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七年半以前，也就是马英九2008年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三个月后，我因缘际会同台湾几位蓝营的政治人物和名嘴吃饭时说：“我极度不看好马英九，他可能会是日后搞垮国民党的那个人，因为他像极了明朝的崇祯。”当时他们对我的观点相当狐疑，因为马英九是台湾人气最旺的政治明星，他所获得的选票亦是台湾有史以来最高。于是，我又补了一句：“你们别觉得马英九现在声望高，崇祯当年剪除魏忠贤的阉党时的声望更高。”然后我就在饭桌上跟他们讲马英九和崇祯的相似之处，也许他们觉得那时的我还太年轻，也许他们觉得我从来没去过台湾，因而根本不了解台湾政治，也许他们不喜欢听我说马英九的坏话，所以尽可能把话题顺着崇祯岔开后就不再讨论马英九。
又过了一年多，我在网上看到台湾知名政论家南方朔写了篇文章叫《崇祯并发症：自恋型领袖的误国》。虽没有直接点名，但傻子都知道他是在将马英九比作崇祯。一时之间，崇祯皇帝在岛内名声大震，大家都在讨论马英九像不像崇祯。我不认识南方朔，不知道南方朔写这篇文章的灵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与我2008年8月的那次饭局有关。不过平心而论，南方朔这篇文章写得真不怎么样。虽然他曾是马英九多年好友，但至少他真的不懂崇祯。
时过境迁，我已经不像当初那么关心台湾政治。不过这次大选之后，好像对台湾政治感兴趣的人还挺多的，只是网上看到转发的文章都实在太垃圾了，比最垃圾的股评还要垃圾。所以，我还是再写一篇文章，谈谈马英九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这其实不算是时政分析，更像是一篇管理学的失败案例。
另外，南方朔那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但自戀刻薄的崇禎自以為是，認為天下只有他是對的，別的人都不盡忠報國，於是他連國家最後的名將熊廷弼、袁崇煥這種人都敢殺。”事实上，熊廷弼死于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为魏忠贤时期的阉党所害。而崇祯皇帝是在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即位的，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剪除魏忠贤。可笑的是，南方朔作为享誉台湾数十年的知名政论家，甚至被有些人吹捧成“台湾第一政论家”，连这样基本的史实都会搞错，而当时台湾其他政治人物和名嘴虽然积极参与讨论，却似乎未能有人指出这个历史硬伤。当然，术业有专攻，不了解崇祯和熊廷弼，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并没什么好丢人的。可你既然这么正经地大篇幅分析崇祯，却把最基本的史实都会搞错，好意思么?岛内人才凋零至此，这让我对祖国统一越发有信心了。
马英九于1950年出生于香港九龙，祖籍湖南湘潭，一岁时随父母移居台湾。父亲马鹤凌从政四十余年，渐升为国民党高级官员。 1972年，马英九在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服预备军官役，1974年考取国民党中山奖学金赴美国攻读法律，1976年获得纽约大学法学硕士，1981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在留学美国期间，马英九兼任《波士顿通讯》的主编，主要政治立场是打压党外运动(在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前，台湾只有一个国民党， “党外”就成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的代名词)。由于家庭背景和在海外的忠贞表现，马英九引起了蒋经国的特别注意。
1981年，马英九回到台湾，在蒋经国身边担任英文秘书，1982年担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1984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三副秘书长，负责政党“外交”工作。1988年，马英九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兼大陆委员会工作会报执行秘书，1991年马英九升任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
