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程晓农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红色政权“结婚”了，因此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独特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既非社会主义，亦非民主资本主义，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笔者首次提出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共产党的专制政权，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真谛。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改革中就出现了明显的权贵资本主义特色。近30年来，海内外一直在谈权贵资本主义，但对它的评价始终围绕着腐败这个话题转悠，却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因此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说中国有权贵资本主义，大概没有多少人反对，但是，能够据称判断，中国早已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吗；如果是，中国又是在哪一年告别社会主义、步入资本主义的，有明显的政策轨迹可寻吗？其次，权贵资本主义如果确实是中国模式的产物，那么它似乎就不单纯是部分权贵的不当个人行为，而是体制型产物，因此反腐败也就无法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了？对这两个问题，笔者的回答都是Yes。之所以这样看，是基于以下的基本判断：中国早在1997年底就通过国企私有化，正式把经济制度改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在政治制度层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没有产生民主化的社会动力，相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红色政权“结婚”了，因此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独特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既非社会主义，亦非民主资本主义，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笔者首次提出的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已有英文论文发表），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共产党的专制政权，这就是中国模式的真谛。
一、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最差道路
共产党的传统目标本来是消灭资本主义，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中国便彻底消灭了私有制，资本家的绝大部分财产都被剥夺；与此同时，中共的政治精英以及“红二代”们虽然拥有政治特权，却没有任何祖上留下来的企业或财产。但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共的红色政权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结婚”了，这不仅仅是指共产党政权容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共产党精英自身变成中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国家早晚会重新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什么新奇观点。1988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过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一位来自共产党国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语惊四座：所谓社会主义，无非就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按照他的意思来理解，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寿命总是短暂的，不会太长久，这些国家之前从资本主义被改造成社会主义，然后又不得不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一年以后，这位匈牙利人的看法就被苏联东欧共产党阵营的解体所证实。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只有权贵资本主义一条路吗，中国模式的这种结局是必经之途吗？笔者多年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后发现，从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至少有三条路，中国则选择了其中最糟的那条。
共产党国家一旦告别了传统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就走上了制度转型的道路。所谓转型，指的是在经济制度方面实行自由化，即经济转型，包括用私有化取代公有制和用市场化取代计划经济，而在政治方面则是实现民主化，即政治转型。从1989年到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政权除了北朝鲜之外，其它国家或者完成了转型，或者正在转型途中。纵观这些国家的转型道路，可以发现，经济转型相对容易，而政治转型则比较艰难。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一度成为共产党国家经济转型的先行者，现在却因为拒绝民主化而沦为转型国家当中的落后者，这种落后指的是制度层面的落后。
在所有共产党国家，转型一旦开始，红色精英试图窃国自肥，乃是通例，但是，这种局面并非不可避免。迄今为止，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中欧模式（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红色精英染指经济转型过程的企图受到遏制；异议知识分子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红色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通过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化的残余。而在中欧国家许多民众的眼里，共产党政权不过是一个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应当被唾弃。结果中欧国家的前红色精英无法在转型中为所欲为，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既不能操纵议会，也无法通过私有化发财；最后，原来的红色精英多半未能从转型当中获得好处，大约三分之一的原红色精英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一半左右提前退休。有美国学者把中欧国家的这一转型称为“建设资本主义但不产生资本家”（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这个说法比较含蓄，所谓的不产生资本家，其实是指不产生红色资本家，因为在共产党国家里旧的资本家早已被消灭，假如在短短几个月或者一年里就冒出来许多暴富者，那他们多半是原来的红色权贵。简言之，中欧模式其实就是，重建资本主义，但没有红色权贵的份。这样的转型具有自稳定性，与红色历史彻底告别，很难再出现反复。
