民族招魂，点燃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那些追随者来理解，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认为民族没有共同体存在，一切权力都是无法落实的，而共同体的存在不是依靠理性和契约做到的，而是依靠某种先验的神秘的存在。你如果用理性的方式用利益的方式去建构共同体，造成的结果恰好是适得其反②，你会收到一种解构性的结果，哪怕你的初衷是为了建构，但是你收到的结果就是破坏了神秘的不可详细分析的共同体自然，就像是佛教徒所描写的观察就是对观察者的破坏，你只要研究它就是破坏它。共同体只能用神秘的方式、创造神话的方式来维持，比如像格林兄弟和哥廷根学派（“哥廷根七教授”之一的雅各布·格林既是《德语语法》、《德语词典》的编撰者、《格林童话》的收集者和改编者，又是哥廷根历史法学派的先驱者、德国民族自由主义（1849年哥达议员团）的力行者。他毕生行迹就是以发掘民俗文化为重构民族神话打基础。参见阿姨《发现人民、创造民族——从大众文化到民族国家》）所说的那样，不能分析、不能搞契约、不能有什么权利概念，德不是道德，而是一种近乎神秘的维持共同体的纽带。

1、李大钊于1916年5月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中说：“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英伦宪法之美，世称为最。戴雪尝论之曰：‘英伦宪法，吾人自束发受书，即稔闻之。匪制造而成者，乃发育而成者也；非空玄理论之果，乃英人固有本能之果也。此固有本能，乃以致英人建此基础巩固之制度，不必经建筑方术之研究，正如蜂之构巢，何种技艺不足拟其良巧焉。故英宪时优之质，不一而足。吾人祖若宗，所由崇为宝典，决非近百年来世界开化诸邦之模拟赝造、剽窃，所可同日而语也。但英宪之发生，究在何时？创造之者，究为谁某？均非能明。其记载章条之成典何在，亦无能示。要之，英宪实自然发育之物，无论英人外人，纵遇不能晰解之处，而亦不可不尊信者也。’此其所云英人固有之本能，即英之民彝也。所云固有本能之果，即以明英宪乃顺民彝自然之演进，而能一循其常轨，积习成性，遂为不文之典，不惟勿需编纂之劳，且力避编纂之举，以柔其性，而宽其量也。吾民彝之屈而不信、郁而不彰于宪典也久矣。……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以承后世崇敬者，不在其法制典章示人以守成之规，而在其卓越天才示人以创造之力也。吾人生千百年后，俯仰今昔，惟有秘契先民创造之灵，而以创造新国民之新历史，庶以无愧于先民。”“国民全体，亦有其大生命焉，其与环境相战，所需之秉彝之能，努力之勇，正不减于小己之求生。”

2、《民彝与政治》：“凡事之涉及民生利害者，其是非真妄宜听民彝之自择，未遽可以专擅之动作云为，以为屏斥杜绝之方也。天之所赋人焉能夺，天之所禁人何能予。道在听民彝之自为趋向，因势而利导之，为容相当之余裕，俾得尽形于政，以收自然之成。……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必使法之力与理之力，息息相攻，即息息相守，无时不在相摩相荡相克相复之天，即无时不得相调相剂相蓄相容之分。既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开其基，更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去其障，使法外之理，无不有其机会以入法之中，理外之法，无不有其因缘以失法之力。平流并进，递演递嬗，即法即理，即理即法，而后突发之革命可免，日新之改进可图。”

它的好处就在于你不能分析，不能分析你就用本能赞同，用这种本能的赞同来维持一个较低层次的和谐，在这种和谐的基础上你才能维持一种较好的高级文化，才能够抵制那种粗鄙的功利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攻击。在这种粗鄙的功利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攻击之下，任何古老光荣的民族都会丧失它的传统，首先变成一盘无法连接的散沙，然后迅速地被世界资本主义的无根力量所吞噬，变得面目全非甚至完全不复存在。他那些语言如果翻译成白话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话很像是德国人或者受德国人影响的日本学者所说出来的①，而不大像是丢不开传统文化的儒家学者所说出来的，更不像是民主派或者是socialist说出来的。当然那时候的李大钊他当然也不可能是民主主义者或者是socialist，但是他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开始阶段他是不了解socialism才反对socialism，后来了解socialism就皈依socialism”，实际上他一开始就是了解socialism，而且按照他自己的路数他是一定要反对socialism。在这个时代他的政治行为和思想路数之间有着强烈的逻辑，有着逻辑和现实的高度一致性。

1、李大钊深受日本学者茅原华山（本名茅原廉太郎，1870-1952）的影响。茅原著有《世界文明推移史论》、《地人论》、《第三帝国论》、《人类生活史》等。他在《人类生活史》中大量引用了爱默生、卡莱尔、柏格森、倭铿等人的言论，认为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以现在为起点或终点，“普遍共通心”流入时间成为历史，而捕捉这个“普遍共通心”即是历史学家的使命；文明只能是人类力量的扩大继承过程，因此各个民族生活的状态才成为各个文明的特质；他认为东方文明为“静”的文明，西方文明为“动”的文明，若要防止带有“机械主义”、“物质主义”缺点的 “动”的文明沦为“破坏的文明”，就必须与“平静”、“调和”的文明合体。

李大钊在1915年8月10日发表的《厌世心与自觉心》中说：“东西政俗之精神，本自不同。东方特质，则在自贬以奉人；西方特质，则在自存以相安。风俗名教，既以此种特质精神为之基，政治亦即建于其上，无或异致。”

李大钊在1916年9月发表的《青春》中说：“吾人宜如宗教信士之信仰上帝者信人类有无尽之青春，更宜悚然于生物学者之旨，以深自警惕，力图于背逆自然生活之中，而能依人为之工夫，致其背逆自然之生活，无异于顺适自然之生活。……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

李大钊在1918年7月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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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合影

他在政治上垮台的时间跟章士钊是差不多的，他不愿意安心做教授的原因也是跟章士钊差不多的，也是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忍不住，尽管自己已经没有机会发挥实际政治作用，但是至少可以在各派政治势力中间当一个掮客①。他当掮客是玩脱了，最后他变成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代理人，也发挥了替苏联在北方建立情报信息网络的责任，因为承担了这种责任最后他才死在张作霖的手里面，而公使团也才会同意张作霖搜查使馆把他给揪出来，后来张作霖的手下京师警察厅出了一版很完整的李大钊罪行录②，这部罪行录不完全是真实的，但是里面包含的真实史料是相当的多，可以看出是大部分指诉是确实的。李大钊的做法等于是违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国和国内搞政治活动的一系列默契，所以才会遭到他后来的那种下场。

1、1924年1月，李大钊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1924年底、1925年初，李大钊在冯玉祥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之间牵线搭桥，确定了苏联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具体内容。3月，冯获得步枪5585支、子弹5820万发、机枪230挺、各种炮78门、手榴弹一万多发，还有火焰喷射器、军用器材、药品等。同年6月，冯又得到步枪3500支、子弹15万发、火焰喷射器10具、飞机3架、马力4000把。冯还接受了Deng等三十多名共产党负责国民军的政治工作。

2、1926年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西院兵营。1926年夏，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正式向苏方提出，驻华大使加拉罕“完全超越了大使本身应具备的职权范围及国际法所公认的基本准则，因此不再承认加拉罕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的身份”。加拉罕离华返苏。苏联使馆成了一个留守处。1927年3月，张作霖和各国使团接洽，要求允许北京政府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因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4月4日，公使团首领、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召开秘密会议，各国同意了张作霖的要求。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对苏联驻华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进行了9个小时的搜捕，逮捕了藏匿其中的李大钊等60余名中国人以及15名苏联人，截获了一大批来不及焚毁的秘密文件以及枪支弹药和旗帜印信。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根据这些文件，由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编译的《苏联阴谋文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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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在共产国际代表奥齐罗夫的支持下，李大钊指导创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图为1925年10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成立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及共产国际代表合影。