1993年，连战出任台湾 “行政院长”，邀请他曾经的学生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那一年，马英九43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部长”。据马英九后来自己说，当连战找到他去当“法务部长”时，他内心非常惶恐，紧张得不得了。他问连战：“我这么年轻，跟检察部门也没有任何人脉关系，你觉得我能够适任吗?”连战告诉马英九：“我要的就是你年轻，要的就是你没有人脉关系，正因为你没有包袱，所以才能放手推动司法改革。”马英九回忆这段往事时，非常感激连战的提携之恩。
在连战的支持下，马英九因严办地方黑金势力而备受瞩目，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也因此得罪了许多党内高官，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在恩师连战的庇护下，马英九仕途并未受到影响，1996年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仍然主管法务。
1997年4月14日，台湾知名艺人白冰冰之女白晓燕遭绑架后又被撕票，在台湾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党趁机要求连战辞职以示为社会治安败坏负责。就在连战“内阁”焦头烂额之际，马英九突然于5月8日在连战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外公开请辞，然后再将辞职呈送到连战办公室，直到第三天才与连战本人见面。马英九用公开请辞的方式为自己塑造一种不恋权位的清高形象，却把对他有提携之恩的连战陷入更加痛苦难堪的境地。如果你是连战，你最器重的学生和部属，同时也是民意支持度最高的“部长”公开辞职，你这个“行政院长”还怎么做下去?所以，三个月后连战也被迫辞职了。这是马英九第一次暴露他自私自利、刻薄寡恩的政治性格，为了能够收获更高的政治声誉，他不但没有与提携他的恩师共渡难关，反而踩着恩师的头颅向上爬。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常说：“马英九不懂得人情世故，不懂得体贴别人，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周美青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十分得体的，可是在外人以客观的角度而言，马英九的“不懂体贴”其实就是自私。
1994年台湾首次举行台北市长选举，参选三方分别是代表国民党的黄大洲，代表民进党的陈水扁和代表新党的赵少康。当时陈水扁和赵少康之间竞争非常激烈，民调经常处在伯仲之间，而国民党的黄大洲则稳居第三。由于新党是由国民党内部反对李登辉“台独”路线的少壮派分离出来成立的政党，所以李登辉在眼见本党的黄大洲铁定当选无望之际，为了不让赵少康当选，宁可“弃黄保陈”，将原本他能控制的一部分准备投给黄大洲的选票投给了民进党的陈水扁，帮助与他“台独”理念相同的陈水扁当上了台北市长。
到了1998年，国民党再次面临需要推出候选人挑战陈水扁连任台北市长的问题，许多人推荐已经辞职到台湾政治大学教书的马英九，但是马英九多次表态不会参与1998年的台北市长选举，理由是“不知为何而战”。然则在无数人的无数次劝进后，马英九终究还是宣布参选台北市长，理由是他明白了要“为台北市民而战。”
就个人素质而言，赵少康优于陈水扁，而陈水扁优于马英九。所以马英九要想打败曾经打败过赵少康的陈水扁，就必须解决当初赵少康败选的两大困境：一、李登辉的弃保;二、新党与国民党分裂票源。
李登辉对马英九素无好感，最初提名本党候选人时也一直属意章孝严(即蒋孝严)，只是到最后关头才被迫同意提名马英九。马英九对李登辉也没有任何感情可言，但为了避免重蹈赵少康的覆辙，开始极力讨好李登辉。此外，马英九是在香港出生的“外省人”，陈水扁以“台湾土狗对上香港贵宾狗”来比喻自己与马英九的竞争，因此马英九也急需“台独教父”李登辉来帮他巩固本省票。基于本党的政治利益，李登辉在投票前四天，登上了马英九的选举造势晚会。李登辉问马英九未来要走什么路，马英九答称要“走李总统民主改革的路”。
接着，李登辉用闽南话问道：“马英九先生啊!你是哪里人啊!你跟我说一下吧!”
马英九则用闽南话回答：“报告‘总统’，我是台湾人啦。我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新台湾人啦。我是台北万华长大的、正港的台北人啦!”于是李登辉拉起马英九的手，与支持者一起高喊“新台湾人”!