第二种是俄国模式，其结果是，原来的共产党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精英，然后他们分享转型当中的好处，从中发横财；同时，老百姓也在私有化过程当中获得了一部分产权。这是典型的“老权贵带入新社会模式”；与中欧模式相比，俄国的转型属于“同志们的资本主义”（comrade capitalism），因为新权贵的大多数都是原来的党内同志。这样的资本主义也是权贵资本主义；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出身于旧权贵的新权贵们不再是共产党员。俄国模式下，民主制度虽然不至于被完全颠覆，但很容易就被旧权贵们所操纵，使得新制度带有深深的旧痕迹。
第三种则是中国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中共政权虽然把前30年毛泽东时代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抛弃了，但是，它用共产党资本主义巩固了毛泽东留下来的专制体制。红色权贵及其亲属成为最容易致富、又理所当然地通过政治权力来保护自己的特权集团。在权贵私有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黑暗行为，例如红色家族的疯狂敛财，导致整个国家高度腐败。这种腐败政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当财富与上升机会都被社会上层垄断时，庞大的社会底层必然产生对精英阶层的仇恨，仇官、仇富情绪在全社会蔓延。
二、私有化在中国：掩耳盗铃20年
在中国的官方宣传里通常把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视为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其实，如果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走向寿终正寝的准确时间点是1997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始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支柱之一是企业的国有制，而一旦国有企业的大多数都私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彻底解体了，而以企业私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但有趣的是，中共对自己实行的私有化政策至今仍然是掩耳盗铃，明明已经做完了，却从不承认它10多年前就已完成了私有化。当局用来掩盖私有化的词语是国企“改制”，至于改成什么所有制，则故意避而不谈。其实，要改变国企的公有制，只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全部私有化（一个企业完全变成私有），或者是部分私有化（一个企业的国有产权部分转化为私有，但国有股份仍占主要部分）。中国政府选择私有化方向并刻意模糊转型的实质，自然有其苦衷。
时任总理朱镕基之所以如此决策，主要出自两点考虑。第一，国企成了政府的沉重经济负担，导致银行系统濒临崩溃。由于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无法解决国企的严重问题，企业长期依赖国有银行的无条件贷款，但经营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企停止偿还银行贷款，甚至连利息也不再支付。从9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银行系统的潜在金融危机日益暴露。90年代初四大国有银行20%以上的贷款属于坏帐；1994年全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到了1996年银行系统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已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1997年下半年政府不得不全面推行国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当中的大多数作为“包袱”甩掉。第二，当时中国急于加入WTO，以便扩大出口，而WTO接纳中国有个前提，那就是以15年为期，中国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即取消计划经济和实行国企私有化，中国如果不能证明它实行了国企的私有化，就无法获准加入WTO。
由于政府和国内媒体掩盖真相，所以至今许多从未在国企工作过的人仍然不了解何谓“国企改制”。其实，所谓的“改制”，就是让中小企业私有化，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实行部分私有化。当局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就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而政府则置身事外。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也不会白白当这个“替罪羊”，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私有化的关键是谁来购买国有企业。中国与俄罗斯一样，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而外资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企厂长经理们能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其实基本上靠的是非法手段。正因为这重重黑幕，所以中国政府一直不许国内研究者研究私有化过程，国内媒体也基本上不报道国企私有化的真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私有化在中国国内是新闻和研究“禁区”，但对境外研究者却是完全开放的，境外研究人员可以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等，自由进入中国，对私有化过程和私有化之后的企业所有权状况做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过去十多年里，这些参与调查的研究者发表了多本英文著作，介绍中国私有化的成果；然而，这些书籍却一本也未能在中国翻译出版。当局之所以准许境外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做调查，是为了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为中国加入WTO铺路。由于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早已在国际社会公开，所以，当局对私有化的态度也仅仅是在国内掩耳盗铃而已。