但是作为思想家来说，他搞这些政治行动和他的下场不是很重要，关键在于他后期转向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一种逻辑上不大能够自圆其说的立场，从他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了解来说，情况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一下子就转到庶民的胜利或者是说反对代议制那条道路上去了。初看一下反对代议制好像是他一贯的观点，但是早期和晚期是不一样的。早期他是按照那种德国式的路径，反对国民党或国会政治是因为代议制代表的那种功利主义的算计，选民和他们的代表之间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关系，就相当于是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它把政治给粗鄙化了，选民之所以要拥戴一个议员，是因为他能给我挣得什么什么利益，然后我们就签订了一个赤裸裸的毫无温情主义色彩和封建色彩的契约。你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就选你，满足不了要求我们选别人也没有什么关系，政治变成一种利益分赃的体系，跟做生意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种市侩精神的组织之下，伟大的民族纽带不复存在了，也许在最初阶段这种市侩能够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由于民族本身的基础解体了，那么在共同体不复存在以后，它肯定会变成其他任何觊觎权力的野心家和外国人的俘虏。照德国人的看法，德国人正因为没有受到法国在拿破仑以后鼓吹的那些世界主义的影响，所以它才能够摆脱做法国附庸的命运，重新在欧洲打出一片天下来。照李大钊早年那些看法，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在亚洲各民族中间变成唯一一个没有受西方奴役的民族，就恰好在于它在引进西方思想的时候没有不加批判地引用功利主义这些理论，而是采取了保留日本特殊国体从而保留共同体神秘性的做法。他认为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这个逻辑你要攻击它的话，只能攻击它的前提不对，如果你承认它的前提和它的共同体理论正确的话，那么它本身是可以自洽的，是不能进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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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歌颂俄国革命。

李大钊的晚年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庶民的国际性的胜利，是一种很粗浅的喊口号的做法①，即使在早期那些水平并不太高的马克思主义当中，也只能说是卑之不算高，卑之无甚高论。他在这里面的地位好像一部分是出于他在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是属于老一代人，年轻一代人无论如何都必须尊重他，如果仅仅从理论上的角度来讲，他甚至连早年的陶希圣（1899-1988，曾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发起“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论战。1938年任汪政权中宣部长，1940年逃往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任《中央日报》总主笔。顾颉刚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湛波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这种人都不如，他讲的社会主义就是讲不出任何道理的，只是泛泛而谈，就像推销商业广告那样去说，未来就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我们要符合社会潮流，社会主义就是代表庶民的，庶民跟精英不一样，代议制就是代表精英。这些话实际上都是非常肤浅的，而且都只有几个点，它根本就形成不了体系。如果你拿这些著作跟他早年的著作一对比，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去比对的话，那你就很清晰地看出，晚年李大钊甚至根本没有资格做早年李大钊在思想上的对手。早年李大钊基本上是不大参加论辩的，但他那套国家主义的深刻性已经超过了同时期的日本许多学者，就中国的情况来讲，它的深刻性和自洽性肯定也是超过梁启超的，超过梁启超那个短暂的新中国和伯伦知理理论的国家主义阶段所达到的思想深度的（梁启超在1903年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梁启超是个博杂的人，在任何一个点上都没有挖得特别深，但李大钊曾经在他的点上挖得很深。但他晚年把这些东西完全抛弃掉了。

1、李大钊写于1918年11月的《Bolshevism的胜利》：“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找不出其他更合理的解释，只能说在晚年他更多的是用政治家的标准来看待自己，觉得他既然在政治上已经投靠了苏俄的这一边，变成了国共两党在北方的总经理，他必须在宣传方面也要配合他的转向，至于太深刻的理论对宣传来说是没有用处的，他也不想去再深究他自己的矛盾了。最后他的结果当然是众所周知的，他自己的肉体生命、政治生命和思想生命都为他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转向做了牺牲。从学者的角度来讲，最可惜的不是他被张作霖弄死了或者被其他政治力量弄死，而是在于他把自己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即使他的支持者都没法划给他一条生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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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死李大钊的绞刑架

因为他们要把李大钊描写成一个真正共产主义思想鼻祖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圣徒，那就有必要把他早年思想最深刻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给抹掉，当然他们只能这样说，他早年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他思想还不够深刻、了解还不够深的缘故，因此他早年思想必然是肤浅的，晚年思想更深刻以后才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但实际上恰好相反。他晚年的思想就是宣传口号而已，早年那些深刻的思想呢，由于他抛弃那些深刻思想的理由好像是不大正当或者是不大纯洁的，所以大家反倒有必要硬着头皮说那些本来相当富于理解力相当深刻的思想是肤浅的。因此大家不能详细地介绍，只能摘录几句，但是你翻他本人的文集就可以看出有明显的区别。实际上被他的支持者忽视和埋没的东西才是他真正最宝贵的东西。

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由于敌人的打击而被埋没的，像李大钊这种由于自己人的成功，被自己的支持者人为地埋没的人，是非常少见的，但是这个格局恰好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样。所以李大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代表了游士的另外一个侧面，游士往往是用自己的手给自己下判决的人。他们不知不觉把自己的路给锁死了，往往不仅仅是在生前，而且是在死后都给自己锁了一个死局，而且越是聪明的人给自己做的死局越是难以解开，就是这样。

（六）民国人物纵横谈·顾维钧

如果民国按照第一条路径走到底，顾维钧在他年老的时候应该享有跟在位的国家元首差不多的威望。但现实中他最后变得默默无闻，变成一个学者型的人物。这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十九世纪国际体系在远东崩溃、中华民国早期宪制在国内崩溃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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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游士和土豪这两种类型以外，民国人物还有第三种类型，多多少少有点不大像是中国人的类型，就是顾维钧（1888-1985）这种职业外交官类型。他们的人数之少和他们发挥的历史作用之重要是不成比例的。民国初年不仅是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享有一定的外交特权，实际上在北洋政府中年纪很轻资历也很浅的外交官仿佛也分享了外国人在中国的条约特权。他们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宪法组成部分里面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有点像日本军部，日本军部实际上是个宪法主体，它发挥了跟内阁差不多、经常可以否决内阁决定的作用。北洋的外交部也成为了这种不成文宪法中的宪法主体。

北洋政府之所以能够存在下去，主要不是因为它本身足够强大，而是国际体系要求中国有一个中央政府的门面，因此外交部对北洋政府有一种像土耳其军队对土耳其政府的那种宪法否决权的地位（奥斯曼帝国末期，青年土耳其党的军人势力实际掌握了政权）。如果外交部认为一个政策是不行的那就一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政策会把中央政府引向跟条约体系发生冲突的地步。而一个根基薄弱的中央政府经过这个冲突以后基本上是没法幸存的，像袁世凯就是个好例子——自从日本公开表示反对帝制以后①，他实际上应该及时停止，陆征祥（1871-1949，民国首任外交总长，第二届内阁总理，外交人才的培养者，巴黎和会后逐渐淡出政坛。1927年入比利时布鲁日圣安德鲁修道院为修士，1945年被教廷封为名誉院长）和那些他手下的外交官实际上是提过警告的，但是他在亲贵近臣的影响之下拒绝停下来。国民党的史观认为他是被自己人或者蔡锷或者南方各省推翻的，但是袁世凯本人却认为他是毁在日本人手里面的，说的更彻底一点，日本只是东亚体系中间比较积极、比较跋扈、比较霸道的一个成员，实际上袁世凯是毁在“企图未经列强允许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敏感的关键期改变宪制”的努力之上。

1、1915年10月28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二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警告：“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实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祸乱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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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2月23日（冬至日）袁世凯率文武百官在北京天坛举行祀天典礼。

当时英国人反对袁世凯其实也是不亚于日本的①，只是英国人在外交方面比日本要老练许多，所以它表现得非常微妙狡诈，但实际上发出信号是一样的，简单说就是这样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敏感期，协约国希望是远东秩序保持不变，不要多生枝节，这不是为了支持一方还是反对另外一方，我们要的是维持现状，谁不高兴维持现状我们就反对谁。袁世凯之所以完蛋就是因为触犯了这条不成文宪法。因为民国早期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附庸国，所以附庸国的宪法第一条就像古巴的普拉特修正案（1901年2月由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签署的作为陆军拨款法案补充条款和古美关系的修正案，之后作为附录写入了古巴宪法，使古巴实际上处于美国的“保护国”的地位。以法案提出者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奥维尔·普拉特而得名。包括”古巴政府同意美国可行使干预维护古巴的独立，以维持一个适当的为保护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政府”等条款。1934年被罗斯福废除）一样，远东附庸国宪法的第一条就是本国的宪法必须从属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要从属于远东条约体系，违背远东条约体系的不可能不违背本国的宪法。这条不成文宪法就是早期民国政治逻辑的关键。

1、1915年8月25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电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袁世凯的一些幕僚就称帝事宜与我协商，我乘机说了一句谨慎的话……我指出，现在似乎不是改制的时候，可能会遭遇南方一些反对，产生无法预测的影响。我建议考虑改制问题可延迟到欧战结束后，应利用此时做更紧急的事情：改革现行的行政体制。”10月2日，袁世凯会见朱尔典。朱尔典说：“当你通过梁士诒和其他代表想弄清我的意见时，我一直强烈不赞成改制。没必要解释说我这样做不是出于反对你，而是因为我担心中国的未来，中国会为现存的混乱的世界局势添乱，我似乎认为中国正面临迅速变化引起的巨大危险，这种变化在欧战结束前要阻止。”

