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鸣的鸡一鸣惊人
何清涟先生于2015年5月8日在温哥华的一场学术会议上说：“我预测中国股市在一个月之内大跌，而且会一蹶不振！”其时中国股市牛气冲天，一周之后果然大跌，一泻千里。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一名深圳媒体人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中国的陷阱》，随后该书以《现代化的陷阱》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引起海内外轰动，一时洛阳纸贵。这个媒体人就是何清涟先生。
何清涟祖籍湖南，198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得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获得硕士学位。在读研究生期间，她就写出了《人口，中国的悬剑》，收在八十年代著名的新启蒙学者群创办的《走向未来》丛书中。1997年《中国的陷阱》出版之后，相继又发表长文《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经济学与人类关怀》、《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一炮比一炮响，炮炮走红。
中国当时的有关部门和领导对《现代化的陷阱》有三种观点：第一、这部书极其反动，全面否定改革，作者应当抓起来严惩。第二、这是一部善意地警示改革艰难性和复杂性的好书，作者满怀爱国热情，全面系统地预测了改革开放可能出现的问题。第三、这是作者独立思考的学术型著作，无需大惊小怪。
汪道涵先生对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推崇备至，将此书以礼品送人。杜润生老人见到何清涟先生时紧握其双手连呼多遍书名：“陷阱，陷阱，陷阱……”
独立的思想，怀疑的精神，批判的勇气，悲悯的情怀，良知的担当，自由表达观点的追求，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核心。但是，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和一系列的政治高压事件，使得整个知识界不是哑口无言，就是谎话连篇。即使港台地区的知识分子诸如李敖和龙应台之流也是“发行量优先”，对大陆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毫无批评之贡献。何清涟先生作为我们本土的经济社会学家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仅其勇气就是凤毛麟角！有位著名的学界领导说：“何清涟就像早鸣的鸡，叫的太早讨人厌！”
何清涟先生因为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声名鹊起，北欧三国的驻华大使到深圳拜会，美国驻华大使陪同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到深圳访谈，瑞典、台湾、美国等学术机构纷纷邀请莅临讲学。与此同时，截然相反的是何清涟在国内遭受了降职、撤职、监视居住、跟踪等。2001年，何清涟先生为了不再生活在监控之下，满怀惆怅地只身“逃亡”美国。
猴子、敌人和医生
制造、传播和维持恐惧感，是独裁专制者的杀手锏。
恐惧的传播和维持原理符合帕斯卡定律：加在密闭液体上任何一点的压力，此压力必增值瞬时间传至静止流体各点。封闭的社会就像封闭的容器，民意如流水，社会管理系统就像“水压机”。
一群猴子被关在笼子里，只要有一只猴子抢香蕉吃，就把全体猴子挨个暴打一顿。几番实验之后，只要有一只猴子抢香蕉吃，其它猴子就会群起而攻之，根本就不需要站在笼子外边拿棍子的人动手。即使那个拿棍子的人已经立地成佛了，或者也被关到笼子里了，猴子依然会习惯性地维持和传导恐惧。人类除了比猴子精外，更会自我阉割，自动成为思想言论和行动的太监。
在美国居住了15年的何清涟先生，心无羁绊和恐惧，已经是世界级的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但同时也是一个热爱生活而且认真生活的女人。她的不同之处在于知识智慧和境界比普通人更会思考、也更多一些责任感和使命感。她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代表、也是我们全球华人的骄傲！
何清涟先生说：“《现代化的陷阱》出版后，有人把我当做了国家的敌人！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确确实实宁愿当年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是错误的，因为避免书中的预测结果发生在中国，正好是我写作此书的初衷。”
西方国家专门成立官方发对党来监督和批评执政党以及政府，中国在晚清时期就有了类似议会的“咨议局”。我们应当有时代的自信，制度的自信，大国的自信，大党的自信。如果我们连几句批评的话或几个“花岗岩脑袋”都容不下，我们谈何大国崛起和大国地位？
我深信这些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正是因为爱国，他们才会发表自己独立的学术观点。如果因为不会说假话或不愿意说“顺话”或唱“颂歌”，甚至对政府或者对政党有批评或不合时宜的建议，就把这些具有独立思想、怀疑精神和批判勇气的知识分子打入“国家的敌人”之阵营，那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我深信这些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国医”，是当代国家的“扁鹊”。国家面对“国医”至少不应当讳疾忌医！
港台和大陆地区的朋友们共同高度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的今天和明天。最近，我专程前往美国何清涟先生家里拜访这位“国医”，以下是我们两人的对话，与您分享！
中国掉陷阱里了