三、共产党干部是如何变成资本家的——中国式私有化的奥秘
私有化过程本身就是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但不同的私有化方法会建设出不同的资本主义。朱镕基于1997年底开始推行国企改革，当时这一政策被称为“抓大放小”，所谓“抓大”，就是指资产规模大且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金融、能源、电力、电信、交通等企业准许重组上市，向国民和外资出售部分股份，但国家仍然控股（即政府继续“抓住”这些企业不放）；所谓“放小”，就是指资产规模较小或亏损严重的国企准许其私有化，以甩掉政府的包袱。中小企业私有化的关键在于：由谁用什么方式来“购买”国企。当时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平均月薪只有几百元人民币而已，红色权贵及其亲属也同样没有多少金融资产。中共采取的办法是，一方面，让近百万国企管理者用企业的名义担保，从银行借款，“购买”国有财产，并准许这些管理精英把企业重新注册在本人或家族成员名下，然后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动用企业公款，归还他们私人购买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由国企管理者逼迫员工出资购买企业的部分股份，职工为了保住饭碗，只能拿出家庭储蓄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但普通职工拥有股份后，企业管理层并不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经营和资产转让，所以等于是逼迫职工出资帮企业管理层获取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中国的私有化始自1997年下半年，到2009年基本完成。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为11万家，到了2008年底只剩下9,700家，其中还包括已经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国企。中国的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小国企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左右。其结果是大部分企业被厂长、经理私有化了。笔者曾分析了29个省市130个国企的私有化案例，归纳了数种典型手法，发现了国企私有化的黑暗过程。他们的做法通常是，首先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净值；然后，或直接动用企业公款，或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款，买下自己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最后，以新企业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后的企业资金偿还自己购买企业所借的款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购买了自己管理的企业，个人却往往只付很少的钱，甚至分文不付。第二阶段是大中型国企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 privatization），大约从2002年开始，到2009年基本完成，其手段包括把国企改组后上市、管理层持股（MBO）、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由于这些企业资产规模庞大，管理层无法独自侵吞，所以通常是动用公款购买企业股份送给管理层干部，同时也用送股份的办法贿赂那些有权批准企业上市的政府部门官员及其家属，形成利益共谋。这些国企干部和政府官员不花任何成本，便成为大中型上市公司的持股总经理或常务董事之类，跻身于富人行列。
中国的私有化完成之后，究竟哪些人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根据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大约50%到60%的企业都由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企业的买主来自企业外部，属于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但其中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一成（俄国私有化之后企业职工持有的本企业股份大约占40%左右），但管理层不允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的资产管理和转移，所以，这类私有化的结果相当于职工出钱，但管理层拥有企业。这种“国企改制”几乎就是企业管理层伙同其上级（地方政府官员）和红二代们对国有资产的公开瓜分和掠夺，当局无论如何没法把这种掠夺解释成正当行为，公开的讨论更会导致公众的愤怒，所以政府不许国内媒体讨论私有化，中国的学者们也基本上不能从事关于私有化过程的研究。
从1998年到2003年，当红色精英通过私有化大范围侵吞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时，当局特地关闭了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这私有化高潮的关键6年里制造了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为红色精英们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尽管2003年以后又重新恢复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但该局对私有化过程中侵吞国资的行为极少追究。在私有化期间，从1997年到2005年，全国到处都发生大规模的劳资冲突，根源都是厂长、经理通过私有化侵吞公有资产，而政府基本上都站在厂长、经理一边，因为政府官员从中也可以得到好处。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仍然正常运转，少数失业工人可以领取社会福利而勉强生存；但中国推行私有化的时候，原来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福利体系垮了，许多企业给工人很少一点钱，把他们赶走，就死活不问。当时中国政府广泛宣传，国企工人下岗是为改革作出必要的牺牲，但政府却不愿意为下岗职工建立统一的失业救济，而是把这项支出甩给私有化之后的红色老板，如果企业的新老板不想付，政府也不管。其实，如果国企私有化了，企业付不起社会福利开支，政府对原本为国家职工的下岗人员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当时采取了耍赖的态度。对比之下，俄国政府从未推行过强制下岗之类的政策，相反还用税收优惠鼓励企业保留职工岗位。比起中欧国家和俄国的私有化，中国的私有化是最不公正的，也最冷酷无情。显然，专制政体下的经济转型可以罔顾社会公正而不必担心选举压力，对权贵精英来讲，这样的模式自然是优越的；但普通民众的评价恐怕恰恰相反。西方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国家的威权体制有利于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因为政府的强权可以克服来自民间的阻力，中国往往被他们视为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中国的私有化过程说明，威权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往往会漠视社会公正，剥夺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而作出有利于统治精英的制度安排。
