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徐晋如教授的《大学诗词写作教程》，有个观点颇有同感。
徐在总论中谈及胸襟气度，说要提防两种可怕的倾向，其中之一就是专制主义倾向。大意为——
诗的本质是自由的，但专制倾向的诗是反自由的，所体现的是极权者的心声……这类诗，大多会选择宏大的、貌似崇高的意象，乍一看真是气势非凡，领袖、帝王风范，实则是一种蛮横至极的伪崇高。
崇高感只能来自于个体生命意志对命运的反抗，以及对人类的终极悲悯，像美狄亚、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屈原；而这些诗，却表现的是一种君临天下的帝王心态，它是要凌驾于一切世人之上的反自由的宣言书，是“先做救世主，再做人上人”式的伪崇高。
徐以黄巢、赵匡胤、朱元璋的几首诗为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此乃黄巢的咏菊诗，当然意不在菊。徐评道：残酷的战争、涂炭的生灵，在黄巢眼中，竟有了“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美感。这是对暴力和残忍的礼赞，任何热爱人类、热爱和平的人，都是不能认同这种所谓的“暴力美学”的。
“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此句乃赵匡胤的咏月诗。徐认为诗中所体现的是一种救世主式的帝王心态，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臣民则只能沐浴在他的光芒之下。
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
三声唤出扶桑来，扫尽残星与淡月。
这是朱元璋的诗，不少粗鄙之人认为虽然是打油诗，但后两句气势磅礴、唯我独尊。徐则认为此诗很好体现了帝王心态——比赵匡胤诗更加残暴冷酷，唤出来的“扶桑”显然就是朱元璋本人，要“扫尽残星与淡月”，消灭一切胆敢忤逆天威之人。就施政而言，真可谓政如其诗。
最后概括下徐的观点：之所以这种反自由的诗不具审美价值，是由于其不以真情、悲悯动人，却以所谓的“气魄”、“霸气”——也就是绝对权力的体现——去压服人，是一种伪崇高。
诗无尊卑，情有高下
诗词到底是文学范畴，但其中却会流露出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会对诗词的美感构成影响。或许有人会问，强调“反自由的诗歌不具审美价值”，是不是用意识形态压人呢？显然非也，情怀的高下也是诗歌美感的重要评判标准，写诗是一定要有情怀的，做手机搞情怀营销会被人嘲笑不务实，写诗若无情怀那还写个什么劲。
当然，我们首先要理解古人，生活在当时的环境中，不可能要求他们遵循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因此，自由主义者读到这些忠君爱国的词句，大可不必光火。但是，有一些情感是古今中外、不管持何种政治观点的诗人所共通的，在没有现代价值体系的情况下，照样有是非，有善恶，有高下。
真正的诗人，即便其政治观点在今人看来是错的，论及政治，都应起码尊重人性，有同情、有悲悯。毕竟，文学不是政治学，不是经济学，只需要体现最初的情感，而高下就蕴含在这简单的初衷中。
见到农户家贫，李白的感受是“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这就是一个诗人的情怀，至于农户为何家贫，李白不是经济学家，也可能会得出错误的判断，那不重要，我们不会如此去要求他，要的只是情感传达的真切。
同样面对大风，诗人杜甫咏出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体现的是推己及人、为苍生诉苦的悲悯；而皇帝刘邦则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体现的是帝王出巡，威震四海的自得，至于最后的求贤则是要奴役众人，为自家天下看守门户。两种情怀之高下，对比明显。
几乎所有刚接触诗词的中学人大多更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这种现象可以理解，杜诗政治气息太浓，现代人会觉得其中散发一股腐儒味，相比之下，李诗则潇洒俊逸。
就如上文所言，我们无法全盘用现代价值体系对评判诗人，而要代之以现代价值观缺失情况下的是非善恶，就此而言，杜甫“诗圣”之名当之无愧。
毫无疑问，杜甫是忠君爱国的，但这种古代的主流价值取向丝毫不折损杜诗的价值，杜甫同时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希望“北极朝庭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同时也忠实记录下一切，包括号称盛世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痛恨安史叛军，也痛恨朝廷在石壕村的恶行。
这种真诚的品质，加上悲天悯人的情怀，加上杜甫天才的工笔匠心，才得以淬炼出杜诗的伟大。
当然，杜诗之精深上文能概括到的万不及一，今天只略说情怀，希望能改变一些人对杜诗的刻板成见。尽管杜甫的价值观是被官方认可的忠君爱国，但悲悯情怀灌注其中的杜诗显然不是狭隘的唯我独尊的帝王诗作所能比拟的。恶人作诗，多以所谓气势唬人，其实徒有其表而已。