刘乃顺：十八年前您发表了《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对中国和国际产生了重大影响。请问您在书中预测了什么，如果说这部书是预言书，请问您预言的准确率如何？
何清涟：我书中预言的陷阱，都变成了现实，中国是不可避免地掉进陷阱里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圈地运动社会撕裂，农村恶势力的滋长，黑社会的兴起，人口增长的压力，失业大潮的出现，贫富差距的巨大，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生态环境的破坏污染，权力市场化的高度政治腐败以及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激化等等，我所有预测的最坏结局其实都已经出现了，有的情况甚至比我预言的还严重。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就是按照你的预言一步一步走到陷阱里的！”
最好的外科大夫不能给自己动手术
刘乃顺：当年你预言了陷阱，是否还在当年提出了防止掉入陷阱的措施？
何清涟：应当说提出了措施：比如反腐：我是中国最早提出制度性反腐概念的人。1998年夏天，中纪委请我去北京开会，谈反腐败的问题，由纪委副书记主持。我的观点是高层自律和他律相结合。既要高层做出自律的表率，比如说总书记的儿子不经商，又要外部监督有制度进行他律，因为最好的外科大夫不能给自己动手术，再快的刀子也砍不到自己的刀背上。自律和他律如果做不到，反腐败是没有希望的。
再比如说：经济发展，公平优先，我在陷阱中也谈的很清楚。发展要兼顾公平，一定不能牺牲环境，透支环境。如果牺牲环境，等到问题非常严重时再来做，那就为时已晚了。不过，当时我的研究重在和预测“陷阱”，相关的措施并没有写成可以操作的条陈。即使当时把措施一条一条写出来，中国也做不到。
不喜欢带来坏消息的人
刘乃顺：这个话题很沉重。一个很爱国的女人，很细心地搜集和研究资料，做出自己独立专业的判断，提出了中国的陷阱，实际的目的是让中国不要掉到陷阱里去。最终，中国还是掉进了陷阱了。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这部书在全国引起轰动，党内争相议论，知识界纷纷传阅，有很多政府官员推荐给属下，也有不少大学老师推荐给学生。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改革会有有问题，但是没有人敢于指出来。正常点的情况是鼓励大家找毛病，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然后制定因应方案和策略。有则改之，无则防之。就我的这部书而言，至少揭示了改革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但是，执政党的传统往往是不喜欢带来坏消息的人，甚至要射杀带来坏消息的人！带来坏消息的人其实往往是本着对国家负责任的良知提出忠告或警示，遗憾的是直言弊病，往往被误会为反对，甚至有意曲解为别有用心。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深刻了，悲剧数不胜数。
路径依赖和公地的悲剧
刘乃顺：从你自我反思的角度讲，你十八年前对今天中国陷阱预测的深度和广度够不够？今天回头看，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是否可以避免？
何清涟：当时仅仅是研究中国的问题，还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当我出国之后，大大扩展了我的国际化视野。把中国问题放在了国际大背景下，以及把中国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放在一起来看，感触就更深了。应该说有一种宿命感。就是说当时中国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样子，现在越来越相信，制度性经济学家道格拉斯的路径依赖学说：一个国家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就要看现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路径，还有传统影响等等。以此观之，中国落到今天，有种宿命感。这与制度有关，比如环境生态问题：公有制是说起来人人有份，个个都是主人，但是到最后谁都不爱惜她，就叫做“公地的悲剧”吧，谁都可以支取，但谁都不负责。资源的问题其实也是“公地的悲剧”。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中国的现实和经济社会学的原理有时是背道而驰的。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中国经济在国际大环境的位置等，都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陷阱的不可避免性。
身份型社会和契约型社会
刘乃顺：您如何看待文革和今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何清涟：文革时期和文革前的一些政治运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政治上最反动，经济上最落后，人最愚昧。这个时代是“逆向身份歧视”，就是以家庭出身和血缘关系，什么右派，什么黑五类，什么资产阶级牛鬼蛇神，恨不得把祖宗五代都拿出来批倒批臭，不给他们的子女升学，不让当兵，不给就业机会等。这种政策就是鼓励愚昧，鼓励没有文化和知识的人当家作主。邓小平的改革做法颠覆了毛泽东的政策，给了中国人新的机会，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技也是生产力。特别是恢复高考，打破了身份限制，让一大批政治贱民即出身黑五类家庭的人有了上升的通道和脱颖而出的机会。你我都是邓小平恢复高考之后才有了发展机会。80年代选拔人才需要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平民子弟中的优秀人才得到晋升，高干子弟如果未能进入大学就无法进入干部队伍，机会相对公平。到了90年代中期后，随着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方便了一些不合格的官员子弟进入大学，优秀平民子弟的优质就业机会就被挤掉了，中国有重新回到身份型社会的明显特征。身份型社会就是根据你的出身血缘、财富、家世和权势来决定你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上升管道，而契约型社会是凭借你的能力和努力。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从身份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前进。现在又回到了身份型社会，出现什么官二代，红二代，传承父母的资源。这是社会退步的表现。