同时，赵少康与马英九私交极好，甚至一直试图拉拢马英九脱离国民党加入新党。为了能够打败民进党的陈水扁，新党当然愿意让选票集中在马英九身上。所以新党候选人王建煊在选举中却声称竞选只是为宣传新党的政治理念，为了泛蓝的团结，呼吁自己的支持者投马英九的票。
最终，马英九如愿赢得了台北市长的选举，这两次投票结果如下：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马英九能够胜选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新党的选票全部集中到了他身上。2008年马英九就任“总统”后，将“监察院长”的位子留给王建煊作为对他当年雪中送炭的酬庸。
1998年的台北市长选举是一场没有输家的选举。马英九当上了台北市长，为他后来问鼎大位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党如愿拖下了他们认为有“台独”倾向的陈水扁。那么，陈水扁是输家吗?从上面那张表格中可以看出，陈水扁这场选战不但输得不难看，甚至可称得上虽败犹荣。在国民党和新党的联合夹击下，陈水扁的得票率较四年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2.91%。台北市长连任失败后，陈水扁旋即转战2000年的“总统大选”并惊险获胜，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2002年，马英九轻松击败民进党候选人李应元连任台北市长成功。2005年7月，马英九击败“立法院长”王金平当选国民党主席，同时也基本拿到了代表国民党参选2008的门票。同年8月，高捷弊案爆发，紧接着陈水扁团队的弊案一个接一个被引爆，后来还引发了百万红衫军上街头倒扁的政治运动。马英九最终能够在2008年高票当选，与他自身的能力并无太大关系，实在是当时的局势已经塑造出陈水扁以及整个民进党高层几乎无人不贪的形象。如果那时候国民党换别人出来，要想胜选也并非难事。
马英九一生的巅峰，大约就是2008年3月22日以765.87万张票(58.45%得票率)胜选的那一刻，之后他的光环就开始逐渐消退，社会声望震荡下跌，以至于现在成为万众鄙视的对象。
作为一个政治家，首要之事在于用人。马英九胜选时的国民党原本人才济济，可就在马英九执政八年下来，国民党不但人才凋敝，而且许多人才甚至投奔到敌对的阵营之中。我当初说马英九会像崇祯一样搞垮国民党，也主要是从他的用人上看出问题。
马英九第一个没有处理好的关系是连战。前文说到马英九进入政坛之初曾经受到连战的大力拔擢，可是当连战因“白晓燕命案”身处困境时，马英九不但没有力挺，反倒为了自身私利而在没有与连战进行任何沟通的背景下对外公开辞职，陷连战以更加难堪的境地。这是两人第一次心结。
2004年，连战与宋楚瑜搭档竞选，最终因“两颗子弹”功败垂成。事后连宋举办了一系列抗议活动，但是马英九对此事态度暧昧，甚至动用台北市的警察驱离蓝营支持者，这是两人第二次心结。
连宋配输掉2004年的大选后，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连战曾力邀宋楚瑜带着亲民党与国民党合并，但宋楚瑜拒绝了。宋楚瑜找的出路是试图与民进党保持某种程度的合作，结果被陈水扁欺骗而后出卖，作为分裂泛蓝的工具，导致许多亲民党员纷纷回流国民党，亲民党从一度可与国民党和民进党分庭抗礼的第三势力沦落为宋楚瑜的个人工具。连战找的出路则是率团访问大陆，展开“破冰之旅”，成为国共内战结束后首位访问大陆的国民党主席，为两岸交流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而这也成为马英九与连战的第三次心结。马英九一直极其嫉妒连战在两岸交流上的特殊地位和历史定位，尤其当他发现自己就任“总统”依然无法动摇连战的地位时，嫉妒之心更甚。此外，马英九心里还始终存在一个“诺贝尔和平奖”情结。2000年6月，韩国总统金大中与朝鲜领袖金正日在平壤举行首次南北首脑会晤，并发表了《南北共同宣言》，并因此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马英九也一直梦想能仿效金大中拿块诺贝尔和平奖，这也是马英九千方百计想要与大陆领导人见面，并最终在卸任前搞出个“习马会”的主要原因。
2005年马英九继连战之后当选国民党主席后，陈水扁团队的贪腐弊案持续爆发。马英九口头上说支持倒扁运动，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性举动，这让连战对马英九极度失望。连战认为马英九是个标准的政客，只想着怎样对自己获取权力有利。连战曾私下说：“马英九根本不想让陈水扁下台，只想让台湾这摊子烂到2008年，自己坐享大位。”
2010年，连战的长子连胜文在为国民党议员陈鸿源助选时遭到黑帮分子林正伟近距离枪击，子弹打穿头部，满脸鲜血，连胜文几乎丧命。但马英九并未对连家以应有的慰问，且即便当面见到连战时也从未主动提及枪击事件背后的原因，最后台湾检方只是以“误击”侦结起诉，这些都让连家无法接受。