综上，读诗的关键在于，切忌以今人之价值观要求诗人，又必须以诗人之应有情怀要求诗人，其中奥妙，便在上文。
独夫之诗工巧不足，才以所谓气势取巧
上文说过，恶人作诗，多以所谓的气势唬人，其实徒有其表。“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这等句子之粗劣可归入打油诗之行列，唯有“扫尽群星与残月”忽然强作威势，加之作者又是开国帝王，立刻唬得一些人抓住这句大做文章，仿佛真有了所谓的“帝王霸气”。
这样的诗句，略懂诗歌之人都能看出其是工巧不足，强作宏大意象来取巧，丝毫看不出所谓的“气势”。连这等诗句都能强品出“气”的，怕是自己的奴气使然吧。
且不说这等诗作所体现的“气势”虚伪做作，毫无美感，就职业诗人而言，如果真的追求此等“气势”即可哗众取宠，日赋万言也不在话下。真的讲究气势的话，诗人随手一笔都能让帝王的伪气势黯然失色。
杜甫的“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如何？李白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如何？其精工，其气势，皆不知道比那些粗劣的“扫尽群星与残月”高到哪里去了。
不过，同是伪气概的帝王之诗，也有个高下之分。黄巢咏菊，赵匡胤咏月，也算是粗通文墨之辈偶然提笔，作一首略显蹩脚的拼凑之诗，而朱元璋的所谓诗只可算打油之作。朱是乞丐出身，登基后亦知自己为“淮右布衣”，作诗是斯文之举，后世则有人被一干阿谀之徒捧得晕了，真以为自己独步古今，连粗鄙骂人之语都入词了。说这东西叫诗词，实在亵渎语言。
有种更蹩脚的辩护词是，你要理解人家皇帝啊，日理万机、偶发诗兴，遣词造句自然比不得专业诗人。这种意见真是为皇帝操碎了心。既然作的是诗，就必须从诗的角度评判。无水平就是无水平，无美感就是无美感，自己承认就是，又何必强作大语，弄出所谓的“气势”说来辩护？
皇帝就写不出好诗吗？非也，南唐李后主，亦是公认的一代词宗，真情所至即可。我们只论为文，不论为政的话，皇帝和常人并没什么不同，把自己定位为诗人，一样可以写出好诗。
可惜的是多数专制帝王明明文采不足，却非要以文士自居，弄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出来，抒发一些本应令人作呕的唯我独尊、鞭笞天下的情感气概，还有一众奴性十足之辈从中品出了帝王豪气，真是奇观。
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曾作七律悼念：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算不得好诗，但起码中规中矩，有情有感，有几分才气发几分胸襟。宣宗写诗如此，为政也温和。后世帝王逢开国将帅辞世，亦有做悼诗者，直叹“国有疑难可问谁”，虽全诗与宣宗之句全无可比，这最后一叹倒是真诚。此帅向来为其器重，以政工见长。
回望满朝文武，竟无一可信者，弄得杀将易储、血雨腥风，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叹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可谓直抒胸臆。
当然，古人毕竟脸皮薄，虽然暴君也偶尔作诗，但再刚愎自用的皇帝也知道自己笔下的这些东西上不得台面，不会以天才、诗人自居，更不会把这些玩意充入教材，化作考试范围，逼学生记诵，这大概是他们比后世独夫略强之处。
暴力美学及边塞诗
以伪气概取巧的帝王之诗，之所以能唬一部分人，还在于其多体现出一种所谓的暴力美学（当然，能写出暴力美的，在此类诗歌中已经算是好的了），如黄巢之“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记得小学时初学此诗，老师盛赞此诗体现了农民起义军领袖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和对腐朽的唐王朝的蔑视，而199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则如此评价：
艺术想象和联想是要受到作者世界观和生活实践的制约的。没有黄巢那样的战斗性格，就不可能有“我花开后百花杀”这样的奇语和“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的奇想。把菊花和带甲的战士联结在一起，赋予它一种战斗的美，这只能来自战斗的生活实践。
稍懂历史即可知，唐末的黄巢起义是何等残暴，生灵涂炭、血流漂杵的场景在某些人看来竟然有了美感，就如群体狂热时期的纳粹帝国，崇拜军人，在军乐的伴奏下观看整齐的军阵能让人狂热到迷失自我，以至于人人觉得理所当然，却没有人能反思一下，所谓国防军／党卫队，不就是有组织有效率的杀人机器么，说这东西有美感，真令人毛骨悚然。
言兵不祥，在这里我要先说一句任性的话，凡是崇尚所谓暴力美学的人都是变态。比如看到整齐的军阵、听到高呼的口号就热血沸腾，慨叹帝国荣光的，都潜意识里是国家机器的崇拜者。
正常人看到国家机器夸耀武力，即便是瑟瑟发抖，也不该抱有好感、欣赏之态度。
据说爱因斯坦少年时观看阅兵，竟然难过地哭了，真乃天才之直觉也，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的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