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和四只鸡
刘乃顺：您在《中国的陷阱》一书中毕竟揭露了改革的阴暗面，您是不是对中国改革持否定态度？
何清涟：改革有阴暗面不等于否定改革，就像有黑夜或阴影但不能否定太阳的光明和热量。邓是那一代人走的最远的人，没有邓就没有今天。即使中国改革掉入了陷阱，出现一些社会问题和政治经济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怪到邓小平头上是不合适的。当然，从批评的角度讲，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其“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三个有利于和四项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和四只鸡”。邓小平的改革政策体现了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精神，但用在政治上就变成无原则的国家机会主义了。继任者再发挥一下，变成了一切向钱看，以金钱与实利为导向，不讲究政治道德底线，最后形成今天这种社会利益格局。
不管如何说，邓小平解放了中国的思想和生产力，使国家有了大的发展，使后边的领导人有足够的机会来改善。
国家发展的四大支柱
刘乃顺：您认为中国陷阱有多深？
何清涟：这个陷阱非常深，深难见底。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有四大支柱：第一根支柱是生态资源系统。这是国家的生存基座和本钱。中国的水污染非常严重，食品安全触目惊心。80%的地下水受到污染，67%的地下水不可以饮用。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人口高达几十万，土地重金属污染三亿多亩，轻度污染的多到无法计算。中国的生存资源已经破坏消耗的基本殆尽，资源高度依赖进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业人口，但是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小麦，大豆和玉米三大口粮都要进口才能维持粮食保障。从生存基座来说，过去可以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现在关起门来就得饿死人，绝对不能自给自足了。第二根支柱：工作机会。中国有9.6亿劳动人口，3.24亿失业人口，失业率高达33%。不可以设想一个国家有这么多失业人口还能平安过好日子。莫巴拉克的埃及，卡扎菲的利比亚，本阿里的突尼斯，都是因为失业人口过高引发了“阿拉伯之春”。第三根支柱：伦理道德。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信用，分四个层次：国家信用、政府信用、商业信用与个人信用。国家信用又可称之为制度信用，是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关系。中国的国家信用并不好，许多国家是不信任中国的，中国原来要融入国际社会，现在要主导国际规则，引起了美国的反弹。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很紧张。政府信用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目前中国老百姓根本不相信政府说的一切，政府树立的英雄和领袖，老百姓不但不相信，反而经常用各种段子与政治笑话加以解构，所谓宣传完全陷入了传播失灵状态。商业信用是指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银行之间，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用。以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用为例，中国银行的坏帐率相当高。2015年10月，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行坏账率是1.5%，但国际金融业分析师一致认为，中国真实坏账率可能高于官方数据，其中，法国里昂证券（CLSA）估算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可能高达8.1%，是官方数字1.5%的6倍之多。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有7.5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缺口，超过中国GDP的十分之一，这当然都是企业信用不好所造成的。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用也很不好，以食品生产为例，中国食品生产极不安全，有害食品泛滥成灾，连合格奶粉都生产不了。中国伦理道德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即信用被从国家、政府、商业和个人四个层面破坏无遗。第四根支柱也是中国现存的最后一根未倒塌的支柱，即政治强权。中国的政治强权现在必须以暴力与谎言维持。一个国家如果仅仅是依靠暴力和谎言或愚民政策统治或管理，只能说极不正常。