东郊民巷和外交部实际上是发挥了一个最高法院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顾维钧这样的不倒翁的出现，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以宪法仲裁员的身份起作用了。他和他的同僚发挥了很多仲裁作用，例如在张勋复辟进京的过程中间，他给予了张勋和段祺瑞军队以无害通过权，按照辛丑条约以后的正式规定和不成文惯例，京津非军事区由八个或者九个联军据点看守，这整个走廊的治安维持权力是属于联军的。而中国军队不经过联军的允许，不能够在这个地区自由地进行军事活动。但实际上几次军阀混战都从这个地区通过了，这就要运用无害通过权的原理。就是说，像是博斯普鲁斯海峡那样的比较要害的海域，只要利益攸关方的国家对海峡两岸的政权没有造成敌意或者什么东西，那么它自己的船只和军队仍然是可以正常经过的，这就是所谓无害通过权。《蒙特勒公约》（关于黑海海峡通行原则的国际条约，亦称《关于海峡制度的公约》。由保加利亚、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希腊、日本、罗马尼亚、土耳其、苏联、南斯拉夫于1936年7月20日在瑞士蒙特勒签订）就是无害通过权的比较精细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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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民国4年）7月，袁世凯派任顾维钧担任墨西哥公使到任国书。

京津非军事区的主要特殊性在于，因为列强不团结，中国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也不团结，如果联军愿意让某方通过，或者不愿意让另外一系人马通过，它本身就会在中国的内战和派系斗争起决定性的影响。信息是项有力的武器，也就是说只要消息公布，或者正式行诸文字，就足以造成宪法上的影响，这个影响肯定是偏袒某一方，而不利于另外一方的。因此就是连行诸于正式文字的协定或者是宣言也不能做，这一切只能依靠一个小型俱乐部彼此之间相互信任和默契才能做得到。像朱尔典这样的人物就是这种默契的中心。北洋政府的外交官之所以必须得长期在任，不受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原因也就在这里，换一个人就会破坏原先已经达成的默契，重新建立是很麻烦的。在中间的波动期，你所造成的解释上的差异，实际上肯定会造成宪法危机。

有些人，比如说像日本人，芳泽谦吉公使（1874-1965，1923年就任驻华公使，参与处理一系列中日冲突问题，1932年任犬养毅内阁外务大臣）曾经做过这种事情，在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战役中，恶意地公布了一个消息，说日本人对郭松龄的军队提出的无害通过权需要进行“仔细的考虑”。“仔细的考虑”按说这是一句废话，任何决定都是需要仔细考虑的，但是日本当时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张作霖的军队经过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公开表示他们要仔细考虑，他们是默许了，根据以前各次内战形成的默契，只要不损害日本利益，你过了就过了，我们不管你。对别人他们都是假装看不见，而唯独对郭松龄说看见了而且要考虑，而且没有正式拒绝，只是表示了态度上的差异，这个态度上的差异立刻就导致了郭松龄阵营内部的崩盘。实际上当时北大营已经没有兵了，大部分奉系的兵已经叛变到郭松龄那边去了，叛变的主要理由就是日本人没有明确支持张作霖，所以他们闹不清日本人的态势。但日本人只要说出这种话来，就等于是表示他们即使是不支持张作霖，但肯定是不喜欢郭松龄的。这时候除了守卫锦州一带的魏益三（1884-1964，郭松龄部将，后投冯玉祥国民军，又投南京政府，最后投共）之外，郭松龄的大部分部队都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叛逃到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一边，战局立刻就逆转过来了。郭松龄夫妻和林长民（1876-1925，林觉民的哥哥，林徽因的父亲，政客，进步党要人，“民间外交”的力行者，五四运动的煽动者，应郭之邀参与反戈活动，被流弹打死）都死在乱军之中。这就是破坏外交默契产生的巨大宪法作用。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英国公使和领事对孙文广州政府索取关余的要求。这个要求不在于它有或没有给予关余，而是在于它把这个要求拿出来公开讨论了，公开讨论最主要的意思是增加程序的复杂性，因为它等于是要征求列强和在事各方的意见。而当各方中，在那种错综复杂的局势中，肯定有不止一种的势力是对孙中山有幸灾乐祸的想法的，如果它对孙中山怀有友善的动机，那么它就应该采取假装看不见的政策，先让他们拿了钱去再考虑这个问题。实际上以前它不是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在袁世凯行将倒台的时候，同样控制各国海关的英国和各国专业集团就曾经采取过有利于保境安民的政策，就是说在地方政府极度窘困、军队很可能变成武装盗匪的情况下为了缓解燃眉之急准许你做临时性的挪用，仅仅为了保护地方和商业利益。这些商业利益跟当地商人和英国商人是利害相关的，维持市面的太平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是这些事情是不用说明白的，只需要通过低级官员的技术性手段就可以做到，上级官员假装他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他居然表现出来知道而且要拿出来讨论，那实际上就意味着他已经微妙地改变了态度，但是又不打算落下任何痕迹。当时的外交和内政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它离不开像顾维钧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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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时期的顾维钧

如果你把宪法当作一个复杂的艺术品来考虑的话，那么民国初年的国际局势和国内宪制纠缠在一起的这种微妙状态，就像一个美妙的艺术品一样可爱，世界历史上能够找到与之媲美的情况是不太多的，也许只有奥兰治亲王（William III，1650-1702，1672年任荷兰执政，1688年入主英国，兼任英国国王，毕生对抗路易十四）时代的联合七省的宪法才能与之相比，在那个非常复杂的宪法体系当中，基本上每个自治市，每个省的省议会，三级会议和总督本人之间构成一个异常复杂的三维立体网络，而且这个网络还和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1643年至1715年在位）的巴黎宫廷和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1685，1661年至1685年在位）的威斯敏斯特白厅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小道交织在一起，直接影响到英法两国的宪法演变，这种局面需要有最高超的艺术，能够玩弄这种艺术的人，可以说吧，他的政治艺术的水平达到了全人类有史以来能够达到的最高峰，跟他比起来，其他人也许比他强大，但是都是一些全凭实力蛮干的一勇之夫，论狡诈聪明和微妙绝对不能与他相比。

中国历史上，自从春秋战国结束以后，中国政治达到最微妙的高峰时期，恰好就是北洋时期，顾维钧他们负责主管外交和宪法解释的这个微妙的时期，对于他们来讲，国民党的革命外交不是一个进步，是专业官僚默契的消失，和鲁莽的群众政治家干预加强的开始，这些干预一旦加强的话，各方外交官的权力都极度消退了。在北洋时期，列强特别是日本驻中国的外交官可以享受许多特殊的好处，是派驻到欧美的外交官都享受不到的，不仅仅因为中国的物价比较低，同样的工资在中国可以享受到在欧美享受不到的超高等待遇，像路易·艾黎（1897-1987，新西兰人，中学未毕业即参加新西兰远征军赴欧参加一战，1927年到上海租界工部局消防处工作，后与共产党建立联系，曾为红军兑换缴获的地方钞票，又与斯诺等发起工人合作社运动，还协助新四军办军工企业。1987年病死于北京）这种人，在本国混不下去了，一跑到中国来就可以过上跟王侯差不多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中国发挥的实际的地位，就一下子可以变成一个大人物了，对中国和本国政治都可以发挥一种类似麦克阿瑟曾经在占领日本时行使的那种微妙的权力。这对于有任何野心的人来说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日本外交官来到中国以后很难抗拒这种诱惑，有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回国。即使是比较规范的英美外交官，情况也是这样。美国外交官有一种习惯，发挥他们的理想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倾向，喜欢在关键时刻跳出来保护中国的行政独立啦，要求列强自我节制啦，不要行使条约权力等，这一点在南京事件①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南京事件中他们是主要的受害者，蒋介石军队枪杀和抢劫侨民，主要的牺牲者是美国领事和美国大学校长，其中有很多美国侨民。作为主要的苦主，如果美国说一声要打的话，已经开到下关的联军炮舰的话，完全可以给你搞出第二个庚子事件来，但主要是美国外交官行使他们的独立判断权，坚决要求维护中国人的感情和进步事业，因为中国是亚洲唯一一个共和国，是美国的兄弟之邦，他们有一种近乎浪漫的感情要求维护这个共和国。

1、1927年3月24日，进入南京的国民革命军劫掠英美日领事馆和外国人商店、住家、教会、学校，造成多人死伤。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外务省发回的电报中指出：“此次南京抢劫事件为第2军、第6军、第40军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遣军官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合谋设计的组织行为。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党员作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前者只限外国人；后者则选定领事馆、教会、学校等洋人集中处。”