任人支配的英雄主义、冷酷无情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的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
说到暴力美学，不得不提一下边塞诗。我知道上文写了这么多带鲜明价值取向，否定暴力美学的东西，会有人质问我，把成就卓著的边塞诗置于何地？
首先要说一点，边塞诗所体现的并非暴力美学。事实上，也没有几首边塞诗是歌颂战争的。一方面，边塞诗的文字功夫并非粗鄙的帝王之诗所能比的，另一方面，其透露出的胸襟、思想，也绝不是对战争的偏好、对杀戮的热爱。第一个方面自不必说，这里着重说下第二方面。
边塞诗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除了对军营生活的描述，最多的就是征人思家、思妇了，这类题材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并不让人审美疲劳，诗人也是总能写出新意。之所以这样，因为对身在军中的人来说，行军打仗本来就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在荒寒之地心中悲苦、想家本来就是最真切的感受。而且，真能写好边塞诗的诗人，也都有真切的军旅生涯体验，这些出生入死过的文人将帅，想必也不会觉得打仗有什么美感、乐趣。
高适是边塞诗家中的代表，《燕歌行》又是其代表作，很好体现了古代边塞诗的特点。“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例行公事一般地描绘前线；“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军中也有大老虎，兵仔们虽然列起阵来、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令人瑟瑟发抖，但具体到个人，也只能是前线炮灰，以至于“孤城落日斗兵稀”却“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此四句在边塞诗中也是例行公事一般，征人思妇，怨女思夫；最后“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还是那句话，“相看白刃血纷纷”的互相仇杀难言乐趣，更难言美感。
职业军人或许有不同看法，但也不得不承认战争本身的残酷，如罗伯特 · 李将军所言：“幸好战争是如此骇人，否则我们会打到乐此不疲。”
范仲淹的《渔家傲》亦是边塞诗词中的精品与代表，其场景、情绪的描绘穿越千年而毫不失色，这首词想必多数人从小学起就会背，这里不细说，不妨贴出来自行品味：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20世纪以来的战争多是民族主义情结所致，这一点和古代不同。古人也讲究师出有名，但写诗不是写檄文，更多的是真实场景与情感的记述，而不是我方如何正义、敌方如何凶恶，因而很少能从边塞诗里读出崇高、正义、使命感。
相反，厌战情绪充斥其间，这类例子实在太多了，即便抱有浓厚忠君爱国思想的杜甫，也对征兵打仗深恶痛绝，杜诗的伟大正由于其悲悯与诚实，《兵车行》则直言“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另一重要诗人李颀也说：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到了刀兵相见的程度，即便是诗人亦持忠君爱国之价值观，也很少从其诗中读出对另一方的仇恨，如李颀说：“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这一点和对异族食肉寝皮的民族英雄岳飞不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样让人毛骨悚然的句子并不多见。
不管怎么说，沾了军阵，就沾了几分血腥气，但能写诗的毕竟还是文士，并没有多少杀戮的戾气。
大家当中，最有暴力美学嫌疑，善写军阵、颂军威的要数岑参，如送封大夫出征的两首诗皆壮阔豪迈、一往无前，尤其是“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二句，确实用笔雄健。帝王面对军阵，想必也是洋洋自得，只是缺了岑参的才气。
因此在我看来，论才气，论场景刻画，岑参是要强过高适的，《白雪歌》一诗写营中送别，还是以送别为主，只是场景设在军营，与价值观、胸襟气度无涉，可谓岑诗中的佳品。然而论胸襟气度，两首《送封大夫出征》就比《燕歌行》差了一个档次。
在古代，帝王是军队的主人，然而有直接统兵作战经历的帝王较少，所以帝王诗词倒较少涉及军阵，不然想必其唯我独尊的架势会更上一个层次。
中国的皇权专制自秦始皇始，此公扫灭六国、鞭笞天下，死后还要拉无数兵俑陪葬，可见这位专制暴君对暴力美学的偏好，只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不会作诗，不然想必会为本文的分析主题添加不少案例。
始皇帝生前风光无限，死后也列阵地宫依然让人感到专制机器的森森寒意，然而其毕竟年代久远，比起后世能人去尸存，阳兵护冢的威势来还是逊了数筹。当代诗家何永沂参观西安的秦兵马俑，不禁感叹——
死去依然大帝皇，阴间列阵凛冰霜。
秦公终乏存尸术，徒羡阳兵护冢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