教育和文化上挖的“坑”
刘乃顺：您认为中国陷阱有多宽？我担心的是中国文化和教育也掉到了陷阱里！
何清涟：中国用暴力推翻了旧世界和原来的国民政府，在某个特殊阶段比如建政初期为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宣讲暴力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还可以理解。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在取得政权成了统治阶级之后，还天天灌输马克思暴力革命那一套。马克思鼓吹剥削有罪，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看作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鼓励大家推翻剥削阶级。由于长期教的就是这一套，所以社会底层一旦不满，就用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解释自己的处境：我们之所以穷，就是那些有钱人剥削了我们，侵占了我们的资源。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一切日子比我们过得好的。整个社会底层仇官仇警、仇富犹可，甚至仇恨依靠技能谋生的中产。中产阶层本是联系社会上层与下层的桥梁，但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经济上压力很大，政治上毫无权利。既不满意高层的控制与自身的无权状态，又害怕底层的仇恨情绪。国内毛左流行，相信马克思主义，剥削有罪。文革的余孽和遗风依然存在，暴力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市场土壤还一如既往。这都是执政党自己给自己在挖坑。
文化的价值在于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并尊重思想的多元性，教育的作用在于培养人的思考能力，大学教育本来就是培养人的批判与怀疑精神。但中国的教育体制贯穿的是中共的意识形态教育，既消灭了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部分，又消灭了多元性，教育中最宝贵的独立思考、怀疑与批判精神全都阉割掉了。
中国经过打土豪分田地以及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已经彻底破坏或消灭了传统文化。而中国式的教育，导致整个中华民族都在退步，离世界先进文明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远。
阶层和阶级的天壤之别
刘乃顺：1938年，梁漱溟骑着毛驴走8个月，从国统区，穿过日占区，抵达延安，就中国是不是存在阶级，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长谈，甚至是彻夜长谈。梁漱溟坚持中国没有阶级，只有阶层。但毛泽东坚持中国有阶级，必须进行阶级斗争。我知道你还写过《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请问阶级和阶层有什么区别？
何清涟：《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是《中国的陷阱》的续篇或姐妹篇。阶级是政治名词，是马克思造出来的一个概念，用来阐释他那套关于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等理论。这个“阶级”论把生产几要素对立起来，比如只承认劳动的价值，认为劳动创造一切，否定资本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认为资本家通过资本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地主通过占有土地剥削农民的生产剩余，撕裂和制造社会对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共产主义实践是人类社会的一场灾难，也是中国20世纪革命的悲剧根源。阶层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有三个指标：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职业的社会声望。西方喜欢用阶层，中国喜欢用阶级。阶级是对立的，你死我活，你兴我亡，有你无我。阶层是种社会身份符号，只有一个社会有上升通道，每一个低阶社会成员，都能够通过努力奋斗，变成上等阶层，比如美国的工农阶层，大都希望子女通过读书变成中上等阶层，而不是去打倒上层阶级。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利益不可调和，只有打倒你，我才能变成上等阶层。其实，以中国文化大革命为例，打倒了不少所谓学术权威与知识分子，让贫下中农与工人阶级当了领导阶级，但他们除了自我感觉好一些，实质上还是下等阶层，特别是其精神世界与文化水准。
中国的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
刘乃顺：世界上是不是仅仅中国掉入了陷阱？
何清涟：时至今天，中国问题早就不止是中国的问题，很多国家把本国经济发展的梦想建立在中国经济的繁荣所需要的庞大市场需求上。中国显然处在世界经济的一个关键位置，中国经济衰退，全世界都受影响。中国减少大宗商品的需求，比如能源、铁矿石、农产品，很多国家的相关行业就受影响，失业增加，生产衰退。我刚写过一篇《中国经济衰退，多国发展梦碎》。全世界都到了转折点，中国的问题现在只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
何清涟：中国现在面临六大困境，没有办法摆脱。一是世界工厂衰落，产业结构调整艰难；二是庞大的失业大军不好解决就业；三是资源危机严重，对外高度依赖；四是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五是金融危机，坏账和超发货币形成巨大的流动性过剩；六是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很大。