4月6日，张作霖的北京警察从苏联领事馆中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虽然大半内容已被焚毁，但该文件第5页载明：“有必要采取所有的措施激发民众反外国人……引导外国军队干涉内政，毫不犹豫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抢劫和殴打。为煽动可广泛运用这些事件引发与欧洲军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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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于南京事件中在华日侨被残杀的报道

这些决定并不是由华盛顿的总统和国务院作出的，因为当时的外交官临急裁断权比现在要大得多，而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地方，外交官的临急裁断权又比在欧洲那些国家的临急裁断权要大得多。这是从庚子以来的传统，他们就是这样能够扭转历史进程，甚至可以说，后来的抗日革命外交和抗日战争，恐怕就是由于他们这种特殊地位造成的。国民政府1928年正式成立之后，它的实际行动造成的后果就是极大地削弱了外交空间。尽管顾维钧仍然在位，从品级和待遇上来讲他一点都没有变化，但他实际上特殊的宪法权力消失了，可以说他由一个宪法制定者，变成了一个外交办事人员。

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决策权始终是掌握在不稳定的派系手中，有时候掌握在蒋介石和他周围那些愤青色彩很强的民族主义者手中，有时候又掌握在汪精卫和唐有壬（1893-1935，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立法院立法委员、外交部常务次长等职，被军统刺杀）那一批意识形态官员手里面，但是职业外交官，真正最会玩外交游戏的这些外交官的黄金时代就永远结束了。革命外交就意味着不遵守正常的外交观念、外交渠道。正常的外交渠道最主要的语言是信誉，也就是说你达成的协约应该是无需监视，无需列强监视也无需任何人监视的，你应该自己能够执行。如果你自度执行不了或者是不应该执行，那么这个协议你就不应该签。你可以不签协议，但是如果你签了协议却不执行，这是不绅士的做法，外交官都是绅士，是不能容忍这么做的，你干脆就不要签就行了。以前李鸿章时代和北洋时代的外交官都是遵守这种原则的，但是革命外交恰好就是依靠破坏这种原则起家的。干脆说吧，就是要在我没有能力撕毁条约，我也不敢撕毁条约的情况下，字面上遵守条约，但实际上我用小聪明和小动作维护破坏条约的精神。

最危险的这类动作就是蒋在上海的动作。本来停战协定是规定中日双方都应该从战区撤军，上海应该只留警察部队维持治安，但是蒋用一个很简单很狡猾的步骤把这个问题回避了。他让他的军队穿上警服，以警察的名义开进来，在淞沪抗战以前，中国军队在上海已经有几十万，而日本人还比较傻的遵守了条约的限制，只留了很少数的象征性的部队。对这种行为，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外交界的做法，那就是卑鄙地耍流氓，绝对是不绅士的做法。但是真的有一方不绅士的情况下，那怎么处理是个大问题。毫无疑问，在戈登将军和太平天国那个时代，洋枪队就要出马了，甚至大英帝国会直接派炮舰过来轰你，那是你活该的事情。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协约国在远东的权力衰退了，同时美国也在推行它的威尔逊主义，要求你减少赤裸裸的干涉，苏联也在推行它的反帝革命外交，情况变得非常混乱，各方也协调不起来，这种可以说耍流氓的行动就获得了极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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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空袭上海大世界，超过1000名上海市民被炸身亡

但是代价是什么呢？就是职业外交官的信誉不管用了，中国外交官作出的承诺，中国国民政府是不会执行的；日本外交官作出的承诺，日本军队也不会执行的。日本的军部等于说是发展出了一套独立的外交体系，搞他们一套半生不熟的私人外交体系。而国民党这方面呢，它发展出了好几套相互冲突的外交体系。蒋周围的私人近臣有一套外交体系，东北军和西北军各有各自己小集团外交体系。国民党的几个主要的政治派系都有它自己的外交体系。像蓝衣社和军统（1932年，一批国民党内的少壮派模仿纳粹党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蒋介石亲任社长。1933年，以力行社为核心，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被称为蓝衣社。在军队、政府、企业、大中院校及各类社会团体中建立了广泛的外围组织，大量军训青年，招募间谍。1937年底，蓝衣社的主体被纳入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特务处则由戴笠改组为“军统”。次年，蓝衣社解散）这样的组织，因为它处在敏感的位置上，纵然是成事不足，至少是败事有余的，至少它可以通过一系列暗杀恐怖活动把汪精卫和唐有壬的政府搞得好好的协定破坏掉，让你搞不成。与其说是打击日本，倒不如说是打击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敌人。通过让你汪精卫搞不下去，让你孙科搞不下去，这样就间接地有利于蒋介石，让蒋介石比较有机会卷土重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变得毫无意义了。外交的意义就是信誉，如果你签署条约却保证不了能不能执行，而且甚至也预算不出来哪一部分是可以执行的哪一部分是不能执行的，那么还有多少人会愿意跟你去搞外交？签署这些条约的意义就变得非常有限了。结果，抗日战争以前就出现了很多半像条约又半不像条约的临时协定、君子协定或者停战协定。而这些本身按说是不应该有外交效力或者说是不应该有完全外交效力的协定，发挥的作用反而比正式的外交谈判要大。所以广田原则（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众议院阐述了中日亲善主张，表示在他任内绝不会发生战争；10月，向国民政府提出三原则：取缔排日活动；事实上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或者币原外交（币原喜重郎任外相时，主张不干涉中国内政，不采取前任的武力直接保护日本在华侨民的政策，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还在南京事件后第一个承认了国民政府）变得都没有意义了，而国民政府根本就提不出什么像样的外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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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这些人虽然仍然在位，但他们按照国民外交和革命外交的原理，变成了类似于文宣人员的角色，他不再和欧洲的外交俱乐部对话，而是直接诉诸于欧洲的国民。这也是革命外交的一个特点，它认为帝国主义外交之所以能行得通，是因为善良的人民没有参加的缘故，剥削和压迫都是特权阶级搞出来的，如果我们直接诉诸全世界人民，全世界人民应该是善良的，应该能体谅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绕过外交部门，如果国际会议不能把东北还给我们，我们就要向英法等国的民间舆论呼吁，要求民间舆论站出来约束他们的政府，迫使他们满足我们的外交要求。基本精神大致就是这样子的。这种政策的推行使外交的混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把外交部门的责任感破坏殆尽了，抗日战争的发生严格来讲不是偶然的，它是外交规范长期破坏和可信任度持续降低造成的。只要可信任度降到非常低，各方对对方行为的预期完全没有办法把握的时候，即使极小的根本微不足道的理由，都会引起巨大的冲突，可控制因素会完全消失。

引起抗战的那些因素，在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微小的，而且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你基本上没有办法把责任栽在日本头上，像卢沟桥事变那个士兵失踪事件，是谁搞的现在搞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第一，它不是日本人搞的，第二，进行演习的日本军队连实弹都没有配置，而且高级指挥官不是在生病就是在休假，这样的军队应该是不能作战的，所以根本不是日本人故意设计的。像上海的虹桥机场事件（8月9日下午，驻沪海军陆战队的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试图进入虹桥机场，被假扮机场卫兵的国军正规军士兵开火打死。事发后，淞沪警备司令部让一个死囚穿上机场卫兵的衣服，将其枪毙后陈尸虹桥机场门口，诬称日方开枪打死中方一人在先），如果不是国民党搞出来的，那也是一场偶然事件，日本人没有在上海开战的计划。在日本作为唯一有力量主动开战的一方根本没有开战计划的情况下，战争居然能够全面爆发，而且不是局部的而是彻底的，这不是因为当时日本的冒险主义超过以前和以后，恰好就是因为战争以前那段时间，双方的外交渠道和可预期性已经遭到了空前彻底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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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突发之后，日本方面的专辑报道

国民党在这方面——其实还有当时的美国外交官也差不多——扮演了一个非常幼稚的自杀性的角色。顾维钧在这段交涉期间基本上是在欧洲跑来跑去，他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知道自己在国内的政治生涯已经死亡了，他在欧洲做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就是让国民党那些土鳖领袖觉得他还是在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任何一个外交官都可以看出，他做的完全是跟不做差不多的，他等于是在扮演一个报刊杂志专栏作者的角色，写一些好像是具有外交专业水平的专栏文章，给各大报纸发表，向他们论证，条约体系有哪些不好，应该怎么怎么样来改造，中国的要求是多么多么的合理，诸如此类。我相信在当时欧洲本身外交局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看这些文章的读者是极少的，就算是看了，感觉也就像看玻利维亚人、巴拉圭人论证大峡谷归属问题（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对格兰查科大峡谷北部约26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归属一直存在争议）那样，觉得根本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顶多是像古玩一样收藏下来。