四、共产党资本主义：马克思的苦恼
自从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以来，中国模式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共以消灭资本主义（化私为公）起家，但无法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获得长远的成功，最后只能改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延续共产党政权的统治；而在化公为私的改革过程中，红色家族及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及其家属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大房产主、巨额金融资产所有者这样的资本家。他们积聚财富的过程充满了肮脏与犯罪，既需要红色政权保护其财产和生命安全，也需要通过政府垄断的行业继续聚敛更多的财富。因此，他们是中国现行体制的坚定支持者，而不是民主化的促进者。
中共的红色权贵们在短短的20到30年内如何从一无所有变成巨富家族群，这是共产党资本家们发财的秘诀，也是理解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和判断中共利益集团未来政治走向选择的指南。简单来说，这个秘诀和指南就是，不法侵吞国产，垄断重要行业，操控政策获利，维持专制统治。不法侵吞国产，是指中共的经济管理精英们利用国企私有化过程，或者直接侵吞中小国有企业的资产，或者无偿获取上市大国有企业的股份；垄断重要行业是指，保留国有大企业在金融、能源、电力、交通、电信等行业的垄断地位，让红色精英或红二代占据这些大企业的要津，这类规模往往进入世界企业500强的超级大企业既提供大量税收以支撑红色政权，也让高管们通过获取股份、项目回扣和高薪、高奖金而迅速成为富翁；操纵政策获利是指，红色精英及其亲属通过参与或影响政策制定，抢先插手到政策给以优惠的行业或项目中，从而轻而易举地摄取巨大的利益；而维持专制统治则是指，红色权贵们极端敌视民主化，希望能够“永保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也就是希望让共产党的专制永久地保护自己的特权和巨额不法财富。
当这个国家的大批企业和财富掌握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红色资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对红色资本家来说，唯一可以信赖的制度性保护，既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法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他们对全社会其他成员的永久型专政。他们很清楚，传统社会主义那套经济制度丝毫不值得留恋，现在他们不但拥有比民主国家的企业家更容易获得的财富，也拥有无需竞争的优越政治地位，还可以阻止民主化可能造成的政治、经济清算，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很明显，在共产党政权之下，这种红色资本主义不会自发地转型成为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中有一种看法以为，经济自由化之后，原来的红色精英会自然地拥抱民主和自由。中国的转型结果证明，这种想法不但幼稚，而且是错误的。但是，红色权贵们也很清楚，“中国模式”时刻面临来自社会底层的威胁，因此，他们一面把个人的巨额资产向西方国家转移，一面把亲属移民到西方国家，以便留下后路。他们的“用脚投票”实际上宣布了“中国模式”的前途十分渺茫。
1989年初，邀请笔者访德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安排几位访问学者参观位于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当时留言簿上有人用中文写下一句话：“老马啊，你可把咱害惨了。”现在看来，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马克思也被中国模式害惨了。若让马克思现在来评价共产党资本主义，他可能既恼怒又欣慰：恼怒的是，共产党居然要靠“嫁”给自己的敌人资本主义才能存活下去，这对他的理论和主义是最大的讽刺；而欣慰的是，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反马克思主义手段，总算还有个别机会主义的共产党政权依然活着，证明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但是，马克思仍然无法摆脱一个巨大的困惑：他的理论的基本框架奠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假设之上，强调先进的生产力必然改变落后的上层建筑；但是，中国模式却逼着马克思不得不彻底推翻他的核心概念，从而也推翻整个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上层建筑，其实是依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维系下去的；那么，这个上层建筑究竟属于已经消失了的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落后残余，因此将被历史淘汰，还是因其“先进”性，将必然孕育出又一次铲除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新共产主义革命？或者，为了从中国模式里吸取教训，马克思必须把他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说，改成“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不仅对马克思来说几乎是天问，而且对中共来说，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危机。现在马克思的肖像仍然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因为他能为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身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延续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解释。吊诡的是，中国模式本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中共生存下去的诀窍就在于，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招牌，建设和巩固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国模式既挑战了马克思主义，也挑战了民主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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