何清涟：欧盟的债务危机、难民危机以及高福利带来的全社会懒惰且丧失创造力；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等国2011年发生的所谓“民主革命”使得这些国家都比原来更差。突尼斯和埃及等国原来都是因为经济衰退，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从而引起革命。但是革命之后，并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不但没有增加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失业问题反而更加严重。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好一些，因为其不仅是农业大国，科技大国，资源大国，教育大国，工业大国，还是军事大国和经济大国。
中国走出陷阱的两种选择
刘乃顺：中国如何才能走出陷阱？如果今天你写一本《走出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你将如何写？
何清涟：我写不了这本书，因为并没看到有走出陷阱的希望。如果非要说有办法让中国要走出陷阱，只能是自然的过程，通过牺牲几代人的利益去用时间慢慢地解决。另一种选择就是当局采用开明专制的办法，从实行地方自治开始，慢慢走向民主。
刘乃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任何人的生命和生活都不能代替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所以用漫长的自然法则牺牲几代人的利益被动地走出陷阱，就是对这些被牺牲者的严酷和不公平。对国家和个人而言，还是采取开明专制的地方自治较妥。
刘乃顺：关于走出“陷阱”的路径思考
我赞成何清涟先生关于走出陷阱的路径选择：开明专制下的地方自治。
我认为，开明专制的地方自治就是根据中国的制度路径、文化土壤、政府意识以及人民的思维习惯，来共同寻找中国走出困局的有效方法。这个方法我能看到的就是要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逐步实行县级政府的民主选举，中央向地方分权或放权。即，中央政府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负责铸币、财税调控、国防外交，社会治安等。而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
西方国家全是实行三级政府自治的，典型的是美国总统，80%以上的精力都用在了对世界的管理上，其国内都有州县自我管理，根本不需要中央领导操心。我们的邻居日本，地方自治也是其政治基础。孙中山曾说“日本之强，非强于其坚甲利兵，乃强于其地方组织之健全”。
其实，即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王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传统上仍然是“皇权不下县”。中央一竿子插到底事无巨细的操作始于清末明初。
一家五代同堂，门户众多、人口几何级数增长，家庭矛盾层出不穷，财务收支捉襟见肘，大家长夜以继日奔忙，恨不得变出一千个自己来。其实只要观念陡转，一声令下，各家过各家的日子，各家给各家锅里找米，各家解决各家的问题，许多棘手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就连日益严重的民族矛盾也会自我消化。
再比如，最近我的家乡吕梁地区交城县因为拆华国锋铜像而引发地方骚乱，这都是中央和地方没有很好地分配权力的典型事件。华国锋不管如何定位，他是交城县的文化资源和无形资产，当地组织机构或社会团体或者人民群众立像纪念之或者借机开发旅游文化资源，这都算不了什么大事。只要资金来源合法，铜像制造家属满意，立像符合审批程序，立在广场能经得起风吹雨淋，不存在倒塌后的安全隐患等就可以了。但是，铜像事件上升的中央层面考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地方和中央根据职能划分和界定权利，交城县发生的骚乱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我们说邓小平改革是中国人民首先吃饱了肚子，解决了中央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其实质就是中央给农民和地方放权了，不管了。
只要家长放权，所有的家庭矛盾可立即迎刃而解。家长解放了，其威望和权利更大了，更有力量和时间谋大局办大事了，就能像美国总统一样了。至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地方尾大不掉，新闻自由胡说八道，社会治安波动等等，只要党中央牢牢掌握着军队、警察、立法、司法、国防、外交、货币、国税以及省部级以上的行政机关首长的直接任命权和县长的否决权，就可以高枕无忧。
胡适之先生说：讲道德而不讲规则的社会，最终会使社会变成肮脏的社会。讲规则不讲道德的社会，最终会变成文明的社会，哪些失去的道德也会慢慢回到文明的社会来。我深信习近平正在进行的顶层设计的很多内容就是新的社会规则。我相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制定好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规则比设计电脑编程容易的多。
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四股力量势不可挡：执政党的理想和决心，民众的公民意识之觉醒以及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的推动。我深信中国一定能够走出现代化的陷阱，迎来美好的明天。
（2016年2月下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