以顾维钧对公众的了解，他肯定知道他做的这些事情是只会得到这种结果，但这样做保护了他自己，使他在国民党执政时期那些政治风浪中没有受到明显的攻击。当时的外交官是很容易受到人身攻击甚至暗杀的，他躲过了这个时期，安静地等到战争爆发。战争一旦爆发，外交性质就变得单纯了，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敌人就是日本，只要尽可能地发动各种力量反对日本就行了。当然这个目的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爆发在北京和上海的两次事变都是偶然性很强的，而日本人在这些偶然事变中的无辜性是很明显的。所以当时英国外交部和罗斯福政府都不承认国民政府是受害者，美国政府采取了两面禁运的做法，就是说不卖武器给中国也不卖武器给日本，这当然实际上是有利于日本的，因为日本要强得多。

从这也可以看出，在美国心目中，中国并不是无辜受害的一方。而英国实际上是更怀疑中国，他们的外交更老道些，调查也更彻底些，非常清楚日本在卢沟桥事变中是没有责任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抗日战争早期，军事支持一部分是从德国来的，主要是依靠商业交易，出口钨矿什么的，主要是商业行为，缺少政治上的合作。政治上的支持只能来自于苏联，苏联在外交上支持，在军事上也支持中国，在这个阶段蒋政府实际上是像是1948年的捷克贝奈斯政府一样，变成斯大林的一个政治附庸了（爱德华·贝奈斯，1884-1948，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二战期间流亡在外，同苏联签订《互助友好和战后合作条约》，接受联合政府纲领。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联合政府，贝奈斯重新成为总统。然而，1948年2月，在预定大选中面临失败的共产党党人夺取了政权，贝奈斯被迫辞职）。从格局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斯大林和日本都实现了他们的外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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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庆祝斯大林66大寿的专宴

日本的外交目的实际上是这样的，它要打击国民党的理由不是要反对中国本身，而是因为国民党亲共，是一个被共产党严重渗透的集团，为了抵御亚洲共产主义的整体性的威胁，为了维护文明世界的条约体系。我们日本不是条约破坏者，而是为了文明世界维护条约体系反对共产主义瘟疫的一个代理人。国民党是因为拒绝配合我们才挨打的。在这一点上它实现了目的，是因为国民党的政策使它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目的。而苏联人的目的更简单，它就是希望中国作为人肉盾牌去抵抗日本第一波攻击，在中国和日本的相互消耗中，苏联得到最大的利益和最大的安全，它也达到目的了。蒋介石在这两场游戏中都是绝对的输家，而他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新兴的国民政府和北洋政府比起来是一个多么土鳖的集团。外交官所做的全部努力都是竭尽全力地制造出对自己最不利的局面，如果他根本什么也不做或者闭着眼睛像义和团一样蛮干，他造成的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如此。但是他苦心经营居然还造成这样的结果，还不如盲目蛮干造成的结果，这表现出的只能是不可救药的愚蠢。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反对西方的责任落不到日本头上，实际上你根本不可能指望西方国家会真正支持你，你顶多可以搞一些商业贷款之类的活动给自己捞几个小钱，补充一下抗战，像是桐油贷款之类的，这实际上都是商业交易，并不能解释成为西方对中国的支持。要搞定这些活动，实际上根本用不着顾维钧这样的外交官，像陈光甫（1881-1976，银行家，曾为上海银行公会会长。1927年为蒋介石筹募军饷。1931年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开设宝丰保险公司。1936年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1937年任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中将衔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立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受蒋介石指派赴美国谈判借款事宜）这样的企业家就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了。外交官在抗战前采取空转的状态，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像胡适这样百分之百业余爱好者居然能当驻美大使，蒋介石在抗战开始几个月就对美国的援助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而他居然会让胡适当驻美国大使，这等于就是外交失败的一个证明，如果对美外交真能搞好的话，那它一定是需要专业能力很强的外交官去干的，业余爱好者绝对拿不下来，业余爱好者能够长期在位就说明一件事，就是驻美外交已经完全失败了，你没有什么可干的，就找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任何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在那去等于说是让你休假去了，美国图书馆里不是有好多书吗？让你到那儿去休假去，你不是喜欢看书嘛，有的是书让你看。你就去搞你的国民外交好了，到美国民间去演讲，让他们同情一下中国，这当然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就是因为有用的事情干不了，才会让胡适这样的人去干一点聊胜于无的事情，照唐德刚的说法就叫做“捕鱼捞虾不耽误庄稼”，这是非常实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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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驻美大使时的胡适（右）

抗战早期的中国外交处在山穷水尽的状态，只有苏联人援助中国，但苏联的援助是有很大代价的，无论中国是哪个党派执政，这种援助都会使中国对苏联的依附性日益加强，苏联干涉亚洲大陆、统治亚洲大陆的地位持续加强，可以说斯大林自从在三十年代打了一张好牌，奠定了苏联此后三十年的外交顺利，从抗日战争到越南战争，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它所有的战略目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环就是抗日战争爆发，这个主要的贡献是国民党作出的。而国民党之所以搞砸，恰好就是因为它简单粗暴或者说就是因为它重用了党棍，搞意识形态外交，把外交俱乐部那些训练有素的外交官的外交网络彻底破坏的结果。

外交官真正恢复他的正常角色还是在珍珠港事变以后，这一点就又是证明了国民党在外交上的无能。虽然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政府把弱国无外交的定律给推翻了，通过弱国外交争取到了列强的支持，但其实恰好相反，珍珠港以后的外交成就不是由中国的外交成功造成的，而是由日本的外交失败造成的。有时候你因为别人的失败而获益，这并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外交手段有多高明。从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情况来看，无论罗斯福政府还是美国民间，实际上对胡适那种活动的反应都是很小的。胡适确实找了不少观众和募捐人，但是就美国社会的情况来说，每年都有大量的募捐，其中一部分民间募捐流到中国，这跟基督教的慈善活动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在国际事务的天平上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而且丝毫也提高不了国民政府的战斗力。

而国民政府采取的那种外交政策基本上也是愚蠢的，它等于是想向西方说明，中国把外国势力逐出亚洲大陆，是一项正当而且可欲的事情。问题在于从西方的角度看来，这种排斥外国势力的做法跟日本军部排斥外国势力的做法差不多是一样的，罗斯福政府反对日本不是因为它热爱中国或者是热爱中国人民、同情中国人民，而是因为日本人在长江流域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英美企业和外国经济的举动，它觉得这是一种在现有国际体系之外建立平行体系的危险努力。为此它对日本越来越不满，开始对日本施加压力。在这方面起作用的主要是日本人的鲁莽。而中国人的宣传如果起了作用也是帮倒忙的，因为它等于是告诉美国人，不仅是日本人想把你们从中国赶出去，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是这个意思。日本人想把你们赶出去，我们想把你们和日本人一起赶出去。他的话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外交如果能收到效果那才真是奇迹，没有收到反效果，那实际上是要感谢日本人的鲁莽超过了他的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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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庆祝中美中英平等新约大游行

美国参战以后，国民党实际上占位已经占定了，双方凭自己站在哪一边就已经可以明确自己的地位，复杂的外交变得没有必要了，高超的外交技术也变得没有必要了，真正的外交就是一个问题，在盟国内部的分配中间，怎样能够给自己争得最大份额。在这个方面，蒋政府又完全输掉了，他得到的资源还不如苏联的十分之一。苏联得到的资源是用不完的，直到抗战结束以后还有很多用不完，后来有很多都交给共产党党用在国共内战上了，那是美式装备。后来毛泽东在展示他的小米加步枪的表演的时候，特别要求拿一些美式装备来展出，证明蒋介石是多么腐败无能，他们的美式装备都落到了我们的手上，但是实际上这些装备是苏联人给他的。确实是美式装备，但是是美国给了苏联，让苏联来打德国人，而德国人被打败了以后，苏联人还没有用完，又顺手给了共产党，在东北打败了国民党，然后又毛泽东把它拿出来做样本，作为他缴获国民党武器装备的样本。当然他缴获国民党美式装备也是有的，其实这个游戏也是不必要的。