2014年，连胜文准备参加台北市长选举，可是马英九怕连家班夺走他的权力，所以在党内初选时极力支持丁守中挑战连胜文。至此，连战和马英九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且几乎到了无法调和的底部。
马英九第二个没有处理好的关系是宋楚瑜。2000年“总统”大选时，宋楚瑜脱离国民党以独立身份参选，对阵国民党的连战、民进党的陈水扁。最终的选举结果是陈水扁39.3%，宋楚瑜36.84%，连战23.1%。 此役宋楚瑜仅输给陈水扁2.46%，其实是非常有希望赢的。当时由于支持连战和支持宋楚瑜的票源高度重叠，所以彼此都想挖对方的墙角。选举前夕，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发布假民调，说连战的民调已经超过宋楚瑜，呼吁选民“弃宋保连”，导致许多原本准备投票给宋楚瑜的选民最终改投连战。宋楚瑜一直坚信，如果没有马英九的假民调，他在2000年就已经是“总统”了，这是马宋两人的第一次心结。
陈水扁胜选后，国民党开除了李登辉，并与原来从国民党分离出去的亲民党和新党组成“在野联盟”。2002年，马英九寻求台北市长连任时，宋楚瑜曾亲临造势场合为其助选。演讲到动情处，宋楚瑜眼眶泛红落泪，突然跪在台上要求民众全力支持马英九。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宋楚瑜的作为自然能够感动相当多的支持者，可是马英九却相当不以为然，心想我打这场选战本来就是轻而易举，你现在下跪算什么意思?好像我是靠你下跪才赢的一样，以后还得欠你人情。但在宋楚瑜看来，自己对马英九不计前嫌，反而如此卖力为其助选，却遭到马英九的冷嘲热讽，心中感到相当憋屈窝火，这是两人的第二次心结。
前文说到，连宋配在2004年大选失败后，马英九对游行反抗之事态度暧昧，甚至动用台北市的警察驱离蓝营支持者，导致连战对马英九不满。可对于宋楚瑜来说，那就不仅仅是不满而已了。宋楚瑜始终认为，马英九对于连宋这次败选其实是乐观其成的。因为按照连宋最初的协议，连战2004年当选后不再寻求连任，下一任由宋楚瑜来参选2008。如果宋楚瑜在2008年当选又再连任的话，马英九可能得到2016年才有机会参选“总统”了。再过十二年，天知道那时候会是什么情况，还不如现在打着世代交替的旗号抢班夺权，把连宋都淘汰掉。
马英九参选2008时，宋楚瑜曾举全党之力鼎力相助。可是马英九在当选之后，不但没有给宋楚瑜他最想要的“行政院长”之职，而且最终没有给他任何职位，而且最终没有给亲民党应有的酬庸，而且对重回国民党的宋楚瑜旧部也照顾不够，这让宋楚瑜极其恼怒。
为了回应马英九的忘恩负义和不尊重，宋楚瑜在马英九竞选2012年连任时也宣布参选。可是马英九发动各方势力(包括中国大陆)对宋楚瑜施压，称其参选会导致蔡英文渔翁得利，宋楚瑜被迫在2012大选时极度克制，最终得票率只有2.8%。宋楚瑜认为自己再一次为了成全马英九而被迫做出牺牲，可马英九 2012年连任后依然没有给宋楚瑜任何酬庸，依然不尊重宋楚瑜。
宋楚瑜与马英九的成长背景极其类似，同样都是湖南人，同样都是国民党官二代，同样都有留洋求学的经历，返台后同样都是从蒋经国的英文秘书开始做起，在国民党官僚体制中获得历练拔擢。正是由于如此高度的相似性，使得马英九一直担心宋楚瑜会替代自己。更何况宋楚瑜自担任台湾省长以来，就赢得了行政能力强的名声。马英九最受人称赞的则是他的清廉，而非能干。不但不能干，甚至被认为是“无能”、“缺乏魄力”。宋之长处，正是马之短板，这使得马英九对宋楚瑜处处提防打压，最终彻底将宋楚瑜逼到敌对面。2016年大选时，宋楚瑜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向国民党讨回公道，以74岁的高龄再次参与大选，最终获得了12.83%的得票率，较2012年整整高出10%。
马英九第三个没有处理好的关系是王金平。2005年7月，马英九击败王金平当选国民党主席，同时也等于拿到了代表国民党参选2008年大选的门票。可是，马英九自始至终对王金平心存忌惮，因为马英九真心觉得自己有外省人的“原罪”，而王金平是台湾本土派的代表。在台湾的族群分布中，1945年后随国民党政权到台湾的外省人只占14%，所以马英九始终觉得王金平是卧榻之侧的猛虎，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马英九一方面在政策上试图讨好本省人，从而与王金平争夺市场;一方面通过权力斗争整王金平，甚至开除他的党籍。然而悲催的是，马英九讨好本省人的政策并没有人买账，反而得罪了原本支持他的深蓝。马英九宣布开除王金平党籍后，王金平到法院上诉要求国民党撤销党籍的处分，并最终打赢了官司。就这样，马英九好端端把自己同党同志逼到敌对一方，却又被敌人打败。不管在是民间的声望，还是在党内的地位都随之一落千丈。
