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就要开十九大了，根据以往的政治日程，目前这个时候应该正是中国的高层精英们忙著分赃的时候，不仅是政治精英，商业、文化和其他各类社会精英们在此时也都会摩拳擦掌，他们希望能够借助党代会权力再分配的时机更上层楼。将自己的代表或者自己本人推上关键位置，以便在未来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占尽先机。但是这一次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的各类精英们在政治分赃的战斗中好像个个都心不在焉，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似乎已经成为最高领导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为属下们“分果果”。
在不少人看来，打掉中国精英们在政治上争权夺利的冲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人们真的这样看问题就未免太幼稚。古今中外，权力更迭的背后都少不了精英们忙碌的身影，不参与权力的分配，能够算得上是精英吗？没有精英的参与，面对如此之大的经济和社会体量，最高统治者本人能够玩得转吗？当前中国精英们的沉默或者在权力游戏中表面上的冷静其实都只是表像，在这个表像背后，早已盘根错节的中国精英集团与他们极不习惯的“非传统”最高领导人之间可能正在进行着险恶的较量。
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与当前最高领导人的分裂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一些过去显赫的精英团体已经瓦解或者正在瓦解。其中包括以重庆为据点的太子系政治左翼、在江泽民时期开始形成的以草根出身的官员们组成的职业官僚集团、在集权体制中有天然优势、在胡锦涛时期快速成长的青年团帮；再加上以腐败的职业军人为核心的武装势力。习近平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打散这四大集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这四大集团属下的势力并没有烟消云散，他们背后的中国职业行政官员们既没有并没有因为四大政治集团的分崩离析而彻底瓦解，也没有心甘情愿地聚集在习近平的麾下。
政治官僚和职业行政官僚不分家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色，政治官僚是由职业行政官僚成长而成。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官僚能够较好地代表职业行政官员的利益，这二者在腐败的官场土壤上共生共长。习近平感受到高层政治精英集团对他的直接威胁，以反腐的名义快速打散了他们。但是，在那些职业行政官僚们看来，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官僚的到台，不仅意味著靠山的失去，而且也意味着行为规则的变化，这个变化直接威胁他们的利益。最高领导人低估了政治官僚与职业行政官僚之间的关联，也低估了职业行政官僚们反抗的能力。
中国官场流行的新气像是“三不”：“不吃饭、不收礼、不办事”。前“两不”是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要求的；而后“一不”则是官员们对最高领导人改变游戏规则进行的自发反抗。他们之所以有能力反抗，是因为这个制度仍然需要他们的支持来运转。被反腐运动拿掉的只是高层政治官员，而各种行政管理层面的职业官员是无法在短期内全部拿掉的。他们的反抗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应该说这种反抗与当前中国经济的下滑、社会不满的蔓延、各项改革的流于形式不无关系。
习近平的难题是：只要他坚持反腐，官员们的反抗就不会停止；假如他马上从反腐的承诺后撤，对他意味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因为被伤害的政治精英们并不站在他那一边，他也没有能力快速取代被打散的政治精英集团留下的政治真空。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失去民众的政治支持，他很可能遭到失败的精英集团的疯狂清算。民众的支持从来不是一种长久的政治力量，这种支持需要落实到新的精英集团的身上，否则民众的支持就没有政治上的著力点。习近平为了生存长期在现有体制内不露锋芒使得他既没有自己的政治队伍，有没有在短期内集聚新的精英集团的政治号召力。他将如何应对政治精英们的反抗，这应该是十九大前的一个政治看点。
以中国政府系统的管理官僚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对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反抗是一种消极反抗。他们的反抗不可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因为这种反抗是对大规模的反腐运动的一种反弹，是为了维护他们作为中国社会的特权群体的私利而进行的挣扎，而社会大众对中国的腐败现像、对中国的官僚群体早已恨之入骨。与此同时，这个群体的反抗也带有明显的党内帮派色彩，是体制内利益受损的官员针对习近平、王岐山通过选择性反腐，运用铁腕来改变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现有利益格局进行反抗，但是这些人目前群龙无首，胜算的可能性不大。
政治精英的消极反抗会降低中国管理系统的有效性，但不会在短期内形成对现有政权的直接威胁。经济精英的反抗却足以让在高速车道上行驶了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出轨甚至翻车。通常，经济精英指的是那些控制着企业的企业家和企业经理人。目前的中国有着大量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虽然也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他们的行为基本上与政府官员雷同，他们的反抗与我们前面谈到的政治精英们的行为模式大同小异。
中国真正的经济精英群体应该是外国投资企业和中国的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和经营者。他们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在收入上的最大受益群体，也是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市场和接受市场规则的最有力的推动者。这部分人在习近平掌权以后感到了与邓、江、胡执政时期不同的政治气候和经济环境，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政府对私营企业越来越歧视的政治立场和行业政策。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一直表态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但是在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上却一直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采取有区别的政策。
最为明显的是在金融、政府采购、行业准入、非正常经营成本以及日常经营管理的干预等方面上对民营企业的不公平政策。以金融为例，中国的银行系统基本上是国家垄断，在金融系统中份额极小的所谓民有银行背后实际上也都有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身影。这些金融机构的贷款直接间接地都会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影响，在贷款额度和利率等方面都存在向国有企业倾斜。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假如没有这样的倾斜，中国国有企业的盈利会在现有水平上底十七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根本就无法生存。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倾斜支撑了大量没有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国有“僵尸企业”，同时也导致了急需资金的民营企业由于得不到应该得到的贷款而陷入绝境。客观地讲，这种在政策上对民营企业由鼓励转向歧视状况从朱镕基主持经济的时候便已经开始，到胡锦涛时代中国也曾经产生过“国进民退”的抱怨。但是过去民营企业能够继续经营，一是因为经济发展总体向上的趋势使得他们在受歧视的环境下仍然有盈利空间；更重要的是，腐败的官僚体系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收买官员争取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习近平上台以来，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大踏步向毛泽东的激进国有控制的社会主义回归，这就使得金融和其他方面对国有企业的偏爱和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更加系统化。另一方面，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也使得民营企业通过收买政府官员来换取生存和发展空间的策略无法继续奏效。这正是在本届政府上台以来，多次出现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大量民营企业倒闭的一个重要背景。除了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在中国经济体量增大的背景下，过去北京对外国投资者的一些优惠也逐渐变成了政策性的刁难。
经济精英对现有政策强烈不满，但是在中国现有威权体制下他们无法变成一种集团性的反抗行动。他们的对策是“用脚投票”。官方公布的统计表明，中国的私营企业的投资出现剧烈下滑；大量的企业家和私营企业的经理人向海外转移资产，这种转移或是采用虚假贸易的方式，或者是通过地下钱庄的方式，经济体量更大一些的则是采用向海外投资的名义。在这种潮流的推动下，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资本项目下的逆差，这都表明中国的经济精英们正在通过快速“抽血”的方式为中国经济实行“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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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惹不起”，但要想方设法“走得起”