从这场游戏中你就可以看出，尽管在抗战后期日本人的错误把国民党推到有利的一边，但它的外交技术仍然是非常拙劣的。争取援助的多少和援助的份额这是非常专业的项目，像王世杰（1891-1981，原为学者，后历任国民党政府法制局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海牙公断院公断员、武汉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兼政治部指导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设计局秘书长。1945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出任外交部长，1945年赴苏代表蒋介石签定不平等的“中苏友好条约”）那种人之所以完不成这个任务是因为他受到国民党党文化熏陶太深了，他与其说是外交官不如说是内交官。他主要担心的是承担责任的问题，主要是担心在万一外交失败了或者让出了什么利益之后，别人会把责任推在他的头上，让他当替罪羊。好的外交官像顾维钧这样的人在中苏建交谈判（顾维钧于1924年5 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他在对苏谈判期间曾被北京学联和武汉学联威胁，后来收到了信件炸弹，仆人被炸断手）中表现的就是一个不怕当替罪羊的人，但是王世杰是一个怕当替罪羊的人，而国民政府后期所有主要位置上的外交官都是怕当替罪羊的，真正有专业技术的外交官像是顾维钧本人，已经是靠边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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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道明、顾维钧、孔祥熙参加敦巴頓橡树园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他为孔祥熙政府、宋子文政府和王世杰这帮人搞出来的外交首先就是在罗斯福政府内部输掉了美元份额，接着又像傻瓜一样让苏美达成了私相授受的雅尔塔协定，把东北交了出去，然后在外蒙的交涉之中，轻而易举地交出了外蒙。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交出外蒙是必然的，它肯定会输掉，但是如果是顾维钧或者是其他不怕挨骂的、不大在乎舆论影响的外交官来谈判，他是可以提出一些比较好的交换筹码，例如在新疆问题或者是在共产党问题上，他实际上可以要求——虽然苏联对蒙古是志在必得，对满洲也是志在必得，但他本来可以从苏联要求到一些比较可靠的担保品。而实际上造成的外交局面是国民党做出了所有的让步却没有捞到可靠的担保品，而对方处在随时可以一高兴就背信弃义你也没办法报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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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蒋介石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就是搞革命外交，要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它从头到尾都是基本上毁在这个事情上了，抗日战争时期，内战甚至朝鲜战争时期的对美外交，这种特点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只有在金门危机以后，以及法国戴高乐和蒋介石断交以后，蒋的外交空间渐渐消失殆尽，他慢慢变成一个无能为力的人，已经什么也不能做了，这时候他对外交活动的破坏力才逐渐降低。这时候的顾维钧已经连一个靠边站的外交官都不是了，等于是一个人瑞一样的活古董，因为他在国际外交界的资历很老，哪怕是在国际上，参加过巴黎和会而且现在还活着的老外交官已经是为数不多了，把他派到国外去走一圈，就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他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圆这个面子，就像同时国民党派一位很有希腊文化功底的学者（温源宁，1899-1984，剑桥大学法学硕士。历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英文组主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外国文学系讲师等职。精通英语、古希腊语、现代希腊语、拉丁语、法语。1936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37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处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46年被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6年起任国民政府驻希腊大使，1968年回台湾）去希腊当大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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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牙国际法院任职时的顾维钧

他发挥的作用就跟胡适当驻美大使一样，就是要改善我们中华民国的形象，让你们看看我们还有这么渊博的学者，这种人我们不缺。但是这种人能搞什么外交？当然是什么也没有搞成，最后毛泽东的政府把他踢了出来，他对希腊文化的渊博知识没有派上一点用场，而新中国派去的那些外交官是一点希腊文化都不懂的，但也没有妨碍他们完成他们的任务。顾维钧的一生就具体而微地体现了我刚刚说的民国的第一条路径没落的历程，如果民国按照第一条路径走到底的话，像顾维钧这样的元老人物肯定越到老年越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协调程度将与日俱增，像顾维钧这样的人物到他年老快要去世的时候应该享有跟在位的国家元首差不多的威望。但是现实中最后他变得默默无闻，变成一个研究型的学者型的人物，这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十九世纪国际体系在远东崩溃、中华民国早期宪制在其国内崩溃的一个缩影。

（七）答问

国民党在其黄金十年，其实一直与苏联共天下。

问：能否再复述一下五条路径？

阿姨：第一条路径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体系在远东形成的条约体系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会走上一条拉美化的道路，也就是说它不会通过革命冲破西方对远东的统治，而会像墨西哥和巴西一样，继续以次要成员的身份留在世界体系当中。作为附庸国，他的国内政治会严重地受到国际体系的影响，等于是任何人都要看帝国主义的眼色，但是国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动荡革命和流血，这是第一条路径。

第二条路径是中国传统的王朝更迭路径，就像明朝灭亡清朝灭亡一样，注定会发生动乱，可能会出现五代十国军阀混战相互残杀的局面，也许某一支军阀会打败其他的群雄，像曹操刘秀那样取得胜利，也可能在动乱相互残杀的过程中，类似蒙古人或者满洲人这样的边疆民族或者其他的小团体会乘虚进入中原，建立他们自己的王朝。这是一种五代十国假定，是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前景，但是因为有第一条路径，以最大限度的重量压过来，所以这条路径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尽管民国还有五代十国的许多特征，但是只能体现在地方上，到中央一级它必须模拟出一种类似西方民族国家的外表出来。

第三条路径就是以日本为中心建立平行于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竞争性体系，就是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这条路径肯定要求本来已经是非常松散的中华民国进一步解体，成为若干个彼此独立但依附日本的地方性小型政权，一个是以满洲为中心的政权，一个是华北为中心的政权，一个是管辖长江流域的政权……这些政权像卫星一样环绕着日本，跟日本维持这样一种关系，相当于是英联邦国家和英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小型的卫星体系首先从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脱离出来，然后变成一种对抗西方的平行体系，很可能会跟西方演变成一种类似后来冷战的格局。这是第三条路。

第四条路径是中国知识分子多多少少赞成其中一部分的路径，就是把中国统一起来，不要四分五裂，搞成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应该是现代的、自由的、没有极权的一个民主共和国，它要通过法国式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避免各省的分裂趋势，但在中央一级，它又应该是一个民主国家，应该是奉行现代价值观念和民主观念的国家，不应该有第二条路径保留的那种中世纪色彩。这是一个启蒙色彩浓厚的理想，它本身没有什么实现的可能性，但是每一次有政治强人表现出能够统一中国的机会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主流都会尽可能地用这种理想去影响强人政权，希望至少能够部分地实现这个理想。而且他们在民间的势力始终是强大的。

最后一条路径就是党国的路径，这条路径跟第四条路径的理想是一样的，但是手段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理论就是，第四条路径是可欲的，但是用你们所描绘的那种民主自由的手段达不到这个目的，因为中国外有帝国主义内有如此之多的各种各样不利因素，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去发挥革命的和扫荡的作用，那么你们的理想用你们喜欢的手段是达不成的。我们正是因为要达成你们的理想，才使用了你们不喜欢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Leninism的党国。国共两党其实都是走这条道路的，虽然他们的党国有性质上的不同，共产党无论如何都要比国民党更左一些，外交上选边站也选的不大一样，但是从组织角度讲，共产党与其说是国民党的敌人，不如说是国民党的深化和发展。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政治理由也是差不多的，他们与其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三民主义或是共产主义，不如说为了救中国所以非得使用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不可。也就是说，与其说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身是目的，不如说为了救中国而必须采取这种手段。而救中国必须采取这种手段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是最后一条路。

最后一条路在表面上获得了胜利，但是其他的几条路径残存下来的脉络和基因并没有被清除掉，还是会时时刻刻表现出来。这就是这五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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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日本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基因还有吗？

阿姨：肯定是还有的，日本民间有内蒙情结和满洲情结的老人非常多，而且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实际上是大东亚共荣圈成功的一部分。缅甸、印尼这些国家战后的统治阶级、统治精英的传统没有断过，就是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时期给它扶植起来的。除了菲律宾以外，东南亚普遍亲日超过亲华，甚至超过亲美。马来西亚这样的地方它明显地有猜忌华人和中国的动机，非常积极地要求日本当领袖。而且我们不要以为日本这个计划的核心部分——把中国肢解成几块是一定成功不了的，如果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够高明，或者国际形势足够恶劣的话，像汪精卫和溥仪那个时代，中国事实上分裂成若干敌对政权、而敌对政权又共同依附日本的局面，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

问：现代中国这五个基因依然存在吗？

阿姨：民国就是20世纪早期的事情，20世纪早期就是19世纪国际体系向现在演变的一个中转站，所以它的历史线索尤其是第一条历史线索，国际体系就是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现在它的继承关系仍然是很明显的。至于说将来会不会演化出一种全新的像我们宣传的那样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现在是不好说的。但是现在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仍然是英国国际体系的一个继承者。19世纪国际体系大部分特征现在是仍然存在的，而且中国是不是真的已经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墨西哥和巴西那种拉美式的命运也很难说。