说完马英九，我们再来说崇祯。许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明末时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非常厉害，明朝将领都不是他的对手，直到袁崇焕横空出世，在宁远孤城屡次挫败努尔哈赤的进攻，并最终导致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受伤病死。皇太极继位后，又是屡屡败在袁崇焕手下，于是他仿效《三国演义》中的“群英会蒋干盗书”实施反间计，故意把袁崇焕投靠皇太极的事“不慎”让被俘的明朝太监听到，然后又“不慎”让明朝太监逃脱而报告给崇祯。结果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千刀万剐，从此大明朝再也没有皇太极的对手了。用《明史·袁崇焕传》结尾的话说就是： “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大概许多对明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很可惜，这个故事是假的。因为篇幅的关系，今天不做细致剖析，我直接说结论：崇祯杀袁崇焕并非是因为中了什么反间计，崇祯也绝不相信袁崇焕会投奔皇太极。崇祯会杀袁崇焕，而且是用千刀万剐的方式杀袁崇焕，是因为他认定袁崇焕结党，结党的对象是内阁大学士钱龙锡。袁崇焕在天启七年遭到魏忠贤的阉党陷害愤而辞官，旋即崇祯登基铲除魏忠贤的阉党，靠的就是钱龙锡进行朝政的“灾后重建”工作，而袁崇焕也正是钱龙锡极力推荐担任辽东统帅的。后来袁崇焕以“不听号令”为由斩杀皮岛主帅毛文龙，崇祯虽然心里不满，但最后还是接受现实了。可是当他怀疑袁崇焕是在钱龙锡的支持下杀毛文龙时，这才让动了杀机。钱龙锡是朝廷重臣，袁崇焕是边关统帅，这两个人结党，那还得了?
崇祯在提审袁崇焕时，要他交待钱龙锡在斩杀毛文龙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袁崇焕义正言辞地说，此事完全是自己的主意，与钱龙锡毫无瓜葛。可正是袁崇焕这种一人承担的态度，越发让崇祯疑心他和钱龙锡结党，否则为何如此设法维护?为了震慑群臣，这才要用千刀万剐的极刑来处理袁崇焕。
袁崇焕死后十五天，崇祯开始处理结党的另一方钱龙锡。群臣普遍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之事确实与钱龙锡无关，钱龙锡的差错在于失察，而不在与袁崇焕密谋。对此，崇祯非常不满，除了因为群臣不认可他的观点外，也因为钱龙锡居然在朝中能够获得如此多的同情。于是，崇祯判钱龙锡死刑，且不待秋后立即执行。然而，就在行刑前的一刹那，崇祯又下旨说钱龙锡并无谋逆之心，还是先把他关起来。
崇祯不杀的钱龙锡的原因，是看到钱龙锡在临终上疏中提到：“袁崇焕在杀毛文龙后感觉自己这个篓子捅大了，所以才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希望我能和他一起承担。”钱龙锡怀疑袁崇焕在受审时为了逃脱罪责乱咬，将自己拖下水，害得自己现在受牵连被判死刑，所以才在临死前向崇祯分辨清楚。直到这个时候，崇祯才明白钱龙锡和袁崇焕没有结党，因为两者言辞之间没有丝毫默契。然而，大错已经铸成，钱龙锡虽然躲过一死，可袁崇焕却死后不能复生，崇祯也只好默默独吞苦果了。
崇祯多疑又自卑的性格，不仅使得他失去了最重要的良将贤相，还带坏了整个朝廷的管理文化。最后在朝堂上立足的都是一群没有行政能力，却乐于互相攻讦的人。因为缺乏行政能力，所以不会有个人崇拜，也就不可能结党。因为乐于互相攻讦，所以仇人必多，同样也不可能结党。大明朝这些年虽然误杀了许多良将贤相，可依然不乏经天纬地之才。真正出现空前的人才危机，是因为崇祯的领导风格，使得那些良将贤相人人自危，根本不敢有所表现，这才给了小人可乘之机。
我们再说回马英九。倘若他能够将两岸事务委托给连战，将内政委托给宋楚瑜，将党务委托给王金平，自己垂拱而治，并大力拔擢年轻人才，是可以取得很好的政绩，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的。可惜的是，马英九根本不敢用能力比自己强的人，他嫉妒连战在两岸交流上的地位，嫉妒宋楚瑜在行政方面的干才，嫉妒王金平在人脉方面的通达。马英九认为，如果让这些人在各自的专才有所表现，他们就会形成朋党，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马英九对这些本来可以帮自己大忙的贵人极尽打压之能事，而他真正敢用的都是一些能力不如自己，凡事需要自己帮忙指导的人。惟其如此，马英九才觉得自己的领导地位是稳固的。曾子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马英九只敢用徒，而不敢用师友。不但不敢用师友，而且把师友逼成敌人，这样的领导者焉能不败?