问：您在共识网讲“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女儿，一战的孙女”，能否解释一下？

阿姨：共产国际的女儿这个是既成事实，共产党从早期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人事上、组织上和财政上是共产国际和苏联一口一口养大的，没有这样的滋养，共产党大概会跟青年党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个知识分子异议分子的团体，只能在城市里面搞些宣传活动，它不可能控制广大的地域，建立一个有持续性的组织有战斗力的组织，有效的精良的干部组织集团和长期稳定的资金流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在亚洲的长子，地位跟日本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印尼共产党都不一样。一开始它拿到的钱就比这些共产党多，受到的关注也特别的多。而且苏联的战略，就像刚才讲的，它对亚洲大陆的战略，一直到越南战争时期，大体上是成功的。如果没有这套战略的话，很可能苏联会像沙俄一样被封锁在长城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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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布）华人中央委员会委员刘泽荣致列宁的祝寿锦旗

问：有多少金额能知道么？

阿姨：这个具体的数字我当然没办法记那么清楚，而且给钱的渠道是非常杂乱的，有直接通过宋庆龄、沈钧儒这些人从上海转的钱，也有季米特洛夫直接给过去的钱，前后的渠道是相当多的。

问：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能知道么？

阿姨：量级么，大体上来讲，比例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在江西苏区那个时代，苏区尽管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共产国际运到中国的钱大致上相当于国民政府可支配开支的1/10。（听众插话：我的天，这么高？）国民政府名义上控制的区域远远是不止苏区的十倍的。而且实际上跟有些人想象的相反，那些办事人员是非常富裕的，像沈钧儒他们这些中转人，他们是极其富裕的，尤其是由于中国物价低廉，他们过的是王侯一样的生活，照军统作出的报告，你知道他们每天的经费是多少么？4000块银洋。有好多内地的军阀手下的兵一个月拿一块银洋就不错了，还经常欠饷。军统和中统特务里面绝对没有共产国际在上海的特务那样有钱。

共产国际颠覆中国的经费，大约占同时代国民政府收入十分之一，这个数字是低估的。我现在已经查明大体比例。就有帐可查的部分，1927年苏联资助略多于南京国府收入。1928年关税整理后（1928年至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与列国陆续缔结了新的关税条约，大幅提高了进口税率，大大增加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南京四分之一。1936年以前，徘徊在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之间，更接近前者。

以上统计包括了国民政府全部收入，但不包括苏联全部开支。苏联通过法国和印度支那殖民地渠道的资金无法核查，只知道胡汉民集团、滇桂军和倒向广州的西北军都拿过这条线的钱。用于满蒙冀察的经费也没有包括在内。美国、墨西哥和上海的支付渠道只有一部分能够核查。所以，苏联的真正开支可能远大于上述比例。国民党在其黄金十年，其实一直与苏联共天下。甚至军统部分活动经费，依靠国际地下组织通过黑帮补贴，目标在于促成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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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报道：周恩来在请同窗好友吴国桢吃饭的时候一顿就花了五十大洋

苏联开支并不全部交给共产党，大部分用于渗透社会组织和建立情报网络，沈钧儒和李大钊都是做这件事的；收买国民党干部、军队和匪运工作的钱也比直接给共产党的钱多，共产党无权过问。所以共产党直到延安还在抱怨苏联偏心。这些都说明国民党不是弗朗哥，而是西班牙共和派式的不太可靠、但可以控制的粉红色外围。日本人对国民党的估计反而是比较靠谱的。

问：中国这百年来选择的党国道路是不是可能反而是最好的一条道路？

阿姨：这个道路的好坏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你的价值观是怎样的？你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第二还要把时间线考虑进去，因为可以说所有道路都有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的差别，有些道路是在短期内能够最大效力地汲取和发挥你的力量，但是长期效果会越来越差的。这第一个方面，因为人类价值观是如此之纷繁多样，那你就很难说哪一种价值观是最重要的。但是因为中国的处境不是很有利，而中国本身的资源也是很有限的，可以说吧，如果你按照某些知识分子的理论，自由民主是绝对优先的，强国不强国是无所谓，只要老百姓过小日子过得比较美满，不受战乱，那么国家强弱没有关系，大小也没有关系，自由民主最重要，生活质量最重要，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判断，第一条路径就是我所说的巴西和墨西哥的道路是最正确的。走了这条道路以后，很可能东北会变成一个独立国家，蒙古西藏新疆都会独立，但是毫无疑问可以肯定，这样一个国家虽然会有一系列小战争，像巴西和阿根廷打的那些小战争，但是中国的主体部分，例如江浙一带的主体部分会像泰国一样，在二十世纪绝大部分的革命和战争中置身事外，能够舒舒服服地过自己的小日子，能够保持连续性的经济发展。如果你按照这种价值观念去判断的话，那么第五条党国道路显然不是最好的。

第五条道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才是最好的？那你就是要接受第四条道路中间那种知识分子的判断，无论如何也要维持国家统一和强大，为此牺牲别的东西也是无所谓的，而且国家强大还是一个时间线很短的概念，不一定能保证以后。暂时的强大和面子很可能会带来以后的灾难，连这也不在乎，在这种价值观之下，你才能说党国道路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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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道路更微妙，因为它涉及时间线的问题。按照我说的第一条道路，等于是中国退出了世界历史民族的地位，它只在乎过舒服的小日子，自由主义是不在乎历史的，历史上光荣不光荣、未来光荣不光荣跟民主和宪政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等于是像巴西和阿根廷那样的国家，他们在任何一次选举和竞争中间，巴西和阿根廷会不会变成强国，能不能跟美国争霸南美，我们能不能在南美建立一个以阿根廷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这都是根本不考虑的因素。只要你把经济搞好了，问题就差不多了。谁也不想让巴西或阿根廷变成世界上的霸主或者美洲霸主。

但是如果你以强国为标准的话，那你就涉及了一个重大而微妙的问题，到底是在什么期限上强大，比如说在三十年代的国际体制下，实际上有个冷酷无比的决断：如果你采取斯大林主义的做法，这基本上是唯一一种能在十年之内在一个农业国家建立起有效的重工业体系的方式。因为日本在满洲的重工业体系已经建立得比较完善了，如果你想要胜利，你又不肯搞殖民主义的话，实际上就只能搞斯大林主义了。搞了斯大林主义你才能有强大的军队，但是在这种条件下搞斯大林主义是要饿死许多人的，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避免这一点。蒋介石的问题在于他处在自相矛盾的境况下，他有野心极大的外交战略，非要追求强国，但在国内政治上心慈手软，绝对不肯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斯大林是这么说的：为了消除中国人民对政府的背叛行为，蒋委员长应该下狠心杀几百万人。（据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南京失陷后斯大林曾对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说及，希望他转告蒋委员长，如要消除人民对中国政府的不忠行为，应枪杀四百五十万人。所谓四百五十万，似为当时估计的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我想他说的还算少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要想建立起一套铁血的、像苏联一样高度有效的动员体制和重工业生产体制的话，几百万人可能是少了。后来毛泽东搞掉了几千万人大概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指标。毛泽东也不是为了杀人而杀人的，他要达到的目的跟蒋介石要达到的目的差别不远，只不过他更加马基雅维利地断定，这个牺牲是必不可免的。确实没有任何正统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愿意承认这种惨重的牺牲是马克思主义应有的，但是如果你的前提条件是中国这样根本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你的要求又是在十年这样短暂的时间范围内搞出重工业体系的话，你根本找不出别的办法来，这是必须的。十年之内你就能变成强国，但是以后会付出什么代价？谁也不敢武断地判断，代价肯定会有，乌克兰就是。乌克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还是小俄罗斯，有机会独立的时候它也没有像波兰一样追求独立，乌克兰语与其说是一种语言不如说是一种方言。它现在为什么会跟俄罗斯离心离德？主要原因就是三十年代的大饥荒，斯大林给它带来了大饥荒（在推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擅长耕作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部流放。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造成数百万乌克兰人饿死）。在俄罗斯人的角度看，这是斯大林虐待全体人民，全体苏联人民都是受害者。但是乌克兰人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它觉得是你们大俄罗斯的中央政府欺负我们少数民族。比如吧，文革搞的那些迫害行动，四川或者是河南人会觉得，全国人民都在受害，但是蒙古那些少数民族他们就觉得这是你们汉人在欺压我们，你怎么跟他解释都解释不通的。这就会种下危险的种子。可以说乌克兰和车臣这些地方的危机就是斯大林在短期之内追求强国而种下的恶果，这个恶果的报复落在俄罗斯头上，严重地妨碍了俄罗斯以后恢复强国地位的可能性。一切都是有代价的。你走这条强国的道路，势必是有代价的，而且代价还没有付完。说得简单点，像台湾香港都是代价的一部分，代价可能还有其他许多，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看出来，在未来的时间线中会一点一点暴露出来的。很可能500年后的历史学家会说，你走上这条道路，就像是秦朝二世而亡一样，预支掉未来的精力，没有实行汉文帝那种轻徭薄赋长治久安的政策，而是采取了短期动员、短期强大、威震六国的政策，然后使你的寿命变得短暂，为现在表面上的强大而预支了未来更长的时间变得强大的可能性。这种历史发展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想判断好坏现在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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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饥荒受害者纪念碑

问：外交官个人技术和国家外交实力之间的关系？

阿姨：外交官个人的伟大不伟大跟他所在国家是否强大完全两码事。像荷兰，我刚才说荷兰的宪法制度很微妙，不是说荷兰这个国家很强大。我们可以说荷兰没有法国和英国强大，但它宪法比它们要复杂得多。因为它是联邦国家，而且各省都有自己的特殊体制，不像法国或英国体制那样单一。所以你要当荷兰的领导人，那个困难要大得多。因为你要尊重各省的特权，在各省的领导人和各自治市的领导人之间做良好的协调。如果你是路易十四，那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全国都是服从你的。所以你在荷兰当执政奥兰治亲王比在法国当国王路易十四要困难得多。因此荷兰执政必须是一个比法兰西国王更高明的政治家。顾维钧之所以是伟大的外交官，就是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更加错综复杂，要交涉的对象更多、更复杂，所以需要更高的技术能力，但是这并不是强大。像晚期的罗马帝国是一边倒的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官是不需要很高的技能，因为我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只要直截了当地威胁别人，那就没有必要用什么外交手段了。难道德国的外交官里宾特洛甫（1893-1946，曾任希特勒政府驻英大使和外交部长等职，对促成德日意三国同盟起过重要的作用，还曾逼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屈服。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是很高明的外交家吗？当然不是了，他接受希特勒的命令跑到捷克去，他直截了当地说，你如果不在48小时内同意我国军队进入布拉格，我们就自己来，最后哈查总统（Emil Hácha，1872-1945，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只有屈服。他当然是实现了强国外交的目的，但是能说他的外交手段有多高明吗？他这个外交手段连我都能用啊，只要我有希特勒那样的军队，我直接这样威胁别人，别人只能听我的，我用不着什么高妙的手段。所以，由于我的国家非常强大，我的外交成绩也就大，但我仍然是一个平庸的外交家。顾维钧就算是没有让中国取得什么外交成就，但他所处理的形势是如此的微妙，所以他必须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否则他在这种环境下根本混不下去。

问：蒋介石和孙中山是否缺乏外交能力？

阿姨：蒋介石是缺乏能力，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蒋这个人你从现在出版的他的日记就可以看出，他就是现在所谓的爱国愤青那个水平，他一天到晚记日记，打倒英国，打倒日本，报仇，报这个仇报那个仇，除此之外他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他的世界观是异常简单的。后来到了台湾他还觉得他和广州革命政府处在同一个相位，应该组织一批有爱国精神的革命家，团结起来像打跑北洋军阀一样再把共产党重新赶出去，再一次打回南京。这就是他对世界的理解。蒋介石对世界的理解是高度简单化的，你说他反动或者说他革命都不对，关键并不在于他是反动或是革命，关键在于他就是那种只能理解简单路径理解不了复杂的多元博弈的那种人。这可能是一种头脑简单的证据，但孙文不是。孙文有他马基雅维利的一面，但他不是以民族国家领袖的身份去搞外交的，他搞的是小集团外交，他经常跟日本人要些钱来对付清朝或者对付袁世凯。在这些情况下，他的手段是很高明的。他在各个帮会组织之间游刃有余，利用帮会组织来对付梁启超的保皇会，手段也是非常高明的。如果你把这些事也算作某种广义的外交的话，那么孙中山就是一个高明的外交家。但是他的外交从来不以中华民国为出发点，因为他早年的时候还没有中华民国，有了中华民国以后他大部分时间是中华民国在任政府的反对派，他的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政府，所以他当然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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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蒋介石

问：谁比蒋介石更有能力做领袖？

阿姨：做领袖需要有多方面的才能，你要说从哪方面来看。如果说毛泽东是这个人的话，那么做领袖的标准，应该包括把握机会窗口的非凡判断力和果断行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能力，能够认清国际政治运动的板块结构。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毛泽东是这样的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样的领袖标准，很难说，如果你按照通常比较小清新的标准来看，认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人民有无限的爱和无限的自我牺牲精神，能够不惜牺牲自己来尽可能地保护人民利益，那么这个人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显然是汪兆铭。

问：卢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是否可以避免？

阿姨：首先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它不大关心中国，它的眼睛盯着西方世界，它进攻中国也是为了满足它跟西方竞争的愿望。比如吧，蒋介石为什么要吞并西南军阀呢？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和刘湘他们过不去，他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他的资源和中国的整合度，以便到东面去对付日本。他的眼睛是看着日本的，不是看着四川军阀的。日本其实也是这样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人的眼睛总是盯着比自己高的人，但是不大把比自己低的人放在眼里，总想把比自己低的人收服过来做自己的部下。日本人的想法是，对抗英美为首的世界体系，他想把中国纳入它自己的体系作为自己的资源来加以利用，利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亚洲的资源，去反对以英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所以要说它是以中国为假想敌，非要跟中国一战，这不是日本人的动力。当时日本国内政治处于混乱状态，但是如果你以最好战的那个集团的意见为标准的话，它实际上是希望中国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归附到日本的旗帜之下，加入一个黄种人的联合阵线去共同反对英美的。它根本就没把中国当做够格的假想敌，因为中国是不可能单独打败日本的，它只是想尽可能完整地获得中国的资源，用这些资源作为它总体战的一部分去反对英美，这才是它真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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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发表抗战演说

卢沟桥事变本身是可以和平解决的，之所以不能和平解决，蒋介石本人负有极大的责任，这个结论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卢沟桥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将来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件，最终仍然通向战争，这个可能性至少是非常大的。至少从蒋介石的部署来看，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因为他早几年的动作一直是在内地搞铁路、资源委员会的各种各样的建设，目的就是为了长期抗战。可以说他已经有了一个通盘计划了。卢沟桥事变对他的不利之处就是，他的整顿军队计划还没有全部完成，西南的铁路和交通网还没有完成，战争就在不利的情况下爆发了，结果战争封锁了海道之后，他的资源基本上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他再晚几年再开战的话，西南铁路已经修通了以后，他的处境就不会这么艰难。所以说蒋不是一个合格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如果是一个合格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肯定会说，要打如果你想当烈士，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形象，那么九一八事变直接打就算了。既然已经为了积蓄实力而忍耐，你都忍耐这么多年了，那你为什么不忍耐到西南铁路修好为止？反正你已经忍耐了五六年，那么长时间都忍耐过去了，再忍耐三年把整军计划完成把铁路修好你再打，要打不会没有借口的。日本人飞扬跋扈总会制造借口，日本人不制造借口你有中统和军统在，派几个特工人员去制造一个事件，不愁没有开战借口。他为什么就不能多等几年？这应该说是他最愚蠢的一个决定。

至于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是必然的，应该说也不是有确定的答案，萨拉热窝之所以会酿成大难，阴错阳差的因素太多了，很难说它是必然的。开战各国的领袖和重要的政治人物没有哪一个是觉得非打不可的，误会的程度很大。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战争可以推迟是肯定的，但不是能无限期地推迟，也就是说过段时间会不会发生类似萨拉热窝的事件，而如果类似的事件一次又一次的发生，是不是发生到足够多的时候，早晚会有其中一次会酿成大祸？这个可能性至少是非常之大的，即使不是必然的。中日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但是就蒋介石来说，机会窗口对他是非常宝贵的，对他来说，哪怕是推迟五年时间，也是至关紧要的，推迟五年时间也就等于欧洲战争全面展开，他以盟国的成员的身份加入战争，那时候盟国不可能不给他援助的，那么抗战初期的困难是可以避免的。后来他在内战时也是这样的，他只要肯再等五年，等冷战爆发，他以美国人的附庸身份加入冷战，也是要什么援助有什么援助。在这两次，他都令人惊讶地沉不住气，这说明什么问题？这与其说明其他高深的国际理论，不如说明他本身就是一个愤青性格，愤青性格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像老谋深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咽不下鸿门宴上的那一口气，那种时候毛泽东肯定是咽得下的。他也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尤其是他没有敏锐的捕捉机会窗口的那种罕见的能力，有这种能力的人确实是很少见的。

·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