不敢用比自己能力强的人，是因为内心的自卑和不安全感。但自卑之人往往又非常自负，希望赶紧做出些成绩来让质疑者闭嘴。崇祯如此，马英九亦是如此。袁崇焕担任蓟辽督师时曾经提出“五年复辽”的口号，此事显然不太现实，但袁崇焕会这么说不是搞不清楚状况或者吹牛，而是为了迎合崇祯急于求成的心态，希望能够暂时宽慰他的心，结果却成为君臣沟通不畅直至最后反目的导火索。袁崇焕虽然应该要负一定责任，但起因也是在于崇祯急于求成。洪承畴负责辽东时曾经坚持与清军进行持久战，可是崇祯又是急于求成，一再下达死命迫使洪承畴主动出击，导致洪承畴在松锦大战中兵败被俘，明朝在辽东的防御体系完全崩溃，关外明军精锐尽失，仅剩下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这最后一道防线。而马英九在证所税改革、两岸服贸、王金平案等一系列事件中同样表现出急于求成的心态，在民众还没有取得共识，甚至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就强渡关山，结果被民进党利用，最后还爆发了所谓“太阳花运动”，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走向崩溃。
急于求成，是希望做出成绩来获得大家认可。可出了差错，却不敢承担责任，反而诿过于部属，此乃领导者的大忌。这个毛病，崇祯有，马英九也有。崇祯让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主持与满清议和，消息泄露后朝廷舆论哗然，崇祯为了推卸责任，说这都是陈新甲背着他干的，把陈新甲杀了。从此朝臣中再也没有人敢提议和之事，明朝失去了与满清哪怕短暂和平的机会，最终在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下致使李自成农民军可以迅速做大做强。当明朝军队无法抵御李自成时，崇祯曾多次考虑南迁。可是当有朝臣反对南迁时，崇祯既不能乾纲独断，又不能保护提议南迁的大臣，以致于没什么人敢建议南迁，此事就被一直延宕下来。最终崇祯被李自成围困在北京城，自缢于煤山的歪脖子树。马英九也是如此，他上任后任命刘兆玄担任“行政院长”，什么事都将刘兆玄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第二线。可事实上，每次有功劳，马英九都会及时跳出来揽到自己身上，出了问题则让刘兆玄和“阁员”们自己承担，致使团队士气低迷，许多官员在民进党的攻讦下最终都辞官离去了。
崇祯在煤山自缢前曾留下“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的名言，仅就个人素质而言，崇祯勤政简朴，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排名应该算是靠前的，比起他的哥哥天启和他的爷爷万历更是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所以当时和后代都有不少人对崇祯抱有同情，可是如果细究的话，历史并非没有给崇祯机会。崇祯将责任全部诿过于臣下是极其不恰当的，而不肯担责本身就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地，马英九是个好人，却不是好领导，他至今仍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输，他总是在怪民进党恶意攻击，怪自己身处金融海啸和欧债危机的不利环境，怪宋楚瑜和王金平拖后腿，可是他却没认真反省过，历史曾经给你如此高的权力和民意支持，为什么你会搞成现在这样。
班固在《汉书·景十三王传》最后写道：“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矣。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马英九出生在国民党官宦之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还有四个姐妹。从小得到很好地启蒙教育，长大后获得很好的学校教育，一直读到哈佛法学博士，回台后被安排在蒋经国身边担任英文秘书，人长得高大帅气，形象阳光清新。他的履历看似完美，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他的每一步都有贵人提携，真正就是“未尝知忧，未尝知惧”。纵观马英九的一生，没有品尝过苦难，所以不知道怎样将心比心;没有经历过挫折，所以不知道怎样在困境中鼓舞士气;没有忍受过屈辱，所以他不知道怎样承担应有的责任。马英九太帅也太顺利了，所以他觉得他天生就该是被夸奖的，他觉得别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他觉得别人指责他都是因为误解。马英九的失败，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一生顺遂的优等生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